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一个小例子，也许更容易把我想说的表达清楚——也许不能，虽然我更希望是前者。
假设我问某人A：“现在是什么时候？”
A答：“下午。”
我再问同样的问题给某人B。
B答：“三四点钟。”
我再问某人C。
C答：“三点四十五。”【假设C的回答就是我问问题时的准确时间。】
一个问题，得到了三个答案。
对于我的问题，这三个答案都是对的。即使，也许我甚至分不清上午和下午，那么第一个答案对于我来说就更有价值。但是，就算我也知道此时是下午，也不影响第一个答案的正确性。而这三个答案是越发地精确，指向我想要的答案。
假如A的回答基于一种自然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只需要人的生物本能就可以拥有，或者说只要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就能做到。那么，对于A来说，他给我的答案是一个简单的答案。简单，就是说，回答这个问题的成本（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智力成本）低廉。
再看B，假如我假定B的回答基于三点（注意，在这里我是人为的假定）：一、自然人的感知（就像A一样）；二、B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假定是大约三个小时前，而且，对于B而言，其时间感受并不精确）曾经知道准确的时间；三、B回答我的问题时，并没有提供时间的仪器。如此看来，B的回答要比A的复杂，它不仅仅是通过自然人的感知，还有其记忆的参与。
再看C，我假定C的回答基于他戴着手表。那么，C的回答就是三者中最复杂的——因为他有一只手表，而手表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成果。
一个问题，三个正确答案，而最准确的答案则是那个最复杂的答案。而最复杂的答案，才是对我最有帮助的。
好啦，例子举证完毕。我要进行语义挪移啦。
今天，在诸多（相对而言）思考中国未来的文字中，或者再缩小范围，就是那些关于中国宪政民主的思考和文字。如果将这些思考视作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回答，那么，在这些文字中，也有着简单和复杂的区别。
中国要走向民主。这就是最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当然正确（我也不得不说，这依然是一种相对）；就像A的回答一样正确。但是，若把这个问题沿着自身的向度深化，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为什么”、“如何”、“怎么样”、“何时何地”等等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A的回答就无法提供我们想要的内容，我们需要更复杂的答案。
我要再举一个例子。依然是同一个问题。只是B的回答不同。这一次，对于我的问题，B回答：“两三点钟。”【假设准确时间依然是三点四十五。】
我假定B的回答条件保持一、三不变，只是二有变化，即B的时间感受严重不精确。
有趣的就在这三个答案之中。
对于我的问题，三个答案都正确，但是，B的正确是以A为前提；若以C为前提，B就是错误的。
B对于A是一个复杂答案，如果没有C的答案，B就是最接近准确的答案；但是，若没有C，我不仅不能知道准确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甚至不知道我拥有的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举例完毕，再次挪移。
在今天诸多关于民主的文字中，有多少思考如同B的答案？在“中国要走向民主”——即A的答案——的前提下，它们都是正确的，但是，除非C出现，否则，我们即没有正确的答案，同时还把一个错误的答案当作正确的。
问题随之而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分清简单与复杂的答案？而当这种区分，关系到第二个例子中，所涉及的B和C的答案时。换句话说，当区分简单与复杂，直接与错误和正确相关联的时候，这种对于简单与复杂的区分就更加重要。因为，这已经不是是否准确的问题，而是错与对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无法划一条线，用来区分简单与复杂，也就更不可能为错与对划线，这不仅是因为错与对是属于方向性答案中的一个复杂答案（例子2中的B答案对于A而言），而且对其判断的标准，是方向性答案所不能提供的。要想对其进行判断，必须依靠更复杂的答案（当然，这个例子只是为了简化这一问题，在现实中，更复杂的答案，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更错误的答案，假设存在一个终极正确答案Z，那么按照字母表顺序，在之前的各种复杂性递进的答案中，各有各的错误。而在复杂性上——请注意这一点：“复杂性”上——这些答案更趋近错误而不是正确）。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简单还是复杂，都是一种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在实际中，我们自认为最复杂的答案（绝对相对，或者说“主体间性”是否更通俗呢，因人而异吧，我倾向前者）——如果按照我在上文中的举例——就是我们自认为最准确的答案。那么，情况就将是：我们整体拥有无数正确与错误的答案。那么，具体到关于民主的问题上，那么，除了在方向性答案上，即：“中国要走向民主”（这仍旧是一种相对而言），上达成共识外。我们无法在更细致的问题层面达成一种逻辑上的共识。因为在主观上，我们必然坚持自认为最复杂（即最正确）的答案。而简单与复杂的相对性，使得对民主的分歧无法摆脱主观性的前提。
