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及「莫干山会议」也许并不广为人所知，但是，打破计划价格坚冰的决策正是发端于此次会议。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是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2011年11月26日，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华生研究组（华生、何家成、蒋跃等）、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献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不过，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报告的起草人徐景安先生却未列其中。本报就此独家专访了徐景安先生，通过其描述来还原「价格双轨制由来」的历史真相。香港商报记者顾安安
徐景安由王岐山专门点将
香港商报：您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报告起草人，却未获得此次针对「价格双轨制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者的奖项，您有什么想法？
徐景安：这个获奖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上网查了一下，华生在获奖致词中说：「那次会议实际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应该说是王岐山，包括做出贡献的整个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印象特别深的是专门点将，总报告由他来执笔，我们当时是学生，他是国家体改委处长。」据介绍，这个奖是经过民主程序评选出来的，但不知为什么将「价格双轨制」讨论的主要参与者都一个不落地列上，而唯独把作为「主要组织者」和「总报告执笔者」的我遗漏了？
香港商报：华生说，「您是被『专门点将』来起草总报告的？」
徐景安：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司处长。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我就参与了。后来，张钢负责会务，我负责学术。会议讨论分为7个专题，价格问题是我定的，会议期间，我一直在这个组，最后作为会议成果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都是由我执笔起草的。事实上，价格组从题目确定、讨论主持到报告起草都是我负责的。
香港商报：您当时为什么这么关注价格问题？
徐景安：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有利就干，无利不干，这是很自然的。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玻璃，按面积计算价格，那就大量生产薄玻璃；按重量计算价格，就大量生产厚玻璃。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我工作就在中南海，非常了解当时改革的焦点就是价格问题。
香港商报：价格改革难度很大，十分复杂，众说纷纭。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就吵了七天七夜。您写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也就3300多字，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了，并且得到认同，成为国家价格改革的方针。十分佩服您的功力，您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
徐景安：华生说的对，「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张维迎的功劳在于把「放」的思路引入了价格改革之中。在莫干山会议此前的价格改革的方案中，只是「调」，无非大调、中调与小调。维迎「放」的主张，即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今天看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田源是「调」派，虽然也主张「与市场调节要求相适应，继续有选择地、适当提高或放开一部分计划外产品价格」，但主要还是「调」。华生他们提出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主张「利用工业品自销比例扩大、价格松动这一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进一步扩大工业品进入市场的比重」，「到几种主要物资市价统一、平稳、下跌，就可以开始分步调价」。
应该说，他们各有侧重，但都没有形成可操作的思路，这可以理解，他们还都是研究生。而我十分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与价格改革的难点，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和方案是我的强项。我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除重点建设项目、重点生产企业外，由计划分配改为市场供应。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采取这种做法，就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革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
9月20日张劲夫就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香港商报：我注意到，您的报告提的是「调放结合，先放后调」，怎么后来说成是「价格双轨制」呢？
徐景安：在莫干山会上是调放之争，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所以我在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就没有提「双轨制」。但放调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后来人们就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
「价格双轨制由来」的争议
香港商报：张维迎在其《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写道，「1984年4月，我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在莫干山会议上，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原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您对他这种说法如何评价？
徐景安：曾有人对此写过「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盗名双轨制」的网文，说：「张教授参加了价格问题的通宵辩论会，只不过他的主张是一步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根本不是双轨制。提出双轨制并与他展开辩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华生、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在会上，张教授一步放开价格的激进主张并不被大家接受，双轨制思路则得到广泛共鸣。因此，大会派出代表下山去向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劲夫汇报时，自然也没有张教授。」这就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由来问题上发生的争议。2007年9月24日，维迎给我来函说：「现在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更有人贼喊捉贼，你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好像你自己记的也不清楚，我现在把手头保留的《专家建议（三）》扫描给你，白纸黑字，我不知道谁还能找比我这篇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论述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人的记忆有限，但白纸黑字的东西我们总该承认吧？否则有什么公道可言？」
香港商报：这件事在经济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您作为主要当事人是应该说清楚，还历史本来面目。
