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这篇文字之前，读者可以先玩个文字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是为了给小文举一个例子，读者完全可以跳过【问题】和【答案】两个部分。不过，如果要说这篇文字有什么可取之处，也许，就是这两个部分，至少，比起小文，它们更像是一种知识。
【问题】
你能说出下面这些汉字的读音和字义吗？
駓、駯、騂、駺、騏、騅、騜、騚、騢、騥、騵、驃、驔、驒、騱、驓、驖、驠。
提出问题之后，我就进入这篇文字的要说的内容啦。还是请读者稍稍配合一下，即，做这样一种思考：想象我们面前有两只一大一小的苹果，大的那只苹果是红色的，小的那只苹果是绿色的。
大家都想好了吧？好的，现在让我用两种语言系统来命名这两只苹果。
我先用系统A对它们进行描述。
在系统A中，我只给出如下因素：苹果、大、小、红色、绿色。那么，我在系统A中就拥有了这样两种对于事物的命名，用词语表达即：红色大苹果、绿色小苹果。
我再用系统B对其进行描述。
在系统B中，我只用两个词来命名两只苹果：甲、乙。甲，就代表了红色大苹果；乙，就代表了绿色小苹果。
这两种系统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使用系统A,就可以对所有“苹果”这一集合内的事物进行命名，而要表达精确，可以配合其他一些集合，比如：“尺寸”（大、中、小……）、“颜色”（红、黄、绿……）等等。系统A，是按照一种归类法，或者说逻辑的方式，为事物命名，或者说发明词语。这个系统下按照名词、量词、形容词等等词性，建立了一个有限的集合，而具体到一个词的命名，则是用这些集合中的范畴，比如例子中的，“苹果”属于名词范畴，“大小”和“红绿”属于形容词范畴，来构成一个词，就是题目中的语词。那么，这样的构词法背后，是一套有着思辨，或者说哲学载体的思维方式。
如果使用系统B呢？
于是就发现，系统B对于事物的命名，仅仅局限于所看到的事物，比如说，甲只能表达红色大苹果，乙只能表达绿色小苹果，如果我有第三只苹果，并假设是一只中等个头的黄色苹果，那么，我就只能用乙来命名它。如果将尺寸、颜色这样的范畴变化，与苹果结合起来，我就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语词家族，用来描述“苹果”这一范畴下的事物。这样来看，系统B，将事物与惟一的一个语词对应起来，这是一种直观的方式，而没有看到事物于范畴，或者说逻辑上的共性和殊性。
而在我看来，西方的语词发明，采用了系统A,而汉语的语词发明，采用了系统B。
是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啦。
【答案】
駓（音披，黄白杂毛的马）、駯（音朱，马口黑）、騂（音新，赤色的马）、駺（音狼，白尾的马）、騏（音其，有青黑纹的马）、騅（音追，毛色苍白相杂的马）、騜（音黄，黄白色相间的马）、騚（音前，四蹄全白的马）、騢（音侠，赤白色相间的杂毛马）、騥（音柔，多鬃的青黑色马）、騵（音原，赤毛白腹的马）、驃（音标，黄色有白斑的或黄身白鬃尾的马）、驔（音店，黄色脊毛的黑马）、驒（音陀，毛色呈鳞状斑纹的青马）、騱（音西，前足全白的马）、驓（音层，膝下白色的马）、驖（音铁，赤黑色的马）、驠（音燕，白臀的马）。
【恕我多啰嗦两句，光是在字典中寻找这些字，弄清发音和字义，并且在字库中找到它们——还有一部分根本没找着，否则这个集合更庞大！就用了一个上午，我本来想举几个字就行了，不过，既然已经这么做了，干脆就尽量都罗列于此，恐怕，我未来也不会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些埋没在汉语历史中的名词。】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发明这些字（相对西语而言，也可称为语词）的时候，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去命名的？上午提出了系统B，即直观地命名方式。这里的例子显示，就以“马”这个集合来看，我们的祖先为每一种颜色不同的马，都发明了惟一对应的词来命名。于是，我就不禁想问问我们亲爱的仓颉祖先：请问您造汉字的时候，是不是有大把的闲工夫儿？【我没有对汉字老祖不敬的意思啊！】您不能用“颜色”和“马”的结合方式来造词吗？比如说：红马、白马、黑马……您为什么要对每一种颜色的马分别命名呢？您不嫌麻烦吗？当然，我理解您的苦心孤诣，您是想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省事，让我们按词所骥。但是，按照您的造字（构词）思维，光是“马”，我们就得用一本字典，至少也是手册，才能把“马”命名完毕。请问，您的好心，究竟让我们更省事还是更费事呢？
语词与思维
