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题为《审视中国：北京怎样令美国的期待落空》的文章主张，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形成的对华期望已经落空，其政策也已失败，应当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建立起更为实际的对华期望，并以此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认为，固然重新审视中国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稳定的风险，但今天的美国外交界应当正视现实，而不是继续因循守旧。接下来，文章从五个方面评述了美国对华期望是如何落空的。
首当其冲遭到两位作者批评的，是中国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令美国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期待幻灭。坎贝尔和拉特纳援引老布什执政时的1990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期望经济发展能够促使中国转向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然而事实是，尽管1986年至2016年间中美贸易增长了30倍，中国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反而更加牢固，并加强了国家主导模式的合理性。文章进一步称，这一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永久性的损伤，很多美国公司对进入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特朗普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等致力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合作和对话机制也已经失败。
第二点，美国曾一度期望经济发展能推进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但文章认为中国的维稳考虑已经全面压倒了自由化进程，美国在这方面的期望也已全面落空。
第三点，美国曾认为，中国将把握“战略机遇期”，吸取前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的教训，全力发展国内经济，国际上选择支持美国主导的秩序，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因此美国也避免同中国冲突，以期得到中国不断加大的支持。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在台湾、朝鲜半岛、东海及南海的核心利益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中国不得不提升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力拒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军事通行，以确保本国安全和核心利益。
其四，文章承认，中国先后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核不扩散条约和世贸组织，也在朝核六方会谈、亚丁湾巡航及维和行动中体现出了大国责任感，为现有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国也在逐渐寻求改变。随着中国建立起一带一路、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中国已经在明显宣称自己的路线与欧美建立的国际秩序不同，中国并不要求接受其经济援助的国家接受其治理模式。同时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也表明，中国有意建立一个新的当代海上体系。
最后文章提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聚焦于反恐和中东地区，中国则乘势而起，把握时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呼吁中国应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领导者”，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其他国家的一项新选择”。为此，文章主张美国应当充分认识到其政策并不能满足其战略目标，而其亚太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本国及盟国的力量和行为，而非孤立、削弱或试图改变他国。
随后的是林德（Jennifer Lind）题为《中国的亚洲：地区霸权会是什么样的》的文章。林德认为，与古代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体系和美国在美洲建立的区域霸权类似，今天的中国也通过经贸影响力、军事实力、建立起中国主导的亚洲区域秩序。首先是经济方面，同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主导世界秩序、日本通过亚洲发展银行来主导亚洲经济类似，中国也在通过制度性基础设施，加强本国的影响力，建立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包括新发展银行、亚投行和近来造势极盛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对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贷款已经超出2500亿美元。
其次，在军事方面，中国军方采取“反介入”和“区域封锁”战略，拒美军于门外，2017年又在吉布提建立其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南海建造六个岛屿。同时，携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在领土纠纷中显得更为强势。林德引述濮德培的论述，称古代中国“向来不惧于使用武力”，而是以“堂堂正正之师”戡乱伐罪，维护地区秩序。林德认为，区域霸权均不能接受区域内存在竞争对手，习呼吁建立新的亚洲安全体系正是要将美军挤出亚洲，同时也在拉拢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盟友。
第三，林德引用张居正语，“夷狄之性岂有常哉！吾制虏机宜何如耳？犬摇尾乞怜，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她认为同其他强国一样，中国也通过干预别国政治，培养亲华势力。2016年，澳大利亚参议员萨姆·邓森就被爆出同一家中国公司有财务往来。林德也同样指出，美国、日本及前苏联都曾干预他国政治以维护其霸权。
第四，中国在海外积极扩大其影响力，包括新华社和中国全球电视网络等官媒的海外拓展、建立孔子学院、通过留学基金委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多种方式，增强其软实力。
林德认为，中国能否称霸亚洲，将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如果日本认为一个“中国的亚洲”可以接受，那么没有制衡者和对手的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洲的地区霸权；日本如果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那就应当尽快同美国一道，为亚洲规划另一种未来。
