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换届新动向 转型新挑战”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召开。在论坛举行期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围绕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政策方向这一话题接受了新华网独家专访。
2013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一经上任便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中国新政府的改革政策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郑永年认为在当下中国进行体制创新的重要性甚于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层面，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是关键。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而成熟的城镇化建设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以下为专访第二部分：
培养新的力量来克服老力量的阻碍
新华网记者：最近“微信”对三大电信运营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就和现在马云的“余额宝”对抗国有银行是一样的效果。
郑永年：这是一个同样的思路，也是同样一个改革策略，就是体制创新。用新的体制来克服老体制的阻力，通过培养新的力量来克服老的力量的阻碍。因为这个所谓的老的力量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只是他们长大了，要搞垄断了，不像改革开放时的样子了。
其实以后的改革问题我想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都一样。你想想体制改革美国叫了多少年？它也改革不动。奥巴马现在搞一些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几千万人也改革不动，日本叫体制改革叫了多少年了，欧洲更困难，所以任何国家都要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改革。
新华网记者：体制创新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机会，但把金融下放到民间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像马云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和国营划等号的，只不过一个经营得好，一个经营得不好，在这方面是否应该有立法或者行政上的具体措施？
郑永年：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做过一点，新力量产生以后，法制要接轨，要到位。中国现在已经在体制改革上吃了很多亏了，比如以前把权力下放给企业这个方向并没错，但是政府没有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比如毒奶粉。所以这块如果从中国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说一方面要分权，培养新的利益，另外一方面该考虑怎么样来接轨，并且要两步同时进行的。
具体的措施我想北京方面正在讨论中，至少我想他们现在这个意识很强。比如今年下半年把食品监管和药品监管两块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监管体制，由汪洋副总理来负责。那么金融这一块，我想中央应当对企业的分权更小心，因为它造成的危害会非常大，对它的监管必须到位。
成熟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新华网记者：现在城镇化的议题很多，有很多学者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新的定义和再定义，您的观点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现在大概是五千到六千美金左右。如果今后十年、十五年能达到6%、7%的增长的话，那么中国可能在2020年达到一个人均GDP1万到1.2万美金左右的发达社会，再过20年的话可以成为一个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
那么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说的金融改革也好，其他体制改革也好，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城镇化。因为中国现在城镇人口将近53%，那么按发达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来看，这个城镇化达到65%到70%差不多就到顶了。中国还有十六七个百分点，这十六七个百分点可能花很长时间。假如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话，就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所以城镇化肯定会推进。
城镇化的陷阱在于地方政府实际上才是城镇化的推动者，而现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城镇化和我们学者所谈的城镇化可能不重要。现在地方政府在做的一件事是土地的城镇化，由于城镇化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需要钱，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向中央借钱，包括地方上发行债务。这一块弄不好可能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土地城镇化，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大量的地方债务。
所以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报道说发改委的初步方案李克强总理没同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以经济、以GDP为导向的，土地城镇化这方面，我想已经不符合李克强总理的意图了。以前讲城市化，为什么现在讲城镇化？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已经过度城市化了，但二线、三线城市还可以做一些，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城镇化，而在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小城镇的建设尤为重要。城镇化的意义就在于假设你一百人不可能有一个医生，一百个人不可能有一个医院，你至少可以先做到一万人、两万人有医生和医院，有其他各方面的公共设施。
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做的很好的一点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村，因为中国实际上城镇化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中央已经比较成熟了，估计过一段时期他们就会颁布一些城镇化的一些细则。我这次去广东去考察，很多地方就是在建设幸福城区，就是把城镇化理解为农村的现代化，这个观念很重要。
新华网记者：所以说接下来就会有细则颁发，那么领导人可能就会将原来对官员以GDP为考核做一些调整，因为这两个是挂钩的。
郑永年：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也提到，中国这个体制下要追求很高的增长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不能再追求这些了。李克强总理上台了以后，他表现得非常自信。因为他们跟以前的政府不一样。以前政府说今年一定要“保8”或者达到哪个数字，他现在将希望放低，说今年增长7.5%。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说达到8%就是有信心，而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到6%了还是有信心，这才叫真的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考核干部的话要加上其他的指标，像环境指标、公共服务的指标，老百姓满意的指标要加。胡温后期有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谈幸福指数，谈GDP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其实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这届政府我想会加重这方面发展。此外这也是习近平“整党”措施的一部分，就是让干部官员意识到你得真正要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
新华网记者：中国今年经济大形势不是很好，房产、钢铁、能源似乎都在等着城镇化的带动，但是这些领域绝对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大增长了，而且也可能面临大的结构性改革。
郑永年：对。我个人认为李克强总理主张的房地产发展方向完全正确。中国以前考虑将房地产变成中国经济的支柱，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可以成为支柱。尤其是中国人的平等思想是“居者有其屋”，现在房子的价格弄得那么高，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感觉到毫无希望。中国如果还是往这个方向发展就可能会变成香港。
