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论坛6月28-29日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29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表示，从体制改革，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任何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银行、国有企业、公务员、大学，没有一个是改革的动力。
以下为郑永年发言实录：
我们谈改革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体制改革，下面一个部分就是体制创新。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的。从体制改革，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任何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银行、国有企业、公务员、大学，没有一个是改革的动力。日本改革了多少年了，也改革不动，不是说中国难，所有的国家都难。日本的体制改革改革不动，欧洲也是改革不动，美国也改革不动。
那么，美国的体制优越性并不在于它改革容易，就在于它创新容易。所以，我一直主张一定要用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更重要。邓小平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就说中国农村跟城市改革，城市既得利益很庞大，先改农村，城市改革开始以后，国有企业既得利益很庞大，我也不改了，国有企业外面长出一个新的体制来，就是非国有部门来。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在中国我就说，农村永远是改革最容易的地方，因为农民不会说话，城市居民会说话，改革难了，大学是最难的，教授是最会说话的。所以，中国大学是最难的，农村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我们说城镇化，农民还是最好欺负的，大家说穿了就是这个道理。要问体制创新，就是培养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可以消化，用新的利益来消化改革老的利益的成本。如果中国没有80年代的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朱镕基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下岗了几千万的工人，大部分工人都是非国有部门消化的。所以，今天也是要这样的，国有企业、银行改革不动，我就做民营银行。现在国有企业扩张的太厉害，我就把重点培养民营企业，北大、清华死掉了无所谓，培养民办的起来，如果没有这个竞争，永远改革没希望。我觉得美国的改革确实是创新最强的，因为政府不管企业。所以，美国的创新为什么比欧洲强，因为欧洲的体制太庞大，美国的体制管的少，创新能力最强。谢谢！
要搞城镇化中国必须重新测量土地数量，不然有很多风险。
中国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数量，这些国家最大标准就是人口跟土地的数量。毛泽东土改运动、邓小平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现在很多年土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土地数量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家的看法不一致。中国土地的量发生很大变化，我到各个城市去看，土地不知道有多少的农用地，有多少是工业用地，有多少是宅基地，这些土地谁掌握着？是中央政府掌握、地方政府、开发商甚至军队？现在习近平在整顿军队，其中一项就是整顿军队的土地，因为中国有军事用地，军队都在盖房子，搞商业活动。如果不掌握土地的总量情况下去搞城市化，我想有很多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