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杰·帕登 著

陈祖召 译

【提要】本文立足于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解读与分析，评价了波普尔的反乌托邦主义论证以及他的开放社会思想。波普尔基于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的三种区别来展开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它与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支持并不协调。为了挽救波普尔的政治理论，必须对其核心论据进行重建，而这种重建却需要付出代价，这意味着波普尔并非普遍地反对乌托邦主义。波普尔将开放社会视如自由社会，由于他的理性或合理性概念的歧义性，自由主义的两种形式在他的著作中都可得到证明，但批判的自由主义更接近于波普尔的本意。

【关键词】波普尔、乌托邦主义、开放社会、自由主义

乌托邦主义，作为政治思想的一个基础，是用来描述理想社会的一个具体而详细的概念。自从它在希波达莫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开始应用起，它已经在政治哲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了。然而，在近代，乌托邦主义已经在多条阵线上受到了攻击。1大多数攻击来自乌托邦式自由主义的对手。但是，说也奇怪，本世纪也已看到，乌托邦主义遭受到来自自由主义阵营自身之内的攻击。2比较使人感兴趣的是，一批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包括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J·L·塔尔蒙，都攻击过乌托邦主义，不单是由于乌托邦政治运动常常产生灾难性后果，而且，也由于它在原则上是有缺陷的，尽管它早期和自由主义有过密切联合，但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并不协调。

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的攻击令人遗憾。首先，尽管达到了目的，他们对于乌托邦主义的攻击削弱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而这些核心要素，对给予自由主义提供任何充足的保护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自由主义需要乌托邦主义。其次，任何完备的政治哲学必定包含一种乌托邦要素，因为倘若不进行至少那么点乌托邦式推测，则不可能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政治哲学需要乌托邦主义。因此，把乌托邦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必要部分来加以保护是重要的。对于乌托邦主义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抨击之一，即由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所阐述的哲学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然而，波普尔的论证，由于具有两个相联系的优点，是值得去研究的。他的策略——从认识论上保护自由主义，以及试图将自由社会重新概述为一种开放社会——这两者都很明智。实际上，按照他的开放社会理论来理解，他的论证，作为反对乌托邦主义的一种有缺陷的自由主义论证，不及于作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可靠的认识论上的和乌托邦式的保护。

1、波普尔的反乌托邦主义论证

令人遗憾地，波普尔对于其反乌托邦的证论在阐述上并不清晰。部分问题在于他按照存在于两种社会工程形式即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的区别，来选择展开他的论证。波普尔以三种不同然而又有重叠的方式来作出他的区别，并基于他对于这些区别的不同描述作出了三组常相冲突的论据。

波普尔第一次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作出区别，是在下述这段文字中：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零星工程家]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而达到目的……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前进，谨慎地比较着所取得的结果，总是提防着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而又并不期望的结果；而且他将避免发动这样的改革，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范围而会使得他难以理顺原因和结果，同时他也不明白自己真正在做些什么。[与此相反，]……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按照一种明确的计划或蓝图重新建构“社会整体”。3

基于这两种工程形式所提议的改革之范围的不同，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区别。乌托邦工程师提倡同时变革整个社会，而零星工程师则倡导仅仅作出许多有限的变革。因而，由此可见，这两种工程形式是在他们试图变革的程度上有别。乌托邦工程师试图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而零星社会工程师则满足于有限的变革。然而，这两种工程形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晰，因为至少存在两种方式可用来解释激进变革和有限变革之间的区别。正如Gürol Irzik指出，激进的变革要么由于实施许多小规模的改革而发生，要么由于实施一个大的变革而发生，而有限的变革或可由于执行单独一个变革而发生，或由于执行一系列小变革而发生。4

此外，正如帕特里克·肖所指出，波普尔的区分，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社会工程的理念里存在着某些剩余歧义性，而更加难以理解。尽管所有的社会工程师都在社会中作出变革，社会改革家进行变革的目的在于改进社会，社会科学家也作出变革，但将它作为实验——它们被设计来产生关于社会运转的知识——的一部分。5鉴于这两类正交的区别，那么就可能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波普尔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所作的区别，并且，由此可能建立四种不同的论据来反驳乌托邦工程。这样的话，波普尔就可以指出，乌托邦工程是一种贫困的社会改革方法，因为通过发起一个大的变革，或者许多小而同时的变革，它将要承担意料之外的、不期望的、以及最后道德上不正当的等诸种结果的风险。或者，他能够表明，乌托邦工程导致了不好的社会科学，原因在于，通过设计那些要么牵涉一个大的变革要么包含许多细小同时的变革的社会试验，它将不能产生任何科学上有用的信息。有证据表明，波普尔构建了所有这些论据，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湛技艺。6

