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按：

十年前的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幸逝世。李先生生前曾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季刊，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是一位德高望重、见解深邃的美国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晚年以传布和光大自由主义为己任，奔走呼号，深得海内外学界有识之士的敬重。

今重发拙文，以追怀慎公这位当世中国最具人格魅力的思想家。

2013年5月11日 21:18

于法大逸夫楼办公室

李慎之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界前辈之一。

与同龄人稍有差异，可能是由于自己二十年前即已立下以美国研究为志业的缘故，因而起码从在北大读研究生起，我就对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心仪已久、顶礼膜拜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十数载中，我曾不止一次得到先生的关心与提携；惭愧的是，自己却难以回报先生的关怀。

一

说来真是不好意思，我第一次与李先生联系，就是给他添麻烦：大概是1990年3月份，拙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完稿，并有幸获得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赞助，即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此，除了请复旦大学汪熙教授写一篇序言外，我还特地慕名写信给德高望重的李慎之先生，也请他便中赐序。汪先生当时正在美国讲学，尽管很忙，还是很快就寄来了序文。对于李先生，我心中打鼓，并没有把握，因为在这之前和李先生没有任何交往。就是在这种矛盾、不安和期待的复杂心境中，5月30日，终于收到了李先生挂号寄来的大序，我当然喜出望外，自不待言。与汪先生一样，李先生也是对这部美国研究论文索引类工具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然而又是一件十分有用的工作，对于发展中国的美国学是大有裨益的。”先生说，“对于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个《综目》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他不但可以从中‘按图索骥’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还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人民的兴趣在哪里，迄今为止的认识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这方面说，是他从美国同类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又说‘君子以文会友’。我想这份《综目》至少可以起到促进中国学者彼此互通声气、协力前进的作用。就这一点说，编辑者的功德也就已经大大值得称道了。”我很明白，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而言，两位先生的序，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一直不敢忘怀。

六年之后，1996年6月，为已故罗荣渠教授《美洲史论》文集之事，再一次向李先生求序。为了慎重起见，先请周颖如师母在赴加拿大探亲前亲自写信给李先生，然后我又发了一信，分别恭请先生为本书作序。一个月后，7月25日晚上，金灿荣兄来电话，说李先生已答应为《美洲史论》写序。我喜不自禁，随后遵李先生之嘱，将书稿寄去，供他参考。12月20日早晨8点半，接到李先生电话，说书稿已读了一半，决定写序，但不会很长，一两千字。李先生说：他目前很忙，老伴又得了癌症，住院十多天了，他至少有半天在医院里陪护。李先生说，罗荣渠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探讨，最有价值，但至今还有些人在胡乱作文章。我当即向李先生表示感谢，他说，你先不要感谢，我还给你添了麻烦呢！原来，李先生对目前出版物中的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他说，“上下五千年”能写成“上下5000年”吗？还是五十年代的规定好，约定俗成，现在新闻出版署的做法，矫枉过正了。李先生说，他曾为此向胡乔木提过意见，但胡也无能为力。而我为了给出版社交一份“齐、清、定”的稿子，事先已按有关规定对相关数字做了统一处理，害得老先生叫苦不迭。同日，我写信给李先生，表示感谢，并对有关情况做了说明：“承您拨冗为《美洲史论》作序，不胜感激。我深知您时间之宝贵，特别是又值师母生病住院，而您却一丝不苟，遍读文稿。此尤为吾等后学所钦佩、并应师法的。大‘序’，不管长短，无论褒贬，均无妨。”“罗荣渠老师生前曾数次向我提及他对您的感佩之意。同有赤子情怀，钟情于学问，惟真理是从，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等等，或许都是罗老师与您的共同之点。差异或许在于您们两位归隐学林的时间差而已。”信中还简单谈了我对罗先生的看法，“从五一年到七八年，罗老师一直受到排抑和压制（……）。罗先生纯粹是抱着不服输的态度（但也曾想到过自杀），凭着真才实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始得一展学术抱负，尤其是在美洲史、现代化研究领域，不顾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上下求索，死而后已。”随信还把《罗荣渠教授论著目录（初编）》等资料寄给李先生，以供参考。

过了一周多，12月29日晚上6时许，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为《美洲史论》写的序已经写完了，但还要打印、校对，至迟元旦第一周交稿。又问罗斯福一段预言中国将崛起的话，是在罗老师的哪篇文章里，我顺口回答是在《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但随后我进一步查对时，才发现我弄错了，罗斯福的上述论断本是引在罗老师的另一篇文章，即《美国全球战略与东亚外交政策》，遂打电话给李先生更正；李先生说，他已发现并更正了，为了写序，他把大多数文章都读过了。

