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汤武革命 辛亥革命 康有为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对此后世界政治文化的塑造影响深远。从19世纪初开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信息愈渐愈多地进入中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近代中国革命。对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这一议题，学界颇为重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早期研究，主要基于近代中国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精英展开分析，尤其关注“革命”和“改良”两类群体，聚焦他们持有的正面或负面认知以及互相之间的交锋；该分析思路影响较广，此后陆续有学者沿此路径继续深化。[１]近年来，受“语言学转向”影响，有学者从革命话语角度，讨论法国大革命这一汉语词汇的创制过程，由此考察中西革命观念产生交集的最初历史面相。[２]
就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而言，晚清是最初的定型阶段，也是理解该议题的核心，但既往研究仍有关键症结尚未厘清。第一，法国这场事件的革命意象在晚清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它如何被逐步纳入革命范畴，成为一个革命事件，[３]这是首先应回答但仍语焉不详的问题。第二，因中国存在以汤武革命为典范的革命谱系，法国这场事件在被确定为革命后又如何被归类，这是时人讨论的焦点。且在此背后隐藏的深层现象，是当时中国革命氛围日渐高涨的情势下，时人关于革命合法性界定的争夺，而既有研究对此的讨论也尚不充分。因此，本文将回归历史语境，围绕法国大革命叙事在晚清中国之演变，探寻它形成革命意象的过程；探讨在它成为革命事件后，时人对其类别性质的不同界说；挖掘其背后关涉的中国革命合法性观念转型的深层问题，以期深化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影响的认识。[４]
一、由“民变”到“变革”的意象演化
法国大革命在今人看来，自然是一场重要的革命事件；若抛开这种后见之明，回到具体历史语境，19世纪前半期可视为该事件意象呈现的第一阶段，它被作为没有特殊意涵的普通民变，隐没于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的同质化叙事之间。
这种意象在传教士笔下较长时段的法国历史叙事中较为常见。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法兰西国志略》，以法国历代君王为时间标尺，描述各君王统治时期的情况，呈现不同君王统治往复更替的历史。在这样的文本中，后世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仅是夹杂在前后君王时序间一场因统治无道引起的普通暴动；该事件前后的法国社会没有明显新变化。[５]刊印时间稍后的《古今万国纲鉴》《外国史略》《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地理全志》，也都以这一叙事模式展现法国这段历史。[６]此外，《拿破戾翁》作为传记，虽然讲述的不是较长时段的历史，但实际是上述这种叙事的缩影，法国该事件仅被视为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称帝前的铺垫。[７]
当时也有传教士试图凸显这场事件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叙事的核心位置，但叙事模式因循如故，未能从本质上改变其意象。譬如，在1819年刊行的《地理便童略传》中，此事曾被专门讲述，但它呈现的面貌，除国与国战争外，仍是君王更替之间的故事。[８]1856年刊印的《地球说略》则将之作为叙事开端，以此表达它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可该事件也还处在君王统治更迭的叙事之间。[９]
可以说，19世纪前半期，在传教士笔下，法国这一事件无论是处于较长时段的法国历史叙事，抑或拿破仑个人传记，还是作为专门讲述的故事，均远未展露今人熟知的深远意义，显示的只是在历代君王统治更迭中穿插的一场普通民变。且这种意象也被当时徐继畬、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１０]
19世纪后半期，可作为法国这场事件意象呈现的第二阶段。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始，它逐渐从历代君王统治更迭的叙事间脱离，不再是夹杂其间的普通民变，而是具有近代民主意涵的特殊事件。譬如，《四裔编年表》采用公元纪年，将要事系于某年之表格，法国这场事件被定位在相应年份。作者强调，法国从此由“君主国”变为“民主国”。[１１]这里的叙事时间线索，尤其公元纪年方式，带给读者的不再是历代君王统治循环的时间感。换言之，它已脱离前后君王交替的时序夹层，表征法国从“君主国”到“民主国”的转变。
相比而言，艾约瑟（Joseph Edkins）更着力塑造这场事件所附丽的由“君主国”转为“民主国”的政治意涵。《西学略述》有一节名称即为“法国更易新政”。这场事件既充当“更易新政”历史的开端，也是该节的主体内容。《欧洲史略》则以“法国废君易为民政之世”命名第12卷，且直接将这场事件作为书写西方历史的时间节点，以突出它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１２]与艾约瑟对此事书写持有的肯定性观点不同，谢卫楼（Devello Zolotos Sheffield）在《万国通鉴》中更多表现出批评的态度。但他也认为这是“西方近世代”的一件大事，强调此事是“法国旧制大为更变”的核心环节。[１３]艾约瑟和谢卫楼对这场事件的褒贬立场可能存在差异，但都承认它对法国政治变革的重要意义。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教士笔下，法国这段历史经重新界定，被认为是法国从“君主国”变为“民主国”的关键阶段。这种意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渐趋渐多，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除传教士编撰的文本外，也有源自日本的知识输入，其中影响较大的《万国史记》既有日本原版传入且多有翻印。[１４]该书同样强调这是引发法国政体巨变的事件。[１５]二是中国知识精英编撰的外国史地著述，多直接采录传教士或日本学者的文本，因此有关该事件的此种表述也得以被复制。三是记录此事的文类和载体不再限于史地类著述，已拓展到文学小说及新闻报刊。[１６]