看上去似乎乌托邦主义处境不妙。然而Irzik提供了一些可靠证据，表明波普尔的论据中仅有一条足够坚固，从而可从原则上质疑乌托邦工程。7他的论据就是，从一个社会试验中——在其中，若干变量同时变化着——难以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知识。但是，这条论据缺乏说服力。正如Irzik指出，通过非干预主义者对于导致某种结果的若干因素的效果进行观察性研究，是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知识的。例如，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就是基于这种方法。此外，能够表明，在多变量分析中的研究进展，使得孤立这些影响——即一个变量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甚至当很多变量同时变化——是可能的，因此，可以允许科学家们甚至从乌托邦试验中得到有价值的知识。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这条反乌托邦的论据是合理的，它的范围是如此有限，以至于它看上去难以支持波普尔对乌托邦主义广泛的谴责。无论如何，它并不能应对波普尔对于作为一种社会改革形式的乌托邦工程的反对。

波普尔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反对比Irzik所设想的更为基本，然而，为了便于理解它，有必要讨论对乌托邦工程与零星工程区别的另一种解释。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写道：

乌托邦方法可以描述如下：任何理性行动必定具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当它有意识地且始终如一地追求其目的，以及当它根据其目的而决定其手段时……在同等程度上是理性的。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决定我们真正的或最后的目的，我们必须从它们清晰地区分出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手段的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假使我们忽视了这种区别，我们也必定会忽视去追问这些局部目的是否有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相应地，我们将不能理性地去行动。一旦运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这些原则要求我们在采取任何政治活动之前，必须决定出我们的最终政治目的，或理想国。只有当这个最终目的确定之后……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我们目的所趋向的社会的蓝图一类东西之时……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实现它的最好方式和手段，并且制定实际行动的计划……[相反]零星工程师将……采取这种方法：即寻找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并与之搏斗，而不是寻找最大的善，并为之而奋斗。8

基于它们的社会改革之方向的不同，波普尔将乌托邦工程从其零星相对方中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看来，乌托邦工程师定位于趋向未来的善。以一个可能的理想社会的某些概念为开端，他们试图促使现存社会向那种理想社会改进。相反，零星工程师，定位于面对某些现存的恶。从对于现存社会的审查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它最坏的问题——他们试图使我们远离那种恶。区分这两种立场的乃是程序。乌托邦从一个最终的、对于未来的远见开始，而零星工程师则从对现状的评估开始。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则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的区别，基本上与它们的倡导者所提议的改革范围无甚关系。因此，这种区别不能根据激进变革对比于有限变革而作出，因为两种工程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主张的变革的规模是纯粹偶然的。就乌托邦工程而言，这种区别取决于一个特定现存社会与一个理想社会之间差距的规模与性质，就零星工程而言，这种区别取决于存在于现存社会中问题的数量与严重性。最后，基于这种解释，这两种类型的工程间的区别是两种社会改革方式间的区别，与社会科学并不相关。

考虑到这种解释，一些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就可以发动了。波普尔发动了其中的几个：我们缺少关于社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任何有效的乌托邦行动所需要的；我们缺少长期的政治意志来可靠地使一个乌托邦工程达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一个长期工程将会使许多人承受不公平的负担，包括所有中间的那若干代人；并且乌托邦社会改革并非被特定的现存不满所激发，他们惟有通过暴力和压迫方可成功，而这是非道德的。9最常见于波普尔著作中的论据是最后一种。波普尔在下述的一节文字中，首次将乌托邦主义和暴力联系起来了：

每一种想贯彻大规模规划的尝试，必然是给许多人[他们受益于现状]造成相当不便的一件事……因此，总有一种趋势要反对这种计划并且抱怨它。对于其中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将不得不置若罔闻，如果他们希望最终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将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如此以来，他们也必然总会压制合理的批评。10

然而，这个论据似乎已经透支了。毕竟，仅仅由于某人的目标遥远或宏伟，就怀疑他或她具有暴力倾向，可能是一个错误。这样，尽管许多以乌托邦工程为目标的尝试可能卷入使用暴力，然而这条道德上的论据并不能表明乌托邦工程在原则上具有什么错误，这同一观点也适合于其他论据。有一些理由可以确信波普尔本人对这些将乌托邦工程和暴力联系起来的道德上的论据并不抱有很大的信心。尽管毋庸置疑，他相信使用暴力压迫持不同意见者是不道德的，他也没有强调这个伦理观点，而是接着去辩论这些：

这一单纯的事实，即必须控制对不满意的表达，会将对满意的最热情的表达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样，也就很难确定那个规划在个别的公民身上究竟反响如何这一事实；假如没有这些事实，则科学的批判将是不可能的。11

波普尔表示，乌托邦暴力使得对于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进行科学批评成为不可能。将乌托邦主义与暴力相连接中，波普尔试图从两个独立的理由——道德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去谴责乌托邦主义，这两者中，认识论上的理由更为重要。波普尔对于乌托邦工程道德原则上的谴责依赖于他的信念：即乌托邦主义和理性是不可协调的。

