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月刊不久前在中评社台北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海基会顾问李建荣、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前扁办主任陈淞山、国政基金会政策委员郑安国与会。座谈会由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主持，与会者就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这种极为重要的文件中使用“一中框架”这个用语，并将“九二共识”写入报告，以及“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的表述，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各自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以《一中框架与两岸政治关系》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张亚中：开场白
这次非常荣幸邀请到海基会顾问李建荣，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邵宗海，时事评论员陈淞山，以及国政基金会政策委员郑安国参与讨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称，“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这是大陆第一次在重要文件中使用“一中框架”的用语，并同时将“九二共识”写进党的文件。中共官方以往的文件，是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立场表述，这次多了“一个中国框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因应？
今天邀请大家来，希望共同探讨如何理解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一中框架”与“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有何启示和意义？“一中框架”与台湾内部蓝绿两党的两岸论述可否接轨？本质性的异同为何？
国民党在两岸的定位上，主张“一中各表”但在表述上提出“不统、不独”，民进党基本的论述是“一边一国”。北京所提出的“一中框架”跟国民党所主张的“一中各表”，或者“不统、不独”，以及民进党的“一边一国”有没有一些可能在本质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相同性的地方？或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异？关于这一部分请各位在第一轮中做一个讨论。
以下请开始今天的讨论。
李建荣：国民党两岸政策主张的变化
正如主持人刚才的开场，中共十八大通过的对未来五年两岸关系政策的指导纲领，讲得非常清楚。台湾这边，也非常关切胡总书记平顺地交给习总书记上台，未来五年在他主政之下的两岸关系，究竟会是怎样的大局?
总的来看，我觉得北京方面对于“和平统一”跟“一国两制”这八个字的对台政策，基本上相当的清楚。从05年到今天，中间谈得最多的是“和平发展”。我想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和平发展”这四个字，是目前两边相对比较能够共同接受的一个政治词汇。这就是过去05年一直到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为什么大家会珍惜两岸和平发展这样的情势。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至于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一中框架”首次提出，包括“九二共识”首次纳入，“一中框架”跟过去的“一中原则”，到底同在哪里，或者差别在哪里？北京方面过去一段时间里，跟台北在各方面都有解释，认为“一中框架”比“一中原则”要稍微宽松，甚至更具善意。不管是“框架”也好，或是“原则”也好，两岸之间，从早期的毛蒋时期，双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国际外交上争“一个中国”的代表权。那个阶段，即使两边的体制不同，但至少“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代表权，当时双方的政权，主要的掌舵者是非常清楚的。
今年七、八月间，国民党要召开19届代表大会。今天为了参加这场座谈会，我把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重要主张和讨论议案，关于大陆和两岸这一块在历次大会里头有什么不同阶段的主张或变化，稍微仔细的罗列。
简单来看，就以1969年第10届“10全”来看，当时有一个案子叫做“积极策进、光复大陆”案，今天时光倒流来看看国民党在台湾主政的历次全会，所讨论议程的一个变化：1976年第11届讨论一个叫“反共复国”的行动纲领；到了1981年第12届出现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到1988年“13全”，蒋经国已经离开，当年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案，还有一个“弘扬三民主义思想”案，迈向民主均富统一的中国。我想，先讲到这里为止，就可以把当时的两岸关系，做那一阶段的总结：
早期，两边是不放弃武力，所以大陆谈的是解放，台湾谈的是光复、反共、复国。但是，我们注意到，第12届和第13届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1979年大陆和美国建交，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叶九条”，大陆做了相当大程度的调整。当时相对应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就在这样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提出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跟大陆的“和平统一”跟“一国两制”取得相互政治号召的对立。