果然，1997年元旦过后一周，1月9日，灿荣来电话，说第二天早晨来送《美洲史论》书稿和李先生的序。同一天晚上，周颖如师母来电话，说她已收到李先生的序了，正题为《痛失良史悼荣渠》，她非常满意，也很感激。还说序中提到我在《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中《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之说“并非虚誉”，我虽未看到原文，但得此消息，格外欣慰。

第二天，灿荣如期送来书稿和李先生的序、信。此序三千多字，华章灿烂，对罗先生表彰颇多，甚是认同。除专论本书外，还涉及学术研究中的学风等问题。李先生在序中说，像《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罗氏的去世，“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悲哀”。“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找到中国的病根，治愈中国的痼疾，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序文特别向读者推荐罗先生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系列文章，并批评了“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而至今“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的怪现象，“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横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在特别推荐《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时，李先生指出，这“表面上是一篇考证文章，其实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因为该文从各个方面“详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是像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李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仔细批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人文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在附信中，李先生吩咐说：“此文能否寄上海虎丘路50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一下，他们给我送报纸，又老要我的文章，我深愧无以回报也。”读过序文后，我即与李先生通电话，但没人接，下午又打，仍无人接，直到晚上9时才与李先生联系上。除了向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外，我还想与先生商量将这篇序文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此前已与该报副总编辑王小琪女士联系，小琪听说是李先生的文章，也表示极感兴趣），李先生欣然同意，说他还写有一篇关于匡老（亚明）的文章，可以给《文汇读书周报》（事实上，该文后来也同样发在《中华读书报》）。有趣的是，第二天上午，灿荣又专门打来电话，说他昨天匆匆忙忙，忘了告诉我：李先生曾跟他讲，杨玉圣跟《中华读书报》较熟，让他跟我说，看看能否把序交《读书报》发，可谓不谋而合，不约而同。这篇序很快就发在《读书报》上，小琪还用了一个相当画龙点睛的标题——《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读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深受学界好评。此后林被甸、董正华教授编辑《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纪念文集时，又特地把李先生的序文放在第一篇（题目改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后又收入拙编《书的学术批评》集。

如前文所说，李慎之先生对现行出版物中的阿拉伯数字用法很不以为然，不止一次地议论此事。在为《美洲史论》写序前，李先生曾仔细阅读过书稿，并将凡是用阿拉伯数字的一一改为汉字，还有不少批语，既颇多趣味，又发人深省。例如，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第1页旁用红圆珠笔批曰：“尽量少用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破坏中国文字的罪行。请看《读书》杂志就决不用阿拉伯数字”；第2页右上角批曰：“‘七十年代’这样的词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叫惯了几十年，改为‘70年代’，请问如何念？难道要像港台人那样念成‘七零年代’吗？岂惟拗口，而且不通！”第3页右上角同样用红圆珠笔写道：“难道第一艘船只也要改为第1艘船吗？”第4页右侧谓：“‘六亿神州’要写成‘6亿神州’吗？”第5页眉批：“‘两个世纪’要写成‘2个世纪’吗？”针对我把文中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改为17世纪30年代的写法，李先生感慨说，“如果不改，一切统一，有多好！”书稿第61页《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右侧，先生写道：“‘30余种’这种用法在世界任何文字中都可认为是笑话”，同文第63页左侧又写道：“七千要改为7000，二万要改为20000吗？一笑。”同文第68页右下侧：“我们现在习惯地把1940年称为40年，这是可以用阿拉伯数字写的，但是四十年则决不能。”《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一文中，李先生在“扶桑东千余里”批曰：“如用‘1000余里’，其可笑一望而知！”（书稿第83页）。同文同页“一再陷入九死一生境地”旁注：“‘1再陷入9死1生’可乎不可乎？”《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曰：“近百年来能写成近100年来吗？可笑！”（书稿第129页）同文针对“用6便士购得的海濑皮在广州可售美金100元”中的数字表达法，李先生在右上角批曰：“人民日报社论都不如此用阿拉伯数字！”（书稿第130页），同文还评论说：“‘凡十四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引文就可以不改为‘凡14年’吗？反证滥用阿拉伯文，于理不通！”《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左下角针对我把原稿中的“哥伦布在他之前6、7年”改为“……六、七年”，李先生批曰：“改得对！改得好！”