Irzik强调，全面的不可共容性不应该与内在于乌托邦试验性的社会科学中的特定技术性困难相混淆。而且，全面的不可共容性存在于波普尔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哲学批判的核心部分。波普尔通过对乌托邦主义的不可救药的非理性特性的反复暗示，已使得这种批评的重要性能够被理解了。尽管一些乌托邦作家以科学性自命，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至多，不过是“伪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属于一种“前科学状态。”12他非常坚定地指出，乌托邦思想必然是“先验的”，并且“背离了科学方法的原理。”13而且，他表示，“非理性主义……内在于激进主义[的所有形式]中，”包括乌托邦主义。14最后，也许是最具揭露意味地，他将乌托邦主义和神秘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进行了比较。15

波普尔第一次概述这个论据——它主张乌托邦主义和科学完全不相容——是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

与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必然会迫使乌托邦主义者——无论他是否愿意——力图用制度的手段去控制人的因素，并且延展他的方案，以便不仅包括有按规划进行的社会改造，而且包括对于人的改造……用意良好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疏漏了这一点：这一方案蕴涵着一种对失败的承认，甚至在他开始实行它之前。因为它以这一要求——我们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使他们适合于他的新社会——代替了他的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使之适合于男人和女人在其中生活。显然，这就取消了检验新社会成功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了。因为，那些并不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只好承认他们自己还没有适应生活于其中：他们的“人类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组织。”但是，没有检验的可能性，关于“科学的”方法正在被应用的任何说法，都将消散匿迹……[这个]研究途径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16

波普尔一再做出这种论证。在几处对于乌托邦思想的讨论中，他始终强调检验实践理论的重要性。17他将此与科学方法论联系起来，并且指出，乌托邦工程不允许这类检验。18他断定，乌托邦工程本质上是不科学的和误导人的。

波普尔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并不认为，所有的实践理论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情感的表达。尽管波普尔的确承认，“并无科学的方法可用于在两个目的间选择”，他强调他并不想“制造这种印象，即认为存在一个领域——例如目的领域——它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的能力之外（尽管……目的王国大大超出了科学论证的能力）。”19其实，他已经为实践理论的理性批判概述了一种方法：

对道德理论……理性的……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具有一种确定的类比。因为在科学上，我们不会由于一种抽象理论是不证自明的就去接受它；只有在我们查明了那些具体而实际的结果——它们可以被试验更直接地检验——之后，我们才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接受它。但其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区别。就一种科学理论而言，我们的决定依赖于试验的结果。假如这些结果证实了一种理论，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它，直至我们发现一种更优的理论。假如它们与该理论相抵触，则我们必须拒绝它。但是，就一种道德理论而言，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良心来面对这些结果。20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严格说来，尽管不可能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实践理论和道德理论，但存在一种方法，使得对于实践理论的理性评价成为可能。而且，这种方法非常类似于证伪方法论——后者曾为波普尔主张用来批评性地评价科学理论。假如那就是事实，则正如这种方法支持波普尔的科学分界标准一样，它也应同样用来支持实践思维中的类似标准。21按照这样一个标准，科学要求我们构建并持守那些鼓励潜在性证伪试验的理论，然而，伪科学允许我们形成并坚持逃避可错性检验的理论，社会改革的理性方法要求我们构建并坚持这样的实践理论：它容许通过潜在地证伪检验而来的批判性评价，相反非理性方法却并不这样。

为了展开他的认识论上的论证，波普尔又以第三种方式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间作出了区别。通过它，他并不专注于由两种社会工程形式所提议的改革范围及改革方向，而是关注那些为所提议的改革作辩护的不同的方法论，从而使这种区别在特色上是方法论的。根据这种解释，波普尔理解到零星工程允许对它所提议的改革进行检验，而乌托邦工程却并不。将这些释义和波普尔的分界标准结合起来，他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核心批判就是：它与真正的科学态度不相容，并且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准则。如同宗教的、神秘的、以及形而上学的思维一样，它是伪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从这种观点看来，乌托邦主义存在的问题，是其有缺陷的方法论的结果，这种方法论保证了它对于社会改革而言是一种非理性的方法。

波普尔试图证实两种另外的观点。为了支持它在零星工程和乌托邦工程之间的区分，他试图更详细地解释零星工程师检验其理论是如何可能的。为了支持他对于乌托邦主义的抵制，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乌托邦理论不能被检验。尽管波普尔未能足够清晰地表述一种实践推理的理论，考虑到他在对实践理论和科学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中做出的类推，是可能推测到他的思考方向的。按照他的科学哲学，一种理论为了被视作科学的，按照经验去验证它必须是可能的。这种理论必须具有一个逻辑结构，由此可以做出预测。预测必须按照基本陈述来阐述，这些基本陈述的真值必须通过观察而可决定。假如一个基本的陈述——它逻辑上从一个理论派生而来——被经验证实为错误的，则该理论必须被抛弃。此外，从证伪下保护一个理论的企图必须被禁止。假如波普尔的类推没有错，那么，为了使一种社会改革方式是理性的，则对照经验检验从它而做出的建议必须是可能的。这将通过实施它所建议的改革以及调查它对个体公民造成的具体而实际的影响来进行。波普尔表明，用来验证实践理论的基础陈述是用来表达评判——它们由关心改革对自己生活产生何种影响的个体公民们做出——的陈述。22尽管改革者期望那些评判是积极的，一个否定性的评判将会证伪这个理论。23由此看来，这些评判必须视作定论被接受，没有任何企图——希冀于从那些评判之下来保护该理论的企图——将会被允许。显而易见，零星工程，正如波普尔所描述的，坚持着这些方法论上的限制。