可以说，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法国这场事件已形成具有民主意蕴的政治变革形象，被描述为法国由“君主国”走向“民主国”的重要阶段，且这种意象已成为书写此事较为常见的套式。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也开始积极挪用。一方面，他们从儒家民本思想出发，以法国此事为例，阐发民情、民意，强调以民为本、君民一体的观念。[１７]另一方面，他们受李提摩太（Timoihy Richard）译述的《泰西新史揽要》影响，聚焦法国这场事件的变革意象，以此鼓吹变法维新。[１８]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种意象统摄下，法国这场事件虽然没有被正式冠以“革命”之名，但追求民主政治的变革这一故事内容，实际与20世纪初年具有“革命”之名的故事内容，已基本接近。换言之，此时的变革故事与此后的革命叙事之间，在内容层面已较为相近，只是该事件的性质还未被定性为革命。这种内容上的相似性，也为后续革命意象的迅速流行，奠定了认知基础。
应说明的是，19世纪后期的中国，确实有以革命二字表达法国此事的个别现象：一是存在于日本传入的相关著述，如《万国史记》。但大致于1899年前，在这类著述中法国该事件被称作革命的现象，并未引起国内知识精英的过多关注。二是存在于国人抄录日本著述后拼凑而成的相关文本，如《日本书目志》《重订法国志略》。这类文本因其直接照搬日本相关语句，并不能据此判断国内知识精英已主动将之纳入革命范畴。沈国威已指出《日本书目志》编纂方式是“原封不动地拿来主义”。[１９]《重订法国志略》容易引发过度的思想阐发，陈建华、粟孟林就曾认为王韬已创造性地使用革命话语。[２０]陈、粟的误解源于没有厘清《重订法国志略》的史源和成书过程；此书其实只是王韬机械抄录而成的 。[２１]
二、革命新典范的塑造
中国知识精英主动将法国这场事件称作革命，并用于政治意见的表达，大致始于1898—1899年间。康有为、梁启超等曾借名为《法兰西革命记》的著述表示，若统治者一味压制百姓，其统治必将被推翻，以此强调及时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如《戊戌政变记》描述道：“（康有为）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２２]在这里，《法兰西革命记》中的“革命”更多是古代语义，康有为等人利用的正是易代鼎革中被革者的亡国意象，以作警醒执政者之用。[２３]
大约1899年后，因接触域外尤其日本信息日渐增多，中国知识精英对法国这场事件的认识，很快就溢出中国古代革命范畴，觉察到它是一次意义不同寻常的革命。例如，戊戌变法失败后，政治立场转向激进的梁启超再三表示这是前所未见的新型革命。他形容法国大革命是“全地球千古未有之大事”“从古未有之大革命”“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２４]再如，1903年《童子世界》也有文章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从古以来没有见过的”。[２５]
这类“前所未见”的语辞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已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古代革命类型不同，它的故事不再是汤武革命式的反抗暴政，[２６]而更多是民众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刊登的《国权与民权》中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因法国民众追求“自由权”。[２７]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还特地致信康有为，解释法国大革命具有的新意涵。[２８]应该说，1899年后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意象在舆论中渐趋渐多，[２９]且不局限于鼓吹革命的报刊，即使像《新民丛报》这类主要宣扬改良的报刊也多有刊载。[３０]
有关此种意象法国大革命的书写，虽然细节不一致，但有相近的叙事框架，即启蒙思想家宣扬权利学说，民众意识到权利重要性，以革命形式争取，并最终获得成功。[３１]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法国大革命原因的书写中，除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平等”这类理念外，也存在苛政的情节。但在这样的叙事中，前后这两类原因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前者更为关键。如1901年《说国民》一文讲道，法国百姓虽“憔悴于虐政”，但革命发生且成功的主因，是启蒙思想家以“自由平等之说”将普通民众塑造为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３２]
如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远非清末知识精英的表述那般简单。且就以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言，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从书籍与阅读史角度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并非革命前夕的畅销书，并对启蒙运动与革命的简单线性关联提出了质疑。[３３]然而，在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笔下，法国大革命被极大地化约，启蒙思想家宣传权利理念这一符号式的情节，与继之而起的革命，构成一个因果关联的线性故事。
