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张作霖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新闻报国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 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11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5天后又评论：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呜呼袁世凯”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北京特别通讯”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 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
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那天政府杀了47人），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四·二六”和“三·一八”一样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 ）立即组织营救 。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四·二六”这一天和“三·一八”一样，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