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梦的提出，引出一系列有关梦的话题，如美国梦、印度梦、地球梦等等。中国梦与作为文学的、地名的、神话的红楼梦、黄粱梦、南柯梦不同，它所确指的是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正因如此，笔者不免联想到古代黄帝的华胥国，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其实，比孔子稍晚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也曾写过一部《理想国》。这部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对话体著作，探讨了哲学、政治、道德、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蓝图，不妨称之为柏拉图的希腊梦。
长期以来，这部几乎被视为西方哲学圣经的著作，受到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的批判，他以无与伦比的“非证成批判主义哲学”（美国哲学家巴特利语），著就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对作为20世纪极权主义思想渊薮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进行了解析与质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集中在该书第三章至第十章，涉及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篇》与《法律篇》等著作。他在该书第三章结尾时指出：“在着手讨论柏拉图的社会学和他如何把他的方法论本质主义用于该领域之前，我想表明，我对柏拉图的评论只限于他的历史主义，限于他的‘最佳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不要以为这是柏拉图全部哲学的表述，……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极权主义倾向，就是我将要加以分析和批判的。”
考察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不能不了解波普尔从事这一事业的时代背景。波普尔出生于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一个犹太家庭。1937年，纳粹势力抬头，波普尔预感到迫害的来临与死亡的威胁，赶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移民新西兰，并在克赖斯特彻奇（即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波普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受害人和国际政治流亡者，在德、日法西斯日薄西山、行将就木的1945年，作为“他为战争所尽的一份力”出版了这部著作。“二战”结束后他迁居英国，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
在本书中，波普尔从哲学上批判的是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本质主义与整体论，从政治上则集中批判了他为设计他的“理想国”、“最佳国家”所表达的政治哲学理念。而后者正是柏拉图的希腊梦。柏拉图的“希腊梦”，涉及多方面的政治哲学问题。
拒绝变化的静止社会
柏拉图相信这样一条宇宙法则，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腐败、退化或衰亡。一切流变物、一切生成物，注定要退化（第三章）。柏拉图坚信这条历史法则，同时也坚信人类能够抑止这种变化。于是，他要建立“一个没有其他所有国家的邪恶的国家，因为它不衰败，它不变化。没有变化和腐败之恶的国家是尽善尽美的。它是不知变化为何的黄金时代国家。”（同上）柏拉图饱含深情地憧憬道：“……作为从其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了其权威的最年长者的统治，政府产生了；所有其余的人像一群鸟儿那样追随他，由此形成了由父权制权威和所有君主政体之中最为公正的王权统治着的一个单一的游牧部落。”（《法律篇》）这就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然而，他的“最好国家”只存在于他的梦想中。不过，柏拉图却相信他的完善国家的模型或原型曾经出现过，出现在历史初期的黄金时代里。这是因为，如果世界随岁月而衰败，那么，人类在时间上倒退的越远就会发现越为完善的状况，逆行到时光隧道的尽头就可追溯人类的黄金时代。柏拉图可能认为，这个完善的国家有点像其后的国家的老祖宗，而其后的国家好比是这个完善的或美好的或“理想的”国家的没落子孙。
看到这里，我深深诧异地中海文明与黄河文明竟然有着如此异乎寻常的相似性。柏拉图相信，越是古老的国家形态越完美。而我们的老祖宗，比如孔夫子，不是同样言必称三代，动辄夏商周，什么唐尧虞舜、文武周公，似乎只有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么！当阳光照射在东周末期的春秋时代时，孔夫子捶胸顿足，发出哀叹，“礼崩乐坏”了，今不如昔了，仍然固执地坐着马车，四处游荡，极力宣讲他的“克己复礼”。历史走过了两千多年，一些人的理想国，是的确存在的，那是一个豪情万丈、激情四射的“红色十年”。虽然人们是物质上的乞丐，却是精神的富翁。虽然彼时独裁专制登峰造极，似乎感到自由民主史无前例。沉浸在幻觉中的人们，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以“解救世界劳苦大众”为业。噩梦醒来，地覆天翻，如同柏拉图追忆曾经的黄金年代，从而将30多年所有变化与发展，全部视为衰败与退化。
