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1

【复印期号】2011年08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1年4期第213～220页

【英文标题】On Karl Popper’s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作者简介】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世界史。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 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而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波普尔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是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历史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历史的解释误认为是科学。他力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打通，其方法论也被称为“证伪标准论”。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理论有很多疏漏和缺陷，其中主要论点虽大部分是可疑的，但其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和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关 键 词】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EE91UU1837032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4-0213-08

   1

   历史主义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德国乃至西欧史学界的一个热门题目。此词德文原为Historismus，字面上应该相当于英文的historism；但是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论述历史主义，却另拈出historicism一词。自此而后，英文中historicism一词反而成了德文historimus一词的相应词，而historism一词竟致被人废弃不用。②波普尔之所以拈出historicism而不用historism，是因为他的历史主义一词的涵义与德国学派如狄尔泰(Dilthty)和梅尼克(Meineche)等人的迥然异趣。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者那里，所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历史的意义一般是可以、或者是应该以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同时，每一种世界观也都是历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约的，因而乃是相对于其时代而言的。传统的历史主义者又大多认为，历史学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和推论方式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和这一传统的意义不同的是，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地限定为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说，历史主义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就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所以他所使用的历史主义一词乃是指那种根据客观的历史规律解释过去从而预言未来的历史观。③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乃是同义语，而他本人则是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④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客观的必然规律，就一定可以据之以预言未来。例如，天文学可以预告日月食，地质学可以预告地震。人类的历史过程有没有像自然世界过程那样的客观规律呢？波普尔的回答是：没有。历史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就是无法预言的。这一反历史主义的理论构成他史学理论的核心。

   波普尔的观点是，史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解释和描述。“历史学的这两种任务——即解释因果线索和描述把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偶然’方式——都是必要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⑤但是在这里，他对于所谓“历史的解释”却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可以检验的，但是“历史研究或历史观点是不可能检验的。它们不可能被反驳，所以表态的肯定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于是“这样一种抉择的观点或历史兴趣的焦点——假如它不可能被总结成为一种可验证的假说的话——我们就称之为历史的解释”。②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是假说。当然，他并不认为假说就可以异想天开，或者不可检验的东西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不过，他的整个史学理论确实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即历史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对历史的解释误认为就是科学。

   2

   波普尔反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五条论纲：　(1)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作用和影响的。(2)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因此，我们就无法预言人类历史未来的进程。(4)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相应于理论物理学的那样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5)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目标其构思就是错误的，历史主义也就是不能成立的。⑥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第一条可以说是常识，而且作为一种作业前提，一般地似可以接受。关键是第二条，但它的正确性却很可怀疑。为什么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无法预言或预测呢？自第二条以下的第三、四、五条，每一条都是前一条的系论。如果第二条不能成立，则第三、四、五条便都不能成立。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

   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要经历的不可改变的阶段；波普尔则认为这个发展的历程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他的主要论据如下：自然界的演变过程与人类无关，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却和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是密切相关的。主体本身就参与了客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客观规律或阶段就会受到主体的影响而改变。预言本身就参与了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所以预言也就不可能单纯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宣告。这就是说，历史主义必然要作出预言，而预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而否定了规律的客观性。预言之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就意味着历史主义的预言的自我否定。为了说明这一点，波普尔引用了弗洛伊德有名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预言为例。在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的剧本里，先知传神谕说，底比斯的王子俄狄浦斯日后将要杀父娶母；为了躲避这个命运，俄狄浦斯就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多年漂泊异乡，但他在归来的途中却无意中杀死自己的父亲，后来又娶了自己的母亲。波普尔对此解释说：正是这个预言本身，乃是导致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原因。他把这种作用称为俄狄浦斯效应；亦即，预言本身就会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历史过程，从而也就否定了客观的历史规律。这种效应在自然界中是并不存在的，例如人们对日月食的预言无论正确与否，都绝不会影响到自然界中日月食的客观过程。但是这种效应在人类的历史上，却只能说是太显著了。例如，只要人们在主观上预期将要发生战争，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预期中行将到来的战争进行种种努力与活动，而这些只反过来会影响到事物发展的进程。古希腊人行军作战之前先要进行占卜，而所卜得预兆的吉凶则会极大地影响到战略、战术和军心士气，那作用之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又如，人们对股票行情变化所作的预告，无论有无根据，也无论正确与否，势必要影响到股票市场的变化的。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不但预言，甚至于谣言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传说中玛丽•安图娃奈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的珠宝大贪污案，就大大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前夜法国人民对波旁王朝的痛恨和仇视，从而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又如地震的谣言，虽然不会影响自然过程（地震）本身，却会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的效果，从而也就影响了社会过程（生产停滞、生活紊乱）。客观规律一旦渗入了主观因素，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引发改变。于是，预言也就改变了被预言事物的本身；因此，历史也就并没有客观的规律可以预言。预言本身，也就是人类知识的本身，就必然要影响到被预言的事件的现实过程（即历史）；由此而得的结论就是：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