考虑到对检验程序的这种描述，则十分易于看到一个反对乌托邦主义的论据如何被构建。波普尔仅需要指出：乌托邦主义者如同其他的伪科学家，会以某种方式去从被证伪下保护他们的理论。波普尔最强有力的论据即是，尽管乌托邦社会改革者们知道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最终目的，却“并无理性方法”可用于检验最终目的。24原因在于，既然最终目的——通过其定义——提供了实际评判的土壤以及其他目的必须据以而被做出评判的标准，它们自身却不能按照其他目的而加以评价。再者，假如某些人评判某一最终目的并不令人满意，这就表明，并非这个目的没有价值，而是他们的判断力不健全。由于这个原故，乌托邦者能够摒弃对于他们的理想的批评。这些批评并不对这些理想质疑，而仅仅表明这些批评者是某些虚假意识形式的受害者，这些虚假意识导致他们不理解他们真正的目的，也使得他们不能适应乌托邦社会及其敌人。这样，由于他们将他们的理想视作最终目的，乌托邦者可以拒绝接受与之相抵触的判断。然而，在这样做时，他们使得他们的理论不能被证伪，而这，在波普尔看来，表明他们社会改革的方式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非理性的。

2、乌托邦主义和开放社会

假如波普尔的论证合理，则他的批评击中了乌托邦主义的核心，并且攻击了乌托邦思维自身的逻辑结构。假如论证有效，则表明了乌托邦主义在概念上即是有缺陷的。然而，并不能确信波普尔的论证是正确的。鉴于波普尔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是直接地奠基于他的科学哲学之上的，假若他的科技哲学是错误的，则他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可能失败。25但这可能不是它惟一的问题。

波普尔在关于古希腊政治史的一个讨论中，引入了开放社会概念，由此他开始支持他对于柏拉图的很多批判性的攻击。依波普尔看来，希腊人是最早做出从部落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西方人，并且这种转变可以追溯至伯利克里时期前后。据他看来，部落社会倾向于共享许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于社会风俗的神奇态度……[不能区分]习俗或社会生活中的传统规则与在‘自然’中发现的规则。”26因此，部落社会倾向于成为不变的传统社会，并具有一种有机的社会结构。在波普尔看来，部落社会通过三种方式而是有机的。首先，社会关系倾向于与家庭式的地位有关。其次，社会地位，连同与他们相关联的义务以及特权，似乎建基于一种不变的自然秩序之上。第三，个体显得没有他们所归属的团体那么重要。波普尔将部落社会及其现代形式称为封闭社会。

相反，开放社会并不基于神秘的思维。由于明白社会规则的因循守旧性，开放社会的成员们拒绝接受社会是有机的这一见解。因此，他们趋于拒绝这种观点：即所有的社会地位必须基于家庭关系来进行分配。这就普遍的提高了个体相对于群体的地位，并且增进了个体的自由和责任，使这些社会在政治上是开放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就社会结构的正当理由何在提出了问题。在封闭社会里，社会结构被视作“在无可置疑的意义上是‘自然的’”，由此而来，社会问题被视作不变的自然秩序的构成部分而被拒绝考虑。27“但是伴随着封闭社会的解体，这种[解释]消失了，随之而逝的还有[它提供]的所有的安全感。”28由这种解体导致的张力创造了一种对于社会事务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要能够证明社会秩序多样性的合理性——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波普尔看来，只有当就每一种假设进行质疑是可能的，如同在哲学实践上那样，才能获得满足。正如波普尔指出：

哲学的兴起本身可以被解释……作为对封闭社会及其神秘信仰的衰落的一种反应。它力图用理性的信念代替已经消失的神秘信念。通过建立……挑战各种理论及神话、并对它们加以批判性探讨的新的传统，它改造了传承某一理论或神话的旧有传统。29

这样，这些社会在哲学的意义上也是开放的。

按照波普尔看来，“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30现代西方自由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开放社会，而波普尔对于自由主义的支持应被看作归因于他的更为基本的信念：即开放社会优越于封闭社会。因此，不应惊奇于波普尔强烈地赞扬许多自由价值观——他相信它们为现代社会与更早的开放社会共同享有。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思考和讨论的自由，还有，在政府政策中——假如必要的话，在政府自身中——做出合理变革的自由。31除了这些自由价值观之外，波普尔也赞扬许多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尽管他就它们应如何被制订和安排而少有论述。