对于这场基于权利诉求的法国大革命，清末知识精英也着重发掘其典范意义，强调它开启了近代欧洲乃至世界此类革命的先河。1903年杨毓麟就曾用“第一革命”“第二革命”“第三革命”等具有时序性的名词，呈现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的近代欧洲革命谱系。[３４]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欧洲乃至世界此类革命源头的说法，在清末的流传相当深广。有更为直白的观点宣称，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欧洲“革命之母”。[３５]这种说法进一步演化，甚至变成了法国是近代欧洲革命的发源地。[３６]
法国大革命被塑造为革命新典范的意义，在于为时人提供了另一个可供效法且具有合法性的革命模式。在中国古代，因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革命实际情况固然各不相同，但为获取政治合法性，革命故事的建构一般以“汤武征诛”为原型。即使在清末，汤武革命仍是儒家教育体系内的基础性知识。[３７]正如当时有评论指出，“数千年来所崇尚信仰者，惟一孔子并旁及孔子之徒”，“言革命者必曰汤放桀、武王伐纣”。[３８]但1899年后，清末知识精英已逐渐认识到革命典范不是只有汤武革命，革命谱系也不只是汤武革命这一条脉络。1906年田桐有诗句写道：“瞥眼全球革命场，西欧战捷又东洋。”[３９]
为进一步宣传诉求权利也可行革命之事的认识，倾向革命的知识精英利用古今之别，将汤武革命蕴含的诛暴理念界定为过去式，强调其不再是判断当下革命是否应发生的必备原则。1907年《新世纪》有文章直接将法国大革命与汤武革命对比评说，认为前者是“新世纪革命之纪元”，后者则是“旧世纪之革命”。[４０]卢信创作于1910年夏秋间的《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也明确指出，汤武革命是“吾国人之旧学说”。他解释道，汤武革命的前提是出现桀、纣这样的暴君，但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君主才是症结所在。如果以“平等自由之理”看待，君王是“人民之公敌”，君主的存在才是发动革命的正当理由。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革命，正是“反对君主之义举”。且这种革命的正当性已在世界范围获得认可，“世界人士歌颂之纪念之，未闻加以篡弑之名也”。[４１]
此外，为进一步打破汤武革命解释的垄断地位，支持革命的知识群体还以权利诉求为主题，改写中国古代革命故事，表明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渊源有自。1904年柳亚子自陈《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写作的起因，是有感于欧洲革命带给自己的震撼，并以此追问中国历史上是否有类似革命，并给出秦末陈涉的武装起义的答案。在随后描述中他详细解释此次革命原因，指出秦朝专制政治达于极点，君权压制民权是革命爆发的关键。他将陈涉的故事置于诉求权利的叙事框架，构造出一场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求权革命。且柳亚子在文中直接将秦朝统治者类比于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４２]这与其说是比较中法革命事件，还不如说是作为求权革命典范的法国大革命，为他书写陈涉起义提供了故事模板。
柳亚子重塑的还是单独的革命事件，1906年《民报》刊登的《发难篇》企图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统一归入求权革命范畴。该文指出，除“权贵篡位、藩镇跋扈、外族入侵”外，中国历代王朝鼎革均是基于“人权思想”的“人民之革命”。王朝末年发生的革命，看似是“主昏于上，吏暴于下”的结果，但其根源是中国百姓具有权利思想，民众对于君权专制的钤制束缚无一日不思反抗。由此，该文以“人民之革命”的概念，重新定义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强调在反抗暴政的表象下，其实质是由民权与君权的根本矛盾所引发的求权革命。[４３]
这套新的革命叙事，将革命合法性来源由原先单一的反对暴君暴政，拓展到了追求自身权利的层面，为革命实践提供了新依据，极具思想鼓动效力。正如1902年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呼吁道：“诸君不见法兰西之事乎？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之也，以暴动而已矣。”[４４]但对于反对革命的知识群体而言，这显然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危机，他们曾尝试将汤武革命重新建构为唯一的革命典范。
三、作为汤武故事翻版的法国大革命
当具有革命新意象的法国大革命在清末渐传渐广并被倾向革命的群体大加利用之时，反对革命者则重新抬出汤武革命，试图巩固汤武革命的诛暴原则，并在清廷仁政形象的宣传配合下，达到消除革命舆论的目的。1903年《中外日报》刊登的《革命驳议》，曾引起不小反响。该文虽承认西方国家存在求权革命，但指出这种革命理念不适合中国，反对将之移植入国内，并肯定先有暴政才可行革命的原则。该文作者又将清廷翻然改图和没有苛政的现状，对标这套革命发生的条件，强调革命“今犹未至其时”。[４５]1904年《申报》也有时评讲到，革命理应遵循由汤武革命确定的行为逻辑，发动革命的一项必要条件，是“其君为桀纣之君，作福作威，残民以逞”。[４６]即使武昌起义后，宋育仁致信汤寿潜仍表示，中国革命应遵循的政治原理，是“有德当兴，无德当亡”，而不是“民政思想”。[４７]
反对革命者不仅强调汤武革命蕴含的政治伦理，是判断革命应否发生的唯一依据，同时宣传当时所谓的革命并不符合此标准，只是假借“革命”名号。1907年清廷官方表示，“匪徒谋逆”“往往假借革命名词，摇惑人心”，应“揭其叛逆之罪”，“不使借词革命巧为煽诱”。[４８]1908年作为保皇党喉舌的《南洋总汇新报》则指出，革命者竖起的革命旗号，名不正言不顺。[４９]
比起一味单独鼓吹和推崇汤武革命，康有为的做法更为高明。他选择在当时舆论中被奉为求权革命典型的法国大革命为书写对象，以“诛暴之义”将其重塑，强调这本就是中国固有的革命类型，中外革命都遵循诛暴这一相同的政治伦理。1899年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渐以求权革命这一新面貌出现，康有为也注意到该现象，并一度受此影响。1902年他明确将法国大革命界定为求权革命，并与中国古代诛暴革命相区别。他表示近代西方革命是“求权之争”，而以汤武革命为典范的中国古代革命奉行“诛暴之义”。[５０]这是当时他对法国大革命类别归属的清晰定位。但他反对仿效法国大革命的立场依然十分坚定，主要从改革代替革命以求权及各国所处历史环境不同两个层面展开论说。[５１]换言之，当时他没有直接否定求权革命的存在，更没有否认法国大革命是其代表。