除数字外，李先生还对书稿中的一些遣词造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都随手作了订正。比如，《关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提到“开始重新估评中美关系的历史”（书稿第1页），李先生将“估评”改为“评估”；同文中有一句“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我在统稿时曾把“大有利于”改为“极大地有利于”，李先生又改了回去，并在右侧注曰：“大有利于是成语”。同文原稿“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后一个“中立”，罗先生原文中未加双引号，我在编稿时也未加，但李先生心细，代为加上了双引号，使之从形式到内容，前后对应。《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一文中载：“战时发行的各种内外债仅利息就达1400万英镑，而国家的税收只有40万英镑”，《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原文将“英镑”中的“镑”误作为“磅”，我未发现，李先生均代为改正，并用铅笔标上两个大大的“镑”字，煞是醒目。《论美国革命的特点》原文说北美在独立战争中利用国际矛盾，孤立英国，使独立战争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一场国际性的战争，“这是北美独立战争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后来的殖民地战争中，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有利的国际条件。”李先生改为“在后来世界各地的……”，虽然只加了“世界各地”4个字，但无疑使空间范围更明确、也更强化了。《殊途而同归》一文有两处用到“世外桃园”字样（“……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园生活，这是杰斐逊追求的理想”；“美国并非世外桃园……”），我并未发现，李先生均改正为“世外桃源”。同文“他们树立的光辉榜样风范百代”，李先生改为“……垂范百代”。同文中“勇于进取而操守清廉的理财专家汉密尔顿”原稿中“操守”的“操”，发表时曾误排为“搡”，也是李先生看出后改了的。《19世纪初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态度》一文，原稿“……美国乘虚而入，叩开了与西班牙美洲……直接贸易的大门”，李先生将“叩开”改为“敲开”；同文讲西属美洲请求美国援助时的情况，原稿中说“这些要求通通被美国政府打回去”，我在编稿时画蛇添足，把“打回去”改为“打发回去”，李先生批曰：“只能用‘打’，不能用‘打发’”。《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写到英国的金斯巴罗子爵时注明外文为“E. King borough”，我在编稿时曾顺手改为E. King Borough，李先生改为E. Kingborough；同文原稿“……连最热忱的古董家对此也会暗然失色”，李先生将“暗”改为“黯”。《世界之谜：谁在哥伦布之前发现美洲？》原稿谓：“1975年2月，美国史密森研究所考古发掘队……”，我在编稿时将“史密森研究所”改为“史密森研究院”，李先生改为“史密森学会”。《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原文说：“中国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欧，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求”，李先生不仅将这里的“需求”改为“需要”，而且还特地在右侧加了一段文字说明：“‘需求’为经济学专用名词，为汉文所本无，专用以翻译demand者，指有偿付能力者。需要，desire，前人煞费苦心，熔铸新词，后人不察，已滥用矣。”《<哥伦布评传>中译本序》“……观点与此书不尽同”，李先生改作“……不尽相同”；同文原稿“一名之立，经月踌躇”，李先生改为“……旬月踌躇”。《世界风云变幻中的政治选择》一文原稿“中国留美学生之多，仅次于留日”，李学生改为“……仅次于留日学生”。罗先生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中有一段议论：“要说谁最先发现美洲，当然是最先拓殖这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欧人和爱尔兰人。最后的发现者是哥伦布。在这些发现中，哥伦布的‘再发现’在地理发现史上具有革命意义是无可争议的。关于其他偶然从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过去的人，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李先生在此段议论的右侧评曰：“有价值”，并用两道树杠把这段文字特地加以标出。

李先生在电话中说：文章千古事，要小心谨慎；他写文章，不用“但”，而用“但是”，要达到播音员可以念诵的程度。李先生之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令我五体投地。李先生在信中说：“我与荣渠，相知未深，愈读其文章，愈识其价值。你的评语是对的。”在《痛失良史悼荣渠》中，李先生写道：“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做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这就是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的李慎之先生的君子风范，既傲骨铮铮，又虚怀若谷。

二

虽说同住北京，但与李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主要是我自己的懒惰所致。

第一次见到李慎之先生，是1992年初夏在燕京饭店举行的一个小型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讨会，是金灿荣兄拉我前往的。当灿荣向李先生介绍我时，他恍然大悟：记得，我不是还给你编的一本书写过序吗？一句话就使我的局促感烟消云散。之后见到李先生，多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研究》举办的一些学术活动上。美国所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美国研究所，是李先生手创的，《美国研究》也是他在所长和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任上创办和主编的。

