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马·多林博士在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撰写的导言中，高度评价了波普尔的开放理论，他说：“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最多可能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属于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1](一、1-7)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明显的“否定性”，即对所有那些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的方法论处事方式的批判。[1](一、P7)波普尔关于理想主义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1]（二、P361）杭州学者余慧元先生已在文稿[2]中介绍了波普尔关于理想主义的批判，我们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略费篇幅对波普尔思想的精华部分--开放社会理论作一简单介绍。
一、什么是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
波普尔定义说，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1]（一、P325-328）他在同书P324和P15的脚注中把封闭社会描述为信奉巫术的禁忌，而把开放社会描述为理性的和批判性的社会，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学会对待禁忌，并（在讨论之后）凭自己的智性权威来作出决定。德特马·多林博士在导言中概括性地解释说，“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而是“零星社会工程”指明了社会一个更好的未来。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它是一种“封闭社会””。[1]（一、P4-5）
封闭社会是极权主义，波普尔认为其主要的要素是：
(A)、严格的阶级区别，组成统治阶级的牧人和看家狗必严格地和家畜区分开来；
(B)、国家和统治阶级共命运：该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整体利益；要服从这个整体，对该阶级的生育和教育的严格规定，对其成员的利益的严格监督和集体化。
由此两个最基本点，可得：
(C)、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品行、军训、带兵权、接受各种类型教育权等方面享有垄断权，但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之外，尤其是经商。
(D)、针对统治阶级的智力活动，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检查制度，必须进行持续的宣传以造就他们统一的思想。在教育、法律、宗教方面所出现的一切革新必须进行阻止甚至镇压。
(E)、国家必须自给自足。以经济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1]（一、P171-172）
而开放社会则主持如下正义：（ａ）公民的责任，也即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对自由的那些限制，应当均等分配；（ｂ）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由此自然有了（ｃ）法律既不偏袒也不歧视任何单个公民或集团或阶级；（ｄ）正义法庭的公正无偏见；以及（ｅ）国家的全体成员给其公民提供的利益（不光是负担）的均等分配。[1]（一、P175-176）
一个被人为地阻止住的封闭社会，或者一个人工栽培的部落社会，绝不是真实的世界。极权主义的原则如下：（１）保住它那个被阻止的部落社会：排斥可能危及部落禁忌严格性的一切外来影响——（２）反人道主义：尤其是排斥一切平等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３）自给自足：不依赖贸易——（４）反世界主义或地区主义：坚持你的部落和一切其他的部落的区分；不同下等人混合——（５）主宰、统治和奴役你的邻邦——（６）但不要变得太大：“城邦的扩大只限于不致损及其统一”，尤其是只限于不去冒引进世界主义趋势的危险。现代极权主义并不具有宽容的世界主义因素，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者对全世界的野心是违反人们的意志而强加于人的。（一、P338-339-176）
封闭社会称阶级特权为“公正”，而开放社会通常所说的公正指的恰恰是不具备这种特权，用正义意指对待个人的某种平等；而封闭社会不把正义看作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视为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只有具备了健全强大统一稳定，国家才是正义的。[1]（一、P177）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恩格斯指出：“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4]列宁也指出：“国家是维护—个阶级对另—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15]这些论述表明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是由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属于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有，由他们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其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服务的。
“当社会建构首次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是人为的产物时，当从它们是否适合人类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宗旨出发，讨论到有意识地改变它们时”，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就发生了。或者说“在比较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主动地进行干预和有意识追求个人集团利益代替了人们在考察社会秩序时所具有的超自然的敬畏心理的时候，封闭社会就解体了。[1]（一、P324）显然，通过文明教化接触交流和争辩可以促使这种解体发生。
二、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特征
1、封闭社会停滞化，开放社会呈进步性