柏拉图将远古的国家形态想象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如果以此作为人类社会的起点，这个起点无疑是完美的。正因如此，他才担心，任何变化都只是远离完美的下滑运动，而且年代越悠久，岁月越漫长，距离起点越遥远，完美的国家形态衰减与颓变的就越厉害。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柏拉图对于变化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除了某种邪恶事物的变化之外，都是可能降临某一事物的最严重的变化莫测的危险，……”（《法律篇》）于是他对所有的变化全部采取反对与拒斥的态度。他的格言是：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他的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维稳”色彩，那就是维持现状，巩固既有，反对改革，拒绝变化。其实，他所担心的并非尽善尽美的古代社会的衰减与颓变，而是灵魂上的失落与利益上的损失。
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以柏拉图的意志为转移，星移斗转，岁月更替，柏拉图面对眼前发生的变化，既看不下去，又无力阻止，只剩下无奈与叹息，一部《理想国》，表达的只是他的一种梦想而已，这个梦想如何实现呢？指向很明确，那就是“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时代的最初的国家，……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回到那个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天然的阶级统治时代。”（第六章）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心态失衡、忧心忡忡的柏拉图，把历史看作日趋深重的社会病变过程，患者是社会，病症是变化，而他则是医生。于是，他提出了救世秘方：阻止所有的政治变革！
严守分际的齿轮结构
为了防止“最好国家”的衰减与颓变，柏拉图以最严格的阶级划分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基础。柏拉图的希腊梦，其实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结构。这个国家由三个等级所构成，即“保护者（即统治者）、他们的武装辅助者或武士，以及劳动阶级。”（《理想国》）
在柏拉图的政治话语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过“是为统治阶级的物质需要提供供应的众牲（波普尔称之为‘人羊’）而已。”（第四章）而“好的统治者”都是牧羊人。而同属统治阶层的辅助者，则“像牧羊犬受制于牧羊人一样，受制于国家统治者”。（《理想国》）在柏拉图的“最好国家”里，这三个等级是天生的、恒定的、不变的。
柏拉图反复强调，“在我们的城邦里每个人只能干一项工作，也即干那项最适合他的本性的工作。”“如果任何一位从本性上看是工人……想办法进入战士阶级，或者一位战士想进入自己并不配的护卫者阶级……”这种行为“是一种背叛城邦的重罪，并应作为最卑劣的邪恶行径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当城市中的任何一个阶级，赚钱阶级、辅助阶级和护卫阶级牢记他们的职责，那么这一切将是正义。”（同上）柏拉图的这些思想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系统化了：“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对后者来说，奴隶制是最适宜不过的……一个天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人，天生就是一位奴隶……”（《方法篇》）不仅劳动阶层不能有非分之想，就是“辅助阶层”也同样如此，“假如牧人们养着……本应照看羊群的狗，而它们不像狗那样却像狼一样行事，这将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理想国》）
柏拉图概括道：每个人应当牢记自己的职责；木匠就应该本本分分干木活，鞋匠就该老老实实做他的鞋。各个阶级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中国古代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谓异曲同工。波普尔讽刺道，统治者只有在进行统治时才能找到幸福，武士只有在进行战争时才能找到幸福，奴隶只有在被奴役时才能找到幸福。（第十章）
波普尔分析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如同一架硕大的、精密的大钟，社会各个等级如同大钟的齿轮。齿轮们用两种方式体现其功能，首先，它们的尺寸、形状、力量等必须符合自己的工作；其次，它们都必须永久安装在恰当的位置上。波普尔的比喻让人极易联想到我们曾经极力提倡至今仍未否定的“螺丝钉”，即要求每个民众都要甘当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然而，构成柏拉图大钟的齿轮们，是将社会的三个阶层包含在内的。而我们的“螺丝钉”要求的只是普通民众。社会的管理者，则是手持螺丝刀，负责将螺丝钉固定位置的权力阶层。在铁板一块的计划体制下，在极其严厉的户籍制度下，在极其严密的等级制度下，一个人一旦生在农村，即意味着终生不能成为市民；一旦进入企业，即意味着终生不能进入机关；一旦成为工人，即意味着终生不能成为干部。改革开放后，虽然铁幕有所松动，社会释放了一些空间，但由于社会资源配置的失衡，以致于一些社会成员一出生就面临着极不公平的起跑线，情况并未明显改观。
人民抽象的国家至上