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这种意象的承认，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又转变态度，直接否认存在求权革命。其观念的转变和新的说法，集中体现在1906年刊登于《新民丛报》的《法国革命史论》。该文是《法兰西游记》中专论法国大革命的部分，被特意摘出后冠以新标题刊出。梁启超曾专门为《法国革命史论》写了一篇导读，说明其“最博深切明”的部分，是“末段论法国不得不革命之原因”。[５２]梁启超实际已点出其师创作的良苦用心，但未能引起后世研究者重视。[５３]诛暴和求权这两类革命的说法，是基于革命起因不同而建构的。革命原因的阐释实际是在建构革命类属，也是在塑造革命合法性来源。在《法国革命史论》中，康有为正是试图通过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原因，重新厘定此次革命性质，并确定革命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
康有为在文中对革命原因作有重点归纳，“法国何为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５４]以设问方式，他将革命主因归结于权贵阶层压迫及税敛刑法苛重所导致的民不聊生。手稿本表述与之略有差异，写作“法国革命之原因固多，而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５５]从这里“原因固多”一语可知，康有为其实知晓法国大革命由多种原因造成。刊行本和手稿本内容参看，更能明白他的叙事意图。权贵阶层残酷无度，赋税沉重及刑法苛严的描述，明显是他权衡后的有意选择。
在康有为笔下，法国百姓要承担所在地区的“封君征徭”。一方面，法国这些封国地狭人稀，产出总量低；另一方面，封国权贵阶层皆仰食于此，需求总量高。在此供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食利阶层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百姓不堪忍受，弃家行乞，凄凉满目。此外，民众还需承担“国税”，导致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对遭受苛政之害的百姓情状，康有为总结说：“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面包，生计类牛马，其岁饥则饿殍载道。”[５６]经他如此讲述，这场革命就是因百姓不堪赋税重压、为生存不得不做之事，由此搭建起苛税与革命的前后因果关系，更为革命附着百姓反抗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意象。
同样的叙事元素，在不同书写策略中可扮演不同角色，整个故事也能呈现不同意义。当时报刊舆论也有法国大革命与税收关系的论述。1906年署名“雨尘子”的《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就讲到二者之间的关联。该文并非从税收繁重而是由权利角度立论，认为欧洲人关心的问题，是纳税后能否享有相应权利。法国大革命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代表，而不是“因重税而起革命者”。[５７]在这种革命与税收关系的讲述中，法国大革命自然是一场求权革命。与康文相比，二者虽都描写法国税收问题，但呈现的革命意象差异明显。一个处于暴政虐民的语境，展现的是因税收苛刻繁重最终引发革命的故事；另一个则在诉求权利的脉络中展开，讲述的是法国民众注重纳税与权利的对等，并为诉求相应权利而付诸革命的事件。
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原因的问题上，康有为又对权利因素在这场革命中的定位作了说明。他没有盲目否认“平等、自由之说”与革命的关系，而是通过安置诛暴与求权在革命原因序列中的先后位置，强调先有暴政这一社会现象，后有权利诉求的出现。由此，康有为回应了当时将求权与法国大革命直接关联的说法，不仅消解二者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也进一步将诛暴确定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主因。可以说，康有为是以汤武革命为原型改写法国大革命，将之归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范畴，所谓“此吾国故事，最古而最多”，[５８]试图再次确立诛暴作为革命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由此消弭以求权鼓吹革命的声音。[５９]但法国大革命客观上确实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与中国古代易代鼎革存在明显差异。当时相关信息已能较为清晰勾勒法国大革命的主要面貌和民主特征。[６０]可见康有为所做努力是失败的，未能扭转时人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1908年他在致清廷肃亲王善耆的信中谈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日益显著，并表达了自己的深切担虑。[６１]
康有为等人重新抬出汤武革命的做法，针对的是革命合法性这种文化秩序在清末的再结构化现象。[６２]目前学界多将民主思想的流行和清廷统治的黑暗作为清末革命的共同起因，作为事后解释，这固然合理，但回到历史情境，求权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合法性的来源，而汤武革命甚至被挪用为反对革命的思想工具。此外，就清末革命合法性观念转型的整体趋势而言，革命正当与否的判定逐渐由诛暴转向求权，这从时人的观察和评论中可得到进一步理解。
首先是1903年孙宝瑄的观察。当年11月28日，他照常在日记中摘录西学知识，其中一条是关于欧洲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革命原因及革命合法性的界说。一方面，新的革命合法性理念正在进入孙宝瑄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类新出的观念已对儒家学说造成负面影响，有人开始质疑后者的价值，为此他还专门归纳孟子之学的宗旨，肯定孟子所提“汤、武征诛之义”的历史意义。[６３]不难发现，革命合法性的新观念不仅在他个人头脑中，也在社会层面逐渐挤占诛暴原则对革命原因解释的空间。
