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所有不怕死的人权斗士无一不具有崇高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他的言论，他的勇气，必然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具有英雄和道德楷模的力量。1926年4月26日，也就是79年前，著名报人、《京报》创始人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指控为“宣传赤化”，不幸死在张作霖的屠刀下，年仅40岁。

邵飘萍有一句名言是：“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这也许就是军阀容不得他的最大的“罪状”。邵飘萍以言论国，针砭时弊，欲挖掘军阀祸国殃民的真相，点名指责张作霖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 吴佩孚为“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直斥张宗昌为“鲁民公敌”， 张作相为“甘心助逆”。他不断发表评论，历数张作霖的恶迹，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如此辛辣言论之于张作霖，无异于与虎谋皮。“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对于军阀们来说，邵飘萍这个光绪年间的秀才，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军阀时代，都要“格杀勿论”。光绪死了，帝制推翻了，但皇帝还以各种名义存在着，强大着，张作霖就是其中一个土皇帝，他杀害邵飘萍解自己心头之恨，却施以“赤化”的罪名——吃人不吐骨头。

邵飘萍并不是共产党员，却死于“宣传赤化”的罪名，为共产党打天下充当道义上的烈士。从史料看，“宣传赤化”这一罪名只是军阀的借口而已，如果当时没有这一罪名，残忍的军阀还可以捏造另外一个罪名。1926年4月22日，也就是他被捕前两日，飘萍已于《京报》发表“飘萍启事”，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写道：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 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

此外，中共的领袖毛泽东也没有称呼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自由主义者。毛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当年谋生北大时的情景，提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北京公开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在提到邵飘萍的时候也称之为“进步记者”。不过，目前有一种说法称邵飘萍先生为共产党员，称是在1925年经北大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但是，目前还没有从邵飘萍个人资料中得到证实。

早年， 邵飘萍在北大任教传播新闻学的时候就是自由主义者，1919年5月4日组织并参加著名的“五四运动”。当年的五四运动参加者、前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台湾大学校长的杨亮功先生于1979年回忆以往时提到五四运动，介绍当时的北京大学新闻学术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在五四运动前夜北大召开的大会上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和日本强迫中国割让青岛进行分析，振臂疾呼，呼吁内除媚日卖国之汉奸——反日，外争领土主权之完整。同时，他还在1918年创办的《京报》上发表评论和专栏文章，揭露当局的腐败和卖国行径，不遗余力。一时之间，《京报》洛阳纸贵，轰动京城，闻名全国。

邵飘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杨亮功先生回忆到，当年的五四运动，只是单纯的偶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他任何因素（如赤化）完全无关。五四的目的只在于爱国，广大爱国学生和仁人志士，所用手段只是有秩序的游行示威；在目的达成后，风潮也就平息了。其中没有羼杂任何个人的恩怨、政治阴谋；当时可贵的是，学生在运动中，所表现的爱国行为、纯洁思想、侠义精神，却感动了全国各阶层人士，商人为之罢市，工人为之罢工。邵飘萍虽然死于“宣传赤化”，但当时他所组织和参与的五四运动已经证实与“赤化”无关，纯属爱国行为。直到今天，邵飘萍办报纸反军阀专制、反日的勇气仍然是后辈们学习的楷模，他不愧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反专制反暴政的自由主义者，又是一个优秀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