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一国之评价与对人的评价一样，都是不同主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相互建构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主体，“中国”本身也在不停的变动之中，不同的国家统治模式，不同的对外交流政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者的评价；另一方面，作为评价主体的他者也同样处于变化之中，其关照面、兴趣与利益点，以及价值标准，也会影响他对观察对象的不同感受。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亦或“中国和平崛起”论，都是这种主体间互动的正常反应。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流动；和平崛起
有学者研究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大致经历了崇敬期（18世纪以前）、鄙视期（1840-1905）、仁慈和钦佩期（1905-1944）、幻灭和敌对期（1944-1970）、友好期待期（1972-1988）以及警惕戒备期（1989-目前）几个阶段的变化。……其关于中国的形象‘原型’大致包括作为财富象征的中国、作为杰出典范象征的中国、作为病夫象征的中国、作为忘恩负义的中国以及作为威胁的中国等几个方面。”①本文将梳理“中国威胁论”的这一变化脉络，挖掘其产生的原因，并对如何破解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中国威胁论的缘起
西方世界曾经流行过“黄祸论”，但“黄祸论”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还包括日本，其中更多地源于西方世界对于蒙古人的恐惧。后来西方世界的主要敌人是前苏联，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受到西方社会的警觉也不难理解。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为什么就很快流行起来呢？
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杨毅（YiEdwardYang）与同事回顾和分析了美国五份主流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芝加哥先驱报》——在1992年到2006年间对“中国威胁”的报道。结果发现，在1992年到2006年之间的15年时间里，这些报纸上一共刊载了376篇报道“中国威胁”的文章，其中95篇来自《纽约时报》、78篇来自《华盛顿邮报》、72篇来自《洛杉矶时报》、66篇来自《华尔街日报》、65篇来自《芝加哥先驱报》。这些报道中所勾绘的“中国威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军事与战略威胁、经济与贸易威胁、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杨毅及其同事发现，美国主流大报是在1992年左右开始对“中国威胁”进行密集报道的。在1992年之前的15年中，五份报纸总共只刊发了11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此后的十五年中，平均每年这些报纸都要刊发25篇类似话题的报道。此外，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在报道密度最高的2000年，五家美国主流大报共刊载了69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报道，而在报道密度最低的1993年与2004年，类似的报道则只有9篇。在1990年代初期，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构成了美国主流大报上“中国威胁论”的主体；然而，这种趋势在1995年后得到了扭转，到2002年，关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已经在美国主流大报上完全消失了。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密度，则在不同年份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分别在1996年、2000年和2005年达到高峰。其实，正是由于对中国军事与战略威胁的报道存在周期性，才导致了美国主流大报在1992年到2006年的15年间出现了报道“中国威胁”的三个周期。与变动明显的前两类报道不同，美国主流大报对于中国经济与贸易的报道密度在不同年份之间较为平稳，但几乎一致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2002年以后，当对于中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的报道消失以后，经济与贸易威胁就和军事与战略威胁一道成为了这些报纸所经常关注的两类“中国威胁”话题。②
国内学者曾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06年1月1日到2006年6月30日为时间段，以12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舆情动态分析为研究主题，对416篇关于“中国威胁”的文章进行分析。数据统计表明，中国经济被外媒视为最主要的威胁，其次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地缘政治与军事威胁，而“软实力威胁”也进入了外媒的视野。（见图1）③
1984年，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凯南（G.F.Kennan）曾经指出，某些美国人有“真古怪”的怪癖：“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④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叶，西方世界在寻找自己的下一个对手，社会主义中国很自然就成为他们的对象了，因为邓小平成功推进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西方人意识中的“黄祸”论又重新被唤醒。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
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克特（JamesHackett）在《敢撄怒龙之逆鳞》一文中说道：“在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⑤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Munro）率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1997年2月，罗斯·芒罗和《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第一任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Bern-stein）又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并预言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可能导致战争，所以他们支持对中国实施最严厉的遏制战略⑥。这一观点，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的基本论调。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仍有广泛的市场，不过当下中国威胁论除传统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威胁外，已经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如中国计算机黑客⑦、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海外移民、中国间谍、粮食安全等等方面的威胁论，层出不穷。如前不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情报主管威廉·埃文尼纳（WilliamEvanina）表示，在FBI对165家公司的调查中，50%的公司承认，贸易机密或知识产权曾遭窃取，95%的公司怀疑，中国是幕后指使。⑧
吴国光和刘靖华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卷入（en-gagement），一个是战略上的遏制与围堵（contain-ment）。⑨经济上的卷入是出于实际利益，不能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它也体现了一种战略，即以它的资本力量和随着资本而来的一套价值观念，牵引着一个正在体制上、结构上、文化上发生变化的中国向西方方向走。另一个方面，在战略上的围堵是因为西方担心中国的强大，这是一种矛盾心理。这一战略与当年对付苏联的做法不同，因为西方社会明白，纯粹的遏制战略用在中国身上不合适，其一是中国的经济远强于当时的苏联；其二是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转型期，发展的道路未定，方向未明；其三是西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
（一）“文明冲突”论