其次是1911年劳乃宣的评论。此时有关汤武革命的认可程度，与孙宝瑄当初观察到的状况相比，已有明显差异。劳乃宣表示，儒家借由汤武革命确定了后世发动革命的先决条件，其一即是“世主之暴必如桀纣”。在他看来，清廷统治者并没有“桀纣之暴”，按照诛暴原则，革命自然不应也不会发生，但现实情况与之相反。他认为，当时革命兴起的关键在于革命观念的变动，汤武革命不再被人尊奉，“党人特袭用此名词耳，于其本意未尝考也，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无知少年群相附和，遂酿成今日滔天之祸”。[６４]虽然这是带有个人浓厚情感色彩的言辞，但他言语所指，实际是汤武革命背后的诛暴理念在思想层面已失去原有地位。
四、结语
法国大革命虽然发生于辛亥革命百余年前，但仍对后者产生过重要影响。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场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作为法国历代君王统治更迭时序间的一场普通民变，并没有特殊意义。19世纪后半期它逐渐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是法国由“君主国”迈入“民主国”的重要阶段；且其故事内容已与此后作为求权革命的叙事较为相似，只是尚未被正式纳入革命事件的范畴。它真正被中国知识精英主动视为革命事件，最初大致是在1898—1899年间，当时康党曾于易代革命的亡国者角度使用法国大革命这一名称，以警醒清廷执政者及时变法。1899年后法国大革命愈渐愈多地展现出求权革命这一新意象，并被认定不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类型，且是近代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这类革命的代表。与这种意象建构相互支援的是相应的革命叙事，整个故事框架由启蒙思想的宣扬和革命的爆发构成线性关联。
民国初年严复曾讲道：“革命之世，不必暴君。”[６５]这与古代儒家政治文化提倡的“诛暴之义”已大相径庭。反抗暴政抑或诉求权利，既是革命故事所要设定的原因，更是革命合法性塑造的要素。清末最后十年左右，是中国革命合法性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而法国大革命的不同叙事，实际是这种文化秩序发生再结构化的外露标识。这种观念转型对革命实践的影响在于，打破了汤武革命对革命合法性解释的垄断，[６６]暴政虐民而后可行革命之事的原先这套政治伦理，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必须奉行的法则。为维护权利，革命同样能正大光明地展开。
革命合法性观念的转型还蕴含一层“反向”的思想意涵，诛暴革命的反向维度是肯定贤君和仁政。但经此观念变动，原本在儒家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与仁政，已无力约束革命实践的展开，因为君主本身已成为众矢之的。1911年革命发生后，王先谦《感事》诗写道：“吾君无过举，簧鼓速颠坠。”[６７]他还没认识到君主的存在，无论其仁贤与否，均已成为发动革命的正当理由。王先谦的发问，只是作为当事人的感慨。罗志田则从学理层面提出：“清廷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亡国之君作为的荒谬程度；在朝廷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６８]对于这一被他视为清末最后十年间“最需要回答的问题”，自然有多个维度的解释，但革命合法性观念的转型，理应是理解该问题及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内容。
注释
[１]代表性成果参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46页；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11、29-95页；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1页；[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223页。
[２]代表性成果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36页；顾少华：《从“French Revolution”到“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史学名词译名的确定》，《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３]“事件”的形成除本身客观实际外，与此后不同时期人们的接受息息相关。参见[法]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序”，梁爽、田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４]关于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以往研究虽已点出前者蕴含的民主理念在思想层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较为笼统，未能阐明这种民主思想与革命观念的具体联系，即还未充分关注革命合法性问题。
[５]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2-294页。
[６] [德]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卷15，道光十八年（1838）新加坡坚夏书院刊本，第49a-50b页。魏源《海国图志》辑有现已佚失的《外国史略》，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42，《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03-1204页。[葡]玛吉士辑译：《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5，《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754页。[英]慕维廉：《地理全志》卷2，爽快楼藏本，安政六年（1859），第46b页。《地理全志》最初由上海墨海书馆于1853—1854年间刊印。因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此版，暂且使用1859年日本的翻印本。
