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哲学家柏格森、莫里斯、波普尔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开放理论。他们都认为社会存在着两种状态：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依据不同的标准，他们对两者进行了释义，并论证了前者向后者转化的途径。通过对四种社会开放理论的深入分析，一方面可以揭示出它们的缺陷所在，由此反衬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发掘出它们之中所包含的真理的颗粒，从而给我国的开放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社会开放，开放社会，柏格森，波普尔，索罗斯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提出了种种解释。柏格森、莫里斯、波普尔、索罗斯等哲学家都认为社会存在着两个状态：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其中开放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开放社会理论。但如果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不仅在于“开放社会”所指为何，更在于如何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种过渡采取何种方式，是否切实可行，那么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他们的理论称为“社会开放理论”：即关于社会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学说。开展西方社会开放理论研究，一方面使得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多了一种范式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既可以揭露出这些理论存在的缺陷，从而反衬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重要性；也可以采纳这些理论中合理的部分，运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一 柏格森的社会开放理论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中最为耀眼的哲学家。在其晚年，他发表了《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一书，来专门探讨社会问题。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概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
柏格森指出，“在封闭的社会中，成员凝聚在一起，对其余的人类社会毫不关心，总是警惕着忙于自卫，随时准备进行战斗。”[1](P163)这即是人类社会刚刚在自然界中出现时的状态。人在这种社会中生活，就好比蚂蚁在蚁穴中生活一样。不过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区别：蚂蚁依靠本能来生活，在蚁穴里，“群体组织的实际细节是事先给定的”；而在人类最初的封闭社会中，“只有大致的轮廓、少许的提示、有限的自然原型为个体提供恰当的群体环境。”[1](P166)人类社会不仅依赖于本能，而且依赖于智慧。人类的封闭社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封闭道德。柏格森认为道德有两个来源：作为“义务”的道德和作为“抱负”的道德，前者属于静态的道德，后者属于动态的道德。就前者而言，当它越是变得无人格、越是接近类似于“习惯”或“本能”的自然力，那么它便越趋于完满；而后者越是由具体的人物形象所激发，越是明显地胜过自然，它也更加有力。封闭的道德，需要的是服从，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禁令。禁令是必须服从的义务，各种义务之整体就构成了封闭道德。（2）静态宗教。静态宗教是一种不思进取、固守残缺的宗教，其表现形式有：巫术、泛神论、神话、图腾崇拜等等。柏格森指出，“原始宗教就是人为了对付危险而采用的一种防范手段。”[1](P77)这种宗教的功能主要是使人依附于群体，使人珍爱自己的生命，使人的心灵获得宁静与安闲。
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正好对立，这种社会超越了狭隘的小团体主义，在本质上向所有的人敞开。开放社会是那些杰出的精英们所梦想的社会，它会因为精英们的创造活动从而逐步地实现自身。每一次这样的创造活动都能够克服以往所无法克服的困难，从而能够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开放社会相联系着的是开放道德和动态宗教。（1）开放道德。柏格森认为，开放道德不是出于社会施加于个人的“压力”，而是出于英雄人物的抱负和创造。它不是对禁令无条件的尊奉，而是以崇高的道德品格如忠诚、仁爱、隐忍等感召他人。开放道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个体和小团体。概括而言，开放道德具有如下特征：它体现的是个人的抱负，而非社会的义务；在开放道德的鼓舞下，个人可以克制自利之心而采取其内心嘉许的行动；开放道德激起的是人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柏格森指出，“英雄主义不是靠说教，它只能显示自己，只要它存在，就可能激励别人起来行动。因为英雄主义本身……是从某种情感（像所有情感一样有感染力）中产生出来的。”[1](P31)（2）动态宗教。动态宗教是“生命凭借其保证个体和作为整体的人类进步的主要组织”[2](P111)。由于它是宗教发展的后期形式，因而要比静态宗教成熟。动态宗教包括：希腊宗教、印度教以及基督教，后者最能体现出神秘主义精神。动态宗教的作用在于：以其神秘的精神来引导和提升整个人类。神秘主义者能够通过直观领悟到生命的崇高意义，通过扩展生命之爱，能够引起普通人心灵上的共鸣。
柏格森认为，“仅仅通过扩展的方式，我们是永远也不可能从封闭过渡到开放”[1](P163)。而要这种过渡，需要杰出人物之持续性的创造活动。因为一次开放之后，人们又将回到初始状态，此时社会义务压倒一切，个体的抱负萎缩不振。这时就需要新的英雄人物做出新的努力来推动社会向开放状态演进。开放社会的确立，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只有民主制度是最远离自然状态即封闭状态的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民主”，只能被作为理想，来指明人类前进的方向。
二 莫里斯的社会开放理论