1997年1月14日，我收到沈昌文先生寄来的一份关于举办首次“越秀下午茶”文化活动的书面邀请：“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开办三载，近七十期，现仍每月举行。讲座为广泛联络各处学人，更在北京每月举办‘越秀下午茶’文化活动。第一次定于1月18日下午举行，切望惠予光临。”这“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人漫话活动，所论没有主题，活动没有主持，各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邀请函的页末，沈先生还附笔说，“玉圣同志：李慎之同志说，你能一来最好。”1月18日下午，我兴冲冲地从当时还相当偏僻的西三旗赶往位于闹市区东单金鱼胡同的富商酒吧，可能正因为路远，反倒比大多数人早到：除了先到的李先生和赵一凡两位外，我是第三个。正在签到、尚未上楼时，沈先生驾到。到了楼上，我向李先生问好，但他对我已认不出来了。我自报姓名后，他问我我们见过没有，未能我回答，他又立即说：对了，我们通过电话。寒暄过后，我随即将周颖如师母要我转交的罗荣渠先生著《现代化新论》奉上。这时沈先生来招呼：在厅前面用六个大桌子围成一张大方桌，说李先生的崇拜者就座。我开始时坐在外面，当向沈昌文先生致意（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并自我介绍时，沈先生说：是李先生点名要你来的，坐前面去。于是，我坐在一个桌子的角上，左边是赵一凡先生，右边是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的主编朱光烈先生。活动开始前，陈乐民、资中筠两位先生也及时赶到（资先生，我早就认识了，但在此之前，对陈先生只见其文未见其人，陈先生坐在李先生边上，很认真地说：你就是杨玉圣呀？我还以为是个老先生呢！）随后，冯亦代先生来了。大约三点多，王蒙也来了（这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曾任文化部部长的作家），坐在陈先生与朱先生之间。那天来的还有庞朴先生以及葛剑雄、盛宁、雷颐、刘军宁等学者，有几十人。我记得，那天的开场白是李慎之先生作的，他说自己是自愿来“祭旗”的，主要是谈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一些看法。李先生说，中国外交是“十年变一变，逢九变一变”，如1949、1959、1969、1979、1989年，并分别举了史例，详细加以说明，他说这也许都是巧合，1999年怎么变，还不好讲。[1]他说，过去的外交大事都是毛泽东定的，周恩来主要是技术性的、艺术性的。说到《中国可以说不》，他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非理性的，但他同意汪道涵的看法，即“歪打正着”。李先生海阔天空，谈了20分钟左右。冯亦代先生并排而座，听到会意处即笑笑。之后，即是自由自在的聊天。凑巧的是，冯先生、李先生和王蒙三位，虽说年龄各差十多岁，但在1957年的“阳谋”中却都成为有名的右派，李先生也谈到了他当初的“大民主、小民主”论，并因此而获罪。开场白之前，李先生还提到：当初方毅由副总理而下台，是他提议的。谈到方毅，是因为曾说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新馆而没钱、只得卖掉旧馆地皮这一当时的热点“新闻”。李先生说，目前位于王府井东厂胡同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都是文科的，有相当多是珍本、善本，价值连城，当初胡乔木曾主张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方毅不干。茶会本是下午5点结束，到5点半时，“乘兴而来”的人已差不多已“尽兴而归”了。沈先生即提醒我们这几位也该散了。最后，李先生说，他打算从今年起写自传，还劝冯先生也写自传。李先生又问我《美洲史论》何时出，又问他那篇序是否交给《中华读书报》了。说到罗荣渠教授，李先生讲：陈寅恪的学问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冯友兰的学问也是，但罗荣渠搞的研究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罗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他去世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5月5日晚上，灿荣兄打来电话，说李先生上个月底在德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中风，曾在当地紧急治疗，效果不错，但说话等已受影响。闻讯后，我很难过，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先得中风、后加重、偏瘫十余年而去世的，我知道此病之难缠与可恶，遂在晚上写一短信给李先生，劝他休养生息。又过了一周，灿荣来电话说，他刚去看过李先生，李先生说他收到我的信了，并让我问一下《中华读书报》，为何发了两篇李先生的文章，但一直未收到稿酬。据灿荣讲，李先生虽病过，但外表上看不出来，他自己倒是觉得说话、反应、思维有一些吃力，看来仍留下了后遗症。5月31日傍晚，李先生从医院打来电话，说他同意将《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一文收入《书的学术批评》（当时我为了选编这部综合性的书评集，曾向海内外三十多位学者发函征求意见），李先生是所有作者中第一个作出回应的。