尽管解释上的困难，波普尔对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支持使他反对乌托邦主义的论证，成为一种有趣的见解。假如我们将波普尔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的区分理解为基于一种基本的区分——后者与社会改革的范围或方向有关，那么，首先，他的支持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自由主义似乎是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它利用保守的论据来捍卫现存的自由社会。32这样，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分解释为是基于范围的，则波普尔似乎是那种包含许多细小变革的社会改革的鼓吹者。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分理解为是基于方向的，则波普尔似乎是那种对于缓解最迫切的问题是必须的社会改革的鼓吹者。无论哪一种方式，波普尔似乎主张，在所有情况下，社会应让其成为其本性之所是。基于这种解释，则导致波普尔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原因，在于他凑巧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种论据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纯属偶然的，因为这个论据可以被应用来保护任何现存的社会，而不管它的社会结构如何。尤其是，它可以用来捍卫一个非自由社会，以反对将其转变为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那类激进的变革，这些埃德蒙·柏克有兴趣去做。然而，不同于柏克，波普尔强烈地忠诚于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和制度。他并不仅仅认为自由价值观和制度适宜于现存的自由社会，它们也适宜于所有的社会，不管它们当前的社会结构如何。在他的评论“自由主义是一种进化的而非一种革命的信念。（除非它面临着专制政权）”中，以及在他对于革命性变革——它们使得某些希腊部落社会转变为最早的开放社会——的支持中33，这一点显然可见。这样，波普尔反对在开放社会中进行激进的变革，但他赞同在封闭社会进行激进变革，从而促使它们转变为开放社会。因此，将波普尔视作一个保守自由主义者将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既想保存他自己的自由社会，又想将自由主义延展到其他社会，尽管这样需要激进的变革。

假如波普尔在某些情况下是激进变革的主张者，那么，考虑到他对于乌托邦工程的反对，将他在乌托邦工程和零星工程之间所作的区分理解为基于范围的，似乎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对于乌托邦工程的反对可能错误地暗示他会一贯反对激进的变革。而且，假如在这两种社会工程形式之间的区分是基于方向的话，则很难解释波普尔全心全意地鼓吹自由社会如何与他对乌托邦工程的谴责能相一致，因为他相信开放社会应作为一个积极的理想，所有的封闭社会必须朝它迈进。然而，令人遗憾地，至少开始，将波普尔的区分理解为基于我们已考虑过的方法论上的考虑，也同样显得困难——假如考虑到他不愿意拒绝自由主义，尽管它已被自由社会中的大多数公民所拒绝：

我们是民主人士，不是因为多数总是正确，而是因为民主的传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低限度的恶。假如多数（或“民意”）决定赞同专制，则一个民主人士无需因此推测：就他看来，某些致命的反常暴露了。相反，他应意识到，在他的国家里民主传统并不足够强大。34

这样将会看到，波普尔对于乌托邦工程的两种攻击的任何一种与他对于开放社会的支持不相协调，或者说波普尔的区分的所有三种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对于波普尔政治理论的这两个方面是可能给出一个一致的解释的。只要他在这两种社会工程形式之间所作的区分能被给出一种方法论上的解释。

波普尔的政治理论能够被挽救，只要他那从未清楚得出的另一个区分能够被做出。它关系到自由社会的一个固定框架和各类社会政策——后者可能不时地被一个自由政府选择采用。这个框架包含着若干制度和价值观，从而将它们特有的社会结构赋予自由社会。例如，一个自由的框架制度，是直接地关联于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然而，一个自由的框架价值观，是一个核心的自由价值观，例如，法律面前平等或对于某些权利和自由的同等保护等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社会政策是这样的社会政策：它被实施从而给框架制度和价值观提供支持，保证社会高效运转，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追求她或他判定为称得上或充满幸福的生活。这些政策可能包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方案；税收方案；商业、经济、和环境规划；科研和教育方针；致力于保证国防具有足够标准的方案；以及致力于发展和保持高质的物理、社会和文化基础建设的方案。

为了给他的政治思想做出一个连贯的解释，波普尔的反乌托邦工程论证应被理解为仅适用于在自由社会的一般框架之下对社会政策进行选择这一情形。对波普尔而言，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相区分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开放社会回避神秘的或自然主义的见解。既然开放社会必定采取一个理性的方式来制定政策和发展制度框架，则当它们充分发展的时候，它们一定利用零星工程做出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决定。零星工程是开放社会的一个根本要素，而这个开放社会被一个认识论上的证据——它表明零星工程是理性的政治决策的必要前提——证明具有合理性。开放社会也必定采用自由主义框架制度和价值观之类的主张。为了使零星工程在政策层面上能成功地运用，人们必须被允许就社会政策——它们被视作官方的——的好坏做出公正的评价；有关新的政策及新的检验的建议必须被广泛地鼓励；小规模地试验新的政策解决方案必须是可能的。因此，为了鼓励零星工程，某些自由主义框架制度有必要保证民主政府、联邦制，并且相对自由市场需要具备。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员需要共享某种政治价值观。因此，为了在政策层面上鼓励零星工程，某些自由主义框架价值观必须被广泛地共享和获得社会支持。自由框架制度和价值观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根本要素，这个开放社会将被一个认识论上的证据——它表明它们是零星工程必要的前提——证明为是合理的。