莫里斯是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1948年，他出版了《开放的自我》一书。在书中，莫里斯指出，二战后人们精神上普遍悲观、颓废与忧虑，这种社会病的根源存在于人自身的“黑暗势力”。“这股黑暗势力则以挫败、封闭、破坏、毫无成果来不断威胁每个人和每个社会”，“这股黑暗势力使严肃认真的人也不晓得整个西方文明是否会倾向于自我毁灭。”[3](P2)一种对西方世界命运与活力的关切之情构成了该书的主题。
莫里斯指出，社会如同人一样，或是开放的，或是封闭的。封闭社会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不变的社会。封闭社会是来源于封闭的自我并使其持存下去的一套制度，它反对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其成员的各种需要。封闭社会是封闭自我之忧虑的产物，并且它会得到各种忧虑的支持。第二，它是占有的社会。占有是为了获得一种占有感，而占有感就是“黑暗势力”。占有感的特征就在于保持现状，保持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忧虑的人妄图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来消解自己的忧虑，结果把社会封闭了起来。
封闭社会里普遍存在着忧虑交织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为领袖的出场提供了舞台。领袖分为有特权人的领袖和没有特权人的领袖。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是具有决心、勇气和坚定信念的人。双方都有可能获胜，然而后果却大不相同。有特权人的领袖获胜，封闭社会将会得到保存；没有特权人的领袖获胜，社会停滞的状态将会得到改变。现代极权社会，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是封闭社会。这些社会的领袖唯有依靠强权统治来抵制国内的不满，从而维护他们的权威。在这些社会里，出现了这样的后果：“道德感情、真理、艺术和科学必然被限制在国境之内。国家必然得到歌颂，而个人就必然完蛋了。权力变得腐败起来。”[3](P128)莫里斯认为，封闭社会为了使自身持存下去，将把其成员的自我周密地封闭起来。封闭的手段主要依赖于：恐怖统治、食物配给、控制媒介及科教机构等等。
开放社会是封闭社会之当然的替代物，其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承认并尊重多样性。它将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均不能把自身作为典范而要求别人效仿。开放社会鼓励文艺、哲学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它会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而不断改进自己的制度，或作出新的回答。在开放社会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到了发展，职业可以自由选择，医药照顾有了可靠保障，闲暇和流动性不再是奢侈品。
开放社会是新时代的伟大理想。欲创造开放社会，人就必须首先创造人。创造人的活动过去可能是盲目进行的，但现在已经变成自觉的了。他自觉地创造着自我和文化，从而使它们成为开放的自我和开放的社会。文化必然追求着统一性，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却是多样性，但两者并不冲突，因为统一的原则正在于尊重多样性，多样性具有共同的核心：向自己的开放自我前进！没有人是其他人的榜样，每个人要做的只是尊重他人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正如自己在追求着实现自我一样。当然，开放社会还仅只是理想，但既然作为理想，那就必然有待于实现。开放社会的到来，唯有依靠人们的工作、规划和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社会规划是必然的选择。“唯一有关的问题是为封闭社会而规划还是为开放社会而规划。”[3](P131)为封闭社会而规划注定要走上奴役之路，而为开放社会的规划才是正确的选择。规划的内容包括：消除使社会封闭的忧虑因素；使支配社会的力量得到制衡；以及使自我保持开放等等。要使这些规划能够实行，关键在于建立制度，这种制度鼓励人们不断为自己而开创一种创造性的生活。制度的建立仅仅服务于在开放社会中“人是中心”这一目的。
三 波普尔的社会开放理论
波普尔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他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五形态主张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社会只有两种形态：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
波普尔详细地描述了封闭社会，认为它是一种原始部落式社会，“它存在于一种拥有恒久不变的禁忌，拥有被当作如日东升或季节循环，或类似于自然界的明显规律一样不可避免的律法和习俗的巫术圈子之中。”[4](P57)他认为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皆可以称为封闭社会：就其是神秘的社会而言，它反对理性，倡导盲从；就其是部落式的社会而言，指全体成员的生活受到无差异性的管制；就其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而言，它注重集体的利益而否定或忽略个体的利益。
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封闭社会，他们共同的特征在于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发展的趋势，并有一个最美好的社会存在。它或是柏拉图的“古代社会”，或是黑格尔的“普鲁士王国”，或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旦达到这个最美好的社会，那么将限定一切制度的变迁，使它万世长存。波普尔对他们进行了批驳，认为这些历史主义者作如是想，是出于纯粹的想象力的贫乏，他认为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他们的思想会引出极权主义。柏拉图严格的阶级划分，以及黑格尔的国家至上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都会导致政治制度走向专制。第二，主张集体主义。柏拉图主张财产与妻子共有；黑格尔的国家至上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所认为存在的“阶级感情”，都忽视或蔑视了单个人存在的意义。第三，都主张封闭社会观，认为存在着一个美好的社会，它如天堂一般让人向往，在其中，每个人都作为国家有机体的部分而存在，人人各居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中不存在阶级对抗与矛盾冲突。