徐景安：维迎把1984年4月21日写的文章扫描传给我了。这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写的，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的《专家建议三》。第一、文中提出「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他应该是最早提出价格双轨制的。第二、文中对怎么实行双轨制，提了几条如：「核定原牌价定量供应范围」，「开放所有产品的议价市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这说明维迎的主张不是「一步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第三、文章指出：「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价格的问题在于僵化的价格制度切断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使得价格不成其为价格。」这些见解击中了旧价格制度的要害，为价格改革引入了新的理念。所以，维迎在我国价格改革上功不可没。
香港商报：那么，张维迎怎么成为莫干山会议上「放」派代表，华生他们成为「双轨制」代表？
徐景安：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
香港商报：这确实是一次完美结合。
徐景安：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我当时回信给维迎：「我觉得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有缺陷的。不提华生，是不对的。对我的评价，我一直没有计较。但对你来说，在书中这样描述，难道没有可改进的地方？你现在说：『我从来不否认你的贡献。事实上，没有您的贡献，这个思路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可书中却不是这样写的啊？我的作用不仅仅使双轨制『容易听进去』，而是具有了可操作性。」但维迎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相反大动肝火。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
香港商报：为什么事，他这么失态？
徐景安：这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价格双轨制」成为国策，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使他的研究实现了应有的价值，也因这篇文章他调入体改所，我当时是副所长。他在来函中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是三生有幸」，我不需要他感恩，但应该有起码的尊重。他之所以动怒，是我说了这句话：「维迎，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
香港商报：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徐景安：我写的主报告就如何「放」，提出「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而维迎在2006年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书中提出「先从长线产品（牌价接近市价甚至高于市价的产品）放起」。当时我看了觉得有些疑惑，究竟是我的主报告参考了他的提法，还是他按我的主报告作了修改？当我收到他发来1984年4月21日写的文章扫描件，才发现2006年书中发表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尽管题目与原先一样，但内容作了大量修改，特别是加了第五节「价格改革与放活市场」，是一个完整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方案。而1984年4月21日的文章写的是「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2006年的文章与此相反，改成从「牌价接近市价」放起了，显然是按我写的主报告作了重大修改，其目的是证明，他不仅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理论的发明者，还是双轨制价格改革操作方案的设计者。维迎在理性问题的研究上造诣颇深，但以「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目标的理性人，往往会失去理性。
改革理论创新非经济理论创新
香港商报：华生和张维迎都承认您对「双轨制价格」理论的重要贡献，为何却把您排除在获奖名单之外？
徐景安：这您可以去问评奖的主办单位。但我猜测有一个原因，我不算是经济理论圈的人。1989年薛暮桥在我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的序中指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过去偏重于理论研究，忽视应用研究，特别是忽视对策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经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规律、特征、体系、概念的研究和推理上，还要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针、政策、步骤和方法。有些看不起对策研究，认为缺乏理论性，没有学术性。其实，研究对策，不仅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还要了解经济生活的实际运行。在我们国家，对策研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需要加强，需要提倡。」「关心实际，了解实际，从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出发，深入研究，提出见解，不唯书，不唯上，这是经济研究工作者应有的风格。我认为，这也是徐景安在经济研究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价格双轨制」与其说是「经济理论创新」，不如称「改革理论创新」。「价格双轨制」，既不符计划价格理论，更不是市场价格理论，这算什么「经济理论」呢？一种物资两种价格，为倒卖倒买大开方便之门，产生了改革进程第一次大腐败，所以曾被经济理论界批得狗屎不如。理论的特性是追求彻底，改革则需要妥协，当时需要从计划、物资、价格连环的计划体制中打开缺口，而又不引起经济生活大的震荡。价格双轨制，稳定存量，改变增量，又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缩小存量，扩大增量，这不仅化解了价格改革的系统风险，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
香港商报：我十分赞同您的观点，「价格双轨制」很难说成是经济理论创新，实际上是改革技巧、改革方法、改革艺术的一个创造。
徐景安：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结合中国实际阐述市场经济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失去方向。但这不能算是理论创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已很完备，只是如何应用的问题，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维迎讲的「放」，对当时中国价格改革很重要，起了启蒙作用，但不是理论创新。关键在于怎么「放」，一次性放开的休克疗法不适用于中国，莫干山会议的贡献就在于集中大家的智慧，找到了「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以放为主」以及从供求平衡的行业放起的改革思路与操作方案，这很快就成为国务院的决策而推行。我国的改革实际上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成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
香港商报：您认为双轨制对当下中国也有应用价值吗？
徐景安：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人们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实行宪政啦、民主啦，停留在目标的描述上。问题是怎么过渡，也就是解决此岸向彼岸的桥，需要研究改革的方法。改革从本质的意义上，就是保留和承认旧运行规则范围的同时，开辟新的运行规则范围，逐步缩小旧的，扩大新的，完成过渡。所以，改革就是走双轨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