封闭社会歌颂静止咒骂进步。封闭社会提供了人和人类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趋势，认为万物变化都受天命的秩序与规律的支配。若特性的变化越小，它们在等级层次上下降就越不显著。但是当变化增大时，邪恶也在增加。封闭社会理论家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都可能降临最严重的不可估量的动乱危险，这些危险或者是季节更替，或是风标转向，或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或是世界观的转变。简言之，封闭社会认为变化是混乱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1]（一、78-79）尤其要阻止所有的政治改革，[1]（一、171），决不能变动社会已有的政治阶级关系。
封闭社会藐视人性缺乏人道。封闭社会并不依赖于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均衡，他们认为那是不稳定的。主人阶级对于被统治者的敌对力量的某种控制，其专制权力以及其凶猛残酷，都是不必考虑的事情，因为主人阶级的优越地位必须保证不会受到挑战。惟一值得考虑的主人阶级的问题就是自我控制，[1]（一、107）例如反腐败，所以在封闭社会腐败与反腐败都是统治者的专利。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现代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危险和错误的思想理论,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相应的责任。[1]（一、1）
波普尔年轻时也倾向于（苏式）社会主义，但是，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就毅然抛弃了它。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苏式）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苏式）社会主义理想。[1]（一、2）
封闭社会的整体工程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仁慈的独裁者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弄清他的措施的效果是否与其良好的意愿相符，然而由于权威主义必定阻止批评；于是，独裁者就不容易听到人们对他已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抱怨。而没有这样的检验，他不可能查明其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仁慈目标。这种状况对乌托邦工程者来说必定变得更加糟糕。[1]（一、P296-297）“即使怀着建立人间天堂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能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一、P315）假如所有变化的起点是完美和善的，那么变化只能是导向远离完美与善；它必定走向不完美与恶，走向衰败死亡。[1]（一、P75）
使用零星工程的方法渐近地改善人民生活。开放社会将摈弃已确立的传统的绝对权威，同时努力保留、发展和确立符合自由、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标准的新习俗；开放社会对眼睁睁将统治世界的所有责任全都交给伟大英明的权威领袖表示出强烈的不情愿，开放社会将分担防止苦难的职责，并为防止苦难而准备承担义务。[1]（一、P12）因为并不存在使每一个人幸福快乐的制度手段，而只存在着一种在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权利。假如人们遭受苦难，他们有权利要求给予所有可能的帮助。因此，零星工程将注视着社会上最重大的恶行，寻找出与之斗争最紧迫的方法，并就对已存在的恶行和与之斗争的手段达成某种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见，这比就某种理想的善行及其实现的手段达成协议更为容易。那么，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得到改善。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现实困难，在实施这些纲领时，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而是运用理性就有着更大的希望。[1]（一、P293）
进步取决我们的努力，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或者认为我们必定是进步的，那么我们就犯了和那些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人一样的错误，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能够从历史中发现，不需要我们赋予它。而进步就是朝着某种目的，朝着人之为人的存在的目的。但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通过保卫和巩固那些自由和进步所依赖的民主制度，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我们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人类不是平等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像国家之类的人类各种机构不是合理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使它们更合理而奋斗。[1]（二、P417-P420）
2、封闭社会信息封锁禁锢化，开放社会信息呈公开自由性
乌托邦工程拒绝历史继承喜欢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国现在全国性的城市重建工程一样。然而社会的重建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它必然给许多人造成相当程度的不便，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故此，乌托邦工程的管理者将不得不对许许多多的抱怨置若罔闻。压制超越情理的反对将会是他的一部分工作内容，但如此一来，也就必然同样地压制合乎情理的批评。[1]（一、P297）
不仅诗歌而且在普通意义上的音乐，都得由僵化的审查制度加以严格控制，通过文化使年轻人更自觉于服从阶级纪律，并且因此更乐于为阶级利益服务，从而来强化国家的稳定。报纸媒介被严格控制，成为执政党的喉舌，信息对人民封锁，剥夺人民对政府的任何控制监督权力。决定着灵魂教育的政治原则，即保持国家稳定，也决定着对肉体的教育，中央集权组织化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就在这样的征服中产生。[1]（一、109-113）封闭社会反对自由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为谎言、政治奇迹、禁忌、迷信和压制真理辩护，最终为暴力辩护，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1]（一、215）。
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其实互不排斥，波普尔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作保证，就没有自由；与此相反，只有由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国家才能根本上给人们提供一切合理的安全。[1]（一、214）”个人主义者坚定认为，国家的道德倾向低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所以国家的道德应为公民控制（而不是相反）就更具有吸引力（更合乎需要），我们必需得到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一、215）。正如《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主张：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二十条：