9月17日，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化研究》上读到李慎之先生的《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其人文情怀跃然纸上，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李先生对当时国中上下弥漫的虚骄之气予以尖锐批评，坦荡无畏，尤显远见卓识：“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学得还很不到家，然而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何况还要看到，不是以小平同志的权威，恐怕连市场经济到今天也实行不了。然而小平同志年事已高，而且他也像任何人一样不能超出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局限性，后来的人如果不能继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时代局限性，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无论如何，在李先生看来，“我们中国今天还吹不得牛”。一生忧国忧民、满怀赤子之心的先生，痛定思痛曰：“中国刚刚从世纪初‘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中心’。这股思潮虽然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李先生忧心忡忡地警示：“我所担心的是这股思潮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大障碍，甚至能使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摔跤，就像三十年前中国人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股思潮。”我一直感慨：像这样的醒世警言，大约只能出自李慎之先生这位全球视野、中国关怀兼而有之的学者型思想家手笔。我把李先生的这些话恭恭敬敬地抄录在笔记本上，还不断地在课堂上宣扬，颇得年轻学子的共鸣。无论是开设“美国历史与文化”还是“现代化研究”或是“世界近代史”，我总是念念不忘向学生们推荐李慎之等《中国的道路》（还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往往出其不意，大受欢迎。

9月29日下午，去参加《美国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座谈会。这是我第一次在李先生中风后见到他。当时老人家拄了拐杖，走路似乎也不如原来稳当。出乎我意料的是，李先生进来后先是走到金灿荣面前，大声问何以在《太平洋学报》上发表吹捧名誉主编陈翰笙的文章，他说杂志不能这么办。（《太平洋学报》是李先生继《美国研究》之后主持创办的另一份以国际问题研究为主的学术季刊，灿荣长期追随先生于左右，具体负责《太平洋学报》的编辑事宜）然后又拿出纸笔，让我们给他留下通讯处、电话号码，并解释说他的电话本弄丢了。座谈会由当时的主编资中筠主持，请李先生第一个发言。李先生发言的声音很高，他说自从中风后，他必须要大声讲才能没有障碍。除了表示庆贺、肯定外，李先生也开诚布公地说了他的意见。他说，《美国研究》目前的压光膜封面不如原来的好了，又说分栏目也不妥。承资先生关心，也让我发言。资先生介绍说我是热心的读者、每期必看，而且关心杂志，提意见。我说：我确实是提意见，不仅私下里提，而且还公开写文章提。在目前的学术刊物中，就感情认同的角度看，最密切、最看重的就是《美国研究》了；我从一个美国史研究生到美国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就是伴随着《美国研究》走过来的，而且还是十年来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我讲到，《美国研究》的创办与发展是中国美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一大了不起的成就。我提的意见，主要是呼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书评。我发言后，资先生、李先生、邓蜀生先生、黄安年先生都有回应，李先生还特地表扬了当时我主笔的《美国研究》“新书架”专栏介绍的书新，信息量大。

1998年2月至1999年8月，我因为不在北京，故与先生断了来往。

2000年初，我给李先生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样书（李先生是这套书的顾问），这是唯一的一次到李府上拜望先生。先生主要是跟我拉家常，在谈到自己的身体时，他说有好几位朋友向他介绍说，得中风这种病的人，活十年以上没问题。所以，李先生说他并不悲观，他是1996年得的，十年的话，跨世纪没有问题。李先生说，他写文章很少，一年不超过三篇，但表示今后可能要写得多一些。因为还要去看与李先生同住一个院的曹德谦先生（曹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和李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的，是1941年在上海考大学时在考场上认识的。李先生外向，曹先生内秀，李先生议论风声，好发议论，从此二人相识订交，从燕京时的同学到新华社、美国所时的同事。曹先生曾开玩笑说：从当初在大学里跟着李先生搞学生运动起，李慎之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大概谈了四十来分钟，我就告辞了。

2001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青蓝大厦召开，蒙王缉思所长厚爱，嘱我以来宾的身份致辞。在这次会上，再次见到了李先生。会议休息期间，我因为正好带了相机，提出跟李先生合影留念。李先生问我：我们没有合过影吗？这是跟李先生唯一的一张合影。同去的研究生井建斌、苏麓垒也趁势与老先生合影，事后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三

1999年8月我自美国游学返京后不久，即应袁玉立先生之邀，协助他主持《学术界》双月刊的全面改版事宜。为此，除了调整开本、栏目和编辑方针、刊物定位外，还敦请一些学界前辈组成《学术界》顾问。为此，与李慎之先生相商，他爽快地应承，并表示要支持办好这份名字很大气的刊物，他说中国的刊物虽然不少，但是真正好的刊物并不多。事实证明，李先生确实是把这份刊物放在心上的。

2000年6月9日，李先生写来一信，谓：“顷收到第二期《学术界》，发现其封底用的是陈寅恪的语录。因思此文虽已在《炎黄春秋》发表过，不过我后来又加上1500字左右，不知吾兄能否代投《学术界》，目的亦不过是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流传而已。”

