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
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
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得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即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地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5000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讯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30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30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15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唯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捶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16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
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