   预言，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论意义上的预言，乃是科学之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⑧现在既然在历史研究中，预言乃是不可能的，历史主义也就是不能成立的。历史研究当然会有对历史的解释，但这种历史的解释只能是多元的，而不是决定论的，因而其性质就只能是“设想性的”和“随意性的”，而绝非是某种非如此不可(sine qua non)的东西。⑨以上的意思也可以换成另一种以哲学术语来表达的方式：历史学的命题乃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故而它（或它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先验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预言的。关于人类认识本身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进程——亦即“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其本身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⑩——波普尔的论据有一定的代表性，曾引起东西方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3

   波普尔还有一个攻击的目标，就是总体论(holism)。他的公式是：历史主义就等于决定论，也就等于总体论。他本人反对历史主义，所以也反对总体论。总体论据说必然会引向乌托邦工程学。与乌托邦工程学相对抗，波普尔就提出了所谓“零碎工程学”(piecemeal engineering)。它就社会理论而言，就是零碎工程学；就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则是“试错法”(trial and error)。这一点在政治上的涵义是明显不过的，那就是要以零敲碎打的改良办法来对抗全面的社会革命。他的反总体论的论点如下：

   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的，总体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逻辑上既不可能，事实上就更不可能了。流行的观点是，部分之和就构成为总体。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物理世界是正确的，但在人类历史上却不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所能探讨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或某些个方面。总体论的基本立场是“把人类历史当做一条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发展洪流”，但是“这样的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任何写出来的历史都只是‘总体’发展的某一狭隘方面的历史”。(11)但是在责难总体论的时候，波普尔自己也犯了一点总体论的错误，至少是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上。他误以为在历史研究中，总体就等于细节的总和。其实，这种意义的历史学在史学史上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任何一部写出来的历史都绝不是包罗万象的。史家之写历史有如画家之作画，他只是透过某一点（某一瞬间、某一侧面）而掇取并表现出其整体生命的神髓。历史是有独立生命的，写出来的历史书（至少一部好的历史书）也是有独立生命的。波普尔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分析历史学的性质时，却忽略了它有其作为艺术的那一面。而且历史学，无论是作为科学的概括还是作为艺术的概括，都绝不可能要求包罗万象。

   波普尔强调，历史主义或总体论，由于其自身的谬误，不仅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论上“总体论的实验也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什么贡献”，因为“社会工程师的总体论蓝图并非是基于任何一种可以与之相比较的实际经验”之上的，(12)或者说，总体论的蓝图和实际经验乃是无从比较的。然而历史主义者却只会以一种唯一的（在波普尔看来是僵化的）思想方式，即以总体论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他可以想象变化，但是他只能想象不变条件之下的变化，“他无法想象在变化条件之下的变化”。归根到底，“历史主义贫困论乃是想象力的贫困”(13)的结果，也就是贫困的思想对于历史主义进行报复的结果。

   人类的知识并没有什么永不错误的根据，无论是在智性的层次上还是在感性的层次上。因此，“人类的一切知识，尤其是一切的前知，都有可能错误”。(14)然而思想的贫困却使得人们在中世纪把圣书和启示当做永不错误的权威，而到了近代则又以理性（或智性）为永不错误的权威。以理性为其权威的科学并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性质，因为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可以完全被证明是理所当然的(justified)。一种新科学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就带来了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之多的新问题。新问题同样地有待于解决，故此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真理。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又是随着他本人提出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而来的新问题呢？还是它已不再面临任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了呢？对此，作者并没有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4

