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要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周边要先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要先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点是周边。
不久前在十九大上，习总书记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总体部署。他强调，我们要按照“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刚刚结束的使节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针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从指导思想到总体布局，从基本原则到政策策略，从中长期奋斗目标到当前具体工作任务，做了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
我理解，要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周边要先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要先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点是周边。这不是说其他地区、其他环境不重要，而是说周边地区、周边环境更重要。要处理好这几个问题，主要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认识周边环境复杂性
必须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即我国周边环境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其他大国都要复杂。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有12个陆上邻国，即山水相连的接壤国。其中最大的是北方的苏联。此外，在东北亚方向，还有蒙古和朝鲜。在东南亚方向，有越南、老挝和缅甸。南亚方向邻国更多，有6个国家，即巴基斯坦、印度、锡金、不丹、阿富汗和尼泊尔。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吞并了锡金。
90年代末苏联解体，中国陆上邻国先减后加，由12个变成了目前的14个。除了山水相连的14个陆上邻国，我们还有几个隔海相望，或者说海域相接的水上邻国，就就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和朝鲜既是我们的陆上邻国，又是我们的海上邻国。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流行“大周边”概念。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来划分，我们的邻国就更多了。在中亚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还有稍远一点的伊朗。在南亚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在中南半岛有柬埔寨，还有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汶莱等。就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人认为也算是我们的邻国。所以，在世界各大国中，我们的邻国最多。
中国这些邻国，领土面积、人口总量大小不一；历史底蕴、文化传统五光十色；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特别是对外关系，千差万别。俄罗斯和蒙古属于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带有强烈的转型国家特征。俄罗斯的综合国力虽然与前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是世界第二位的军事强国。越南、朝鲜、老挝仍然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很多方面跟我们有相同相近之处。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彼此相差很远。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有许多共同特点，首先是都搞自由主义经济和所谓的民主政治。但日本保留着天皇体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泰国保留着象征性的皇权，但军队干政传统根深蒂固，政变多发；新加坡是典型的城市国家，借助一党独大的民主政治格局，实际运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共有300多个民族、2亿5千多万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南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印度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已经超过 12亿，正在迅速接近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也很快。巴基斯坦据说是世界第五人口大国，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基础设施相当落后。上世纪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的孟加拉国，如今也有1亿多人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都集中在中国周边。还有一个国家不可小瞧，这就是韩国，虽然只有5000多万人口，但产品和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让很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换句话说，中国周边地区成了世界上军事大国、人口大国、经济强国最为集中的地区。
中国的这些邻国，国情复杂，政局诡异，与我国的关系，一言难尽。即使是那些被认为与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譬如朝鲜、缅甸等，与我国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时好时坏，波折不断。巴基斯坦号称中国的“铁哥们”，现在它目前是最大的恐怖主义滋生地，潜在很多问题。我们和这些国家比邻而居，没有选择，只能适应。在国际舞台乱象丛生，各国政坛情况多变的条件下，如何和这些邻国友好相处，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确保共同安全，中国做过多方面尝试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注意到与邻国的领土问题。这个历史遗存，非解决不可。最先谈的是缅甸，解决得比较好。由于毛主席、周恩来亲自部署和指导，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为原则。随后又与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朝两国通过协商，后来也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划界方式。现在的民众对此未必满意，但两国边界毕竟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和印度、不丹、苏联、越南、老挝的边界问题当时没能解决。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1969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
1979年，中国和越南还打了一场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持续10年左右。
由于边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国际上盛行冷战思维，新中国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再加上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朝鲜战争，甚至还卷入了柬埔寨国内冲突，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一度严重影响外交，中国的国际形象确实受到很大的伤害。周边国家对我们的负面印象相当深重。因此，我们要特别冷静和客观地看待异常复杂的周边环境。
二、用战略思维调整周边环境