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了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恕我忘了小说的名字），而博尔赫斯在这篇小说中虚构了一本中国的字典，字典中对于一个词条的解释，呈现出一种决然无法用逻辑分类法审视的状态。【虽然，限于我的认知，无法从两部作品中收获什么，但是，博尔赫斯这篇小说却提示了一种思考的向度。】在罗列了两种命名系统，或者说构词系统，并且，稍稍指出两种系统的差别后，我下面想说说，这两个系统在使用时的不同。
一、先说系统A。
系统A的构词思维，使得当人们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必须重复发明这些“词素”（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指代系统A中的那些范畴，比如“苹果”、“大小”、“红绿”）的发明者的思维。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发明了“苹果”、“大小”、“红绿”……这些词素；而使用这些词素的人——假设这个人正看着一只红色大苹果，虽然，他自己没有发明这些词素，但是，当他使用这些词素来命名眼前事物的时候，他所思考的方式，和发明词素的人，以及未来所有使用这些词素的人们（具体到为一只红色大苹果命名，广而扩之到一切命名），是一样的。
从中，我是否可以对系统A的使用寻觅一些特征？
首先，系统A的使用，是一个必然与思维有关的构词系统。换句话说，使用者必须用自己的思考才能完成命名。
【请恕我老婆禅（实际上，可能是我自己还没明白），再展开解释一下，已经了然的读者请跳过。
系统A，不像系统B，提供了一个“符号”式的语词，就像用甲（我这里只是举例，实际上，可以替换为任何一种代号：X、子、一……总之，这个“符号”是什么不重要，在这里我想提前说一句，我估计之后还有啰嗦，就是，这篇文字的重点不是思考汉字是如何造字的，那是另一个思维系统；这篇文字关注的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来为事物命名）来指代“红色大苹果”，系统A没有提供这样的语词。系统A在构思思维上是一个范畴集合，表现为一个词素集合，使用者只拥有这些词素，而当使用者进行命名的时候，就必须使用这些词素，而这种命名过程，就在使用者和命名对象中建立了一种联系，一种思辨的联系。或者说，必须使用思辨这一工具，才能进行命名。使用词素的人，不可能脱离这种思辨的工具而对外部世界进行命名，更无论思考。】
其次，系统A是一个开放且平等的思维系统。先说开放，那些发明词素的人，并不是垄断了这种命名，或者形象地说，词素的发明更像是公益行为（请对照系统B的构词思维，我后面还会详解），词素并非某人的禁脔，而是向所有人——具体地说，是那些识字的人——开放（而在系统B中，即使是识字的人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发明者的“构词权”）。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词素，就可以进行命名。至于平等，我想说的是，所有使用系统A的人，在思想上是平等的。
【还是“红色大苹果”的例子，对于不同的人，在为这只苹果命名的时候，都会使用同样的方式思考，他们会先观察这一事物是“什么”？他们会判断这是苹果；接下来，他们会观察苹果的大小、颜色等等，并最后得出“红色大苹果”的结论。当然，这种系统中蕴涵的平等，也给予了人们在思辨的向度上不断探索的可能和空间。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用鼻子闻了一下苹果，那么，他的命名就会是“香气的红色大苹果”，假如他又咬了苹果一口，那么，命名就会是“甜味、香气的红色大苹果”。我的例子举的笨拙，希望表达出了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在系统A中，人们越是使用思辨的工具，就越有可能接近精确。】
二、再说系统B。
首先，系统B和系统A，在构词思维上的显著区别就是，系统B提供了一个“全权”性的构词方案，对于系统B来说，语词是一次性发明完成的，无论发明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只有一次，或者说一次完工。在此之后，所有使用这些语词的人，都不必重复这一思考的过程。
【所以我才说，我们的仓颉老祖真是考虑周到，我完全认为他老人家是出于好心，他以为我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于是代替我们思考，“全权”性的解决了构词的伟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汉语的构词问题。】
而当人们使用系统B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们不是用思辨的方式与命名对象发生联系，而是以“记忆”的方式与语词联系在一起，而语词又与事物存在一种“被指定”的关系（也许用“能指”更清楚一些呢？）。