波普尔认为，社会进步的获取不能依赖于实施一个宏伟的乌托邦工程，而只有依靠零星社会工程才能实现。零星社会工程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以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为前提。波普尔指出“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4](P173)，在开放社会里，每个人都独立地为其言行负责，他们敢于认识到自身理性能力的不足，勇于批评自我，随时准备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取得进步。开放社会是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社会。他认为在开放社会中，政府的轮替可以采用选举的方式进行，而无需采用暴力的方式，但是在非民主的社会中，要想撤换政府，非得流血牺牲不可。波普尔十分欣赏雅典民主主义领袖伯利克里的一句名言，即在开放社会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5](P72)
在开放社会中，社会制度不会固定在某一被设计好的完美状态，它总是在变迁中。开放社会推崇理性思考，反对部落式迷信。波普尔不仅反对非理性思维，而且也不赞成完全的理性主义。完全的理性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崇拜，它对理性毫无批判。波普尔内心所认可的理性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性，苏格拉底主张“认识你自己”，就是在提醒人们知识的有限性。波普尔认为，理性的有限性已经表明了“理想国”的非现实性，从而无须采用乌托邦工程式的社会改造。只要采用零星社会工程的改良主张，就可以把社会建设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道主义信念长久存在，个体会受到尊重与保护，这样的社会才是美满的。
波普尔认为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是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一场革命。但是，“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4](P175)这种过渡绝非绝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波普尔认为，由于两种社会是斗争着的，因而开放社会不能失败，否则人类将会遭到毁灭。波普尔告诫道，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只会退回到野蛮状态中去，因而，我们不能压制理性和真理，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的理性与批判能力。波普尔指出，“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4](P201)它是这样的一条路：我们应对未知和不确定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更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谋划。
四 索罗斯的社会开放理论
索罗斯是闻名遐迩的“金融大鳄”，同时也是一名爱智者。在其一生中，他都深受波普尔哲学的影响。索罗斯发展了开放社会理论，并毕生致力于将开放社会转变为现实。
索罗斯在阐述开放社会理论时，分别将封闭社会、开放社会对应于系统理论中的一些范畴。在他看来，封闭社会对应于“静态非均衡”范畴。对此可以运用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解释。在这种状态下，参与者的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政治体制的运行依赖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运作，这些政治体制不愿意适应变化的环境或环境中的变化，它们反而试图强迫现实要符合它们的概念框架。由于没有矫正机制，或者说由于缺乏监督与舆论自由，思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将变得越来越远。教条是僵化的，并且不断地强化着它的权威性存在；而现实却总是发生着变化，因而两者根本不存在接近的趋势。封闭社会的典型例子是苏联，以及宗教独裁之下的伊朗。索罗斯用水的三种状态对社会进行类比，封闭社会对应于冰，“封闭社会是一成不变的固态”[6](P127)，在这一社会状态中，教条式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对应于“接近均衡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认知功能与参与功能之间存在着反射性互动，从而能够使思维与现实不会偏离得太远。人们虽然带着偏见去行动，但是也善于从经验中学习，因而能够对自己的偏见进行矫正。完备的知识诚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思想和现实之间却存在着趋近的趋势。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不断经受着变化，但是人们遵守着一套稳固的价值观，从而使得参与者的偏见不至于与真实事件有着太大的偏离。这种情况属于西方开放社会的典型特征。“开放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液态”[6](P127)，它喻示着批判性思维模式探讨最充分变化的可能性。
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涵义做出了说明，指出它“包括各种自由和人权、法治和某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6](P150)关于自由，其领域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等等。思想的自由可以给批判性思维留下存在的空间，而选择的自由则会允许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针对人权，索罗斯指出，“个人的人权来自我们是有人权意识、有思想、有能力做出自己决策的主体。人权思想也源于人类灵魂的基督教思想中。”[6](P150)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必须要具有某种社会正义感，但是不能把社会正义误认为是追求平等，这样的话，将无异于退回到共产主义。追求平等显然是对社会正义的曲解，但是应把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确立为正当的目标。此外，索罗斯谈到了尊重产权的必要。索罗斯认为上述诸要素基本上囊括了开放社会的核心原则。
