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长远和整体的视角看，长期徘徊于姓“社”与姓“资”之争、长期陷入“计划”与“市场”之争、长期折腾和内耗于政治运动或政治风波之中、长期滞留于政治挂帅的发展道路之中和以机构改革为中心的政府改革长期循环于“精简”与“膨胀”之中等五大因素严重影响了1992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有效抑制或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首要之道就是坚守自1978年以来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而逐步凝聚起来的持续的、基本的“共识”，也就是必须“执一”，它们支撑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享信念体系”。在当下，坚守“共识”意义尤为重大：它是和平协商的基础、提振信心的源泉与促进和谐的粘合剂。其次要在坚守“共识”的前提下“用中”，“用中”的精髓在于“动态调整、权衡取舍”，充分体现灵活性和宽容性。中国应将“用中”浸透到改革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之中，并在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中一点一滴的“增量”，而“增量”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上，更重要的是显现于政策、规则与观念中。

[关 键 词]共识；用中；金融危机；经济增长；

当金融危机在全球扩散和蔓延的时候，关于“计划”与“市场”之关系的争论再度涌现。“市场”神话是否宣告破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审视与运用“市场”，如何透过金融危机反思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各国政府应抓住时机检讨以往的做法以及如何协调一致地来应付金融危机。中国国家领导人表现出的自信与镇定和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举措，表明中国人正以积极的方式去应对危机，中国政府是一个担当责任的政府。不过，在期待各项举措有效遏止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时候，应该跳出眼下之时局，从长远和整体的视角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从而采取适宜的应对之道。

一

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政府合法性都依赖于经济增长”[1]178。中国的经济增长以1978年为分水岭，前30年是缓慢或停滞的，后30年一直保持较为快速的水平。从国内与国际的相互关系来看，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中国内部。因此，有效化解此次危机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自身抑制或减少内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损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五大因素严重影响了1992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是长期徘徊于姓“社”与姓“资” 之争。这场争论的重要性不在于为经济改革正名，而在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究竟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经济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事实上也可说是广义的政策部署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在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1]2。这也正是邓小平特别重视并一直努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

二是长期陷入“计划”与“市场”之争。从经验层面来看，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计划”没有“市场”，也不可能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所以争论的重要性不是要不要“计划”或“市场”，也不是“计划”或“市场”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两种极端之间选择某个位置，并使用政府和市场的某种组合”[2]7来最佳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困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了，“社会的富裕或者贫困，显然既有经济也有政治的原因。因此，排除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纯粹地把经济作为外生力量的政治概念，本质上是有限的和不平衡的”[3]“前言”。

三是长期折腾和内耗于政治运动或政治风波之中。从大量的事实可知，当一个国家把原本就十分有限的生产性资源主要用于内部的政治争斗，它势必会为经济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这说明政治秩序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何摆脱治乱循环的困境，如何为经济增长营造持续和平的秩序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的难题，中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建立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过程中，创建秩序是一个中心任务。……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稳定一样，政治秩序是必须用心建设的公共物品”[1]22。它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4]124。

四是长期滞留于政治挂帅的发展道路之中。如果说“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5]242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就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225，中国政府要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赢得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在发展战略上进行抉择，而根本的就是要理解“发展”的内涵。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4]377的论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才会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究竟如何发展，到底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才能将中国这样“一个小贩和集市一样的市场经济转到可以产生很多富人的市场经济上”[3]“前言”？这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发展难题。

五是以机构改革为中心的政府改革长期循环于“精简”与“膨胀”之中。为数不少的文献研究表明，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对机构改革的一贯重视表明，它确实希望自己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但是，“当政府本身是一个主要的风险来源时，它是不能减少风险的”[1]94。中国政府对自身建设的不断重视，在于它逐渐意识到“政府本身也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3]45，它应通过自我的不断重塑努力去降低或排除对经济增长的“风险”，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二