1988年“13全”还特别讨论国民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案，隔了没多久，约25年前开放大陆探亲(注:1987年11月台湾开放大陆探亲)，这一路过来到“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成立，都跟第13届的代表大会有关系。从14届以后，到18届中间，国民党的全代会基本上比较没有单独就大陆政策或两岸政策，听取一个专案的报告，而是直接把两岸政策纳入政府部门的报告里头当中的一项，包括国际的关系。
我要特别突出“13全”那一次，因为国民党在那次会议上，就两岸政策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总统府”成立了“国统会”，有了“国统纲领”，然后在“行政院”成立“大陆委员会”，以及成立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所以，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对于整个两岸政策的转变，是因为在“13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陆政策纲领。我特别把这段做一个说明，主要就是今年国民党“19全”它的两岸政策，在党内它会不会拿出未来4年，至少马英九主席还有了三年多的主政期间，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号召或回应。
大陆的信心越来越强 政策主张很清楚
以北京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特别提到关于“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或是正式的用语，还谈到怎样做到“合情合理的安排”。这个部分国台办的王毅主任，特别就“合情、合理”两个部分，稍后做了一些解释：“合情”就是讲“照顾彼此的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我想，他这样的解释，基本上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思考，这个文件里面，谈到“国家尚未统一前两岸的政治关系，合情合理的安排”到底意指为何?或是下一步，双方有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交集或彼此愿意共同跨出以前不容易跨的那一步。
总得来讲，我觉得今天讨论的第一个提纲，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何启示和意义?以大陆的对台政策来讲，包括目前国力的发展，跟两岸情势的消长，我们可以注意到，北京对台北各方面不管是交流或各种议题的探讨，我觉得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强。当有自信心的时候，当然在讨论敏感或复杂问题的时候，应该会把以前的僵化做调整，自己本身可以不必像以前那么紧。这是一个在这文件里头所表现、传达的讯息。所以紧接着，去年底，包括统合会所办的台北会谈，陆续关于以及有关“九二共识20周年”的活动等，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派出了代表，对于十八大的政策指标、方向，像孙亚夫他们已经说得相当清楚。
总而言之，现阶段两岸只要双方的执政当局，承认九二共识、坚守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这个政治互信基础能够继续维持，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当然会日益开展。同样的，北京当然希望，在“习”跟“马”主政的这个三年多的重迭期间，在政治对话上有所突破。我想北京的想法和做法已经非常清楚。现在只是在于台湾这一边相对的政治对话，政党上的看法还有歧见，甚至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大陆的立场很清楚、民进党的立场也很清楚，国民党原先对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本来也很清楚。
马英九的三不政策有民意基础
近几年台湾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对主张统一的人，觉得这是很消极的，甚至，以为抵触“宪法”。我们看到主政的人主要强调“三不”，是基于现阶段台湾的民意；在对台湾是否统一和“独立”的调查里，主要是希望维持现状，不要搞台独，统一现在也不要谈，所以归纳成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不能讲它没有民意基础。
今天台湾所有政党，假若要争取大位，都得考量民意基础。民进党在08年、12年两次“总统”选举失利，去年上半年，至少520之前，对于调整对大陆的交往，也有过热烈、真诚、坦诚的检讨。可惜的是，随着去年台湾内部经济不好，跟马政府的声望低迷，使得民进党检讨对大陆关系停滞下来，包括“中国事务委员会”成为一个空壳子，没有任何进展。
国共两党政策不乏“同”的部分
此情况下，我们谈到下一个讨论提纲的主题，“一中框架”跟台湾内部蓝绿两党的两岸论述可否接轨，本质性的异同为何?我觉得，“一中框架”从蓝的角度来讲，基本上只要继续坚守“一中各表”，这中间还具有“同的部分”。简单来说一中各表“同的部分”，一个中国原则也好，或说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两者的组合重迭才是完整的中国，这种用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来讲，基本上没有问题，亲民党和新党亦复如此。九二共识大致如此把握。
北京政府，认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会谈上先不要讨论内涵。台北这边，认为北京逼着要事务性商谈谈“一个中国”原则，逼着把定义也要讲出来。马英九在去年520就职演说里头，还是把一中各表，甚至一个中国两个地区，定义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是站在维护“中华民国”的“宪法”上，去讨论维护“主权”，由此定义最安全。反之，大陆讲的主张是凸出一个中国原则，或是一中框架。