波普尔的反乌托邦工程的核心论证，可以从下述方式来理解：他从一个证据——它被设计用来证明，基于方法论上的理由，使用零星工程是正当的——开始，假定仅有两种可能的途径进行理性的社会改革，并且认为，尽管零星工程是理性的，而乌托邦工程，充其量，是一种伪理性主义，在很多方式上类似于各种类型的伪科学——它们已在波普尔的认识论著作中讨论过，接着他推断零星工程应该被用来做出政策决策，因为它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方法。于是他接着指出，只有在一个以若干自由框架制度和价值观为特征的社会中，零星工程才能够如同所设想的那样运转。这样波普尔基于这样一个论据——它们对于零星工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证明了自由框架制度和价值观，进而他基于另一个论据——即在政策层面上零星工程对于理性决策是必要的——他证明了零星工程的合理性。

假如这是正确的话，它表明不仅波普尔对于自由制度和价值观的支持并不与他对零星工程的偏爱相冲突，而且两者均是开放社会的本质要素。然而，按照这种解释，自由制度和价值观是零星工程的前提，而非它的结果。尽管波普尔可能接受这种主张，即这些制度可能通过明智的运用零星工程而逐步提高，他却免除了它们接受这类检验的必要。这样，波普尔赞扬零星工程和反对乌托邦工程的论证，以及他对于自由主义的支持能够在这种假设上——零星工程只局限于论证社会政策的正当性，而且它不应用来决定哪一种框架要素应被采用——相协调。假如波普尔的论证是连贯的，则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较大努力的认真限定的部分，在其中，只有对于乌托邦工程的攻击是这样限定的，较大的努力才可以成功。

尽管这种重建表明，波普尔的反乌托邦论证和他对于自由主义的支持能够被调和，这种一致的取得却付出了明显的代价。就这种重建而言，他的核心论据并不是道德上的，尽管他确信一个开放社会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并且他也乐意在乌托邦工程应用于社会政策问题时用若干道德证据来对之进行攻击。此外，在这一意义——他将他对于开放社会的支持奠基于这种主张，即这些社会较封闭社会而言是更有效的或更有助于幸福，虽然他明显地认为它们是——上，他的中心论点是不切合实际的。最后，波普尔并没有指出，开放社会的这些制度、价值观、以及政治方法论由于它们已被零星工程验证了因而是正当的，而是认真使这些要素免除此类检验。相反，波普尔对于零星工程和自由框架的核心论证是认识论上的且是“先验的”。35这样，他主张零星工程应当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应用，因为它是唯一理性的社会工程形式，并且主张框架自由主义体制和价值观是必需的，假如社会要成为理性的话：

最终……理性主义与[某种]社会制度——用以保护批评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的自由——之必要性的认识联系起来了。它建立起道德义务之类的东西，以支持这些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主义与对社会工程——当然，是零星工程——的要求联系在一起。36

最后，波普尔基于同样的理由捍卫自由价值观：“思想自由、自由讨论是最终的自由[政治的]价值观——后者实际上无需进一步[道德上的]理由。然而，按照它们在发现真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也能够实际地被证明为合理。”37

就波普尔的核心论据的这种重建而言，它是彻底的乌托邦式的。他不仅已经阐述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概念，即他所描述的开放社会，而且他主张，这样一种社会的制度和方法论基于理性的理由，可以惟一地被证明为合理，他还用理想社会的这个概念去批评现存社会和拟议的社会。因此，尽管协调波普尔的反乌托邦论证同他对于自由的或开放社会的支持是可能的，只有波普尔明确持有的观点——即他的论证基本上是反乌托邦的——被抛弃了，才可以做到这点。波普尔并没有普遍地反对乌托邦主义。相反，他构造出一个乌托邦证据——用以攻击在政策层面上应用乌托邦工程，以及一个乌托邦证据——用以证明开放社会的框架制度和价值观是合理的。波普尔的论证能够被挽救，唯有以这种主张为代价，即他并不完全理解它。

3、经验的和批判的自由主义

波普尔阐述了一种复杂的认识论上的、乌托邦式的论证，其大意如下：所有的社会应采用一个开放社会的框架制度和价值观。他相信它们与一个自由社会的要素相似。然而，存在很多形式的自由主义，它们涵盖范围从社会民主直到自由放任主义，他很少鉴别哪一种形式实际上紧随着他的论证。相反，以斯大林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为依衬而写作，他满意于指出：开放社会的制度框架必定可以促进某些被模糊定义的自由权利，从而使得极权主义制度和价值观不可接受。除此之外，他几乎完全地无甚言谈。因而，他仅创造了一种政治哲学的碎片。为了完成它，有必要对开放社会的框架要素展开一个更加详细的叙述，有必要通过论证这些要素以假设——它们与他的认识论相一致——为依据而证明它的合理性。然而，将波普尔的证伪认识论以至少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可用来证明两套完全不同的框架要素都是合理的——来理解是可能的。