1992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不断增强。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日益增多，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能够有效地克服上述五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切实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政府就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各种风险，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围绕着建立哪种政治制度、采取何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维系什么样的秩序环境、运用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来致力于经济增长，进行了艰巨卓绝的探索，其目的正在于此。经过30年来的努力，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凝聚起来一些持续的、基本的“共识”。要应对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首要之道就是坚守这些“共识”，也就是必须“执一”。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共识”支撑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享信念体系”。具体而言，这个“共享信念体系”包含以下“共识”：

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显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产权切实得到法治的保障；坚持不懈地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动态关系，使改革发展在有序、持续、可预期、有活力的规则体系中稳健运行；一心一意用科学发展观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惠及所有人，使人民生活更加健康、幸福、公平、和谐与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持续不断地深化政府自身建设，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实实在在渗透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目标之中。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共守这个“共享信念体系”？概括而言，是因为“维护一种稳定的民主、稳定的宪法或者繁荣的经济，都需要某种特别的共享信念体系。公民必须相信这些制度是适合他们社会的，他们必须接受这些制度制定的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他们必须相信他们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1]27。它直接体现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不断强化诚信意识，建设诚信政府和法治政府，使其制定的公共政策确实成为“可信的承诺”，这是由于它们“为资产所有者提供安全的投资环境是必要的。因此，它们也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可信的承诺同时也是维护政治和民主权利的基础”[1]29。在中国政府呼吁共谋发展来“共克时艰”的当下，强调坚守“共识”即“执一”其意义尤其重大。

一是和平协商的基础。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在彼此冲突的状态下得以运行并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有了基本的共识，利益冲突各方才可以和平地商谈，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应付生存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简而言之，“共识就成为和平而有秩序地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6]166。当前，必须在坚守基本的“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加深或触发的各种问题，这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顺利推进、社会能否持续稳定、经济能否平稳发展、人民能否有序生活。

二是提振信心的源泉。凯恩斯说：“信心之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打击甚大”。[7]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坚定信心的重要性。由于中国政府长期将经济增长置于工作的中心，所谓坚定信心，主要在于对保持经济增长要有信心。信心不是来自于空谈，来自中国政府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来自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出台的正确措施。信心不是建立在沙砾之上，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自主创新和开拓市场的基础上，信心还建立在我们经历30年改革开放有雄厚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环境，信心还建立在我们的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流通性充沛。[2]总而言之，应对危机的信心最根本的来自于并建立在上述基本“共识”中。而信心的维系，一方面激励中国人民要保有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提供了战胜困难的不竭动力。

三是促进和谐的粘合剂。人类社会存在着差异与冲突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它们的实际存在以及放任其流。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此次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或一定范围内可能加深了上述矛盾，它意味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政府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共识”的凝聚与坚守，一方面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彼此团结，同舟共济，另一方面它还落实在一系列保民生、促增长的重大举措中。这就是说，“共识”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在“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3]的过程中。此外，坚守“共识”，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差异，而是对多样性予以尊重与维护，这反而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和谐与世界的和谐。

三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除了坚守那些“共识”外，关键还要落实“共识”。如果不落实“共识”，那么“共识”就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如何落实“共识”？简言之，就是要以“共识”来引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尝试和不断创新，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应对，因此中国应当在坚持“共识”的前提下奉行“过犹不及”的哲学，也就是要“用中”。在我们看来，“用中”绝不是在两极之间取中间，也不是一定要废置两极，它的精髓在于“动态调整、权衡取舍”。“用中”就是要充分体现灵活性和宽容性，如果“没有灵活性，就堵塞了一切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这是危险的。政府的灵活性还有助于培养老百姓的宽容性。说到底，灵活和宽容无非是创造一个对话和相互调整立场的环境”[8]181。而这应浸透到改革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之中。

