问题有共识，改革无进展

香港商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我们感受到深圳被包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里。一种是为深圳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另一种则是对深圳丧失改革热情而感到失望。您对此怎么看？

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深圳实现了两个最快：一个是最快的城市化速度，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变成为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另一个是最快的工业化速度，深圳人均GDP已达1.36万美元。深圳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这30年，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场伟大的转折中深圳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是价值理念的创新，从而带来了一系列走在全国前面的制度创新，例如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等。开拓创新，是深圳作为“特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不过，今天深圳的改革创新精神正在弱化。对此提出批评与其说是对深圳现状的不满，不如说对深圳未来的期待。

香港商报：对深圳的批评比较多地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迟疑与迟钝，希望深圳有开创性的突破。

徐：由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而腐败泛滥，民生问题被忽视引起民众不满，因此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开放党禁、民主选举；开放报禁、言论自由。我觉得，这是把中国问题简单化了。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达成共识。以政治改革作为切入点，既没有认知上的共识，更没有可操作的方案，看不到前景。对今天中国存在的问题，大体是有共识的，贫富拉大、腐败泛滥、生态破坏、道德下降，关健是找到改革的切入点。

香港商报：改革几乎是深圳市政府年年必谈的话题。细究起来，深圳每年也都有新的改革举措出台；与此同时，民间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也很强烈。为什么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诉求未能形成合力？有民间人士甚至批评深圳的改革精神已死。

徐：深圳向中央争取了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也出台了改革方案与改革举措。但批评的声音从未间断，问题是政府关心的层面和老百姓关心的层面是不一样的。

香港商报：您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怎么产生的？

徐：改革30年，“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成为核心价值理念。当时，中国国困民穷，发展第一，成为上下共识，这带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政府是发展成果的最大得益者，而民众没有分享发展的应有成果，这就产生了分歧。政府异常热衷于发展，而民众关心的是民生。当年的改革共识已丧失。

香港商报：民生问题的解决，也要靠发展。难道发展第一有错吗？

徐：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可是越发展问题越严重。这是因为发展第一，没有解决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第一，带来三大关系的恶化。其一，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突出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其二，人与人关系恶化，突出表现在贫富拉大、犯罪严重。其三，人与自我关系恶化，突出表现在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过去10年间深圳的精神障碍率超过百倍……

不能继续走速度深圳的老路

香港商报：面对这种状况，深圳能有什么作为？

徐：首先要有认知上的觉悟。中国需要一次新的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不能再以GDP为目标。汪洋同志说的很明确，发展经济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深圳提出2015年实现人均GDP 翻两番，这依然走的是“速度深圳”的老路。深圳应该有新的选择。

香港商报：考核政府政绩的是GDP，能有其他目标替代吗？

徐：当今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最缺的不是GDP，而是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群体冲突、校园血案、连环跳楼、灭门惨案之类的极端事件频繁发生，这就是警示。

香港商报：那么，您认为深圳的新选择是什么？

徐：中国需要新的理念革命，就是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变为“幸福最大化”，从而推动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深圳过去的成功，是顺应了当时我国转折的要求，这就是从政治为本位转向物质为本位。今天的中国面临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需要提出新的价值口号，引领深圳从主要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转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幸福深圳：新改革的切入点

香港商报：您刚才说启动一轮新的改革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在社会各层面达成共识的切入点。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能把“幸福最大化”作为目标吗？

徐：作为改革的新共识，一定要与共产党和社会主的理念一致。东方红的歌词：“呼而嗨哟，他为人民谋幸福”。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幸福最大化”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本义。这也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谁不希望幸福？

当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制高点，谁也不能反对。这就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今天要启动新一轮改革，也必须找到神圣、正义，无可反对的理由，这就是一心一意为民众谋幸福。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这就是幸福的魅力。每一个人的秉赋、兴趣、条件不同，可以追求适合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所谓各有各的活法。而当今社会，把金钱、财富作为唯一价值目标，逼着每一个人去追求，这就出了大问题，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就必然带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最后人并不幸福。