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3、封闭社会思想单一化，开放社会思想呈多元性
自然规律与规范性法则尚未做出区分的阶段，可以描述为朴素的一元论。可把它说成是“封闭社会”的特征。在以决定或社会约定为基础的由人强制执行的规范性法则，同超越了其力量范围之外的自然法则二者之间的一种有意识的区分阶段，波普尔把它描述为批判的二元论（或批判的约定主义），这是“开放社会”的特征。
统治者相信，宣传的谎言是增加他的健康功效的希望，也即是加强对精英种族的统治、最终阻止一切政治变化的希望所在。[1](一、256)极权主义不认为批评是善意的，对权威的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对权威的挑战。[1](一、350)自由思想、对政治制度的批评、给青年讲授新观念、引进新的宗教行为或新的宗教观点，全被宣判了极刑，社会噤若寒蝉。有所爱和有所渴求的人得不到他所爱和他所渴求，人们被教导说，正义就是不平等，部落、集体高于个人。而且在封闭社会的国家里，异端是不会有机会公开为自己辩护的，那些为了争取自由讲话权利的人必须献出生命。[1](一、362-373)即使是内部高层的同志，也会不由分说被清洗。清政府全面强化宗法制度，把其殖民压迫下的奴化灌输渗透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
从开放社会的敌人看来，新出现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理性的信念和自由的热爱是危险的情绪。封闭社会力图与之作斗争，把那扇已经打开了的门再关闭起来，并且使出了在深度和内容上都无可伦比的骗人哲学，以千方百计地阻止社会变革。[1](一、377)
4、封闭社会固定化，开放社会呈流动性
从极权主义伦理学的观点以及集体效用论的观点看，保持自己的职位是一种美德，公民的德行就相当于军队的纪律。在国家这面大钟里，齿轮用两种方式来体现其“品德”。第一种，它们的尺寸、形状、力量等必须符合自己的工作；其次，每一个都必须安装在恰当的位置并且必须固守在这一位置不能走动。[1]（一、P210）波普尔打比方说，“一个有机体的细胞或组织（有时被说成与国家的成员相当）也许会争夺养分；但并不存在大腿变成大脑，或者身体的另一些部分变成腹腔的内在倾向”。人与人之间的工作地位互换性差，工作是由上级分配的，好比一个人的投胎定了终生，就像一个镙丝固定在机器的某个位置上不得移动，甚至于人们到其他地方去行走都没有自由。民众不但没有空间活动的自由，也没有改变身份的自由，当地居民只有用当地油粮票，到了外地买不到食物。明朝朱元障时，农民日常只能在方圆一里内活动，任何人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必须持官方的路引介绍信，否则将治罪，全国变成一个牢笼。满清则强化野蛮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法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一家犯法，十家连坐”。
人的界限分明不可超越，地位低下的人特别是所谓异己分子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封闭社会的各种建构，包括它的等级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1]（一、P325）部落贵族制的稳定刻板的社会生活，并由社会禁忌和宗教禁忌决定；每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有其指定地位、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不可变化和互动；每个人都觉得他的地位是适当的“自然的”位置，它是由统治世界的种种力量指定给他的；每个人都“了解他的地位”。[1]（一、P35）在封闭社会官僚终身制世袭制，接班人的选择多在干部子女、烈士子女或关系户中选择，而其他子弟则无权问津，更用说是政治不坚定或与领导关系不密切的人了。在不同阶级之间，不得存在相互混同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任何胡乱安排或调换。。。都是一种背叛的重罪，并应作为最卑劣的邪恶行径受到谴责。”[1]（一、100-101）
在开放社会里，社会成员都可在社会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人的阶级阶层性在不停地改变，每个人都有机会摘取政治桅杆上的彩球。
5、封闭社会等级森严特权化，开放社会呈平等公正性
封闭社会的思想家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对立对应于天生的主人与天生的奴隶二者间的对立。人们的天生的不平等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生就的禀赋是互补的。社会生活开始于天赋的不平等，而且它必然在那种基础上持续下去。[1]（一、P159）
在封闭社会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不同级别的人享受不同待遇，官位越高的人越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平民百姓则如同草芥任人宰割，民生民权没有保障。
在开放社会人与人是平等的，波普尔主张，“人的优越性，无论是种族上的，或是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优越性，都永远不能成为要求某种政治特权的理由，即使这样的优越性可能得到证实。在当今的文明国度里的绝大部分人承认种族优越性乃是一个神话；但是即使它是一个已被确认的事实，它也不应该产生特殊的政治权利，但是它却给优越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道德责任。”[1]（一、101）平等主义要求国家的公民应当受到公正无偏见的待遇。这就要求出身、家庭关系或者财富绝不能影响那些对公民执法的人。换句话说，它不承认任何的“自然”特权，尽管某些特权可能会被公民授予他们所信任的人。[1]（一、190）他引用好几位智者的话赞颂平等，例如欧里庇得斯把这一点说成是：“仅仅是这个名字就使奴隶蒙羞，他们在各方面都可以是十分优秀的，而且同生而自由的人可以真正平等。”他还说过：“人的自然规律是平等。”高尔吉亚的一位门徒且是柏拉图同时代的人阿基达玛写道：“上帝让所有人自由；没有一个人生来即是奴隶。”高尔吉亚学派的另一位成员利科弗力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贵族出身的荣耀是虚构假想的，而且其特权所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一、139）。读到这些社会主义平等基本原则的描述，我们就不难知道，社会主义诞生在西方，也就无须奇怪了，而东方封建专制者反对西化也同样就不难理解了。
6、封闭社会神秘乌托邦理想宿命化，开放社会呈批判性、理性主义和主观能动性
封闭社会神秘态度的特征之一，是它存在于所拥有的恒久不变的禁忌之中，存在于拥有类似于自然界如日东升或季节循环的明显规律一样不可避免的律法和习俗的巫术圈子之中。[1]（一、119）