[７]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十月，第281页。
[８] [英]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卷5第56问，第13b页，牛津大学图书馆藏，该书扉页无作者和出版信息。据熊月之研究，该书由麦都思编著，刊印于1819年的马六甲，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９] [美]袆理哲：《地球说略》，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本，1856年，第50a-50b页。
[１０]徐继畬：《瀛寰志略》卷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魏源：《海国图志》卷42，《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6册，第1208页。
[１１] [美]林乐知、严良勋译，李凤苞汇编：《四裔编年表》，上海图书馆整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政史类》第3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0-422页。
[１２] [英]弗里曼著，[英]艾约瑟编译、编著，王娟、陈德正校注：《〈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03-304、176页。
[１３] [美]谢卫楼：《万国通鉴》卷4下，上海美华书馆刊本，1882年，第1a-6b页。
[１４]参见王艳娟：《〈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１５] [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卷10，冈本氏藏本，明治十一年（1878），第23a页。
[１６]邹弢著，方兴便、赵明华点校：《海上尘天影》上册第15章，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法界张灯述原》，《申报》1881年7月14日第2版。
[１７]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刘泱泱审订：《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1、34页；苏舆编：《翼教丛编》卷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１８]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１９]参见沈國威：「康有為とその日本書目志」、『或問』2003年第5号。
[２０]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30-32页；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２１]参见顾少华：《从“French Revolution”到“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史学名词译名的确定》，《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２２]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495页。
[２３]学界一般认为《戊戌奏稿》中的《进呈法国革命史序》是宣统年间的伪作，陈建华则认为该文作于戊戌变法期间，并据此判断当时康有为已具有“‘革命’的现代立场”。陈文观点值得商榷，一是未能坐实《进呈法国革命史序》的真实性；二是茅海建指出当时康、梁政治思想的底色仍旧是中学。分别参见陈建华：《戊戌变法与世界革命风云：康有为与今文经学“革命”的困境》，《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3-205页。
[２４]梁启超：《论美非、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上粤督李傅相书》《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1、242、324页。
[２５]《拿破仑传》，《童子世界》第26号，1903年5月6日。
[２６]关于汤武革命的故事内核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页。
[２７]梁启超：《国权与民权》，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70页。
[２８]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２９]《痛黑暗世界》，《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此类表述较多，不再赘引。
[３０]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27日。
[３１]具体而言，一是直接表明法国大革命由启蒙思想家鼓动而起；二是凸显法国民众阅读启蒙思想家著述的情节；三是将启蒙思想家与拿破仑塑造为前后相继的关系。可分别参见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7页；贯庵：《论阅新闻纸之益》，《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3页；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463页。
[３２]《说国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77页。
[３３]参见[美]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３４]杨毓麟：《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饶怀民编：《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10页。类似说法另可参见《十九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游学译编》第12册，1903年11月3日。