香港商报：人要幸福，必须建立在必要的物质基础上。经济增长和民众幸福并不矛盾，为什么要用一个理念取代另一个理念呢？

徐：以发展为第一、GDP为目标，既不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也忽视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就带不来民众的幸福。而以幸福为目标，来带动发展，这就决定了如何发展，即增长方式要有利于民众幸福；解决了为谁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要有利于民众幸福。以发展带动幸福，民众并不幸福，这就是非科学发展，不好的发展，而以幸福带动发展，就为发展明确了方向和目标，民众就幸福，这就是科学发展，好的发展。

香港商报：现在社会各界对深圳的批评或期待，主要都还是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这是深圳或中国都绕不过去的问题。用幸福最大化来启动改革，能替代政治改革吗？

徐：以民众幸福为目标，就会改变政府行为。首先，改变了评价目标，以民众幸福代替GDP，这就需要编制幸福指数，民众关心的收入、就业、环境、住房、医疗、教育以及情感和精神层面等内容自然就会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第二是，评价主体会改变。过去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而幸福感的评价主体是百姓。

江苏省江阴市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提出“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都有好收入，人都有好环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并以此提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推进民主化进程，使政府决策反映民意，并接受民众监督。民主有直接民主与简接民主，执政的理念与决策直接来自民意，并由民众来评价，这也是民主建设。也可根据民众意愿逐步推进选举民主。

香港商报：这完全取决于政府意愿，不愿意的怎么办？

徐：目前是启动改革阶段，当然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当年，推动股份制，搞上市，也是有的愿意，有的不愿意。当试点成功，逐步推广，那就不一样了。你不愿意，就下台。

从提高民众幸福感入手推进改革，积极而稳妥，直奔主题，抓住了纲，纲举目张，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成为制定政策、改革制度的出发点。

深圳以它的实力，是最有条件提出建设“幸福深圳”，但是现在江阴走在了前面，汕头也提出了“幸福汕头”的口号。应该说，深圳已经落后了。

香港商报：深圳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勋城市”，您怎么看待深圳的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弱化？

徐：当年深圳的改革创新，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就活不下去。要开发没有钱，不得不冒违宪的风险，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而今天的深圳，财大气粗，每年800多亿元的财政收入，不改革，日子很好过，没有了改革的动力与压力。改革的背景也不同，当时由中央明确授权，邓小平为改革保驾护航。现在，整个中国对于改革缺乏共识，身居要位的深圳不敢冒然行动，使命感与责任感淡化，没有了改革的勇气。

深港合作能否走向深水区？

香港商报：过去30年，深圳经济的腾飞离不开香港因素；深圳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很多借鉴于香港。这几年，深圳官方提出的河套、前海等一系列建设方案也都表现出一种希望同香港走得更近、合作更深入的意愿。您怎么看待新时期的深港合作？

徐：深圳与香港保持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符合这两个城市共同的利益诉求。同时，香港在执政理念、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深圳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例如香港的廉政制度、公屋制度、法制化建设等都值得深圳学习。但照搬香港模式并不能地解决深圳和内地面临的问题，不能代替深圳自身的创新。核心理念的改变，只能靠深圳、靠中国内地自己探寻。

香港商报：前海是近两年深圳大热的话题，深圳市政府对浅海区域与香港合作进行体制创新有着很高的期待，您怎么看待前海的前景？

徐：我对前海的建设没有研究。前海发展得好、建设得很漂亮，无非为深圳名片增加了新的亮点，与增加深圳市民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关系不大。政府应该主动寻找更多能与市民产生共鸣的改革切入点。

人物简介：

徐景安,1941年生于上海。1960年就读复旦大学新闻系,1964年毕业，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 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未来与你的选择选择》、《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现为深圳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 杜洁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