建构论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决不会承认其理想社会是一种海市蜃楼。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他们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实现理想社会的科学方法，创立了某个理论，因此是科学的观念。理想社会不是乌托邦，相反却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现实社会应根据这把尺子进行改造。尽管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各种背离，但他们把这些背离仅仅看着不过是理性的狡诈，理想社会必将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波普尔把这种历史观称作“历史决定论”，也可以说理想社会是先验的，它潜在地对现实社会起着范导的作用。
历史真是这样有规律地向既定目标呈线性地发展吗？波普尔说：“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3]（P37）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进化，相反，真正的进化只是针对过程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结果的，历史是动态发展但并不是线性发展。
7、封闭社会整体僵硬化，开放社会个体呈灵活性
社会生活如此复杂，以致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无人能够在总体的规模上评价某项社会工程的蓝图；评判它是否可行；它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改善；它可能引起何种苦难；以及什么是保证其实现的手段。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在运作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那就必然要乞求于少数人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和权威领导，从而导致独裁。
与此相反，零星工程的蓝图则比较简单，它们一般是关于单项项目的蓝图，例如关于健康和失业保险，或关于仲裁法庭，或是关于编制反萧条的预算，或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蓝图。如果它们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由于风险较小，因此较少引起争议。如果就现存的恶行和与之斗争的手段达成某种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见，比就某种理想的善行及其实现的手段达成协议更为容易，那么，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理政治改革遇到的种种现实困难，即在实施这项纲领时，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也就有着更大的希望。[1]（一、294-295）
譬如前苏联计划经济关于电子管和晶体管发展选择上，如果是资本主义，决策分散于私人手中，非常灵活，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家一起竞争，优胜劣汰。可是对于前苏联就完全凭中央意志了。刚开始苏联在电子管时代不比美国落后。到了60年代，根据当时多次大当量核试验的现象表明，通讯和电子产品会因为核爆脉冲暂时中断工作，或性能受到影响。因此苏联科学家认定核爆炸产生的电子脉冲会烧毁集成电路。再加上苏联军工企业界、决策圈里常见的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打压一方、扶持一方的毛病作怪，苏联部长会议最后决定继续走电子管小型化的道路。直到70年代中期，当武器发展需要电子产品体积进一步小型化时，研究人员们发现组成各类电子产品的基础也是核心的器件--电子管的体积已经无法再小了。所以比尔盖茨们肯定无法诞生在苏联。
开放社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作为一个具体的或实在的人的集团或这些实在的集团系统的性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工作中不直接接触——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自由的个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加入工会不过是持有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交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有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接触，因而人们生活在轻松之中，没有人事纠纷等等烦恼。[1]（一、P325-328）
封闭社会看重同一性与整体性——特别是对国家的，或者也许是对世界的同一性与整体性的强调，可以描述为“整体论”。整体论与部落的集体主义联系密切。只有一种稳定的整体、永恒的集体生活才具有真实性，而短暂易逝的个人则没有真实性。个人从属于全体是“自然的”，而全体不仅仅是诸多个人的组合体，而且是具有某种更高秩序的一个“自然”单位。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而不是为了局部牺牲整体。还有一句政治学整体论的堪称经典的口号：“你们是为了整体而存在，而不是整体为了你们而存在。”“大河有水小河满”。在这种整体之内，不同的个人，以及不同的个人集团，因具有他们天然的不平等性，必须提供他们具体的而且是非常不平等的服务。
首要准则是国家利益。只要是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是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服务于它的行为是道德的；威胁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换言之，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1]（P209）2008年1月5日，广州首个引用《物权法》提起上诉的案例，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钉子户案终审判决，认为猎德的钉子户影响了村集体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其土地归集体所有，村里有权收回，由于土地上的房子和土地不可分割，房子也应该一并交付拆除。[13]在封闭社会这类以集体利益为由，侵犯私人权益的事堂而皇之俯拾即是。波普尔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极权主义是非道德的，它是封闭社会——集团式部落的道德；它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私，而是集体主义的自私”。[1]（P210）
8、封闭社会“本质主义”化，开放社会呈现实零星性