什么是国家？广义上，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狭义上，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百度百科）也就是说，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没有人民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不仅人民先于国家而存在，而且国家本为人民所创造。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过，“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论共和国》）20世纪初几位西方学者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理论，国家是由国民、领土、主权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他们认为，当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一个人民群体（经常是同一民族或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这个群体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着国家。他们之间遥隔时空，其所见略同之处，都是将人民置于首要位置，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产生、存在与延续的基本依据。
柏拉图式的理想国是怎样的呢？他设想的“国家的最高形式”，是一个整体排斥部分，国家排斥个人的政体。他的目标既不在于个人的幸福，也不在于国家中任何特定阶级的幸福，而仅在于整个国家的幸福。他的格言是，“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理想国》）正因如此，波普尔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称之为“整体论”。这段话翻译成政治语言，其意为：人民为了国家而存在，但国家并不为人民而存在；人民是因为国家而被创造，而国家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人民。看了柏拉图这段宣示，不由地想起过去生活中的一则花絮，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计划的不分巨细、无孔不入，即便权力的末梢神经，也几乎等同国家。一位顾客到商店购物，遭遇售货员的冷脸。顾客指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质问道：“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什么态度？”售货员反唇相讥，“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人民”这样的概念，内涵混沌，外延模糊，从而为一些权势者任意解释预设了空间。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是否属于人民的范畴，是没有明确标准的。在人民与敌人之间也并不存在可供生存的中间地带。权势者一旦将某一个体、某一群体划入人民的范畴，只是出于权势者的政治需要；某一个体、某一群体一旦被权势者剔出人民的范畴，也是出于权势者的政治算计。片面强调抽象的“人民”的整体利益，从而否定构成“人民”的具体成员的个体权利，从本质上讲，也类同于柏拉图的“整体论”。
柏拉图后世的崇拜者对这个理想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国家是某种比有着理性目的联盟更高级更尊贵的东西；它是崇拜的对象。它有着比保护人类及其权利更崇高的任务。”“国家的官员……应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上。”（第六章）核心思想很清楚，国家只是用来控制公民道德，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供人膜拜的偶像而已。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里，国家才是目的，个人只是工具。国家如同一台冷酷的机器，个体只是一堆供其加工的原材料；国家如同一头嗜血的猛兽，个体只是一群用来填饱口腹的小动物。在国家需要时，牺牲个人的利益、幸福与生命都是无条件的，而个人的利益、幸福与生命相对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
波普尔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个体成了国家任意支配的私有财产，“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共有的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或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理想国》）同样，人们的情感与意志也必须以国家为转移，“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同上）甚至他们的文化娱乐也要受到国家的监控，波普尔指出，“不仅诗歌而且在普通意义上的音乐，都得由严格僵化的审查制度加以控制，……而完全用来服务于强化国家的稳定。”（第四章）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虽然他以社会医生自居，但他却认为，医术绝不能把延长生命，而只应当把国家的利益视为目的；医生“没有权利护理每个不能行其职责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对己对国都没有用处”。（《理想国》）这让人们不由地闻到一股阴森森的血腥气。
国家毕竟是抽象的，只有领袖是具体的。因此，他指出，“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一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他应当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随他。即便是在最细小的问题上，也应当听从领袖。”（《法律篇》）不仅如此，他还要从娃娃抓起，“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的统治的习惯。”（同上）所有这些，构成了柏拉图的美好梦境，他满意地说：“没有人能发现比刚刚解释过的原则更好的关于国家最优化标尺了。”（《理想国》）
