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涉及某个事件的可行性，理论问题涉及那个事件的可能性。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正在勾画的蓝图，而是正在实施的工程，整个工程有三个发展阶段，现在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就理论范畴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真的和平崛起还有三个疑惑，这三个疑惑分别来自三个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解惑，所谓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说会被认为是中国的一相情愿。

三个理论问题

一，民主和平论

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事件。

其实，民主和平如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被观察到的一个国际政治现象，当它被用于对未知领域的解释和预测时，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假设。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个现象最早于1976年被美国的两位作者（斯莫尔Melvin Small和辛格J. David Singer）提出来，经过多年以后才引起研究界的兴趣，成为国际关系学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国内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问题。

理论的科学性是一个问题，实用性是另一个问题。民主和平论在中国的名声不好，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前民主国家，很容易在任何与西方民主大国的冲突中被定为“原罪”国家：如果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那么一个非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发生冲突，责任肯定在非民主国家一边。另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是，要实现世界和平，便要扩大民主国家的范围。因此，该理论也被认为是美国新干涉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如果中国永远贫弱永远不要民主，民主和平论对中国无疑是一剂毒药；如果中国要崛起，要“三个文明”，而且要和平，民主和平论便是法宝。因为按照权威落差（政治集权程度）与权威距离（国家幅员）成正比理论，一个集权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扩张倾向增强；一个民主大国的崛起意味着世界“和平地带”的扩大。只要该理论成立，世界民主大国，首先是美国应该以最大的善意看待中国以民主方式和平崛起，而不是象进攻性现实主义者那样对任何方式的中国崛起都惴惴不安。

幸运的是，虽然民主和平论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探讨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结构关系方面，还没有一种理论比它更有说服力。政治现实主义在这方面弃了权，因为它们从来不考虑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构方面的关系。

二，民主化好战论

美国的曼斯菲尔德（E. D. Mansfield）和斯奈德 （ J. Snyder）于1995年发表文章说，“在民主化的过渡阶段，一个国家会变得更富侵略性，更喜欢战争，而不是相反；而且这样的国家还会对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这就是耸人听闻的民主化好战论的核心论点。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

为什么民主化阶段的国家更具侵略性？该理论的倡导者从制度的不稳定性、利益冲突的激化、外国势力的乘虚而入以及政治运动的兴起几个方面勾画出民主化转型期的4个导致冲突的机制。说得通俗些，非民主国家即使是一只坏蛋或者臭蛋，只要蛋壳不破，坏水便流不出来，只会在自己肚子里坏，不会侵略别的国家。民主化最容易使一只坏蛋破裂。

民主化一定会使国家的蛋壳破裂吗？未必，只有失败的民主化会使蛋壳破裂。因此，该理论的正确表述应当是失败的民主化好战论。拿破仑和希特勒对别国领土的渴望都是在民主化失败之后发生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家分裂的容忍都是在民主化成功时表现出来的。

另外，成功民主化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反应，与这些国家的周边国家的政治类型有关。被专制国家包围的民主化国家因为要自卫容易好战，这就是大革命后的法国与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的处境；在民主国家腹地或在民主国家保护下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倾向和平，比如第二波民主化的德国，第三波民主化的东欧国家群。

因此，早期失败的民主化国家可能好战，晚期成功的民主化国家大多和平。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保持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能如此，所谓民主化好战论对中国便不起作用。

三，世界权力转移战争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某些分析家就试图弄清楚，国际体系中是否存在着战争-和平周期，如果存在，影响该周期的因素是什么。 80年代末，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提出了一种长周期“霸权战争理论"，并把这种战争定义为“决定霸主更替，宣告全球政治体系产生新领导和实力高度集中的新阶段”的战争，并且认为，一个国家上升到国际体系的顶峰是进行霸权战争的结果。

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小国的崛起倒没有什么，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崛起，将导致世界权力转移，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正是从这个理论出发，美国某些战略家们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怕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向现任霸主美国挑战，推行所谓“骄横的”战争政策。

霸权战争论与民主和平论相互冲突。如果民主和平论成立，当世界权力在民主国家之间转移时，战争就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英美之间和美苏之间的世界权力就实现了和平转移。前者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后者在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民主化国家之间。

可见，当代国际政治现实中支持民主和平论的论据，多于支持民主化好战论和世界权力转移战争论的论据，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和平崛起不仅在理论上可能，而且正在实践上展开。中国的和平崛起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可能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前后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 分权化崛起阶段

这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在基本结束。其典型特征是：经济上分权，政治上实行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经济分权可能导致两方面结果：第一，权威落差下降，社会稳定机制弱化；第二，权威距离失去张力，国家出现和平倾向。因此，在国内实行威权主义保持社会稳定，在国际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优化国际环境。这个阶段结束的标志是：经济上实现小康；政治上完成从全权国家向威权国家的转变。

二， 民主化崛起阶段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分权化崛起阶段已经结束；但很难肯定民主化崛起阶段从哪儿开始。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多民族，民族按地区聚居的国家，民主化难度比一般国家要大。难就难在选择何种民主化“驱动程序”。有三种驱动程序可供选择：第一，全面驱动，整体更换整个国家的权威系统，操作方法是全面开放党禁报禁，向全民开放选举。这是大民主思路。第二，引擎驱动，或者叫做上层核心驱动，这种思路不主张马上整体更换国家权威系统，而是更换发动机引擎，操作方法是扩大党内民主。这是党内精英民主思路。第三，根部驱动，这种思路主张从基层开始逐级分权-自治，权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在中央权威主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让地方先更换权威系统。无论采取何种驱动程序，到民主化崛起阶段结束的时候，中国应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阶段可长可短，短一点的好处是长痛不如短痛，长一点的好处是事缓则圆。短可数年，长可一、二十年，更短或更长问题可能更多。

三， 后民主化崛起阶段

关于这个阶段，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到了那个阶段，什么话都好说。这个阶段结束的标志是：政治上中国的宪政民主趋于成熟，经济上中国的发达程度比肩中上等世界强国。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