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必须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整个国际形势，对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功不可没。这时候，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营造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最高目标。我们开始大幅度调整同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首先，我们同日本、韩国的关系有很大改善和发展。到1993年时，日本已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后到中国访问，他对中国姿态很高，双方确定要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中韩两国1992年建交，建交后睦邻友好合作推进得比较顺利。1998年，我们和韩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局面的形成，为结束美日两国支持韩国，中苏两国支持朝鲜的冷战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中韩关系的改善，东亚地区作为冷战前沿的局面不会改变。2002年、2003年，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习总书记曾经高度评价中韩关系，2014年专门访问韩国，把中韩关系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其次，80年代末，长期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的中苏关系，终于实现正常化。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我们北边的外部环境，实现了总体稳定。90年代初苏联解体，蒙古转型，中国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同新俄罗斯、新蒙古以及中亚地区出现的5个新国家，建立了不同以往的新关系。另外，我们借助中、俄、哈、吉、塔五国为解决边境问题而设立的“上海五国”机制，与这些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现在，中俄4000多公里共同边界，成为了和平稳定的边界。中哈、中吉、中塔总共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也成了开放合作的边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外，中国和这些国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也卓有成效，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再次，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和越南、老挝的关系有了重大改善。1999年初，中越双方确定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随后谈判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老挝关系，包括边界问题，自然也就好解决了。我们和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关系，包括同整个东盟的关系，出现了全面向好的积极变化。 1991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02年，双方签署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文件。2003年，双方又发表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域外国家，东盟则是仅次于美欧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也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周边环境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事实上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中印关系开始改善。但两国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受印度和不丹特殊关系制约，不丹至今不与中国建交。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病。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丹那么小，对我们竟不以为然。不与我们建交。还有一个国家，本是华人为主，但迟至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对中国的不信任不友善甚于周边其他许多国家，这就是新加坡。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周边问题该是多么复杂。这样的周边环境，考验我们的战略耐力，考验着我们的外交智慧。
总体上说，由于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周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放弃了有关世界革命的思维定式，改变了对国际主义的简单化理解，逐渐而果断地割断了与东南亚国家反政府武装力量的特殊关系，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对周边事务事态的影响力，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建国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运筹外交事务的能力和手段，在周边地区已令人刮目相看。尽管周边外交还是一个难题，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面向前向好。那时候我们说，中国周边环境处于历史最好初期，并不是没有根据，特别是与俄罗斯等国共建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开展全方位稳定的务实合作，对我们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影响很大。对我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用机制和体制应对周边环境变化
应对周边环境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既要有明晰的指导思想，运行原则和战略目标，更要有系统完备的机制和体制。
为营造一个睦邻友好、有利于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全面复兴与加速崛起的周边环境，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同时也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但事情的发展有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几年，我国周边地区出现很多新问题，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格局持续重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新现实和新趋势。
首先是朝核危机越来越尖锐。朝鲜在拥核自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摸到了大国关系的软肋，知道中美俄这几大国在半岛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完全一致。它利用这个矛盾，大搞战争边缘政策，大搞核武器和战略导弹开发，将东北亚变成了安全领域最危险也是最敏感的一个地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外交压力和安全风险。我们为化解半岛危机做了长期努力，但现在看收效甚微。我们在东北亚地区，在朝鲜问题上，有独特影响力的估计看来过高了。现在，半岛形势发展仍是阴晴不定。尽管南北方最近相互发出和解的信号，并且实现了接触与对话，美国在对朝鲜秣马厉兵的同时反复声称，它不排除与朝鲜的高层会晤，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半岛的战争阴霾已经散去。
其次，中日关系出现历史性大倒退。从小泉担任首相开始，中日关系就越来越差。在钓鱼岛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日本人都跟我们过不去。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大幅度瓦解，双方国民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努力，日本也有所表示，但中日关系大幅度改善的迹象还不明显。现在，日本跟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大力加强战略合作，在南海地区制造麻烦，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阻遏中国，联手制华的意图有目共睹。
再者，台独势力持续坐大，台海局势因外部势力插手而更趋紧张。有消息说，蔡英文日子虽然并不好过，但下一届选举可能仍非她莫属。这对我们是个巨大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台问题上，有时候靠谱，有时候很不靠谱。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水搞浑。试图浑水摸鱼，种种信号和迹象昭然若揭。如果台独份子控制台湾的局势长期得不到改变，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大，危机演变为冲突很可能提前到来。
此外，南海地区的岛礁主权之争和海洋权益之争密切交织，这几年越来越表面化和尖锐化，甚至国际化了。我们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但在国际化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得不积极而持久地争取国际支持。在这场斗争中，国际化回避得了吗？