柏拉图这种“国家至上主义”，被一个搅动20世纪历史的法西斯恶魔完整地继承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代表着他的民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集权的国家，国家的所有公民必须要有国家至上的意识，把国家看成高于一切。”他强调：“要真正做到以上几点，国家的根本就要实行领袖原则，领袖应该有领导整个民族和国家，主宰世界命运的权力。”波普尔之所以从古老的墓穴里把柏拉图这具僵尸拉出来进行批判，正是看出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与其一脉相承的性质。
针对柏拉图的目的与工具学说，波普尔引用康德的观点进行反驳，“要时刻认识到人类个体是目的，而不要把他们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他认为，这是康德实践学说的中心。其实，这一思想也被后来的两个德国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继承，“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德意志意识形态》）这说明马恩二人同样认为人类个体首先是人类活动的目的。然而，在极左肆虐的“文革”年代，我们的社会中也充斥着与柏拉图的“整体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思潮。每个人似乎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强烈的政治氛围的压力之下，都被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先治坡、后治窝；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
聪明政府的权力监督
本书第七章卷首，波普尔以柏拉图的话作引子，“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作为柏拉图这条定理的“逆定理”，那就是“领导和统治者都是聪明人”。由聪明人组成的政府，当然是聪明政府。其实，聪明人这个概念并未反映柏拉图的全部含义，波普尔为之补充道：“一旦问及‘谁应当统治？’很难避免诸如‘最好的人’或‘最聪明的人’或‘天生的统治者’或‘那些精通统治艺术的人’一类的回答。”（第七章）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东方的政治话语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与我国民众总是盼望“明君”、“圣主”、“清官”、“循吏”如出一辙。
然而，这样的论述只是一种假定，即假定统治者都是好人加能人的最佳组合，波普尔对此质疑道：“把我们所有的政治努力都寄托在我们将成功地得到优秀的甚至是有能力的统治者这一微弱的希望之上是荒唐的。”“难道政治思想不应该从一开始就面对恶政府出现的可能性？难道我们就不应当在为最差领袖作准备的同时期待最优秀的领袖？”（同上）波普尔这番话让我想起英国思想家休谟的“无赖假定”：“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休谟政治论文选》）基于政治实践与生活常识，波普尔进一步指出：“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同上）在这点上，与其说这是逻辑论证，不如说是事实描述：“一般而言，独裁主义者将选择那些服从、相信并响应他的权威的人。但在这么做时，他必定要选择平庸之辈。”（同上）第一代领导核心王伦执政时期的梁山泊，就类似这样的专制国度，在选人用人上，奉行武大郎开店的政策，为了保证制度的永固，为了保证权力的稳定，比我高者，概不录用。当然，权势者总是对他们鉴别创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们所指的创造性仅仅是快速领会他们的意图而已。
正是基于出现“恶政府”的可能性，正是基于“最优秀领袖”产生的不确定，换句话说，政治运行的结果并不总是出现聪明政府与优秀政治，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作出政治设计，对权力实施监督。波普尔的确在书中引用了阿克顿的名言，“一切权力都要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因为，“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腐蚀的人。”他批评柏拉图的“统治者应当是聪明人”暗含着一个前提，即“心照不宣地假定政治力量‘根本上’是不受限制的。”“谁拥有了权力，一般就会为所欲为，尤其会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样就几乎达到了无极限的、无限制的权力。”（第七章）而这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论法的精神》）竟然如此惊人相似！正是政治实践中“恶政府”或“最差领袖”的客观存在，波普尔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组织政治机构才能避免无能力的糟糕的统治者带来太多的损害？”这样的问题要比柏拉图的“谁应当统治？”更具现实意义。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权力实施监督。波普尔下面的说法，几乎不是政治理论，而是基本常识：“可以肯定，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哪怕是一项坏政策，要比服从哪怕是何等明智何等仁慈的专制制度更加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