中国“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应该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莱奇特·布朗的有关理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文明有着与西方文明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且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所以他认为，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力量和自我伸张性增强，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而布朗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环境土壤的恶化，将会导致中国粮食供给的巨大缺口（3.66亿吨），面对这一粮食供给短缺，“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组国家可增加其出口潜力去更多地填补中国潜在粮食短缺的一小部分”，中国粮食的不足也就是世界粮食的不足，而“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⑩。
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一种理念，即“各国民主化程度越高，它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11]而在西方社会看来，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极权体制”、“下一个超级大国”、“民族主义”国家，显然还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当前“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民主国家”[12]，所以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除非中国引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否则中国的强大就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认为：“中国已成为这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13]。
美国战备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表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报告。该报告概述部分便写道：“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不断扩大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北京有可能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取代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北京还可能自信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14]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8月17日发表题为《中国模式》的署名文章更是明确指出：“北京的崛起是对美国的一种特定挑战。与二十世纪后50年代造成经常奇迹并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挑战的日本、德国不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华盛顿的坚实同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2008年的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认为：“中国在走上与西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后，又提供了另一种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那些政绩不佳的专制政权，以及多年来苦于经济发展滞后的虚弱民主国家，非常具有吸引力”[15]。
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实力分布，从长期来看，这自然会影响主要大国的战略范围和全球态势。郑永年教授同样指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16]。
（二）“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刊发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其中习主席专门谈到在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一个说法。当年，两国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Alli-son）将这句关键的话理解为：雅典势力的扩张让斯巴达产生了恐惧，因此雅典应当对战争负责。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曾在一篇文章解释说，“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17]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一些西方学者有一套大国强盛必霸的逻辑，代表性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领域的著名鹰派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没有任何国家是所谓的“现状国家”，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将不断追求权力最大化，而大国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最终都将走向冲突甚至战争。米尔斯海默通过对历史上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大国政治进行了大胆预测，他分析说，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据此逻辑，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结论是：“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无论是威廉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苏联，在对抗期间其潜力都无法企及美国。但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18]。米尔斯海默写道：“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经济，并有效地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香港，中国将会如何在世界上行动？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融入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她的行为将不会具有进攻性。相反，中国将会维持东北亚的现状。根据这种逻辑，美国应与中国接触，以推动她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是鼓励中国迈向民主的政策。如果与中国接触政策获得成功，美国就能与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共同推动和平。”但米尔斯海默自己并不同意这种乐观的观点，他认为：“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她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使其成为东北亚的主导力量。中国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以及是否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或是一个集权国家，这对其行为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关注安全问题。对任何国家而言，争得并维持霸权是保证其生存的最佳方式。”[19]他甚至一再提醒美国人必须尽力遏制中国：“第一，我们应该力图减缓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他认为更有效的是“实行遏制政策，就像我们当年遏制苏联那样，以防止中国事实上主导亚洲。我们应组成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包括日本，越南，南朝鲜，印度，俄国与美国”[20]。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米尔斯海默在《纽约时报》上刊文，指出美国不应在乌克兰问题上浪费精力与俄罗斯周旋，“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并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21]理查德·伯恩施坦和罗斯·芒罗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消除历史屈辱的渴望和寻求国际大国的单纯欲望，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亚洲的大国”[22]。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012年9月12日召开关于中国与南海问题的听证会。