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望过去成就巨大，视现在问题多多，看将来前途未卜。中国的命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为世人所瞩目，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更是众说纷纭，但大都是表达愿望、阐述主张、描绘目标，缺乏改革路线的研究。这是改革与学术的重大区别。学术可以以偏好的某种观点、主张、目标构筑一个体系，而改革则要从现实的此岸出发建造通向彼岸的一座桥梁。中国改革不仅需要目标定位，更需要工程设计；不仅需要决心魄力，更需要艺术方法。
改革路线研究四原则
研究改革路线，一是要确定方问与目标，往哪去？二是要制定步骤、方法，怎么去？改革是由社会领导集团主导、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共同推动的结果。所以，需要综合考虑领导的决策力、精英的认同度与民众的利益点。
一是最大共识原则。改革需要具有正义、神圣的旗帜，以凝聚人心、集聚力量、指导方向，同时又要具有不可辩驳性。如果改革提出的目标、口号，立马引起纷争，那就不可行。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争议最大的问题。以西方民主社会为参照的自由主义，以中国传统社会为参照的儒学文化，以斯大林模式为参照的社会主义，这三种主张水火不容。批自由主义是照搬西方，批儒学文化是封建愚昧，批社会主义是专制独裁。执政当局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需要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也应有可以度量的指标，否则对改革方向和路径就失去了指导作用。目前，民间的改革主张，不为当局接受；当局提出的口号，又不为民众所认同。为此，我们必须在当局与民众之间以及各个派别之间找到公约数，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二是有序可控原则。中国现实的问题很多，存在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各个领域，互相关联，盘根错节。究竟从何入手，解开一个个结，保证改革有序进行，这是需要花功夫研究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得不到约束，必须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在很大一部人群中达成了共识。但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尤其是怎么过渡，保证局面可控，是个大问题。世界经验表明，极权制向民主制过渡固然有成功案例，但不少带来政局动荡与社会混乱。中国政治改革迟迟不启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民众普惠原则。改革有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广大民众带来看得见的直接利益，这尤其是启动改革时需要考虑的。目前，贫富扩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民众怨气很大，集中表现在官民矛盾上。在民众利益得不到应有改善的情况下启动政治改革，就可能带来社会的激烈振荡。改革应该从民众最不满而又最容易改的地方改起。
四是标本兼治原则。改革无疑要治本，但什么是本，一般认为是制度改革，而往往忽视了决定制度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比如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根本，有的把坚持公有制作为原则，有的把实行私有制作为方向，而判别所有制好坏的标准，是剩余价值如何分配。形式上是公有制，而剩余价值被少数人攫取是最坏的所有制。所以，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又比如宪政被认为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但宪政只是实现和保障最高价值的手段。那么今天的中国可以共同接受的最高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宪法的依据是什么，宪政的基础又何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决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元问题上取得共识，才能推进制度改革。治本要与治标相结合，标是本的表现与反映，从标入手，逐步解决本的问题，这在制定改革的步骤、方法中应该考虑的。尤其是改革的启动不应立即攻坚，这会欲速而不达。
以幸福中国为旗帜与目标
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让所有成员幸福是社会的终极目标。人类追逐财富、权力，向往自由、平等，要求公平、正义，遵守道德、法律，虔诚理想、信仰，说到底都是为了幸福。幸福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幸福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因此，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幸福。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儒学文化强调仁爱他人、社会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实际是构建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幸福是幸福大厦的基础，传统文化追求他人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提升，社会主义追求大家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普及。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建立的幸福大厦，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都是不可缺的元素，物质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则是幸福的三个来源。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大国，按人均GDP永远赶不上欧美，因此，中国人的幸福不可能学习美国人的高消费，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实行高福利，在物质分配上应该在保障全民基本福利基础上适度拉开差距，在鼓励物质幸福的同时，引导追求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设全面小康。所谓小康就是物质富裕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所谓全面就是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建设，因此，全面小康应具有六大基本特征，即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这也是创建幸福中国所必须的。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比较，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不如以外，其余项等同于或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全人类都能实现，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小康，创建幸福中国，这三个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幸福中国呢？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度、开放性，所有有助于幸福的元素都可以吸收；符合最大共识原则，既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具有普世价值，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