从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普尔尔依此推得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事情只依赖于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的概念，这些定义然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世界构筑入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可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使用某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不仅通过传播历史的“解脱预期”，用一种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总是可能助长暴力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装点革命运动，而且从方法论原因来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后有关联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政治观称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比如所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希特勒的纯粹种族国家思想就以这种政治观为基础。
波普尔认为，所有这些“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哲学危险的误区似乎在于：它们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非分要求”，用一种可以简单运用的一般性知识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蛊惑人心。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这一现实世界是开放社会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须总是从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极权的社会计划方案。进步总只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是“零星社会工程”。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
9、封闭社会的狭窄排他化，开放社会的宽容和谐性
开放社会是向世界开放的，绝不驱逐一个外部的人，人们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自主生活，但永远准备面临各种危险，开放社会爱美，但不沉醉于幻想，而且，力图增进人们的理智，但这并不减弱人们的意志，承认自己贫穷并不感到丢脸，只有不去努力避免贫穷才是丢脸的事。一个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作无害，而是看作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开放社会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人们相信，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同时也不会害怕战争的危险。[1]（一、344）
三、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
1、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文明的协变开始被人们感觉到，人们力求合乎理性，至少要放弃某些情欲的社会需要，要照顾自己和承担责任。随着封闭社会的解体，奴隶制、等级制和阶级统治是“自然的”这种信念就消失了。封闭社会解体的最有作用的原因，也许是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与别的部落有密切的接触就容易破除人们对部落制的必然感；贸易和商业中的首创精神，看来是个人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几种形式之一，它们能够表现自己，甚至在部落制仍然盛行的社会中也是如此。[1]（一、328-331）
2、诞生一批杰出的民主领袖和民主思想。[1]（一、344）
3、开放社会的新信念，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封闭社会的冲击。对人、对平等主义的正义及对人的理性的信念，也许正在形成，只是还没有明确地被提出来罢了。[1]（一、349）智性主义，即认为人类理性是普遍的交流媒介这个平等主义学说；强调智性诚实和自我批评。认为在生活中以个人最为重要这个信念，以及互相尊重和尊重自己的主张。关注个人而不是关注部落英雄和救世者的这种想法已被唤发出来，使人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个人的创造性和自我表现已经成为事实时，封闭社会及其信条（认为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已经衰落。[1]（一、350-352）
4、封闭社会内部的瓦解
内部统治者获得了新近的革命精神的支持，而又正在点燃这一革命精神；他们被迫向人民的平等主义要求作出让步；他们事实上在部落社会的瓦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一、377）
四、波普尔开放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未来进程的理论。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正如列宁很快明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提供帮助。[1]（二、142）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尽管没有在理论上，但确实在实践上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决定采取各种实际上意味着有限地暂时地回到私人企业的措施。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各种实验——五年计划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宣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的宏大的经济研究，甚至没有触及到一项建设性的经济政策（例如，经济计划的问题）。[1]（二、144）
2、科学社会主义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这个法则是经济法则；全部历史被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1]（一、28）
马克思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但是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看来，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思想方法的破坏性结果负责。[1]（二、142）
构成马克思历史预言基础的论证，是无效的。他想从观察当代经济的趋势出发，推出预言式的结论，这种创造性的尝试已经失败。它之所以失败，不在于论证的经济基础不充分。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的社会学的和经济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片面的。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即使我们观察今天所表现的历史趋势或倾向，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