为什么强调在“执一”的前提下“用中”呢？根本的理由是：中国在致力于改革发展的复杂过程中，它既要追求完美性的远期目标，又要追求局部性的短期目标，而这两者都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用中”正是应付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药方，它也是实现局部性的短期目标的工具。随着各种局部性的短期目标的渐次实现，长期的“增量”才可能推动我们不断地接近“完美性的远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在“用中”的每一个过程与细节中一点一滴的“增量”，而“增量”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上，更重要的是显现于政策、规则与观念中。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将民主切实贯彻到有关经济发展的各种决策中，要使民主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安全阀。这是因为，“我们必须对如何在许多竞争性的资源需求当中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进行决策，但通常这很困难，因此经济学包含的都是决策的问题”[2]3，而决策面临着选择。既然“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所有经济政策都存在权衡取舍”[9]57，那么有关经济政策的抉择本质上就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决策除了要科学化，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反过来看，“经济制度以及经济的决策方式可以对民主的发展有所促进”[9]10，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还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为此，有三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使政治制度具有“合适的制度动机”，“如果具有合适的制度动机，即使是公德最差的政治家也能够为社会行善，因为这对他连任是十分有利的。简而言之，政治制度是决定政治家是以绩效还是以个人利益为履行职权基础的关键”[1]248。其次，要保证民主的持久稳定，为经济增长、公民个人的财产与契约权提供保障，因为“只有那些个人财产与契约权能够被人一代一代地充分并且有信心地预期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稳定的民主社会”[3]33-34。最后，要从细节上推进民主发展，“如果我们根据发展的眼光将民主理解为没有固定时间表或序列的碎片或部分，那么一片民主碎片的出现就可以为其他的碎片提供空间、经验、动力和启发。这样一来，民主过程的任何增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都应该得到鼓励（戴蒙德语）”[1]217。

二是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管是必须要面对的，但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可能只是政府或市场，也可能两者都不是。这是因为，政府与市场都不过是社会中存在的两种功能有限的规则体系、制度安排和关系网络结构。市场的优势未必是排斥政府的理由，同样，它的局限也未必是欢迎政府的原因；市场的成功，未必证明政府的失败，反之亦然。因此，所谓政府万能或市场神话都是极端之论。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强与弱”、“大与小”来处理，关键要看它们是否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其次，不要奢望能为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范围清晰划界，我们面临的有些问题可能是政府、市场都束手无策的，也可能是政府、市场需要联手才能应付的。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说明，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是政府的专利[10]182-198。即便要为政府与市场划界，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确定它们分工的标准，而确定这些分工的标准是需要长期探索与调整的。最后，由于可以用于制度变革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些资源优先用于法治，“或者更广泛地讲，用于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建设”[1]244。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如果社会中有清晰而可靠的个人权利，从事生产、投资和互利性交易的强大动机才能出现，因而也才会有至少是某些经济进步”[3]152。

三是不断加强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它是人们渴求有序与害怕无序的双重反映，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对规则的强烈需要。正如詹姆斯·布坎南所说：“我们需要共同生活的规则，其简单的理由是，没有规则，我们必会陷入争斗。我们会陷入争斗，是因为一个人的欲望对象也会是另外一个人的所求。”[10]242-243不过，我们还应认识到，规则只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10]266。这就需要对社会稳定本身以及它与社会欲求的目标之关系加以认识：

首先，社会稳定不是一潭死水，是动态变化的平衡；社会稳定未必是冲突的对立面，一定意义上是缓和冲突、维系合理张力的标志，这是由于“社会生活中永恒存在的张力”：“当人们在人类关系中尊重核心的财产原则和契约原则时，大家就都会从有序的协作关系中获益，但与此同时，违反财产原则和契约原则的机会和诱惑也会增加。如果这种破坏得不到控制，社会协作中形成的很多约定将丧失。”[11]192-193其次，社会稳定应遵循这样的原则：“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因此，“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10]160。最后，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稳定，只不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稳定化政策的主要的一点不同在于，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增长”[9]8。问题是，“关注增长”的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当然，社会不稳定必然限制经济增长。因此，一个社会实行稳定化政策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追求稳定自身，而是增强应付危机的能力或减少受危机的影响。