《学术界》自2000年第1期改版后，每期封四总要选登一名家名言，2000年第2期刊印的是陈寅恪先生的这样一段话：“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李先生信中所说的他那篇文章，即《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系提交1999年11月底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文章开篇伊始，即又破又立：“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也许直到永远。”这篇立意新颖、气势磅礴的文章，经过袁玉立社长的努力，全文刊发于《学术界》2000年第5期。这显示了袁社长的识见和《学术界》的魄力，因为自从老人在1999年10月那个“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写下“可能是中文网络世界中最有影响”（任东来语）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署名“李慎之”的文字即很难再正常见诸报刊了。而《学术界》在刊发这篇文章时，不仅照署“李慎之”三字明确无误，而且还把李先生的大名连同其大作标题作为要目登在了刊物的封面上。玉立兄之惠眼识珠、《学术界》之特立独行，于此可见一斑。

2001年2月16日，李先生寄了两篇文章给我，信中说：“我的文章，多遭封杀，因此只能一稿多投，希望有突围的可能。送上近作二篇，请代觅机会。”李先生还补充道：“又署名不拘，只要能发表，随便改什么名字都可以，由你定夺。”读了先生的信，我心里堵得慌，既为先生骄傲，又替先生不平。这两篇文章，一是《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另一篇是《海阔天空扯乱谈——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后一篇，我把副标题改为正标题，即《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依然转给玉立兄，承他信任，全文发表在《学术界》2001年第3期，只是为了方便和掩护，署名“李中”（尽管《学术界》每期扉页登出的“本刊学术顾问”仍坚持将“李慎之”列名其中；就我所知，最近几年始终不顾阻力而把李先生的大名列为刊物顾问或编委的大概只有《美国研究》、《太平洋学报》和《学术界》），并在作者简介中亦真亦假地介绍说：“李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生虽乃饱学之士，兼通中西古今，但从未用所长、副院长之便为自己弄个“研究员”的头衔，与现今的某些人士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至于《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即使不署“李慎之”，一看内容即知是非李先生莫属，于是我改题为《鲁迅、胡适与启蒙——读<回归五四>》，看上去像是一篇平淡的书评或书话，先后推荐给两份刊物的朋友，都说好（有一个朋友甚至编辑好了，最后付印前送审时却被主管领导拿下[2]），但都无果而终，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无奈与无助，只好如实地告诉先生。对于这一点，李先生是明白的：这一年的3月10日，先生有一手书给我：

玉圣同志：

文章退稿，本是意料中事。不由得令人想起鲁迅的老问题：“中国有言论自由吗？”

前文且存你处，再争取别的机会吧！你办法多，机会也比我多。

近作一篇连同李普的一篇，自以为可作胡绳的盖棺定论。供参阅。当然也留待机会。

你要我的“墨宝”，我真没有料到，我的字还有人要看。请你参看我《忆胡绳》文第三页倒数第五行，便是我的答案。去年上海沙逸[叶？]新要我为他的书斋起匾，我转请李锐，满足了他的愿望。我写稿，底稿一律送垃圾桶。以后再写，就留一份寄你，留一纪念而已。

李慎之 3.10

我在给李先生写信谈文章退稿之事时，曾冒昧地向李先生求赐墨宝，但李先生谦逊未应。按照李先生的指点，在《忆胡绳》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胡绳喜欢做格律诗，而且做得不错，这点我是1982与他一起随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视察时，参观隆中诸葛草庐和襄阳米洞堂时人家拿出纸墨笔砚，要求我们留下墨宝时发现的。每到这种要命的关头，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绳则只要沉吟有顷，援笔可就。……”

《忆胡绳》是李先生为回应他的老朋友李普《悼胡绳》一文而作的，对“虽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胡绳院长做了入情入理、相当中肯的评价。李先生认为，从写作《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到晚年毅然发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胡绳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他“所做到的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西方哲学家认为，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是经过冯友兰介绍到中国来的。冯先生一肚子的学问，然而到了八十岁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从头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知。胡绳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容易啊! 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精神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吕叔湘老人告诉我的。吕老是胡绳在苏州中学的老师。胡绳当院长后，曾两次来看过吕老，执弟子礼甚恭。”

此前，也就是2月21日下午4时，李先生来电话，说收到我的信了，稿子可以那么办。他在谈到朱学勤在“世纪中国”的文章（《敬答元化先生书》）时，说已经看到了，是别人从网上印下来后看的。看了后，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他说他不能辩驳、反驳、承认，只能置之不理。他说不喜欢这篇文章，但也不怪朱学勤，他是忍无可忍才写的。李先生说，他与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的评价上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的，主要是激进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余英时最早提出来的，李先生说他当面向余英时批评过。李先生说，他自己很重视那篇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章（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自以为最最革命的理论、特别激进的思想，“我自己晕了四十年，才渐渐觉悟”。李先生说，他也对季羡林先生的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关于四大文明只有中国没有中断的传统说法，李先生讲，他是去过印度的，也请教过季先生，季老说印度的文明没有断。李先生在电话中说，“四大文明，两大未断”。

