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与笔者日前写作的《与宪政反对者讨论三题》主题相同，内容有部分近似，但有新资料，新观点，论述并不雷同，特此敬告。
一 、两刊一报齐批“宪政”，令人困惑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会上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讲话极好，大得人心，北京《炎黄春秋》，广州《南方周末》立即在新年献词中跟进。3月17日，李克强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忠诚于宪法，忠诚于人民”，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备受鼓舞。一时间，“民主宪政”成为民间和报刊、网络的热门话题。在上的中央领导人和在下的人民群众如此心思相连、相通，真是前所少有的好现象、好形势。
然而，令人感到突兀，困惑不解的是，一段时期以来，却出现了一种否定宪政、批判宪政的思潮。此潮之起，源于广东有关当局删改《南方周末》的《中国梦，宪政梦》献词事件。一时牵动人心，全民关注，此事不久平息。不料日前突有两刊一报的奇文出现。一为《红旗文稿》所刊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文，一为《党建杂志》所刊郑志学先生文，一为《环球时报》所刊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发展之路》，其论点是：“宪政”姓“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讲“宪政”，主张“宪政”就是“推翻社会主义政权”，“接受西方政治制度”云云。上述三文论点相同，发表时间相近，语气都相当霸道。何以出现如此现象？不仅我们中国人不懂，外国人更如堕雾中？外电纷纷提出疑问：谁在反对习近平？ 难道中共内部对“习李新政”有分歧？
二、杨晓青、郑志学隐瞒、曲解毛泽东论述
三文中，我第一个读到的是杨晓青教授的文章。当读到他否定宪政的相关论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那篇名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心想，“宪政”这个概念，毛泽东用过，总不能否定吧！往下看，果然，杨晓青教授不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自然，知道这篇名文，也没有回避这篇名文。然而，据他说，该文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是为了和蒋介石斗争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不适用了，不能再用“宪政”这个概念。“我党”就不再讲“宪政”了。郑志学先生的文章持论大体相同。说老实话，把毛泽东的这篇名文的作用局限于一个短短的时期，我就觉得二位先生是把这篇名文的作用贬低了。毛泽东在这篇名文中自问自答道：“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泽东这句话，其实说得并不十分严密，“宪政”的必要元素是“宪法”，“依照宪法实行民主政治”才可以称为“宪政”。不过“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句话毕竟抓住了“宪政”的实质。就凭这句话，这篇文章的作用也应该是长时期的，至少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消灭之前都是管用的。
好在《毛泽东选集》就在手边，还是查查原著吧。一查，不对了。毛的原文还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时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不避行文繁冗，引用上述几段，目的是希望读者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上述名文。读了上述段落，我想读者都会得出下列结论：当时，毛泽东认为，苏联有“宪政”，这是社会主义的“宪政”，是比我们当时实施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更高级的民主形态和宪政形态，中国现在还没有苏联那样的条件，苏联“宪政”是我们远大的目标。
我不明白，杨晓青、郑志学二位先生为何不引上述文字？大概是一引用，自己的“宪政”姓“资”说就无法成立了吧？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原是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的演说。在现场演说时，毛泽东在分析苏联宪政和民主形态时，还特别两次用了“最新的”一词。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吴玉章首先讲话。盛赞苏联宪法是“世界上极好的真正民主主义的宪法”，但是“中国现在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基础”，因此“我们要实行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认为吴玉章讲得非常好，当场就表示：“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由毛泽东发起，理事长吴玉章，在全部47名理事中，毛泽东名列第一。理事有王明、洛甫、陈云、王稼祥、林伯渠、高岗、李富春、罗迈、丁玲、艾思奇、周扬、谢觉哉、陈伯达、南汉宸、肖劲光等。会议名誉主席团则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陈云、邓发、任弼时、董必武、邓颖超、徐特立等30人。堪称阵容壮大，精英尽出。会议有一份《宣言》，毛泽东等在其中说：“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这里所说的“大势之所趋”类似于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是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假使“宪政”只是一时需要，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就寿终正寝，何必要这样说！
杨、郑二先生刻意不引与己不利的文字，对《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按己意曲加解说，我觉得：第一，似乎不老实，第二，似乎不严肃，第三，似乎缺乏对毛泽东应有的尊重，第四，似乎受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对中共的宪政运动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
三、1949年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真的不谈“宪政”了吗
杨、郑等先生宣布社会主义不能有宪政的理由之一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之后，毛泽东没有再谈过“宪政”，1949年之后，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再谈过“宪政”。果真是这样吗？
检读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谈宪法、实行宪法等相关文字比比皆是。这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纳入谈“宪政”的范围，不过，为了让杨、郑等先生心服口服。我们只按严格的标准先行选择二例。