今天讨论的议题，在没法商谈出“一个中国”的结果之下，我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恪守九二共识之下就可以往前走。马英九甚至已经揭露了未来两岸政策的大势，就是升华各方面交流合作，设两会办事处，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台联或民进党等智库的民意调查，对于两岸互设办事处似乎有“污名化”之倾向。台联、民进党在主张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版本上，认为应该把“国家统一前”的字样拿掉。可见蓝绿之间，对“国家”的认同，对两岸关系的走向和修法，还是有很深的歧见。固然，绿的跟蓝的、红的差异很大，但最近可喜的是民进党谢长廷、许添财等到大陆访问，这种交流对彼此的认识绝对有帮助。我们期待民进党内部有更多宽容的声音，支持交流。
邵宗海：对一中框架的理解
我先把两个说法collection、深入和缩小。如部分当时北京官方已有的看法，另外一部分我自己解读，这样来解读比较能正确解释出北京的看法。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北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讲得十分清楚。没讲清楚有个原因，学者的讲话抓不到上面政策的底细，官方的讲话绝对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胡锦涛提出的观点，连续三次谈话，包括2005年的胡四点、2008年的胡六点、到十八大，大概都是讲“没有统一之前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我也问过其他学者和官方，这一中框架的讲法到底差别在哪里。大致上，所答如建荣所讲的，一定是比较宽松的。
一中框架宽松，跟中国大陆认为一中原则，过去的原则已经讲了20多年，台湾的接受程度不多。我听过一位学者跟我讲，框架这两个字，是跟台湾学者这边拿过来的。所以台湾应该对“框架”一语排斥不多。但都没见诸于官方的说法。一直到去年七月我们去参加哈尔滨国共论坛，贾庆林提出“一个国家”，让大陆和台湾学者都多一点思考，中国大陆过去所提的一个中国原则受到台湾肯定，乾脆转到一个国家，包括一个中国框架的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名词，所讲不超过两年，而且是贾庆林先提的。一连串扮演到现在，这个搬出来，当然有它的道理。
他讲“框架”，一定有他的道理，到底宽松到什么程度。我的解读是中国大陆认为，框架给外界的感觉是有一个范围的，并不像一中原则，给人一种暗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中框架没有这种三段论的说法，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也没讲到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但一个中国框架的确有提到，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框架。把这些解释凑合起来，我认为“原则”容易导致台湾过去传统性的想法，认为他所讲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一个中国的框架站在北京的出发点来讲，他认为就是一个范围，就是不要超越这个范围，拘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蓝绿两党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反向的思考，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范围，不管蓝、绿能不能跳脱这个范围，都要跟北京做一个接触。
大陆不再忌讳“中华民国”四个字
第二个，国家尚未统一之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我当时还把十八大这段话，跟2008年胡锦涛讲的也是同样一句话，再加上2005年胡四点，胡锦涛讲：“目前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这并不代表国家的主权分裂。”其实，十八大这段话意义更大，过去虽然没有统一，但我把它界定，主权跟领土是没有分裂的。现在更进一步讲说，我们可以就两岸尚未统一前特殊的政治关系，做可能的进展，这才是十八大的重点，虽然和2008年胡六点也提到的，要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不要说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来讲，我们说现在两岸，在尚未统一之前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我们来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这是说明，对台湾方面的领导人，可能还没有一种特别的说法，但已经有一个暗示，就是告诉下面的人说，我们可以就这个没有统一之前特殊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这个里面可以发现，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讲过这段话以后，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所有的智库，所有涉台的学者，几乎是跟2008年12月31日之前完全不同地去写说，两岸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看待台湾，台湾应该在统一之前，要进行政治谈判的时候，应该被赋予怎样的政治地位。从此，大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不再忌讳，觉得可以讨论。
2012年的十八大几乎是定调后，大陆有了更开阔的空间，表明大陆希望就两岸统一前双方的政治关系和定位多做一些沟通，北京已经开始正视“中华民国”问题。当然，北京绝不会把底牌全部先掀开来。它一定要经过谈判，只要台湾愿意政治谈判，愿意接受框架的范围，它会接受“中华民国”事实存在的问题。最近陈动，陈孔立的儿子，学法律的，已经有好几篇文章正式发表，有的是内部文件，他实际上对“中华民国”的问题已经做了很多法律上的处理。不只陈动，包括上海社科院的副院长早几年已经提过了主权论的问题。所以对未来两岸关系，我是认为有启示，而且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国民党已很少讲一中