3月11日中午，收到李慎之先生寄来的李普先生（原新华社副社长）的文章《悼胡绳》和他自己写的《忆胡绳——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李先生在信中说，这两篇文章，“自以为可作胡绳的盖棺定论。”下午2时半，打电话给李先生，商量将文章的副标题去掉，用笔名“李虚中”发表，他同意，说到现在老家里的人还是叫他“李中”，“虚”可以理解为“虚心”的意思。他说，共产党只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就是胡绳。胡绳是一个有学者气质的人，很用功，也很聪明；但严格地说，他又不是历史学家，他写书从来不用第一手资料，直到当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才用（第一手资料）。李先生最后半是自嘲、半是认真地说，“现在我的名字很臭啊！（文章）哪里都登不出来。”为了发表方便，我将李普先生文章中涉及“李慎之”处的改作“慎之”；将李先生文章中一段涉及六 四的文字勾掉了（“那年[即1989年]5月底，他[指胡绳]在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以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回来以后不久是检讨，最后得了一个‘免于处分’的‘处分’”）。将这两篇文章，连同前天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寄来的文章，傍晚一同挂号寄给袁玉立先生。我之所以建议把这两篇文章给《学术界》，是因为这个刊物有一个固定的“学问人生”栏目，每期刊发2-3篇评述当代学者及其道德文章的作品。对于李先生自谓“名字很臭”、文章“哪里都登不出来”的感慨，我一时语塞，居然不知道如何安慰先生！事后袁社长打电话说，准备在2002年上半年同时刊发两位李先生的文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该刊从2001年下半年起即生一波三折，出完2002年第1期后，一直停顿了6个多月，到8月份才恢复正常。后来只是把李普先生的文章刊出了，双壁失一，只能留一残缺之憾了。

2002年2月2日，李先生打来电话，说《学术界》的学术顾问中有一位“李中”，问是不是就是他，我说是，并向他做了说明。先生很豁达，表示能理解刊物的苦衷，没意见，因为他本来的名字就叫李中。又说105岁的陈翰笙先生应该作为封面人物，李先生说陈老是中共目前资格最老的党员，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应该抢救。还说他正在撰写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文章。过了两天，收到李先生的信和几篇文章。这封信写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稿纸上，字很小，但很秀气：

玉圣同志：

今天偶然翻阅最近收到的一期《学术界》，发现“本刊学术顾问”的名单中居然有“李中”的名字，大为惊讶。因此，打电话问你。得到了你的答复以后，我又忽然起了一点“野心”，希望能把我的文章偷偷塞进一点到《学术界》去。现在寄上几篇，供你选择。不过我最“得意”的还是那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今年还将写一篇《再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作为续篇，不过起码要等到下半年才写得出来了。

我从小由父亲给我起的大名本来就是“李中”，从小学一直用到大学毕业与初次就业，进新华日报当共产党以后才用李慎之这个专用于地下工作的化名。现在可以恢复本名，也可以用李持之、李执之、李虚中……甚至你随便给我起一个名字，我都不在乎。不过发稿费的时候，还是要用“李慎之”，否则寄不到。

对《学术界》的封面人物，实在看不上眼。不过忽然想中国学术界最老的老前辈、105岁的陈翰笙老先生……因此连忙找到一张他的照片，争取第二期就用上，……陈老可是中共现在最老的老党员，蔡元培当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的[是]副所长。薛暮桥、钱俊瑞、姜君辰都是他的学生啊。可以用为《学术界》封面人物的，应该还有薛暮桥、骆耕漠、杨明照、饶宗颐等。实在没有几个人。……

近读《顾准全传》，认定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家是顾准，比其他人都高，以后还要写文章颂扬。

李先生的信，往往言简意赅。这是我接到的先生最长的一封信。可能是疏忽了，信末没有先生原本一气呵成的署名，也没有落款的时间。考虑到电话是2月2日打的，信封上两张2元的邮票的邮戳上也清晰地显出是“2002.02.02.20 永安里”，因之可断定信是李先生在通完电话后当日写就并发出的。随信发出的还有先生2001年10月写成的《和平奋斗救中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2002年1月17日写成的《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悼王若水（1926-2002）》。