把开放社会理想转化为现实，是索罗斯一直努力的目标。索罗斯主张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当组建一个联盟，通过共同奋斗来建立一个全球开放社会。这里面暗含了两个相关然而不同的任务：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开放社会的发展；第二，建立一些基本规则和机构，并以此指导国家和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被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概念，才可以提供指导国际关系所需要的准则。但是，不能自上而下地为开放社会描绘蓝图，开放社会不能被“设计”，它只能被“创造”。它只能由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自己来完成，至于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则需要由各个开放社会携手共建。索罗斯认为，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并不总是适宜的策略，原因在于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变化的节奏将异常快捷，如果不谋求主动干预，则机遇转瞬即逝。
索罗斯认为，在提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之后，还必须要考虑如下因素：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军事成分、开放社会联盟、世贸组织、联合国。索罗斯充分探讨了这些因素存在的问题，并相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索罗斯指出，寄希望于政府主动创立全球开放社会，并不现实。只有选民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意义，他们才会推动政府去实现自己的意愿。选民自身并不能充当推进开放社会建设的“主力”，而只能起到一种“推动器”的作用，他们必须与政府合作。索罗斯清楚，开放社会只能够逐步完成，但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就能够创造一个全球开放社会。”[6](P373)
五 简评
以上主要就四位西方哲学家的“社会开放”理论作了简要的概述。总体而言，这四位哲学家都认为社会存在着两种状态：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后者是他们所憧憬的社会。柏格森依据宗教属性不同来划分两种社会；而波普尔和索罗斯是根据理性主义来划分的；莫里斯认为两种社会的区别在于：一种是单一模式的社会，而另一种则是尊重多样性的社会。这些理论都具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因而在评论它们时既要有批判意识但又不可失之客观公允。
柏格森从其生命冲动理论出发，详述了人类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从而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开放理论。这一理论体现了柏格森对人类自由之路的深切关注。显然，对柏格森而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仍然是封闭社会，但他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人的意志只要足够坚强，就没有不能打破的障碍。”[1](P179)他始终相信人类能够突破封闭社会的“藩篱”，不断向自由开放的社会迈进。柏格森在其晚年对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沉思。他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技术所带来的人的异化，他认为与其把罪责归因于技术本身，不如归因于封闭社会所采用的制度，而打破这种制度正是英雄人物的使命。总之，柏格森对自由的坚信执着、对技术的深刻反思，无不体现出一个哲人的博爱与悯人情怀。柏格森赋予了英雄神圣的使命，他对英雄的出场充满着期待，从而使自己的历史观沾染上了英雄主义色彩。可以说，柏格森的结论——社会将会愈来愈开放，人类将会愈来愈自由——是正确的，但他对人类如何到达这种未来社会的解释则远不如唯物史观可信。
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一书写于二战结束不久。莫里斯面对当时人们普遍颓废的精神面貌，呼吁人们创造自我、保持积极奋进的激情、保持勇气和青春、开创未来，其用心是高尚可贵的。然而，莫里斯毕竟是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其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显见的：首先，他的开放社会理论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莫里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在相当程度上求助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莫里斯诚然看到社会有一种向自由与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他并不是从社会实践和生产发展的角度去深度阐述的，而是求助于人性的力量。其次，由于莫里斯过于强调多样性，强调“差异的平等权利”，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莫里斯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因此必须维护差异性，尊重每个人选择与发展的自由，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价值任意性的理由。价值诚然和主体相关，但也有评判与检验的客观基础。莫里斯的开放思想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对于美国以及西方病的“诊断”与“治疗”不够精准和完善。
波普尔的著述中，不乏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曲解之处，然而他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对开放社会的由衷向往，无不显示出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之情。波普尔反对乌托邦工程，主张对社会上的弊端逐步根除，在他看来，零星社会工程不仅是一种致力于变革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稳妥易行的办法。波普尔坚信人类社会是不断开放的。开放社会与乌托邦式的人间天堂不同，在开放社会里，人们可以尽力释放自己的批判性与创造力。波普尔认为不能将开放社会简单地等同于民主国家：国家通常与民主、法治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开放社会则与价值观相联系，开放社会信奉“自由、民主、宽容、正义、追求幸福”等价值观。除了给予开放社会这些原则性的概述之外，波普尔并未对开放社会过多着墨。如果不对上述价值框架予以充实，使之具体化，则不能不使人对开放社会存有疑问，但一旦对开放社会进行具体设计，那么开放社会难免会僵化为另一个理想国，可见，波普尔的理论有着难以化解的困境。