一是刘少奇1954年9月15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中说：“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又说：“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请看，刘少奇并没有割断历史，而是将社会主义的《五四宪法》草案看成是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二是吴邦国2008年3月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其中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宪法，并在宪法中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当时正在讨论《八二宪法》的修订问题，吴邦国是中央修宪小组组长。他不仅将《八二宪法》的修订视为中国宪政史发展中的重要一步，而且视之为“重要里程碑”呢！
本人不是宪政学研究者，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尚未来得及全面检阅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我相信，如果大家一齐动手，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我的疑问是，杨晓青教授是法学家，郑志学先生看来是政治学家，为何对刘少奇，特别是吴邦国几年前的话视而不见，或全然不知，却敢斗胆断言建国之后“我党”不再讲“宪政”了 ？
不错，我承认，苏联虽然有了被毛泽东、吴玉章盛赞的宪法，但是，苏共领导人直接谈论“宪政”的言词并不多。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发起修订宪法，其次数之多，相隔时间之短，世所罕见，而谈论“宪政”的言词也不多。何故？窃以为，其原因不在于苏、中两国领导人未能达到杨晓青等教授所已经达到的觉悟高度，认为“宪政”姓“资”，而在于他们重立法，重修法，对贯彻、实施，树立宪法权威未予重视，从而导致有宪无政之故。纸上之饼，图虽然画得好，画得漂亮、逼真，其奈无法充饥何！苏联的宪法不能阻止斯大林破坏法制，大量滥杀无辜。中国的宪法不能阻止五十多万人被划为右派，三百多万干部和中共党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沦为饿殍，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惨死开封，火化时连真名都不准使用。这是应该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使用“宪政”一词不能作为杨、郑等先生的理论支撑。
理解了上述所言，就会理解何以习近平同志“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言论刚出，李克强同志“忠诚于宪法”的言论刚出，就受到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以大类分，共和国有两种，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市场有两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有两种，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自然，宪政也有两种，资本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那种将宪政划为资本主义社会专利，全盘否定的单一宪政论可以休矣！
四、对西方“宪政”应有的态度
一写到这一条，我就有点胆战心惊。因为当下正在猛批西方宪政、西方思想，我担心一不小心，哪句话说得不当，被扣上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帽子，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还是先引用两段领袖语录吧！
第一段，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这段话启示人们思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哪些方面“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在哪些方面和西方比起来，“更退步了”？
第二段，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等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主要谈制度，实际上也是在谈宪法，谈宪政。人们应该从这里思考，为何毛泽东提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情况发生在苏联，而不能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发生，其故安在？
从上述两段语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西方制度，包括西方宪法，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采择的地方，所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曾经讲过两句话：“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将“积极借鉴”说在前面，将“绝不照搬”说在后面，两者兼顾并重，而又略有区别，这是非常正确的方针。至于何者可以“借鉴”？何者不能“照搬”？这是需要解放思想、广泛发动，充分讨论，长期探索的，匆匆忙忙地划圈子，做结论是于事无补的，轻率地给参与讨论者开“钢铁公司”，扣政治大帽子更是不足取的。
五、理论是非要“争鸣”，不能由“权力”搞定
最近，有关当局归纳了7个方面的问题，如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等，我觉得都很重要，关系中国的前途，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然而，对上述问题，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长期有不同意见，众说纷纭，分歧巨大。怎么办？我觉得，还是要“争鸣”，不能由“权力”用“红头文件”搞定。毛泽东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一生讲过许多话，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不可能句句是真里，但是上引这些话，我认为至今正确，也还应该成为有关方面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指导方针。
最后，还想说的是，前几年批判普世价值，现在，《党建》杂志似乎又在带头“再批判”了。我建议，最好先研究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温家宝提出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胡锦涛在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出过“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这些，似乎都是和“普世价值”类似或相近的概念。先把这些研究清楚了，再披挂上阵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