2月5日中午，按照李先生的意见，我往合肥打电话给袁玉立社长，袁社长很赞同李先生的意见，一拍即合，决定用陈翰老作为《学术界》2002年第2期的封面人物。因为李先生提供的翰老的照片是从一本书的封套上剪下来的，怕制版效果不好，为此，我在当天下午又与张椿年先生取得联系，请张先生寄一册他主编的陈翰生先生百年华诞纪念集给袁社长。张先生一如既往，有求必应，慷慨支持。这样，李先生的意见终于落实。于是，翰老那张饱经沧桑但面色红润、闭着双眼沉思状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学术界》2002年第2期封面上。

李慎之先生关心刊物、支持刊物，除了身体力行撰稿、提供指导性意见外，还不时推荐稿件。比如，《学术界》2000年第3期发表的王若水先生的《“异化”这个译名》，就是李先生推荐过来的。2001年8月14日早晨不到8点，李先生来电话，向我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徐葵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是针对社科院学术委员、理论局局长靳辉明在《中流》、《真理的追求》上发的文章中讲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一所大学的讲演中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从而暴露了其“叛徒的嘴脸”。徐经过多方查找，包括戈氏基金会、中国驻土大使馆等，证实根本就不存在此事，为此给李铁映打了报告，中央还要调查。李先生说，这篇文章“材料棒棒硬”。《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中央勒令停刊了，所以把这篇文章给我，找刊物发出来。李先生还讲，他给《学术界》寄去了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文章，因为他在第3期读到欧远方的文章（指《封建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两者观点差不多。李先生说他还要写再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三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文章。第二天，即收到徐葵先生的文章《写文章不能传播和维护假材料——答靳辉明同志的文章》。这确实是一篇理论原则性、现实性以及学术性都很强的批评性讨论佳作，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已开始遇到一些非学术的内外压力和困难，考虑到该文的时效性、针对性，在将题目微调为《写文章岂能传播和维护假材料？——答靳辉明同志》后，遂将徐先生的大作转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先生，很快即在该刊发表，引起很大凡响。

最近几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虽然有不少朋友从中牵线搭桥，虽然《学术界》、《战略与管理》、《万象》、《书屋》、《太平洋学报》、《湘声报》等报刊也想方设法公开发表了李慎之先生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等名篇，但无庸讳言，李先生更多的文章至今仍无缘见诸报刊。那么，这究竟是李先生的不幸还是我们这个“苦命的中国”[3]的不幸呢？！

或许，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们正身处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时代潮流，毕竟浩浩荡荡，正在无情地冲垮着那些损人误国、掩耳盗铃式的所谓“封杀”行为。也正是值此之故，李慎之先生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发人深省的智慧，现今正借助威力无边、魅力无穷的互联网，如虎添翼，大放异彩，引无数学界同人、后生学子竟折腰。

无情的历史其实是有情的。借用与李先生交往二十余载、相知甚深的任东来教授在《“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中的说法，一言以蔽之，“这位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的尊重。以一个人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4]

在痛失慎之先生之后，在不得不吞下苦果之余，或许，这就是我们惟一的慰藉？也许，这将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文化界永远的心痛！

注释：

[1]1999年3月，李慎之先生在为北大牛大勇教授等翻译的《基辛格密档》写序时，把1949-1999年的中国外交概括为“十年一变，逢九必变”，即：联苏反美（1949年起）→美苏并反（1959年起）→苏美并反（1969年起）→联美反苏（1979年起）→对苏和解（1989年） 中国完成外交的全方位化（参见《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此外，李先生还曾专门写有《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与一般的研究者不同，作为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时代的“三朝元老”，李先生本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故其论说往往独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2]这位朋友是一家刊物的主编，他于2001年2月26日写了一封推心置腹的信给我，说：“李慎之先生的大作拜读之后，启人思想。这样的好文章我当然十分愿意用。但接到稿子我就知道不会被用或不允许用。果然是拿到上级审查，被否了。《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事，使李慎之先生成为宣传部门特别关注的人。……省宣传部和出版局都给我们打过招呼，而且我刊现在被省里视为‘要注意倾向性’的刊物，……每期稿件要审。……到了如此地步，我也十分气愤，曾与主管我的上级声言，这个总编我不当了，我丢不起这个人。……”

[3]“苦命的中国”一语，出自李慎之先生1996年12月为罗荣渠教授《美洲史论》所作的序：“……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如其副标题所说，这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这本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练，是一本十分有用的书。它使我惊讶地看到，我们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然而苦命的中国却竟还要在几十年之后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

[4]顺便说一句，东来兄的这篇“追记”，文情并茂，感人至深，是我迄今读到的三十多篇纪念李先生的文章中最为精彩的一篇。

2003年5月15日

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