【我想强调的是，系统B在人、词、物之间的关系，与系统A是不同的，不同在于：系统A中，词，是一种媒介（工具），它把人与物联系在一起；而在系统B中，词，不仅是媒介（工具）价值（它的意义要比系统A中的大，它本身来自于一种“全权”性的价值起点），它拥有一种不依靠人与物，而独自存在的价值。换句话说，在系统B中，人、词、物是一个三位一体关系。】
因此，这种建基于“记忆”的系统，它训练、巩固的是使用者的记性，而不是思辨能力。具体地说，它的内在逻辑是：谁的记性好，谁就拥有更好的命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系统B与其说不鼓励思辨，实际上，系统B与思辨毫无关联。
【从“思辨”和“记忆”的角度比较两个系统，是否可以说，两个系统在命名思维上的差异，也就导致了两种文化，甚至文明发展上的大相径庭呢？】
其次，系统B是一个封闭、等级系统。比较系统A的开放和平等特性，就会发现：系统B的发明者居于这个系统的顶端，直观地说，就是汉语的仓颉老祖，他对于发明语词拥有不可分割的“构词权”，只有他一人具有发明语词的权力。当然，除非有另一个某颉老祖，他另外用一套造字方法，发明了另一套文字（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另一套造字方法，不是另一套造字思维），但是，另一套文字，不代表这套文字背后是另一种构思思维。【当然，不排除汉语历史中有不同的构思思维造就的文字，但是，经验来看，我们只拥有了现在的这种构词思维下的汉字。】
在系统B中，所有使用者都不会拥有仓颉老祖那样的地位，这又不仅仅是记忆力的缘故，使用者仅仅是在“使用”语词，而不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想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所创新，就只能把汉字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组合，而这种组合，依旧不是以思辨的方式，或者说哲学的方式，而只能是以审美的方式。】
所谓系统B的“等级”性质，就是说，即使一个人记住了一个字，甚至可以写一个字，也完全可能不会念这个字，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像我在文字开始时列举的那些字。】这种建基于“记忆”的构词思维，在教授使用者使用这些语词（字）的时候，必然是一个漫长，且有着知识落差的过程。系统B的使用者，不平等于思辨，而是在“闻道有先后”中形成一种不平等。
人与词
在比较了两种命名系统，即命名思维后。我想说说，产生于这两种系统中的语词，和使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
一、音、字、义
当人们在脱离实物，而面对的是语词的时候，在人与词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关系。如果说语词（文字）的发明就是为了使“世界”，用另一种方式，即语词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我想追问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一套共识的声音系统，那么，不仅仅是人类，在动物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系统。换句话说，为了交流，实际上没有发明文字的必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在声音缺席的环境下，如何让声音保留下来？于是，就需要一种可以代替声音的手段，也许，这就是文字被发明出来的目的。但是，仍旧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寻找到答案，即：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发明，是否是同一种思维的表现。说得更详细一些，如果象形文字的发明，来自于人们与事物之间的一种直观联系；那么，字母文字是否与声音的联系更密切呢？
【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还是肯定的，西方自有“逻各斯主义”，或者叫“语音中心主义”。西人对于语音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超过了文字。这让我不禁假设，西人的文字系统（以古希腊为例），是否是在语音系统建立后，才相应建立了文字系统呢？而汉字系统，与语音系统之间是否像西人那样的有着一个先后关系？在我看来，汉语的语音与文字，可能各有自己的发展线索。在秦之前，汉字没有统一，而与语音对照的文字也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语音系统。我认为，汉语在语音和文字之间，各自的发展有着不交集部分。这种不交集情况，与权力对文字的发明与垄断有着直接原因。】