[３５] 杨度：《支那教育问题》《〈游学译编〉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83页。
[３６]《二十世纪之中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1页。
[３７]温州市图书馆编，沈洪保整理：《林骏日记》下册，1903年3月19日、25日，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62-463页。
[３８]沈同芳：《变通初等小学读经讲经草议》，《申报》1911年7月31日第1张第3版。
[３９]田桐：《读〈革命评论〉有感拜赐〈评论〉社诸君》，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４０]《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４１]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４２]柳亚子：《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王晶垚、王学庄、孙彩霞编：《柳亚子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34、39页。
[４３] 扑满：《发难篇》，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387-388页。
[４４] 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第57页。
[４５]《革命驳议》，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94-695页。
[４６]《辟革命复仇说》，《申报》第11349号，1904年11月19日。
[４７]苏舆：《辛亥溅泪集》卷1，胡如虹编：《苏舆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４８]《护理河南巡抚袁大化奏豫省尚无人倡言革命遵旨妥筹防范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6页。
[４９]平实：《革命党之真相》，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５０]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
[５１]康有为：《请立诛贼臣尽除宦寺归政皇上立定宪法大予民权以救危亡折》《告同胞印事书后》，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64-365、368页。
[５２]梁启超：《康长素〈法国革命史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34页。
[５３]对该文的解读，学界较早的研究一般从康有为反对革命的立场出发，着重分析他抹黑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如张芝联等文；近期粟孟林虽然对该文内容作了分类归纳，但仍未能抓住梁启超所提示的重点，没能揭示隐藏于该文书写背后康有为重塑革命合法性的企图。分别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9页；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５４]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1906年9月18日。该文作为《法兰西游记》的内容，被收于《康有为全集》第8集。
[５５]康有为：《法兰西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注释一。
[５６]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1906年9月18日。
[５７]雨尘子：《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新民丛报》第28号，1903年3月27日。
[５８]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新民丛报》第87号，1906年9月18日。
[５９]为批驳康有为的《法国革命史论》，汪东曾于《民报》刊发同名文章，但汪东并没有抓住康有为将法国大革命塑造为“吾国故事”的企图，甚至被康有为带入了暴政与否的讨论层面。参见寄生：《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1907年1月30日。
[６０]参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201页。
[６１]康有为：《致肃亲王善耆书》，《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379页。
[６２]关于文化秩序的结构过程现象参见赵世瑜：《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６３]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童杨校订：《孙宝瑄日记》中册，1903年11月28日，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27页。
[６４]劳乃宣：《示儿书》，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46-347页。
[６５]严复：《评点〈庄子〉》，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9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６６]应说明的是，倾向革命的知识精英的主要观点并不是否定汤武革命本身，而是否认其作为革命合法性解释的唯一性，以此为革命实践寻求更广泛的理论支持。
[６７]王先谦：《感事》，王先谦著，梅季校点：《王先谦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647页。
[６８]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