一中不管是叫原则或叫框架，我必须要讲，很难让台湾内部达成共识，蓝绿都可各自表达他的看法，但我认为，一中框架或一中原则对台湾而言大概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只要提到一中两个字，都很难。李建荣很了不起，先去看看国民党历年下来的做法到十三全。我刚好是十四全中央委员，我记得很清楚，十四全是主流跟非主流的斗争，哪还提大陆政策？可是十三全担纲的是李焕，宋楚瑜当副秘书长，在林口办了一个像嘉年华会的讨论，当时提出来的，不管以前到现在，一中的看法是有一点一致的。我必须要讲，两蒋时代讲的“一中原则”，两者是不太相容，其意是完全排斥的。我讲的一中，是不可能有大陆，大陆讲的一中当然也不可能有“中华民国”。跟我们现在讲的一中各表，某种程度上是有种宽容的心理。譬如，我讲的一中，台湾讲一中，我们不见得同意，但你讲那一点我也不反对，两蒋时代不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理论上来讲，中国大陆觉得我已经很宽松，你有什么好拒绝、排斥的？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国民党不会接受一中原则，它会讲九二共识，其实说穿了，九二共识有一中的内容，但没有一中的字眼。所以我对内讲，比较好讲。现在为止，讲九二共识很少加上一中各表。
国民两党对一中框架都有疑虑
那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但为什么不用一中各表，而用九二共识?主要的原因就是九二共识没有一中的字眼，台湾方面比较能接受。我也问了中国大陆，接受九二共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从一些他们的文件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湾“独立”，这两件事是两岸两会之间一个基本的门槛。跨过去了，可以谈了，可以接触了，就是坚持九二共识，但并不代表九二共识可以跨得更远，走更深的层次。
一中框架将来迟早要出现，九二共识不再提了，用一中框架，我必须讲今天中国大陆用一中框架，它可能是一个范围的解读，希望没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问题。我认为，假如国民党将来继续执政，它要面对一中框架，还是有点问题，至少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陆委会”非常在意的是，到底一中框架真正的涵义在哪里，台湾接受的程度是多少。这说明了国民党组成的“陆委会”，还是没法接受一中框架。同样的道理，民进党而言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都这么迟疑了。
我必须要从反方面来讲，假如正式的谈判、对话，各方面都要开始展开了。有些方面也不是国民党说，我不接受，我还是事务性质，自己又要求别人撤弹，又要求对方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陈水扁时代就已经讲的。这些政治议题，特别我们又想进入国际社会，所以对方就用一中框架，看国民党能不能退而成全。
另外一点就是民进党，不管将来2016年“总统”选举如何，我认为那时可能已经没有太多事务性问题，中国大陆继续解决文化议题，极需要把ECFA的后续作业完成，就希望马上搬出来。民进党将来讲，你不接受一中框架，势必然北京就要反问一点，那你决定要两个中国，还是一个中国?我相信，至少民进党现在的情势，没办法谈，心里觉得本来就是两个中国，本来就是一中一台。没有办法谈，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说词，来连结一中框架。
我认为民进党现在面临的最大困扰，若都不讲“一中框架”、或“一中各表”、或“九二共识”，终究得对“一中”有个回应。如果都讲不出一点，我必须要讲2016年只要政局稍微有一点变动，民进党的压力会很重。
民进党的内部好像看起来都比较无所谓，但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民进党里面还是有务实的人，开始研究至少有一套理论可和中国大陆周旋，什么时候公开，我想大概不是2013年就是2014年，但迟早在“总统”大选之前，或大选赢了，他们一定要来面对。
陈淞山：一中框架是大陆的新论述 台湾的空间更小
去年里面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马英九提出一国两区对两岸的定位规范。这部分跟大陆所谓的一中框架，有了新的诠释、新的说法。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影响。对于一国两区，基本上是两岸事务交流的定位规范，在“宪法”里面的规定，也是两岸事务交流的定位规范，所以是法律思维的两岸关系界定，未必可以作为两岸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的基础。
就大陆提出一中框架这个部分来讲，当然有各种设定，但主要就是对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中各表跟一中原则之争议，必须做些整合。从名词上，它要整合出一个好像没有争议的九二共识，或好像没有争议的一中原则，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论述，一中框架就在此情况下产生，让外界来解读国共事实上是对一个中国，或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比较没有争议的政治定位。这跟大陆、国民党、民进党分别对此的解读，形成满大的落差。
大陆认为框架是很宽松的。可是在台湾的政治文字解读上，框架就是框住你、框死你，逃不出去的，所以这个框架和一中两个加起来，就我的感觉来讲，它比一国两制这四个字，还更加的限缩了两岸未来政治变化的可能性和空间。一中框架也否定两岸政治分裂分治的可能事实，纵使我们在91年开始几次的“修宪”，整个国民党的论述里面，事实上都是用两岸分裂分治做基础论述。这几年才开始，慢慢调整好像不是分裂、分治，而是中止内战关系，两岸之间有政治歧见，才开始有台湾、大陆部分学者的主张。
