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遇害80周年。春节前，收到散木先生寄来的书稿，恰好是这位民国报人的评传，不禁一口气读完。掩卷之际，慷慨有余哀：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像邵飘萍这类人物也当不复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历史家，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用的材料特别翔实。书中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致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象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的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那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华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华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牢狱之灾。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拥有自己的喉舌，便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在发刊词中，他公然宣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政府，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在大学校园里，《京报》最受欢迎，它成了五四发难者的堡垒。在此期间，邵飘萍倡议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还担任当时有名的《国民》杂志的顾问，这份杂志与《新潮》一样，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两大援军。他站在学生运动的潮头，四出活动，呐喊助阵，不愧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家。五四运动后，报馆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缉，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受挫，态度十分坚定，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台，《京报》9月复刊。在政治权力中心办报，目标太大，何况前车可鉴，本当改弦易辙，然而，邵飘萍仍然不改“扒粪者”的老脾气，继续挑战强权。此外，还以革新家的气魄，从报纸内容、版面直到经营管理，做了大幅度的改革，使《京报》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在报社内部，此时，邵飘萍算得是当权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和时评家的权利，而不是权力。相反，对于权力，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警觉。1923年2月，在“二七”大罢工的同时，他发表《政治上所需之压力》一文，指出：“世界各国文明政治之所以革新，政权之所以普及，决无由握有权力之人（君主或政府执政者）自动而以其权分给予人民者。必须因人民之要求逼迫，致使握有权力者万不得已，无可如何，然后政治乃有彻底革新之望。换言之，人民之觉悟不彻底，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当时，有舆论谴责财政当局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认为类似贪污受贿的现象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他也并不完全归因于政府内部的结构或机制问题，且进一步追溯其社会本源，认为是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他关注民生问题，也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1920年唐山发生重大的矿难事件，在他看来就不是一种偶发性事故，而同样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说是“此可以证明我国政府与社会之黑暗冷酷”。他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那里，而是在人民这里，因此也就不去一味宣传“好政府主义”，“宪政主义”，“改良主义”，而是坚持“人民自动”的思想，极力设法壮大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他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其实也都根源于此。这是他比当时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清醒的地方。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五四之后，邵飘萍倾向革命，相信“新俄”，宣传马克思学说，在今天的一些学者那里，都属于“激进主义”，不足效法的。其实，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有过近于左翼的倾向，显然不是一时的狂热，像有人诋毁说的那样患了“集体癔病”。如果说是一种病变，也是时代的病患，而追求的人们是心智健全的。当事物进入他们的视域时，多少带有某种乌托邦想象；应当看到，想象中的事物与原来的事物并不相同，甚或竟至于相反，何况，原来的事物也在起变化。所以，最终才有了娜拉出走的题目，理想主义变做了经验主义。
邵飘萍的思想愈来愈激进，而政府对付的手段则愈来愈强硬。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惨案”。对学生和群众的屠杀，暴露了政府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质，自行剥夺了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记，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暴徒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政府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永远是捣乱分子。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接着被捕，4月26日凌晨处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然而无效。政府总是有力量的，极其轻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这枚钉子。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评传详尽地叙说了作为报人——也可以看作是传媒的——不自由的境遇，从而愈加凸显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说邵飘萍为“自由报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自由作为一种环境条件而被利用的几率，而是主观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选择和支配了一切行动的始终一贯的精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飘萍送上了祭坛。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纪念，即使时过境迁，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关者”，而视之为残酷的事。
2006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