3、波普尔主张每一代人的责任不在于为了千秋万代谋幸福，而是为了同一代人或下一代人少受疾苦，运动就是一切，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直接责任。波普尔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反对追求伟大理想目的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逐步工程将计划订得力所能及量力而行，手段有保证，实现的可能性大，易于得到公众支持，易于避免犯在的错误，受大的损失，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和纠正，从错误中学习，统治者也易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使百姓少受苦难，多得实利。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建立在浪漫主义空想主义的基础上，易于导致铲除现存一切的歇斯底里行为，例如现在中国流行全国的各地城镇改造工程。而且错误难找，统治者不易承认，当权者为了掩饰错误又导致新的错误，恶性循环难以收拾。
类似波普尔的主张，最近谢韬老前辈也独到地指出，设置终极奋斗目标还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受其影响苏式体制国家乞求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空想失败后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了，到头来，终究难免曲终人散幕落收场。
需要说明的是，波普尔的逐步工程既有激进式的也有突变式的，他并没有指明其逐步工程仅是激进式的。确实，有时候不经过振荡飞跃和渐进的中断、产前的阵痛，专制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永远消除专制体制的弊病是不可能的。
4、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把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抽象的、理论的原理，勿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观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响。如果“决定”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原因”观念不导向历史主义，它就不会如此十分有害。诚然，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每个人、尤其是决定论者对机械和电子设备所采取的显然是工艺学的态度形成奇怪的对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对科学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仅仅产生于决定论，而且还由于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预言，前者有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预言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两种预测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科学特征并不为支持后者的科学特征提供证据。[1]（二、147-148）。
5、“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的片面性。如果考虑到阶级内部本身的间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是阶级问题的历史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诚然，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利益的歧异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过分简化，只要我们承认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一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的话。中世纪历史上的伟大主题之—，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斗争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的一个实例。把这种争执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争执，显然是错误的。
马克思公式的危险性之一是，如果过于认真地对待它，就有可能误导马克思主义者把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解释成有人试图掩盖“真实的问题”，掩盖基本的阶级冲突）。[1]（二、187-188）。
6、科学社会主义是十分贫乏的政治纲领，它把政治权力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归因于第三等级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力量在于机器的进化；其次具有重要性的是经济阶级关系的体系；最不重要的影响是政治的影响。
我们在分析中已经形成直接对立的观点，它把政治权力视为基本的。从这种观点看，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例如，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可以制定法律限制剥削。我们可以限制工作日，我们可以给工人（如果是全体公民当然就更好）提供伤残、失业和养老保险。这样，我们就使建立在对工人不提供帮助的经济立场之上的剥削形式成为不可能。当我们能够通过法律确保每个人都愿意工作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不这样做，那时保护公民不受经济恐惧和经济威胁的自由，就将接近完善。从这个观点看，政治权力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权力及其控制就是一切。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