最后一篇是来自贾菲（Amy Myers Jaffe）的《绿巨人：可再生能源与中国力量》。贾菲在文章中指出，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正在全力成为绿色能源的核心国家。目前中国已主导世界太阳能电池板市场，并且还在不断加大节油技术的研发力度。如果这一能源战略成功实施，这不仅将大大有益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将极大助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多个区域联盟和商贸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进而成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
贾菲首先指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能源需求，这迫使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地区强国，更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由于西方国家大型石油企业的竞争倾轧，中国不得不投向所谓“流氓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苏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以获取石油等能源。国内市场对海外能源的高依赖度令中国忧心忡忡。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到2015年为止）”就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并称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开发了新的油气资源，一旦中东有变，中国将遭受较美国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
有鉴于此，中国转而大力研发绿色能源，致力成为清洁能源的核心国家，并承认环境破坏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犯下的错误。绿色能源的发展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有利影响：
一、绿色能源成为中国新的贸易增长点，美国的液化气贸易受到很大打击；
二、中国为世界节能减排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大降低了国际市场上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价格，中国目前有24%的能源产出来自绿色能源（美国则是15%）；
三、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得到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比亚迪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动车生产商；
四、绿色能源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去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建立世界最大规模的碳交易市场，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绿色债权国”——投资扶持致力于防止气候变化的项目，其一带一路战略也极力强调了环境保护标准的重要性；
五、随着国内自产的绿色能源逐渐取代来自海外的油气产品，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同样得以保障。
同时，绿色能源也将极大改变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向欧洲、中亚、东南亚各国销售自己的绿色能源技术，协助产出清洁能源，将助力中国同美国的石油贸易积极竞争。贾菲也提醒，中国的绿色能源也可能将资源日渐枯竭的石油国家推向深渊，2016年中国拒绝继续向加拉加斯贷款，导致委内瑞拉债台高筑，政权岌岌可危。
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意味着美国官方舍弃了其在国际能源和碳交易市场的领袖角色，中国也将有机会无限制地售卖其能源技术，进而深刻影响美国经济。因此，特朗普政府需要在2025年之前满足其原本在巴黎气候协定中作出的“减排约27%”的承诺，以维持美国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原有地位。贾菲将这一绿色能源竞争同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相提并论，认为这将决定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可以看出，三篇文章都将中国的全面崛起作为既定事实，只是在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及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建议上有所区别。坎贝尔-拉特纳和林德的文章都是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将成为主导亚太地区的强国，而坎文只是笼统地指出美国应当关注本国及盟国的“力量和行为”，但林文则更为具体地提出，面对即将主导亚洲的中国，美国应当联合日本，“运用外交手段”积极地向亚洲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这也与林德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一脉相承，即强调日本在亚洲的关键地位和北京在南海的长远战略布局。此外，林文用很大篇幅来列举和描述过去美、苏、日为维持其区域霸权的各种策略，反复申明中国今天的国家战略是“正常”或“正当”的，不同于外媒的固有成见，实际上体现出学界对中国的一种研究共识。
贾菲的文章则是从绿色能源技术入手，对比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及科技发展，尽管贾文中仅提到了“国际能源市场秩序”，但无疑是在暗示和强调掌握下一个时代核心科技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鉴于中国已在绿色能源技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贾文建议特朗普政府首先尽力达到美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原本做出的减排承诺，维持美国在国际能源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再图后计。然而，姑且不论特朗普政府会否在环保问题上做出这样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即便特朗普愿意重新努力发展绿色能源，节能减排，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连任总统也尚在未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贾文整体上对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表示赞扬的同时，特别批评了中国的绿色能源贸易给石油产出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中止继续向加拉加斯提供贷款，并最终导致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影响力向全球范围扩张，中国也需要一定程度上关照各个国家的利益。中国无论是将要主导亚洲，抑或领导世界，都需要充分认识并主动承担这种额外的国际“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