   波普尔的企图是制订出一套能统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他的这一工作，往往不免予读者以刻意标新立异之感，他喜欢罗列一大堆的主义：本质主义、假说主义、演绎主义、唯科学主义、消灭主义等等。然而在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引入人文世界方面，他毕竟是属于当今西方思想界的突出代表之一。

   波普尔攻击历史主义，是采取先为历史主义辩护的姿态，力图发挥历史主义的论点，然后再指责它的错误，进行攻击。就历史和历史学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他集中攻击于一点，即断言历史并没有客观的规律，因而是不能预言的——不是在微观上，而是在宏观上。这里的论证是：科学真理必须能够经受证伪的检验，而所谓的历史的规律却是不能证伪的，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是普遍性的，但历史事件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学上的证伪方法来加以检验；历史研究只能称为是对历史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规律。这一论证的前半部分——即历史学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并没有超出19世纪末以来的新康德学派。但新康德学派主要是就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二者本性的不同而立论，波普尔则更多地是从方法论着眼。他可以说是把新康德学派的观点引申到了科学哲学的领域里来。

   总体是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的，所以对历史发展的整体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所以历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牛顿（那样的体系建立者），而是伽利略（那样的实验观察者），所以总体论就应该代之以零碎工程学；总体论是有预定的目的的，而零碎工程学则只问个别事件而不问目的。目的永远是总体论的构成部分，而目的论则必然导致空想主义。(15)于是，空想主义或乌托邦也和总体论一样就成了历史主义的同义语，所以也就成了波普尔所反对的对象。他认为任何乌托邦都不能逃避这样两个缺点，一是其本身内在的矛盾，二是它必然导致暴力。科学是不能、也不会构造出一个乌托邦来的——这是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着重阐述的基本思想。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他又强调对未来社会的美好信仰无异于是相信奇迹，那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一件事物“只能是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为描述乃是有选择性的”。(16)关于这一零碎工程学的论点——它在哲学上就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马吉(Bryan Magee)曾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解说：人类就像是正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们可以修改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这艘船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彻底改造它。(17)

   历史事件之有别于自然现象，在于它仅只一度出现，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不像是自然界现象那样反复出现；这一论点新康德学派已经再三申说，波普尔于此并无新意。如果说他有什么新意，那新意或许就在于如下这一点，即自然事变不是人为的，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愿望、知识等等。人类的某些知识，如牛顿的力学、瓦特和爱迪生的发明，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行程。自然史与人文史之间的这一根本歧异，过去是探讨得很不够的。波普尔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但他在论述历史学时，却犯了一个不可容忍的谬误。的确，我们并不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而历史书的描写总是有选择的、有局限的。然而这个选择，对于历史学家却并非随意的。他所选择的应该是那些最足以表明历史精神的东西。他之略去许多东西，恰好是有助于表现他所要表现的东西。上节已提到，史家写史有如画家作画，他的画面不必表现全部的细节。历史学有其作为科学的一面，也有作为艺术的一面。对于艺术的一面，波普尔的史学理论是全然忽视了的。他只萦心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但就是这一方面，其基本论点也是值得质疑的。

   5

   波普尔的讨论涉及多方面的科学问题，包括量子力学、概率论等专门学科以及方便假设论、思维经济论等思想方法论。构成他思想的一个特点而又有别于其他人的是，他力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打成一片。打通这两者的关键也是他那统一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也被称为“证伪标准论”(theory of falsification criterion)，是他企图对这两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进行科学检验的真正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18)科学真理必须经受一切可能证伪的考验。反之，凡是没有可能被证伪的，就绝不可能是科学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必须能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即证伪）。正面的事例或许不足以证实，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证伪了。例如说，希特勒是战无不胜的；无论希特勒打了多少胜仗都不足以证明这个命题正确。（因为他也有可能再打败仗）；但是只要他打了一次败仗，就足以证明他绝不是战无不胜的，这就是证伪。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证伪的检验的，才有资格配称之为真理；凡是不可能以证伪方法进行检验的，就不可能是真理。