马克思对政治权力的轻蔑态度不仅意味着，他忽略建立一种使大多数弱者过得更好的最重要的潜在手段的理论，而且意味着，他忽略了对人的自由所构成的最大的潜在危险。他朴素地认为，在无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会丧失功能并“消失”，这清楚地表明，他从未把握住自由的悖论，他从未理解国家权力在为自由和人道服务中所能够和必须履行的职能。我们需要“机会均等”，但是这是不够的。它并不能防止那些天赋低下、值得同情、或者不幸的人，成为受那些天赋较高、缺少同情心、或者幸运人剥削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轻蔑描述的“纯粹形式的自由”，恰恰是一切成功的基础。这种“形式的自由”，即民主、人民评判和解散政府的权利，是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政治权力误害的已知的惟一手段，它是被统治者对控制者的控制。由于政治权力能够控制经济权力，政治民主也成了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力的惟一手段。如果没有民主的控制，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切政府出于与保护公民的自由完全不同的目的，而滥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1]（二、202）要想获得安全就得放弃自由，这是反对自由的主要依据。但这是最不真确的，因为在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安全，我们所能取得安全的保障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警觉，并由有助于我们守护的那些建构来施行，由旨在使牧羊人能够守护和评判其牧犬的那些民主建构不定期施行。
认为经济权力是万恶之源这一教义必须被抛弃。应该代之以对一切形式的不受控制的权力所构成危险的理解。一切权力，政治权力至少像经济权力一样，都是危险的。一切大规模的政治必须是制度化的，而不应该是个人的；当扩大国家权力时，不良的个人也许有一天会掌握这些扩大的权力。[1]（二、206）
有关收买选票——或直接地或通过收买宣传——的可能性，许多都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然而，一旦我们实现了形式的自由，我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制止贿选。有各种法律对选举的费用作了限定，有关这类更严厉的法律的引入完全视公民而定。法律体系能够建成为保护人民的强大武器。此外，我们可以影响公众意见，在政治问题上坚持严厉的道德准则。这一切我们都能做到。[1]（二、205）
7、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压近和剥削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由，一旦反对共同阶级敌人的斗争的压力消失了，组成无产阶级的个人还会保持阶级联合。一切潜在的利益冲突现，似乎必然将从前联合的无产阶级分裂成新的阶级，并发展成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存在一些这样的团体和工人，他们甚至在与其他工人的利益和与被压迫者的团结的理念处于公开冲突时，还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集团的利益。剥削并不随资产阶级一道消失，因为很可能工人集团会获得各种特权，这些特权同剥削不幸是一回事。
那些在胜利之时实际上掌权的人将组成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种新型的官僚制度的寡头政治；很可能他们会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通过尽可能地保留革命的意识形态，利用这些思想情感，。只要他们同时利用发展对反革命的恐惧，他们就能够充分利用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就能出于辩护的目的为他们服务；作为他们动用权力的一种辩解、一种稳定权力的手段。总之，作为一种新的“人民的鸦片”。[1]（二、221-222）例如，什么亡我之心不死，什么敌对势力啦等等。在俄国，我们看到一种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建立的经济体系，在那里，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拥有，然而其政治权力却与马克思预言相反，根本没有表现出消亡的倾向。[1]（二、221-224）
8、科学社会主义缺欠民主。恩格斯的策略理论，更一般地说，暴力与和平夺取政权的模棱两可，就会使民主的运动成为不可能。我把这个批评建立在这一争论的基础上，即只有各主要政党都对民主的职能持一种可以用某些规则概括如下的观点时，民主才能够运行（也可参阅第７章第２节）：
（１）虽然普选制度是最重要的，却不能把民主完全描述为多数人的统治。因为多数人可能以专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民主的准则是这样：在一个民主国家（也即是说政府），可以不经流血而为被统治者解散。因此，如果掌权者不能维护这些制度——它能够确保少数人有实现和平变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的统治就是一种专制。
（２）我们只需要区分两种形式的政府，即拥有这种制度的民主政府和一切其他的专制政府。
（３）一部具有连贯性的民主宪法只排斥法律体制的变异，即一种危及其民主特征的变革。
（４）在民主国家，对少数人的全面保护不会扩大到那些违法者，尤其不会扩大到那些煽动其他人用暴力推翻民主者。
（５）一项捍卫民主的构架体系的政策必然永远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即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中总会存在各种反民主的倾向。
（６）如果民主被摧毁了，一切权利就都会被摧毁。即使一定的为被统治者所欣赏的经济利益能够维持，它们也不过仅仅是在表面上维持。
（７）由于民主承认非暴力的改革，它就为一切合理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无价的战场。如果在一切爆发在该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中，维护民主不被引为头等考虑，那么，一切存在的潜在的反民生倾向（它诉诸那些被我们在第10章称作在文明的协变下蒙受苦难的人），就可能造成民主的崩溃。如果对这些原则的这一理解尚未被发展，那么就必须为它们的发展而斗争。相反的政策也许会证明是致命的；它可能造成最重要的战斗——追求民主本身的战斗的失利。
与这种政策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使工人怀疑民主的政策。恩格斯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不亚于君主国。”然而，这种观点必然会产生下述政策：
（ａ）谴责民主不能够防止一切罪恶，而不承认反对者通常并不比多数派少（每个反对党都拥有它应得的多数）。
（ｂ）教育被统治者不要把国家视为自己的，而是视为隶属统治者的东西。
（ｃ）告诉他们只存在一种改进事情的方式，即彻底夺取政权的方式。然而，它忽略了民主的一项实际上很重要的职能，即它能够制衡权力。
这种政策等于从事开放社会的敌人的工作；它为他们提供了一支不自觉的第五纵队。《共产党宣言》模棱两可地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与之相反，波普尔断定，只要它作为第一步被接受，那么，争得民主也会丧失。