史汀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理查德·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说，中国的崛起及其“想成为东亚与东南亚支配性大国”的雄心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他称对美国及中国的邻国而言，“中国崛起的最具挑战性的方面”是它缺少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他认为，美国对中国挑战其“核心利益”——航行自由——的担忧，以及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的争端事件升级，使美国决策者“含蓄地站了边”。他指出，中国的邻国日益靠近美国，会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所得，也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东南亚水域的军事存在，但美国在亚太海上联盟与伙伴关系的所得，或将为被卷入不符合美国更广泛利益的冲突的风险所抵消。[23]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头痛，如过去一年，中国在南沙群岛至少七个岛礁进行填海工程，此举激怒了宣称对南海有着主权主张的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尽管中国提交多种证据证明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有权在此建岛。但2015年8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峰会上还是宣布，中国已停止在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的填海造岛工程。此举显然旨在缓和与相关领土纠纷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8月3日发文断言，自70年代以来，华盛顿“接触”中国战略的两大假设已告失败，即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自由化，中国融入全球秩序可以预防其强行挑战这一秩序。文章称华盛顿已恐惧地意识到这两个目标似乎越加遥远，美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却步步逼近。该文还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专家正在恳请华盛顿抛弃脆弱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强有力的“制衡”战略。[24]
三、“中国威胁论”在全球的扩散
基辛格2014年10月与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对话时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特别是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和奥巴马政府高官多次在南海等问题上发表讲话之后，美国军界、政界、学界、媒体和商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辩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认为“未来数十年，中国代表着并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25]报告称，一直以来，美国都致力于将中国“纳入”自由的国际秩序之中，不过现在中国已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可能对美国全球力量造成威胁。华盛顿需要调整对华大战略，将重点放在制衡崛起的中国，而非继续扶持其不断上升的地位，它包括：重振美国经济、加强美国的军队、扩大亚洲的贸易往来、创立一个技术控制体系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武器和关键的军事技术、实施有效的网络政策以及加强印度-太平洋伙伴关系，并对与北京的高层外交给予活力。可见，中国威胁论不但在美国重新抬头，而且正在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行动。
“中国威胁论”已经不仅限于在西方世界传播，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中国近邻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都有类似的观点。事实上，“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于1990年在《诸君》月刊上发表了《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该文从国力角度论证中国将是一个潜在的敌人。2015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在“国际社会的安保课题”一节中，首次单独列出“海洋问题动向”，将海洋安全问题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相提并论，并强调保障海上航线“事关日本生死”，白皮书显然在鼓吹“中国威胁论”。就在这份白皮书发布的五天前，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在二战后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赴海外作战。据日本共同社2015年7月28日报道，安倍在参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上指责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他强调，日本“面临的海洋状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南海大规模造岛”。防卫大臣中谷元称，“中国可能增加海军、空军”，对其他南海相关国家造成威胁的可能性增大。日本TBS电视台称，安倍在27日下午的国会上也明确提到“中国威胁”。[26]
在韩国，“中国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如韩国国防研究院（KIDA）在2005年12月进行一项针对1000名20岁以上韩国公民的民调显示，有37.7%的人认为在10年后，中国将是韩国的“最大威胁”，有23.6%的人认为日本是最大威胁，有20.7%的人认为是朝鲜，有14.8%的人认为是美国。而在以往的调查中，朝鲜一向被认为是韩国“最大的威胁”[27]。
近几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日甚，许多非洲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比较好，但“中国威胁论”有一定的市场。很多中国人把国内的经营方式带到了非洲，如商业贿赂、非法经营、野蛮施工、偷工减料、破坏环境、非法雇工、不尊重雇员权利、随意解雇工人、走私逃税、伪造发票骗税等，这让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每况愈下，在非洲的中国人被称作是“黄祸”。2011年1月5日，坦桑尼亚工贸部副部长拉扎罗·尼亚兰都对首都一家繁华市场里做生意的中国商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30天内全部离开，因为中国商人以投资的名义进入坦桑尼亚，然后开起了“夫妻店”，侵占了本地人的就业机会。一些西方人士称中国在非洲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只重利润、只会“索取”而不关心非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西方尤其攻击中国的对非援助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是纯粹的帮助非洲发展之举。这种观点在非洲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俄罗斯2005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将近2/3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参与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一种“威胁”。而在俄远东地区，持这种观点的民众比例超过80%。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军事预测中心主任、军事科学院教授齐加诺夫在撰文预测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时，竟把“中国”列为第四位，仅次于“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扩散”[28]。
四、如何破解“中国威胁论”
大国强盛必霸的逻辑可能适合于解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如果用来解释中国文明，可以会导致“修昔底德陷阱”。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是一个防御型的帝国：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的长城是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等销往世界。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除蒙古帝国期间有过军事扩张之外，中国就没有向海外扩张建立殖民地的理念，更没有相关的实践（整个东北亚，只有日本人当年从欧洲取经并在朝鲜和中国实施过类似的殖民统治）。另外，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价值取向确实存在差异，但东方的传统的整体主义（宗、族、乡、国）与西方主导的普及全球的个人主义（人权、自由、民主）之间，虽然处处有碰撞，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找到适当的调和的可能性。