   因此，科学可以说就是证伪。对科学的“一切检验，都可以解释为就是要淘汰那种错误的理论”，而进行淘汰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证伪，其目的“是要去发现某种理论上的弱点，以便去否定它，假如它被检验所证伪了的话”。(19)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挑剔一个理论的任何错误，“我们必须竭力去证伪它们”；而且“只有当我们竭尽全力而不能证伪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们是经受了严格的检验”。(20)只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认为它们已通过证伪而证明了自己是真理。或者用一种比喻的说法：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证伪就是要千方百计去颠破它，只有去用尽一切办法都颠扑不破它的时候，它才有资格被称之为真理。对真理的检验也就是进行证伪，或者说是进行进攻、进行驳斥、进行围剿；总之，“理论最后必须要服从经验的检验”。(21)真理不但不怕反驳，而且还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证伪来反驳，才能辨明自己的生存权。真理的真金，是由证伪之火锻炼出来的。可证伪的程度越高，则一个理论的可靠性与精确度也就越高。如果一种理论可被证伪的程度等于零，亦即它根本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时，那么它就丧失了其作为科学真理的品质而不可能成其为科学的真理，它就只能是神话了。一切真命题或科学的命题，都是有可能被证伪（但又并没有被证伪）的命题；而凡是不可能被证伪的命题就都是假命题或是伪科学。一个命题虽不必一定要被证实，但却必须有可能被证伪。于是分析派所标榜的证实原则，到了波普尔的手里，就被代之以证伪原则。

   人类认识的进步，就要依靠人们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不断设想各种大胆的假说，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假说进行反驳或证伪。这种工作越多、越好，则科学也就越进步。科学理论是假设，证伪则是对假设的反驳。科学认识就是通过这一猜测与反驳的双方交锋而不断前进的。这就是人类科学知识进步的规律。这个思想他在1968年的《猜测与反驳》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22)猜测与反驳的过程是永没有休止的，所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陷入那种廉价的科学主义的诱惑之中，天真地设想着：真理就在这里了！科学永远都是尝试性的，并且是必然要犯错误的。真理只能是一项无穷探索的过程；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说：瞧，这就是真理！这类科学主义的向往，正如各式各样的总体论、乌托邦或本质主义一样，都只不过是人们的幻想，而且还是人们为之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幻想。它们都以一种盲目的武断，排斥了检验它们成败的可能性；它们自命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其实事物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那样的本质。真正的科学认识，只能是在猜测与反驳、试与错、假说与证伪双方不断反复较量之中逐步前进。

   可以承认科学理论里面往往都包含有灵感或猜测的成分，但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度上。一旦超出了有效性的限度之外，正确就会转化为谬误。波普尔那种“科学发展的逻辑”（这是他另一本著作的名字）的致命伤，就在于他把科学理论、把猜测与反驳绝对化了。这就导致他否认不同层次的概括化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总体和部分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层次；绝对意义上的总体或部分都只能是空类；可是波普尔也把它们绝对化了。例如生物进化的规律，诚然它只是地球表面上的单一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认为是普遍性的，也适用于其他星球或全宇宙；然而就地球的范围而论，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有它合理存在的地位呢？波普尔的理论，问题实在太多了；他那些僵硬的概念划分办法，常常不仅违反常识，而且难以令人，（不同意他那前提的人）同意。对有些史家的著作，我们可以有时不同意他们的理论观点，而同意他们的某些论断；但是对于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可以让人同意的论断似乎并不多。

   6

   一般的习惯总是把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两者区分开来。应该说寻求一种统一的方法论来打通这二者，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努力。波普尔试图表明：(1)二者有统一的方法，(2)二者有统一的对象。那统一不仅是语言，而且是语言所展示的世界。他所探讨的范围虽广，其间却并非没有内在联系。他的方法论也并非全无合理的成分，对于前人也不失为有所突破或补充。但合理的因素被夸大到超出其有效性的范围之外，就转化为谬误。他的某些分析，在性质上本来是现象学的分析或概念的分析；而他却把这些当成论述客观历史事实的论据。(23)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态度也与流行的分析学派的看法有所不同，并有其独到之见。他还认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的发现就是不可能的事。分析他的理论中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政治上反动的）成分，还有赖于我国学术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在吸取人类思想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而又对一切不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的过程之中，才可望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正确的理论。不应该在正确承认一个人合理成分时，把他不合理的成分也全盘接受过来；也不应该在否定他的错误时，就拒绝他的合理因素。对具体论点进行具体分析，就包含着既不以言取人，也不因人废言。