四是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统领协调全方位建设的指导地位，要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等四个方面深刻认识发展经济的战略。这是由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需要仔细省思的流行概念，前者表现为具体的发展政策，后者表现为抽象的发展观念。而要实施合理的发展经济的战略，还应逐步从科学发展观中领悟发展经济的智慧：

首先，它引领社会从经济发展走向全面发展，昭示我们：依靠单一的经济发展无法应付全部的“发展”问题；引导社会从短期发展转向永续发展，提醒我们：每一代人只是“地球列车”上的匆匆过客；促使社会从局部发展转变为均衡发展，告诫我们：真正的“发展”应不断纠正不平等，而不是加剧不平等；推动社会从注重发展投入转移到注重发展方式，警示我们：发展不只表现为一系列“冰冷”的数字，还表现为规则、观念的改进。其次，“发展”不仅仅是口号，更是观念与行动的结合体；“发展”都是比较意义上的“发展”，因此所有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但迄今为止，所有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约束性的。最后，当我们致力于“发展”时，除了看清“发展”的航向外，更重要的是时刻省察“发展”中的问题和调整“发展”；“发展”遭遇危机或冲击，从表面看是某些“发展”出了问题，实质上是提醒我们必须反思“发展”及其“发展”背后的一切；有的时候，“发展”停滞了，不是“发展”不好，而是“发展”这架飞机需要着陆休养，为的是实现下一次更快更好的腾飞。

五是不断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用“以人为本”来衡量与检测政府的一切作为，尤其是当它把自己的工作目标定位为经济增长时。这是因为不管政府是自愿协作的产物，还是人为设计的安排，它的出现以及长期存在，都表明了某种强制的趋向。更为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金钱和权力，而“赋予政府金钱和权力就像给予十几岁的男孩子威士忌和钥匙（P·J·奥罗尔克语）”[2]105。难怪有人说，“政府大多数的精力都致力于更正因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的后果（米尔顿·弗里德曼语）”[2]105。因此，我们需要逐步认识“权力”以及思考政府如何控权、如何约束自身、如何合理定位：

首先，对于“权力”而言，权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通过什么途径由何人何种机构使用；掌握权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掌握过度的权力；实施权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约束、监督权力的使用。其次，对于“政府”本身来说，政府的官员有多少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有无事做、做什么、怎么做、做得如何；政府的职能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调适职能；政府机构的多少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每一个机构是否权、责、利适当与一致。因此，循环反复的政府机构改革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和追求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再次，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时，尤其要约束政府。在我们看来，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民众一起发展经济；政府在制定有关经济发展的决策时，必须要进行成本——收益之比较计算；政府在推行经济发展政策时，应平衡以下两个方面：“由政府通过合理地使用权威加以遏止的恶，与由政府使用权威不当而产生的恶”

[11]177。第四，政府官员要有正确的利益观。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有私心、追求私利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是否把追求私利制度化、法规化；政府官员的动机与制度动机、经济增长的动机能否保持一致，是政府发展经济的难题。最后，政府要赢取民众的尊重与信赖，应充分认识到“政府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12]3之一，它的权力是有限而且用途应“固定在它的那个唯一的、根本的、无人反对的、有益的、建设性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使命中，也正是为了让它赢得大家的尊重和支持。”所谓的“使命”就是“受托管理政府的人将会同心协力维持普遍的和谐，不会再去扰乱和谐。”[13]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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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查尔斯·K·罗利.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M].刘晓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2][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3][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王家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注释：

[1]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18/content_10524481_htm。

[2] “温家宝在青岛考察时的讲话”（2009年1月2日），http://china.cnr.cn/jryw/200901/t20090102_505197846.html。

[3]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