此外，波普尔重个体轻国家、重制度轻人选等政治主张，不无偏颇之处。波普尔出于自己的偏见，对柏拉图等先哲进行了批判。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先哲和波普尔在理论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索罗斯无疑是充分的掌握柏格森和波普尔理论的。他指出，“柏格森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发生在南斯拉夫那样的种族冲突。波普的理论则有助于说明来自纳粹德国和苏联那样的极权政权的威胁。”[6](P12)索罗斯尊崇波普尔哲学，但是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没有自动产生开放社会这一事实，使他认识到不能采用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这一简单的二分模式，因为还存在着第三种社会状况：混乱与革命现象——它对应着“动态非均衡态”。索罗斯在继承波普尔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开放社会理论。他将这一理论建基于反射性概念及可错性假说之上。正是可错性这一假说，赋予了索罗斯批判的思维方式，并使其理论显示出强烈的批判力量。索罗斯的初衷无疑是美好的：既然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不现实，那么不如选择一个次优的但愿意改进的社会。但是，很难说这个开放社会就没有它的虚幻性。如果真的建成了一个全球开放社会，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开放性的消亡，因为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将不再是多元的。开放社会理论存在着不足，但并不影响着索罗斯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其理论的现实化。正是开放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得索罗斯作为思想家给人留下了独特的印象。
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联系得日益紧密，整个社会生活的开放度不断得到提升。在中国不断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地涌现了一些社会矛盾，而我们正好可以从上述四位哲学家那里获得某些启示和借鉴，从而得到化解矛盾的策略。首先，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开放心态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开放实践中，面对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困境，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望而却步，而要有创新理论、开拓未来的勇气。其次，他们的某些论点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具有启迪意义。例如，柏格森所推崇的开放道德就具有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社会诸多领域出现了显见的道德滑坡现象，如果能够推动开放道德建设，培育民众自律、自主、自决的道德品质，那么民众的道德底线将会有大幅的提升，而整个社会风气将会焕然一新。又如，波普尔所提倡的“零星社会工程”极具借鉴价值。他以令人信服的论述充分论证了它的优越性。我们改革中面临的各种弊端不也正好可以采用“零星社会工程”的方式加以革除吗？在波普尔看来，这种改革方式和他的“最小痛苦原则”——如其追求抽象的善，莫若消除具体的苦难——是协调一致的。对比现实，可见把精力、财力花费在所谓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上远不如用在解决民生疾苦上更具有重要意义。波普尔指出，“通过使用零星的方式，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理的政治改革中会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困难，也就是说，在实施规划时，运用理性，而不是激情和暴力，将也具有更大的希望。”[4](P159)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此外，波普尔认为民主意味着大众评判，这一见解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总之，这四位哲学家以与马克思不同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为世人提供了别具一格的社会开放理论。虽然他们的理论有着诸种缺陷，但不可否认，他们某些具体的观点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们应批判地吸取他们理论中的可取之处，以促进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着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更为开放和富强。
[参考文献]
[1][法]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M]．王作虹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2][波兰]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M]．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M]．定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4]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1 [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5]Karl Popper．The Lesson Of This Century [M]．London：Routledge，1997.
[6][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M]．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作者简介：陈祖召，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经济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来源：本文发表于《开放导报》2012年第4期，发表时限于篇幅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