   在他反历史主义的理论中，要害问题是：历史发展何以不能预言。日常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有些历史发展是难以预言的，但有些则是完全可以的。即以波普尔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战争爆发之前不是有很多人都在预言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吗？波普尔不就是因此远走新西兰的吗？有些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仅是经验中的事实，而且（可以预言说）对于未来也会是有效的。这些预言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准确的，是任何人都不好否认的。对此他的答案也只能是很勉强地说：这是趋势，而趋势并不是规律；或者说，这只是历史解释，而历史解释并不是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尽管可以有历史的解释，但却“不可能有历史的规律”。(24)实际上，他的办法是把问题缩小到一点上：即知识的增长是没有客观规律的。问题虽然缩小了，但仍然未能给出满意的答复。他真正的意图是要说：科学理论乃是人的意识的创造；有了客观规律才能够预言，而主观意识则是不能预言的。(25)为什么主观意识或知识的增长就没有客观规律而且是不能预言的呢？他始终没有给出自圆其说的论据，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他理论里的阿基里斯(Achilles)的足踵。在根本上，他是一个历史不可知论者，这种偏见引导他把规律和倾向绝对对立起来，也把决定论和自由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好像要么就要自由，要么就接受决定论；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是不可得而兼之的。这也引导他认定极权主义和决定论是两位一体，政治上成为极权，理论上就必然成为决定论；反之亦然。这就使促他自觉地处处要反对决定论以维护自由。他毫无根据地把理性等同于自由，把暴力等同于极权；他自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并宣称理性的态度乃是取代暴力的唯一选择。(26)这种对概念的抽象化大概只能走到甘地式的或托尔斯泰式的非暴力论的结论。这种结论却又是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所以爱•卡尔又批评他说：他一方面号称是在保卫理性，一方面却又以他的零碎工程学把理性缩减到非常可怜的地步。爱•卡尔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他派给理性的任务和地位，就好比英国政府里的文官，只能是听命于上级的政务官，波普尔的理性是完全听命于现行的社会秩序的。(27)

   最后，在讲了那么多的历史与史学的理论之后，历史到底有意义吗？波普尔明确地回答说：历史没有意义。然而，历史虽然没有意义，我们却可以赋予它意义。所以有人评论他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他否定了历史的意义，但是在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又肯定了历史的意义。这是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两者的结合。(28)在这种意义上，他也有理由被人说成是一个“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29)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贡献又恰好在于他对逻辑主义的思维方式补充了一种历史思考的因素。

   至于他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其中主要论点虽大部分是可疑的，但是假如一种理论的贡献并不单纯在于它所给出的答案，而且也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可以认为波普尔的理论仍不失为有其一定的成绩。在他把历史思考的因素注入思想方法论时，他提供了一个新问题，即在史学理论中怎样运用证伪方法作为检验的标准这一问题，从而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去探讨，并通过对他的批判而提高历史学的理论水平；尽管其中有着那么多不可原谅的疏漏（例如，他完全不提古典历史哲学的价值）和那么多无可弥补的缺陷（例如，他过分简单地绝对化了决定论）。何况他本人运用这种方法成功与否，还是另外的问题。

   7

   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0)那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前出发，脱离了这个唯一的坐标系就无所谓历史。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1)那意思是说，历史之成其为历史就在于有其中的思想，抽掉了思想，历史就只不过剩下来一具空躯壳。在另一个地方，柯林武德又阐释说：“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写历史；每一个人都在把自己的心灵注入历史研究，并根据自己本人的和时代的特征观点去研究历史。”(32)这种思潮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上的一场大换位，即把史学的立足点从客位上转移到主位上来。它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朴素的自然主义历史学的根本动摇。在这一根本之点上，波普尔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潮的精神，即历史作为事件历程的本身，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说，自然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历史，是根本就不存在的。(33)所以这种理论——即从根本上否认有所谓（兰克意义上的）客观如实的历史的理论——就被人称之为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的史学理论（亦即关于史实的理论）。(34)这一史学理论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历史学认识论的问题，从克罗齐开其端，经过柯林武德的发扬，到波普尔手中，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一门显学。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无论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大概总是无法回避它的。