最后，要看到，在南亚地区，我们和印度的关系错综复杂，冲突迭起。尽管中印关系早有很大改善，我们把它接纳进了“上合”组织，双方一起致力于金砖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确有共同利益，并且也形成了一些共同意志，但印度总体上自私、保守、偏隘、固执的特性难以改变。去年夏天双方大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几乎导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流产，形势千钧一发。要知道，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是我们的重大利益，维持我们的大国形象，保证我们搭建的大国交往机制不被冲击，大国外交平台不被搞垮，也是核心利益。后来，我们处理得很好，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厦门峰会圆满落幕。当然，中印之间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们说周边地区存在很多焦点、难点甚至热点，并非夸大其词。应对周边地区的变幻多端的复杂局面，既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有切实可行的基本原则和始终如一的政策主张，还要建立完备的机制和体制。
四、用“亲、诚、惠、容”的原则指导周边外交
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要全面落实“亲、诚、惠、容”新理念，综合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发出了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世纪倡议。这是我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和突破。2013年10月，我们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在会上对我国周边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做了全面分析，对周边外交进行了全面规划，也可以说是重新部署。也就是在那次会上，“一带一路”成了我们党的最高决策，成了我们国家的政治意志，成了我们着眼周边辐射全球的重大战略。我们现在对外一般不讲“一带一路”战略，只讲“一带一路”倡议，或者叫“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目的是防止某些势力对此过度解读，甚至借题发挥，进行误读和歪曲，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干扰我们引导周边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与我们共同发展、联动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大棋局。
习近平总书记本人非常重视周边问题和周边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身体力行者。2013年3月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我想不仅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级大国，同时也因为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稳定中俄关系，提升中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对稳定中国同整个周边的关系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比较好，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也就稳定了。蒙古位于中俄两大国之间，长期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一度想搞什么“第三邻国” 外交，实际上是要深化并借重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的关系，平抑中俄两大国的影响。中俄联手一起做蒙工作，通过中蒙俄三方领导人会晤机制，破解了蒙方所谓的“第三邻国”外交。也因为中俄关系比较好，中国和中亚各国关系保持了长期稳定、务实合作不断推进。现在看，中国周边四个方向，北边和西边是和平稳定、友好合作、前景光明。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稳住了中俄关系，不断提升中俄关系的质量和水平。有些人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和提升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他们没有站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全局去观察中俄关系的特殊意义，更没有站在世界力量对比这个大格局上去思考中俄关系的巨大价值。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中国要与中亚国家创新合作模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在访问印尼时，他提出，中国要与东盟用好海上合作基金，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倡议合在一起，统称“一带一路”。现在，“一带一路”作为前所未有的“世纪倡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有许多国家共同参与的共同行动，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
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访华，“一带一路”将是中法领导人会谈的重要话题。据我所知道，他身边有人在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英国、泰国也有专门的“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就连美国人也在琢磨如何参与“一带一路”，日本人也有点坐不住了。我们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开始有56个创始成员国，现在已将近90个！而日本发起并主导的亚洲银行，搞了60多年，现在也就50多个成员。我们以“一带一路”为旗帜，建立了许多吸纳周边国家参与合作的新舞台、新机制、新渠道。
我们推动建设“一带一路”，有六大经济走廊构想，个别国家对此有些抵触。这并不奇怪，因为利益不同。譬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目前仍是说得多，做得少，推进过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印度人不甚热心。现在，我们有的新的提法，这就是和缅甸共建“人字行”经济走廊，将来条件允许时，再把这条走廊延伸到阿富汗，与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实现对接。我们和越南还提出了“两廊一圈”新建议，即共同打造昆明经河内到广宁、南宁经河内到广宁两条经济走廊，同时共同建设北部湾经济圈。我们这个目标越来越贴近需要，越来越切实可行，所以受到广泛欢迎。用“一带一路” 带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发展，用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世界，是我们今后周边外交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践我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安全观的重要途径。中国要想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国，要想统领整个周边事务，必须有一个能被周边地区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观。“一带一路” 就是这种普惠型的新发展观的最好体现。
近几年来，我们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大幅度改善。但我们依然不能低估周边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造和塑造周边环境，不是说在这个环境中，在这样的“街坊邻居”中，我们就不能生存了。我们既要看到形势的复杂性，也要看到形势的可塑性。既要各国间的理念差异、制度差异和利益差异，更要看到周边地区需要共同发展、亚太地区谋求整体繁荣这个历史大势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既要有信念，也要有信心，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依然是可能的，前景依然是可期的。只要我们始终秉承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既定政策，始终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原则，并且制定与之相适应的配套机制和体制，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达到。
（注：本文依据于洪君在2018年1月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共同举办的“中国南亚战略探讨与区域合作前景”论坛的主题发言整理，并在《大国策·专题报告》2018年第1期中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