一条微博、一篇文章、一本书，谁更复杂？那么把“一”换成“许多”，是否在各自的向度上从简单变成了复杂呢？但是，三者的递进却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坚持自认为最正确的答案，恐怕，我们就难以达到一个可能形成更多共识的局面——请注意，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讽刺的是，一旦我们放弃了自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实际上并非在正确的答案上取得了共识（想想终极答案Z吧）——正确答案也许只有一个，或者只是相对少数；而是在错误答案上取得了共识——相对于正确答案，错误答案的数量明显众多。如果作为人类，的确难以直接寻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么，也只能通过经验的方式，用排除更多错误的方式来接近正确。而不得不说，经验的，以及可证伪的，也是民主观念的组成部分。这样来看，民主，也许是一种更容易形成共识的条件，民主是因，共识是果；而看来今天的我们，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了。
如果这篇小文有着一种思辨的向度，希望这没有让人觉得无聊——虽然不可避免地让人感觉举例的笨拙，而这却是我的认知所能奉上的最好成果，希望读者多多包涵。那么，在结束这篇小文之前，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我在文中提到的问题，尤其，当人们觉得这篇文字提供的是一种消极的想象——虽然，我想用这篇文字表达恰恰相反的情绪。
首先，所有涉及民主的思考，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它的常识性本无需格外强调；即，民主是一种实践。甚至，她首先是一种实践。对于民主的思考和理论，只是对实践总结和理论化。因此，民主，首先不是哲学，也不是逻辑学和语言学。民主是一种行动，一种实践，一种身体力行。除了在正常状态下，对于民主的思考，那些脱离了实践的民主，那些——比如我——在纸上空谈民主理论的现象，往往是因为民主实践的空间被压制的结果。正因为被压制，理论反而异常发达，看看德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从康德到韦伯，再到施密特、施特劳斯，其理论的复杂程度无人否认，但是，对于民主实践以及实践所形成的传统而言，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吗？美国的民主算是历史悠久，可是，我没有见到诸如像德国一干大家那样的复杂理论，除了文化传统不同外，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也有关系吧？理论固然有简单和复杂，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检验的标准并不复杂。换句话说，“民主不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民主是什么”只能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所谓的简单，是在实践的意义上。虽然，我在小文中强调简单与方向性答案的关联，并且，更多地关注复杂与对错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时刻铭记，方向性才是我们最初的，也是不改变的共识，那就是中国要走向民主，毋庸置疑，而且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行动。
其次，一旦真正进入思辨，就会强烈地感觉，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使得哪怕是理性的结论——实际上，尤其是理性的结论——都被这种有限性所决定（而理性的手段又往往使人忽略了这种决定性质的有限性）。康德有言：人性的曲木，是造不出任何直的东西的。这倒是一个思想者的实话。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必然区别，那么，无论将人统一在何种名义下：无论是理性、宗教、主义或乌托邦等等，都是对人类自由的一种扼杀。在这种意义上，我不认为存在终极真理或答案，甚至对于终极本身也抱着最大的怀疑。在我看来，对于每个具体的人，只存在主观为前提的相对，而这，几乎就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追求自由，就是在实现个人的自由，而作为整体的自由，只能是所有个人自由的总和。而即使认识到自由的个人意义，以及个体之间的必然区别，在人类文明行进至今，在那些理性不及（哈耶克语）的传统之中，依然可以看到一条线索，带领人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混沌走向秩序，在我看来，这条线索被具化为今天的普世价值，即使，我们不能理性地认识到它对人类全体的意义，但是，不妨碍我们在对其追求中实现这种价值。作为人类的明天，普世价值应该成为一种共识，而这，是一个简单且正确的答案。
写于2013年7月10日 午后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