   毫无疑问，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对于史学理论，有许多看法都是成问题的，甚至于难以自圆。但他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如果说，科学家的真正成就并不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理论，而在于发现了一种丰产的新观点的话，(35)那么，波普尔所提供的观点和方法之中的一些新因素还是值得加以研究和深入批判的。如果说，一种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其答案的正确与否，那么，波普尔的理论大概可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如果说，一种理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推理方式的创新性，那么，波普尔的理论似乎并非全无可取。前一种观点是判断思想内容的是非，后一种观点则是衡量其推论方式的深浅。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同一或一致。错误得很深刻，可能要比正确得很浮浅更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正如维根斯坦所说的“一种新比喻可以清新我们的智慧”(36)，一个新问题或一种新思想方法同样可以清新人们的智慧。对真理的认识过程，本来就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在不断深入而开展的。或许，这就要求我们对波普尔的理论要区别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是他思想的内容实质，一方面，是他思想的推论方法。有些人的贡献在于其结论，另有一些人的贡献则在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想方法。虽然观点和方法总是密切相联系的，但又毕竟并不是同一回事。据说维根斯坦曾说过：“我所能给你的一切，就只是一种方法，我不能教给你任何新的真理。”(37)意思是说，结论的真假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方式。似乎不妨说，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对当代的影响，主要的也是在这一方面。

   至于那另外一方面，即他思想的内容实质的那一方面，虽然也有人认为他的理论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历史学情况的逻辑理论，二是他的进步制度的理论；(38)还有人认为他的理论一劳永逸地揭示了历史主义与科学经验二者之间互不相容。(39)但这类评价的正确性似乎是很可疑的。真正值得考虑和研究的，看来并不是他那些对政治和历史的表态，而是他的方法论所提出的新问题，即，历史主义能否证伪以及如何可能证伪？

   注释：

   ①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版(Karl Popper, Tn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4)本文参考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均为此版本，以下仅注页码。

   ②参见A•多纳甘：《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考察》，载希尔普编《波普尔的哲学》第2卷，拉萨尔（伊利诺伊州），1974年，第906页。

   ③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50页。

   ④有人把波普尔的历史主义径直译作历史决定论。这种译法虽不错误，不过它在字面上就和historical determinism（见本书附录）没有区别了；同时也不便于和波普尔所论述的其他各种“主义”相对应。

   ⑤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146-147页。

   ⑥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46-147页。

   ⑦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46-147页。

   ⑧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14页。

   ⑨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51页。

   ⑩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56页。

   (11)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80-81页。

   (12)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85、83页。

   (13)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30页。

   (14)希尔普编：《波普尔的哲学》第2卷，拉萨尔（伊利诺伊州），1974年，第1164页。

   (15)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60、64、85页。

   (16)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50、77页。

   (17)参见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波普尔》，纽约，1973年，第103页。

   (18)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纽约，1964年，第131页。

   (19)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31页。

   (20)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33页。

   (21)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132页。

   (22)卡尔•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纽约，1968年。

   (23)维特根斯坦承认：“现象学的分析是概念的分析，它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物理学”。L•维特根斯坦：《色彩论》，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24)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普林斯顿，1971年，第264页。

   (25)这大概是他指责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伪科学的真正原因所在。

   (26)卡尔•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纽约，1968年，第18章。

   (27)参见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纽约，1961年，第207页。

   (28)参见汉斯•迈耶霍夫：《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美国）加登城，1959年，第300页。

   (29)I•伯林：《反潮流》，纽约，1982年，第37页。

   (30)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纽约，1960年，第12页。

   (31)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牛津，1962年，第215页。

   (32)R.G.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集》，纽约，1966年，第138页。

   (33)R.G.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文集》，纽约，1966年，第99页。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9页。

   (34)D•卡尔和W•德雷编：(D.Carr and W.Dray ed.)《历史哲学和今日的历史实践》，渥太华，1982年，第313-314页。

   (35)参见L•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芝加哥，1980年，第18页。

   (36)参见L•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芝加哥，1980年，第11页。

   (37)K.I.尼恩：《维特根斯坦的历史观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09页。

   (38)参见希尔普编：《波普尔的哲学》第2卷，拉萨尔（伊利诺伊州）1974年，第923页。

   (39)I•伯林：《历史的必然性》，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