虽然中国与日本、前苏联、印度和越南等周边国家有过军事冲突，但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基于领土纷争，而不是西方的殖民霸权。中国虽然有核武器，但已经承诺不率先使用。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为中国未来的军事进步和武器改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中国的军费开支远在美国之下，而且中国的军队建设的目标也只是从防御的角度来设计的。所以说，中国会在东北亚成为美国军事的对手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对外奉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原则，谨慎、节制却又“有所作为”，力图渐进地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而不是另起炉灶或破坏、推翻它。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今天，中国往往希望维持现有世界秩序，而美国却往往试图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从而破坏其创建的秩序。”[29]其实，在“美国在经济、教育、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领域都占据全球性领导者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就必须与美国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直接挑战西方世界所支持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非常愚蠢的，事实上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30]
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人开始走出亡族灭种的阴影，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强烈，中国领导人顺势提出了中国梦口号，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重构自己大国形象并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构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形象就变成当下最热闹的研究课题。但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清晰地表达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同时又如何向国人说明“中国梦”以求形成整合力量，仍然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我们一方面要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眼界，能够坦然面对各种不同价值和利益立场的人所持有的不同声音，另一方面，我们要需要有立场和底气，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价值观自信。据《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的报道，在一场确定未来10年周边外交方针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寻求建立一种超越冷战时代格局的安全体制。习近平强调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纽带。他还指出应该深化安全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中国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5月19日在华盛顿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欧洲、非洲和拉美国家民众不把中国视作对本国的“威胁”，英国、希腊、德国、尼加拉瓜、委内瑞拉、智利、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国均有过半数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该国而言是件好事。根据该报告，绝大多数欧洲、非洲和拉美民众不把中国视作敌人。52%的拉美民众认为中国是伙伴，9%的民众认为中国是敌人，30%的民众认为介于伙伴和敌人之间；在非洲，71%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伙伴，只有7%的民众认为中国是敌人，11%的民众认为中国介于伙伴和敌人之间；25%的欧洲民众认为中国是他们的伙伴，10%的民众认为中国是敌人，61%的人认为中国介于伙伴和敌人之间。
皮尤2015年6月23日发布的另一项调查报告中显示[31]，全球对中国的评价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报告表明，相比于2014年，2015年中国在35个国家中的正面评价略有增加。数据显示，2014年有平均49%的国家积极看待中国，但同样是这些国家，2015年这个数据是54%。与此同时，负面看法已经从38%下降到34%。
还有一个更乐观的数据是，中美两国在一些国家的年轻人中都获得了更好的评价。调查显示，在18个国家中，30岁以下的人比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的看法更积极。对美国，尤其如此，55%的18-19岁之间年轻人积极评价美国，而仅有27%的人50岁及以上人持同样观点。
调查显示，被调查的39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对中国持积极的评价，当然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肯尼亚对中国都有好感。同时，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调查者也对中国持良好的态度。不过，亚洲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巴基斯坦、加纳、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对中国的评价最为积极，而印度尼西亚（63%）、韩国（61%）、澳大利亚（57%）、菲律宾（54%）也持在较好的评价，但印度、越南（74%）和日本（89%）持明显的负面观点。
但更细致地分析调查报告，会发现，全球平均只有34%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尊重个人自由。而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整个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者的绝大多数（约四分之三以上）说中国不尊重这些权利。不过也有例外：在10个国家，至少有十分之六的人表示，中国尊重个人自由，包括亚洲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相比，美国得分相对较高的是个人自由——全球平均63%的人说美国政府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
近来，中国政府高调推进“一带一路”，就是一种积极和平的合作倡议。这种以“和平发展、携手共进”的大国和平崛起姿态，通过外交、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努力来消弭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蔓延是有建设性意义的。中国要继续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当然，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的形成，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国家的界线在某些方面已经被突破，全球治理的理念在慢慢形成。在这一进程中，更多地需要将国家的治理与国际治理勾连起来考虑。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结尾时，中国天津正发生一起重大的灾难事件——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件一出，立即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CNN、BBC、纽约时报、FT等国际传播纷纷跟进报道，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全球关注的内容。灾难为何发生？救治是否有效及时？信息是否公开？等等，每一方面都在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智慧。因为就全球治理的趋势而言，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存在内在一致（coherent），国内事务的国际影响同样不可轻视。CNN记者采访受阻的风波，就是最好的例子。
五、总结