就证伪主义的两种描述而言，批评一个理论的最好方式就是试图反驳它，而保留一个理论，只有当它能在持续的检验中幸存下来，这种保留才是惟一理性的。然而，就严格的证伪主义而言，通过观察而证实一个在逻辑上与某一理论并不协调的基本陈述，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证伪该理论。就精致的证伪主义而言，一个理论仅可能暂时被反驳，这仅当它表明与若干良好协作的假说——它们自己已被在一个受欢迎的具有批判性研究传统氛围里工作的学术共同体临时接受——相抵触时才会发生。尽管波普尔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了严格的证伪主义观点，尤其在《科学发现的逻辑》里，有证据表明他最终采纳了一种更精致的证伪主义立场。例如，在《猜测与反驳》里，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等人的“专制认识论”，并且指出“批判传统”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38而且，甚至在《科学发现的逻辑》里，存在着一些章节，它们给自身增添了证伪主义的一种更为精致的形式。例如，在一个观点上，波普尔指出，“从一种逻辑观点看，检验一个理论依靠基本陈述，而该陈述对于反驳的接受，反过来，依赖于我们的决定，因此是决定掌控着理论的命运。39

这种歧义性——它存在于波普尔对于科学中理性方法的描述中——反映了存在于他在理性社会的叙述中的一种类似的歧义性。当他讨论社会工程时，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展一种机械的方法论，以便于在被拟议的社会政策中进行选择，一种方法论——它将允许我们做出好的选择，尽管我们的人类本性太容易犯错。然而，当他讨论开放社会的合理性时，波普尔指出，它应当理解为：

一种愿意听取批判性论证和从经验中学习的态度，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态度——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它是一种不轻言放弃希望的态度，这种希望就是：通过诸如辩论和认真观察之类的方式，人们可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且，甚至在他们的要求和利益相互冲突之处，可以就不同的要求和建议进行辩论并达成……一种妥协它……即使不是为所有人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简言之，理性主义者的态度，或者，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它，“合理的态度”，非常类似于科学的态度，类似于这种信念：借助于证据，我们可以及时地获得客观性之类的东西。40

在别的地方，波普尔将理性与批评性的探讨与辩论的一种社会进程，一种“批判理性主义”——他将它与希腊人的“批判和探讨的传统”的发展联系起来了，尤其与他们的民主传统的发展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他将这个理性概念与柏拉图的“全面的”或“伪理性主义”作了对比。41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波普尔将合理性与协议、妥协、以及广泛的可接受性联系起来，并且蕴含了一个客观性目的。他将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理性（reasonableness），与在一个由个体——他们均作为在一个共享的批判性传统中的参与者——组成的共同体中达成共识的努力联系起来了。他对于共同体的强调可以通过下述评论而得到理解：“理性，如同语言，可以说是[某一特定]社会生活的产物。”42

假如波普尔关于理性或合理性的概念是歧义的，则存在于他的方法论著作中的这种歧义性与他的社会哲学中的歧义性是类似的。这样，在严格的证伪主义中蕴含的合理性概念与波普尔社会理论中的权威理性概念是相关的，而在精致的证伪主义中蕴含的合理性概念则类似于这种理性概念——后者为波普尔详加论述用以支持他的批判理性传统观念。这种系统歧义具有重要的政治上的后果。据波普尔看来，这种一个开放社会的框架制度和价值观应该予以安排，以促进那个社会的合理性。考虑到他的合理性概念中的歧义性，为两套不同的框架要素而辩解应当是可能的。一套，与严格的证伪主义和权威合理性联系在一起，由那些可称为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框架要素组成。另一套，与精致的证伪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所谓的批判自由主义组成。43这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地不相同。例如，双方都将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各种政治自由认真地对待。再者，与宪政民主相联系的各种制度在两者中均扮演着中心角色。然而，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也存在着重要的不同。

在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中，社会政策，假使它们想要被理性的选择的话，就必须根据人民的评价来验证。投票将被视作用以引导出和总计出他们的评价的一种手段。就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描述而言，民主是一种手段，用以了解公众舆论和人民——在他们中，每一票扮演了一种角色，它类似于一个基本陈述在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意愿，因为它依据不容置疑的经验主张，即政策应该被检验。关于民主重要之处在于投票行为本身，它被视为一种表达性行为。对于投票活动不应设有障碍，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也没有理由鼓励人们投票，因为不投票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投票程序需要设计以产生尽可能准确的民意评价。这样，由此可见，直接的民主比代议制民主更可取，因为一票对于一个候选者或一个政党基本上是一个含糊的表示。此外，谁来统治或者政府采取何种形式均无关紧要，只要通常的对于言论的自由保护已经妥善运转，以及政策问题被人民表达出的意志所决定即可。说也奇怪，投票对于自由民主的这种形式来说不是绝对必要的。所需的，是确定公共意见的可靠机制，而民意调查可能更有效地、有时更准确地取得这个结果。其实，假如统治者的诚实能够被保证，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能够与被政策专家和民意分析者所控制的官僚统治形式相符合。同样的考虑已经导致某些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哈耶克——主张，在任何可能情况下，政治决定应给交给市场去做，因为市场较政治当局能对公众意见作出更快更有效的反应。