中国现在的住房主要是面临不公平的问题。所以温家宝后来推出政策就是造公共住房、廉租房，这个方向是对的。一个国家的有钱人要使得老百姓居者有其屋，这样才可以保证政治社会稳定。所以我觉得房地产泡沫越少越好，改革过程中肯定是有人会痛苦的，这是好的痛苦，少部分人痛苦了，那大部分人就开心了。
没有中国参与TPP怎么弄？
新华网记者：美国、日本等国家是TPP的强力倡导者。您认为中国的对外经济是否因此遭受重大影响？应该如何克服？
郑永年：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保护主义只会使得问题越来越恶化。大家知道自由贸易是可以帮助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但问题是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尤其是西方国家为了协调老百姓的压力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搞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以前是发达国家搞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搞贸易保护，现在实际上倒过来了。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还是很穷的国家，它就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现在它是一个内部有很大空间的经济体，而西方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一块市场西方国家将很麻烦。
那么怎么样来克服贸易保护主义呢？我觉得像TPP甚至过去中国跟欧盟对这种自由贸易的谈判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无论中国包括美国现在对TPP的看法都变了。TPP早先并不是美国搞出来的，但是美国一搞进来，它就把TPP弄得好像针对中国似的，当时中国很多人都非常害怕。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其实不用怕，因为你想想如果越南、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对付得了TPP的话，中国更有能力对付TPP，所以不用害怕。
其实TPP早期很理想，现在谈着谈着包括美国也要搞例外，日本也要搞例外，越南也要搞例外，所以TPP从开始谈到现在，已经变了很多了，到最后谈成什么样也不知道。但是中国看到TPP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它的信心也应该有了。
我觉得这一届政府大家尤其可以关注汪洋负责的中美经济对话，因为这个跟中国领导人的意向有关系，而新的一轮马上就要开始。我想这一届政府会比较积极看待TPP。所以中国政府会对TPP进行更多的考量，甚至可以说中国可以开始进行TPP谈判。因为TPP谈判跟WTO的谈判差不多，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谈判，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中国排挤出来。
另外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任何一个经济，你没有中国的参与，你就少了一半，等于没有多大的意义，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了。所以这个TPP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它怎么弄？实际上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济主权，像以前是一个主权经济体的话搞TPP还有用，但是现在实际上TPP搞不了。以前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或者说是组装业非常厉害的包装大国，很多产品的零件都是东亚其他国家生产了以后，最后运到中国来组装。所以如果把中国排出局外的话这些国家也很难办。
外界需要更加了解中国
新华网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未来的中新关系？
郑永年：我觉得中新关系基本上还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方面实际上新加坡已经参与到中国内部的发展里面去了，我们有苏州工业园，有吉林的生态城，有广州的知识城，再加上上海。这样的话两边的政府都会参与，而且中国政府本身对新加坡是非常肯定的。另一方面老百姓情绪会有一点，但中国老百姓本身也有情绪。你让人评论一下中美关系，比如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中国的网民也是非常不高兴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样，新加坡一些老百姓的情绪也不会影响中新关系的大局。这个问题要这么理解，当两个国家走得越近，冲突就会越多，但是这个冲突却不会影响它的大局，因为很多摩擦就是互动之间形成的，你互动得越多，冲突的机会就越多，我不跟你互动的话一点冲突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总之目前我看不到中新之间有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中新之间关系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总体趋势上两个国家关系还是很好的。李光耀当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经济的新兴大国，新加坡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利益上来说也不会放弃中国这一块。
新华网记者：南海问题，包括美国的干预等方面会不会对中新关系产生影响？
郑永年：我觉得这个影响也不会太大，南海问题从这边看好像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要了解了中美之间进行的关系，那么中国对南海这些国家之间的问题其实并不大。你看中国现在跟越南关系也不好，但其实越南在中国旁边已经待了几千年了，它知道怎么去做。你看最近越南领导访问中国访问得也很顺利。菲律宾因为以前是美国的盟友，所以有一些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中国在做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中美关系是整个经济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其他所有的关系。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是次要的。正像美中关系重要，美日关系是相对次要的。只要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南海、东海都不是大的问题。冲突是有一点，但是是可控的，是可以加以管理的。
我感觉是，首先中国自己本身是想做新型的大国，这和邓小平讲“韬光养晦”，后来讲“和平崛起”或者是“和平发展”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同时期的需要改变一下表达。那么什么叫新型的大国，说白了就是美国你是老大，我不会挑战你，但是你要照顾一下我老二的核心利益。
中国对周边国家也是一样的。假如你看人文历史、经济历史，中国对非洲也好，对别的也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其他国家进行那么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从来没有的。中国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缅甸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型的大国的行动，都是没有附加条件的，并不是说你民主了，我就给你做，你不民主，我不给你做。
这些东西只是说中国在做这些时的方法不对。中国太着急了，觉得当地人不够努力、不够勤奋，就把大量的中国工人运过去，自己在那里做。很多东西，比如跟当地社会和社区沟通不够，这些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中国大的方向还是正确的，比如说缅甸，如果中国不去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哪些国家会去做？美国会去吗？日本会去吗？不见得。最后冷静下来看，还是需要中国的投资，只是说中国要改进一些方式罢了。现在日本首相安倍到处去讲东盟价值，但是没有人理。美国以前也讲东盟价值讲了好几年，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它就不讲了。
我认为关于中国大家只是看不清，比较不理解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会感觉到很害怕、很恐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现在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呢？我觉得很简单，因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主动随外界调整，随美国调整，随东盟小国家调整，但是中国现在强大到一定程度了，不可能一直无限地调整。中国国内也有民族主义，也有各种利益冲突，中国已经强大到不会像以前那么乐于根据外界调整了，但同时中国也还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为中国调整。
所以我就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将会是一个持续的、磕磕碰碰的、互相调试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东西，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行。
来源：新华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