对一国之评价与对人的评价一样，都是不同主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相互建构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主体，“中国”本身也在不停的变动之中，不同的国家统治模式，不同的对外交流政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者的评价；另一方面，作为评价主体的他者也同样处于变化之中，其关照面、兴趣与利益点，以及价值标准，也会影响他对观察对象的不同感受。无论是“黄祸”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亦或是“中国和平崛起”论，都是这种主体间互动的正常反应。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主要是许多国家对中国还不是很了解产生的误读，这种误解背后的“你”与“我”的二元思维困局，限制了交往理性的有效性。一方面，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人权理念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并且对共产主义当年输出红色革命多少还存在着恐怖心理，加重了西方世界以另类的眼光来看待红色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对如何传播和说明自己的和平、正义与平等方面的智慧还相对不足，在何地何时，如何显示自己的肌肉方面，也存在经验不老到问题。
哈贝马斯曾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了交往行动问题。他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沟通时，即是在提出某种“有效宣称”。他指出，有效宣称有三种，即：“真理宣称”、“正当宣称”和“真诚宣称”。但这些宣称在本质上是可以被质疑、被批判的，允许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面对别人的质疑、批判或提出的相反观点，一个理性的人必须致力于根据有关证据来捍卫或修改自己的宣称。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最为关键的，当然需要质疑和批判，但更需要通过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并非另一种人类，而是世界和平的一员，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建设性力量。所以，对于中国当下来说，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09ZJD001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施爱国：《超越“中”/“西”——有关西方中国的形象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另可参见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②YiEdwardYang＆XinshengLiu（2012）：The“ChinaThreat”throughtheLensofUSPrintMedia：1992-2006，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21：76，695-711.
③姜加林主编：《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中国威胁论”研究》，外文出版社21012年版，第63页。
④【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7—138页。
⑤JamesHackett，”BetweenDragonandWrath”，TheWashingtonTimes，August4，1995.（A16）.
⑥参见【美】罗斯·芒罗、理查德·伯恩斯坦《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⑦从2010年1月“谷歌事件”到2013年6月“棱镜门事件”，从2014年5月所谓“五名中国军人涉嫌经济间谍案”到2015年6月美国联邦雇员数以百万计的人事档案资料信息“外泄疑案”，中美两国的角力就不曾停歇过，网络安全也一度成为影响中美双边关系中升温最快的问题之一。2015年7月30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刊发了一则独家报道：一张声称是获取自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所谓“机密地图”显示中国在过去5年间对美国发动了近700次网络攻击，受中国黑客侵害的目标几乎涵盖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不仅包括谷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商业巨头，而且连政府机构以及军方部门也均未能幸免于外。
⑧吉娜·宗：《美国称中国是经济间谍案激增元凶》，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3178。
⑨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⑩转引自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从“威胁论”到“崩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4页。
[11]1976年，迈克温·斯莫尔和戴维·辛格在《耶路撒冷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年》中，就认为“民主国家”较少有战争。
[12][22]【美】理查德·伯恩施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1页。
[13]转引自周宁编《2000年西方看中国》（下），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3—1234页。
[14]转引自姜加林主编《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中国威胁论”研究》，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15]【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6]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2—3页。
[17]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联合早报》2012年9月4日。
[18][1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20、3页。
[20]转引自江峡《遏制中国：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评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及“中国威胁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1]邓聿文：《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683。
[23]王恬、张旸：《美国国会召开南海问题听证会》，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3/c1002-19000176.Html
[24]参见马晓霖《中美关系，继续“接触”还是重返“遏制”？》，《北京青年报》2015年8月8日“马晓霖专栏”。
[25]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本文引用时下载于以下网址：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10/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i69v，另可见于RobertD.Blackwill，AshleyJ.Tellis，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CouncilSpecialReportNo.72March2015，from：http：//www.chinaelections.com/upload/file/20150531/20150531082558_3752.Pdf
[26]日媒：《安倍在国会罕见提“中国威胁”铤而走险》，《环球时报》2015年7月29日。
[27]转引自黄志凤《韩国“中国威胁论”的多维透视》，吉林大学2007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28]于鑫：《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历史与现实》，《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6期。
[29]DavidM.Lampton，“TheFacesofChinesePower”，ForeignAf-fairs，Vol.86，No.1（2007），pp.115-127.
[30]WangJisi，“China’sSearchforStabilitywithAmerica”，For-eignAffairs，Vol.84，No.5（Sept.-Oct.2005），pp.39-48.
[31]皮尤调查报告GlobalPublicsBackU.S.onFightingISIS，butAreCriticalofPost-9/11Torture，原文链接：http：//www.pew-global.org/2015/06/23/global-publics-back-u-s-on-fighting-isis-but-are-critical-of-post-911-torture/本文引用于2015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