就批判的自由主义而言，民主应被视作一种手段，用以促进批判的讨论和取得目的在于达到一个批判性一致意见的论点。基于这种见解，投票活动对于民主并不如同投票紧随其后的公开辩论那么重要。民主并不仅是一种决定政策的方式，而是鉴别重要问题和形成共同体的方式。它的功能在于从多样性观点中形成具有一致意见的共同体。因此，尽管投票行为自身并不重要，但是将人民带入政治进程中的方式必须被寻求。而且，确保所有意见均能被听闻并服从批判，确保传达不致失真，确保减少那些对于批判性演讲所设的障碍，以及确保没有一群或一人能够支配公众讨论，这些同样重要。

由于波普尔著作中的这些歧义，因而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波普尔究竟是一个经验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批判自由主义者。波普尔对于民主零散的评论以及他对于古希腊政治的讨论能够被用来支持这种主张，即他在往批判自由主义方向上倾斜，但是他对于零星工程见解的讨论指出了相反的方向。最后，这一事实，即波普尔自己并没有在两种自由主义形式间作出区分，使这一问题悬而未决。然而，指出他本应采用的是批判的自由主义，是可能的。因为存在许多有说服力的对支持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论据的反对。这些批判以严格的证伪主义一类问题为中心而展开。考虑到它的众所周知的认识论上的问题，任何基于它的政治理论将面临严厉的问题，因为作为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之基础的基本陈述是价值判段，它们比观察陈述在本质上是更可争论的和更易修改的。

　　（“Popper's Anti-utopi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an Open Society”载于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34: 409-426, 2000.）

　　作者简介：罗杰·帕登，任教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系。

　　译者简介：陈祖召，男，1977年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2007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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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ee 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380; see also Frank Manuel and Fritzie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79), pp. 759-816.

　　2 See Barbara Goodwin and Keith Taylor, The Politics of Utopia: A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92-115; and Judith Shklar, After Utopia: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Faith (Princeton, 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18-269.

　　3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57), pp. 66-67.

　　4 See Gürol Irzik, "Popper's Piecemeal Engineering: What is Good for Science is Not Always Good for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6 (1985).

　　5 See P. D. Shaw, "Popper, Historicism, and the Remaking of Societ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1 (1971), p. 305.

　　6 See Popper, op. cit., pp. 66-67 & 88; and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v. 1, pp.159 & 163.

　　7 See Irzik, op. cit., pp. 2-8. Also see George Kateb, Utopianism and Its Enemies (London: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8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p. 157-158

　　9 See ibid., v. I, pp. 159-161; and Karl Popper, "Utopia and Violence" in his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3), pp. 355-361.

　　10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 89.

　　11 Ibid.

　　12 Popper, "Utopia and Violence," p. 362, and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 76.

　　13 Ibid., p. 69.

　　14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 167.

　　15 See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73; Popper, "Utopia and Violence," in op. cit., p. 359-360 & 362;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 233.

　　16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p. 69-70.

　　17 See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p. 167.

　　18 See ibid., v. I, p. 163;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69-70 & 89.

　　19 Popper, "Utopia and Violence," p. 359; see also,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I, p. 288.

　　20 Ibid., v. II, p. 233.

　　21 See Karl Popper, "Remarks on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and of Rationality,"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Problem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pp. 88-102.

　　22 See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pp. 70 and 89; and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I, p. 233.

　　23 See Shaw, op. cit., p. 306.

　　24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 161.

　　25 Karl Popper, "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p. 6; and Karl Popper, "Autobiography,"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edited by Paul Schilpp,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Press, 1974), v. I, p. 91.

　　26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 172.

　　27 Ibid.

　　28 Ibid., v. I, pp. 176-177.

　　29 Ibid., v. I, pp. 188.

　　30 Ibid., v. I, p. 175

　　31 See Popper, "Public Opinion and Liberal Principles," in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pp. 350-352.

　　32 See Shklar, op. cit., pp. 235-256; and Carl Friedrich,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Neo- 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 (1955).

　　33 Popper, "Public Opinion and Liberal Principles," p. 351;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p. 171-201

　　34 Popper, "Public Opinion and Liberal Principles," p. 351; see, also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 p. 187.

　　35 See Popper, "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p. 6; and Popper, "Autobiography," p. 91.

　　36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I, p. 238.

　　37 Popper, "Public Opinion and Liberal Principles," p. 352.

　　38 Popper,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in op. cit., pp. 120-135; Popper, "On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in op. cit., pp. 4-18; and Popper, "Public Opinion and Liberal Principles,"in op. cit., pp. 350-353.

　　39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59), p. 108.

　　40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 II, p. 225.

　　41 Ibid., v. I, pp. 186ff, and v. II, pp. 227-228.

　　42 Ibid., v. II, p. 225.

　　43 See Barbara Goodwin, "Utopia Defended Against the Liberals," Policy Studies 28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