幸福中国的主体非常明确，就是中国的全体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老百姓说了算。民众幸福也就成为改革的总目标、总纲领，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确定了改革的步骤，从民众幸福关联度最高的地方改起。当前，民生是影响民众幸福最主要的问题，并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焦点。民生不改善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又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
为什么民生问题早就提出而收效甚微呢？关键还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问题，以发展为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头等大事是保增长。政府为发展舍得花钱，民生总是摆在最后，结果问题越积越多。如果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是民众幸福，保障与改善民生就会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民生向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一是摆正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发展不是目的，是手段，保障与改善民生才是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能离开民生，甚至损害民生去追求发展。二是制定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远规划，目标化、制度化、系统化来解决民生，改变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的做法。三是增加民生投入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5万亿上交50%、政府土地出让金3万亿拿出30%、政府三公消费1万亿减少20%，加在一起就是4.2万亿，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四是调整民生支出不合理结构，减少以至消除特殊群体对民生资源的侵占，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说，按中国的财力，建立普惠全民的福利保障制度，已具备条件了。
民生改善，有助于消除民众积怨，缓解官民矛盾，为改革有序进行创造条件。
抓紧财政体制改革
民生问题的根子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我国财政收入从1995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20%以上，大大超过经济增长。这是全国人民的钱袋子！一起码要做到公开透明，钱花到哪里，谁花了。可是至今遮遮掩掩，让大家看不清、看不懂。二钱怎么花，预算总得批准吧。可我们是先斩后奏，每年各级人大开会审议预算时，钱已经花了。三钱花了，该审计吧，审计权也不在人大。我国财政收入已达到12万亿，还不算预算外收入，这么大一笔钱，无人监督，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自然出问题，政府自利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了钱先给自己长工资、买车子、盖大楼，再加公款接待、公款出国，还有免费医疗，退休了有超过其他群体的养老、医保。领导干部更有各种特权享受终生保障。公务员人数越多，财政开支就越大。而编制权又在政府，加不了行政编制，搞事业编制，或者聘用合同工，总之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多。铁岭市与新乡市的市级领导人数分别是纽约和东京的7.2倍和6.1倍。一个贫困县县长热线的接线员竟设了8个事业编制。所以中国有9个大盖帽管1个破草帽之称。
为什么要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政府开支是公共服务的成本，当然要尽可能降少成本，包括控制公务员人数、控制行政开支，以尽可能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可是，要多少公务员、要多少开支，政府自己说了算，还不让看帐本，或者不让看懂，说是要保密。中国的民生问题，说到底是政府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名，侵占了公共服务资源。
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是看紧钱袋子。民主国家议会开会最重要的议题是审议、批准政府预算。美国某镇议会开7天，其中5天是审议预算，包括警察局买车与增加编制。我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维护、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恰恰是最关系公共利益的财政，不透明、不监督，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怎么是社会主义？ 财政体制改革必须先行。这需要强化人大的职能，人大开会应提前审议年度预算，预算调整也必须经人大批准，编制、审计应隶属人大。这就进入政治改革的范畴了。
政治改革从易做起求突破
政治改革怎么搞，争议、变数最大。我的观点是不求彻底，求渐进；不求过瘾，求可控；从易入手，求突破。
一是立即实行网络民主。网络已经基本做到言论自由了，但是管理不规范，随意封闭网站、屏蔽言论时有发生，应制订网络管理法，对于色情暴力、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制造谣言、人身攻击、传播病毒等言论、行为予以制止，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除法律禁止之外，有言论自由，不得干涉。妨碍、侵犯言论自由的，按违法处置。县级以上政府都要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政令出台前应征求民意。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国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中国网民人数已达5.38亿，中国的政治民主可以从网络民主起步。
二是党政领导人从基层到中央逐步实行差额选举，一搞差额就不一样了，候选人得发表施政纲领，光念稿子、说空话就不行了。选上了，下一屆开会就得述职是否兑现，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就下台。落选的就任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督党政一把手，发现违法乱纪查处后，他们可以经选举后替补。这就改变了党政一把手无人监督的局面。
政治改革叫了那么多年，一直不起步，从容易的做起，这是可行的思路。
法治与宪政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难点
对于中国来说，法治更为重要。法治的口号早就提出，我们也出台了不少法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讲法治，腐败越烈。什么是法治？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权力，可我们的法治大都是治老百姓的，这样办事越来越难。怎么办呢？找当官的通融一下，什么都好办，权力腐败也就越来越严重。实行法治，一是立法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充分征求民意，由人大审议通过。二是司法、监察独立，前面讲的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督党政一把手，就是这个意思。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对一把手负责的体制必须改变。
中国实行宪政的路更长。改革派高举宪政大旗，要求落实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保守派则依据宪法批判国务院先后两次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条例，是“对国家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叛卖”。宪法规定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2010年在全国经营性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27%与73% ，由此认为改革已背离社会主义。