猜测汉语的发展，语音要早于文字，而语音也不必然要求文字化；而汉语的文字化，则是出自不同于交流目的的发明。【这是否也意味着，系统B的“全权”特性也与此有关呢？因为，如果文字的发明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其他目的，比如：占卜、历法、历史记载等等，那么，文字的发明，完全可能脱离语音（事实是，象形文字，本身就是文字与语音脱离的证据）。如果说，语音的汉语是汉语子民的集体智慧和实践，那么，文字的汉语，则是仓颉老祖的专利。】如果说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化，是由于两种不同的目的，前者遵循着“共识”原则——大家认可同一种语音交流的系统；后者则是一种“全权”原则——由一小部分人（如果愿意，就让仓颉老祖继续承担这样的责任吧）决定一套文字系统。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不认为仓颉老祖有意把文字作为一种公共品传播到全社会的范围，换句话说，文字的使用开始时只是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但是，之后文字向民间传播，则是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发展。
相较于汉语语音和文字的张力，西语的语音和文字则有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西语中的音、字、义，大约是这样一个发展形式：“音—义—字”；而汉语则是“音—义”与“字—义”的双线索发展。而“字—义”线索，逻辑性地就演变为“字—音—义”系统。这是汉语“音、字、义”的率先合成。而直到文字系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传播，“音—义”系统才演变为“音—义—字”系统，至此，汉语的两个发展线索终于合流。
二、使用语词
当人们使用文字的时候，语词（文字）发明背后的思维是否对使用者产生影响？这是我所疑问的。我恐怕找不到直观的联系，但是，若从语词（文字）和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来看，这样的影响也许还是可以寻觅到痕迹的。
对于西语而言，当一个人使用语词（字）的时候，语词并非物的符号，而是声音的符号。直观来看，当一个人使用语词的时候，音和字是一起出现的。使用者面对一个语词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语词与物建立联系。语词，是抽象的物。换句话说，字母形态的语词，在离开了物之外，就没有意义。语词的意义来自于语音和物联接而成的意义，而语词的意义，是由“音—物”的意义所赋予的。【现实来看，以拉丁文为例，拉丁文是一种没有“音”的语词，但是，这种状况与拉丁文在历史中的流变有关，并不意味着，拉丁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音、词脱离。】因此，可以说，字母语词，是一套关于声音的符号。这也让使用语词，成为一个对抽象化的世界（先是语音化的世界，再过渡到语词化的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
而对于汉语而言，语词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物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使用语词，可以不知道它的发音（声音）。这与上文中所说的，汉语语音与文字的双线索有关。语音可以与文字分离（就像我现在使用拼音输入法，我需要知道字的音；但是，如果我用五笔输入法（虽然我不会），那么，我完全可以不知道字的发音）。而象形字与字母字的根本区别在于，象形字是一套关于物的符号，象形语词，比如汉字，不是对物的抽象，恰恰相反，是对物的具化。汉字，把世界按照一种比例模型的方式缩小为字，当人们使用汉字的时候，是在对世界的模型进行认知。
我认为，这就是西语和汉语，在使用语词时所产生的根本区别。以字母字构建的语词系统，以西语为代表，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伴随发生了对世界抽象化处理的思考，或者说“哲学化”的过程。而对于以象形字构建的语词系统，以汉字为代表，在使用的过程中，在对世界进行着一种“直观化”的处理。汉字，就是模型化的世界。
因此，从西语中发展出哲学，是西语的内在逻辑和要求；就像从汉语中自然生长出的审美和诗意。两者只是两种不同的命名系统中的特色和优势，至于在被文字拓开的文明疆域中，两种文明的跌宕起伏，就不能仅仅归功、归咎于文字本身，而遗落在文字之外的努力，今天，仍然在守望着古老汉语未来……
写于2013年8月22日 午后 阵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