这些就是恩格斯的策略理论、以及根源于社会革命理论的模棱两可的总结果。对我们来说，十分紧迫的是要明白，与“权力如何被行使”和“行使多大权力”的问题相比，“谁应该行使权力？”的问题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该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是法律构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的进步只能靠对权力的制度控制来保证。要搞好政治，不在于当权的人选，选几个好人。不存在某人下台某人上台就好的现象，苏式体制无一说明，无论是国家或是一个单位，谁上了台没有几天都是一个样。搞好政治在于如何组织政治机构，制裁坏的统治者，限制和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而苏式体制的弊端正在于缺少这样的机构，弥补的办法唯有建有强大的执政党外的具有监督力的在野党，不要让执政党干扰行政，将立法执法和司法分开，人民要有权力选择淘汰执政者。要让执政党明白执政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自己赖在位置上得来的。波普尔认为，把希望寄托在出现好的统治者和好的政府，那无异于发疯。重要的是对统治者的监督，对控制者加以控制，波普尔的这些思想对长期迷信清官，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的中国人来说，尤如久旱需要的甘露一样迫切。
9、波普尔的社会历史观的目标是建立开放社会，开放社会是不迷信不屈服于权力的社会是开放批判性讨论权利的社会。除了政府的民主形式外，还要重视言论自由，保护甚至鼓励人们持有异议和信念信仰，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更不提倡一元的指导思想。不需要流血就能摆脱的政府是民主的政府，对于专制政府人们不流血变不能摆脱它。
波普尔在认识上认为，知识都是推测性的，我们总难免犯错误，不必去专门死盯人的错误而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没有人因为害怕犯错误而很累地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通过尝试和排除错误而进步。把这些观点用于社会领域，波普尔主张人们不要追求也不相信至善完美无缺，人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伟大天才，自以为不犯错误的一切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都是不合理的，都是犯严重错误甚至弥天大罪的思想根源，批判和理性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必须承认人人都会犯错误，就不要指望会有完人超人和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领袖。特别警惕那些歌颂称赞完人和超人的理论和言行，这些观点是专制独裁的基础，一有苗头就必须铲除，不得让其泛滥成灾。波普尔从证伪主义出发，认为对于政府和统治者，重要的不是歌功颂德，赞美他们如何天才英明正确伟大光荣，而是进行批评，时刻注意统治者的错误倾向和言行，对他们的施政纲领和措施挑剔甄别。不要希望统治者十全十美，要允许他们犯错误，但是要通过自由的批评、批判式讨论，使他们尽量地少犯错误，少做蠢事坏事。
波普尔的理论告诉了我们，苏式体制下独裁专制的领袖们之所以干坏事，在于将领袖神化，社会运行处于一种神秘不透明状态。是其制度缺失人民批评政府的自由，使执政者为所欲为不受人民的制约。最近公开的档案说明，1930年前后苏联的大清洗罪行，正是缘于人民不能和平地淘汰已犯错误（大规模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财政向工业倾倒的政策，农民暴乱席卷全国，城市工人因对食物定量配给不满而举行罢工）并为人民已经厌倦的斯大林而引起的，斯大林不肯自动和平下台，却指责各种人物活跃起来试图浑水摸鱼，采取严厉无情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镇压了一大批优秀的反对者并伤及无辜。[6]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残酷的史实也陈出不穷，商绉王、秦始皇、项羽、隋炀帝、蒋介石、毛泽东都是历史上聪明绝顶的人物，文韬武略也曾叱咤风云。因为缺乏民主制度的约束和监督，人民没有权利对他们进行选择和淘汰，在一片赞美声万岁的欢呼声中忘乎所以日渐骄横腐败堕落，只听好话甚至于连一点脆弱的监督机构都被废止，其中毛泽东连自己曾经钟情过的找到的民主方法也废弃不用。
波普尔在该书第一卷的最后总结说，阻止政治变革不是补救的办法；它不能带来幸福。我们绝不能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纯朴和美丽中去。我们的天堂梦想是不可能在尘世上实现的。我们一旦依靠我们的理性并使用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一旦感到人责任的召唤和促进知识增长的责任的召唤，我们就不会回到顺从于部落迷信的状态中去。对于吃过知慧之果的人类来说，天堂已不复存在。我们越是力图回到部落社会的英雄时代中去，我们肯定就越会达到宗教审判，达到秘密警察和美化了的强盗行为的境地。我们一旦压制理性和真理，我们必定随着全人类的最残忍和最粗暴的毁灭而告终。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要走到底——我们必定回到野蛮中去。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尽管我们可能很难做这一点。如果我们梦想回到我们的孩童时期。如果我们想依靠别人来获得幸福，如果我们回避我们的考验，人道、理性和责任的考验，如果我们丧失勇气并且在文明协变之前退缩，那么我们就必须用我们对所面临的这个直截了当的决定的明确理解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有可能回到野蛮中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计划。[1]（一、381-383）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余慧元，一种理想的社会是可能的吗——波普尔、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批判，智识学术网，2005-05-10
3、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经济出版社，1944（中文电子版）
4、笪振斌等主编，现代西方哲学十大思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P148-151
5、范海辛，讲道理，关于新理性主义的论述，上海自印，2003
6、彭华，斯大林抢先粉碎“宫廷政变”，扬子晚报，2007-9-29，B6版
7、谢老，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炎黄春秋战国2007（2）
8、卡尔.波普尔著，邱仁宗段娟译，《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页33-34。
9、杨思梁、陈立，对波普尔的最终认同，南方周末，2006-10-19，16:44:31
10、小骆驼，乌托邦的破灭，天益社区“学术沙龙”，2007-5-2423:3
11、朱伟勇，五大宇宙定理与当代大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东北大学校报，2005-12-05
12、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履灭[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3、扬子晚报，不能以集体利益为由侵犯私人房产所有权，扬子时评，A5，2008年1月6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9－174页．
15、《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