这就必须修宪，问题是我们依据什么原则与理念来修宪？西方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保障个人权利，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至今没有明确的表述。传统社会主义强调：一是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二是整体利益不是所有人的利益，是阶级利益至上；三是阶级利益由共产党代表，党的利益至上；四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政治统治；五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放弃了计划经济，在所有制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多种经济成份，不过这是初级阶段的政策，社会主义基本经制度是公有制。宪法也作过若干修正，加进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些条文，但总体上是沿袭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模式。于是这部宪法就被各取所需，用来作为坚持自己主张，反对对方的武器。其实深究起来，无论执政 当局，还是各派都有违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实行选政？中国改革一直是违宪、护宪、修宪的过程。因此，宪政是中国改革的结果，而不是起点。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经过2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苏联70年与我国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有明确的回答。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成员幸福的社会。作为价值目标必须是所有成员幸福，不是一部分人，也不是大多数人幸福，不能把一部分人，或者是少数人，排除在幸福之外。这就是说，应该保障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因为少数人而非法剝夺；作为实际运行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让所有成员幸福，幸福还取决个体因素。以所有成员幸福作为最高价值，共产党的宗旨与政府的责任就是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不能侵犯和限制民众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为修改宪法，实行宪政打下了基础。
幸福中国指数
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度量，更不能成为目标。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尽管人们的需求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但通过对产生幸福感的需求进行归纳和研究，可以找到共同的层面，这就是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来自情感层面的快乐感、来自精神层面的价值感。由于个体的认知差异与价值选择，对相同的生存状态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但这并不能否定为满足人的幸福需求而努力的必要与可能。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探索幸福感的测量，取得了积极成果。尽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幸福感测量工具，但已取得共识和实际应用，对幸福需求是可以量化、测量与统计的，这就是幸福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可简称为幸福度。对幸福需求满足而产生的感受与体验，采用量表的方式测量，这就是主观幸福感测评，可简称为幸福感。幸福度与幸福感加权就是幸福指数，成为评价幸福的测量工具。
制定《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将全面小康具有的六大基本特征，即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分解为统计指标进行测评。制定《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中国未来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由调查对象打分。
《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统计的幸福度与《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反映的幸福感加权，就是中国的幸福指数，并以此考核各级政府。
幸福中国是社会体系再造
建设幸福中国，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是中国的全系统、全社会的改造工程。
建设幸福中国，改变了评价目标，也改变了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导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社会行为。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育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我们要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
幸福中国是价值理念重塑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对政府来说，执政理念要从以发展为目标转向以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成果的分配要以民众幸福为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民众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也就实现了以人为本。因此，建设幸福中国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化、目标化、制度化，体现了为民谋幸福的立党宗旨和让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真谛。
对民众来说，人生目标要从挣钱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这不是不要民众挣钱，而是让民众懂得怎么挣钱和钱怎么花才幸福。幸福不仅来自物质层面，还来自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以追求幸福为人生目标，倡导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道德观，以改善社风、民风。
建设幸福中国作为目标，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创建幸福、分享幸福、感悟幸福、学习牵福、体验幸福。这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立国。
幸福是智慧、知识、能力和方法，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教育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启蒙、普及、传播幸福知识，并且通过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和幸福家庭、幸福员工、幸福人生的评比，进行幸福演讲比赛、举办幸福论坛等形式，将幸福的理念和方法，入眼、入口、入耳、入心、入脑，升华心灵、内化行为。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建设。
总起来说，幸福中国作为改革旗帜与目标，不仅明确了改革的方向，而且确定了改革的步骤；不仅推动制度建设，而且重塑价值理念；
不仅规范政府行为，而且改善民众行为；不仅是经济、政治、社会建设，而且是文化、道德、精神建设；不仅具有终极意义，而且提供了价值论和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