就我二十多年来做幕僚、政治观察解读，台湾大部分的人或政治工作者是认同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这个是有落差的。如果今天是用一中框架去做规范、界定，等于是整个否定两岸分裂分治的可能和事实，政治的发展上从这个门把他关掉。我是大致从这个部分来看一中框架，对台湾来讲，它的发展性，除非是一个大国、小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台湾就没有本钱、谈判的能力筹码。最后，等于用一中框架，强押式地造成台湾没有选择。最后，接受了两岸在很多对话协商、谈判协议里面，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几个字框住在我们的协议。就我们来看，它是整个否定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让台湾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和大陆政治谈判的空间和机会。
我认为在一中框架里面，展示了大陆的善意、宽松，但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它的可接受性是更低的。所以如何在这样的一中框架下，大陆官方还没做出政治官方文字的明确的定位时候，把台湾的可能的一些想法让他们清楚，让宽松的一中框架有更大的可塑性和调整空间，以后还有谈判的可能。不要轻易地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一中框架，就想要来界定两会互设办事处，或者年底可能要洽签的两岸文化框架协议的东西，就把它放进来，这样是危险的，在台湾内部也会激起比较大的变化，可能一般认为这样的界定没有很大的政治冲击性，就我的观察来讲，事实上台湾的情况可能变化比较大。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对台的政治新宣示里，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样的文字和定位说法，我比较重视的是探讨和特殊情况。大陆希望两岸政治谈判要面对“中华民国”存在的问题或这个事实，要做一个定位或说法，这是目前来讲大陆内部没有全面达成共识，也许现在采取不否定，但内部也还没有整合出一个清晰的共识。可能有很多研究方案、智库、涉台机构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我想他们内部也还没有统合好。这个部分还没能调整之前，他们希望多提供探讨机会，只要两岸继续交流对话，只要各种方式、多元管道的对话交流机会都能展开，探讨的空间就会很大，只要探讨的空间很大，就会把两岸和解和平、政治对话的那气氛营造得更好，所以表示两岸先经后政的氛围慢慢形成。它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所以要探讨。探讨当然就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情况。
大陆的对台政策具延续性
我想从胡总书记的报告里面，它不是一般人看的所谓胡规习随或胡规习改的看法。我认为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因为大陆是集体领导的体制。台湾必须要用更多两岸政治关系探讨的可能性，跟大陆展开更多的对话互动，才能够在两岸交流上得到各种经贸利益，或更多跟大陆互动下的红利。它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政经互动、政经融合等等的交叉运用，让台湾在政治上面，有所比较好的互动。
两岸谈判、政治对话，现在透过很多民间、半官方，或官方智库所举行的各种论坛。事实上，这都会探讨很多问题，两岸政治谈判要不要有前提对象？两岸政治谈判协商的主体机构为何?两岸建立军事互信、安全机制、两岸和平协议签订等等，要如何界定所谓合情合理的安排、两岸统一前的政治关系等，这就是在所谓的第二管道或多元交流管道里面，陆续抛出这些议题。让这些议题升温，让这些议题成为可以讨论，可以光明正大搬到台面上直接面对的议题，当然还不到谈判阶段。我觉得这一两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相信，就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大陆的政治处理和因应策略，会继续扩大争取民共互动交流的接触层面，而所要互动的议题，最重要的是改变民进党逢中必反政治敌对的思维。这是大陆现在这个阶段会侧重的部分，它也知道在民进党的内部思维，在未来两年内，到2014年的年底之前，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或台湾前途决议文等等，都不会有新的改变或调整空间。它可以补充论述或补充决议文，但不会有新的调整空间。在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不变的情况之下，大陆要的是民进党能够有更多元、广泛的互动交流的机会。只要交流、对话的机会能够持续，对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民共要对话交流 民进党内的政治共识
民进党这一年多的变化，内部本来有超过半数跟大陆交流，到现在最独派的都不敢讲反对跟大陆交流。在谢长廷、许添财等登陆访问之下，独派连游锡堃、独派的大老都没有反对这样的交流，都肯定交流，但是反对九二共识一中框架，没有人否定交流。民进党内部已经慢慢形成民共要对话交流的政治共识，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只要突破持续，在未来两年里持续发展，民进党跟共产党的政治互信基础就会慢慢累积，建立正常政治发展关系。
2016年前后，民进党也会为了重返执政，在大陆政策上会有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空间，也会有新论述发展的机会。2016选赢或选输，选输它更会调整。若选赢了，它为了整个长期执政发展的必要，或争取更多中间人士支持，在2016前后，两岸对话交流会跳到一个比较好层次发展的迹象。
这两三年可以努力什么、可以做什么，我一直在推动的，各种跟大陆对话的过程里继续累积互信、消除敌对，继续把交流对话的政治价值，把它握住、肯定住，发挥到极致的情况，民进党的路才会更宽、更广。
郑安国：一中框架更具操作涵义
对于如何理解十八大政治报告所提的“一中框架”，及“国家尚未统一之前特殊情况下两岸政治关系”，严格而言，至今为止大陆只提到“一中框架”四字或“一个中国的框架”七字，至于“一中框架”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好像还没看到。刚刚有学者提到，有大陆学者说：一中框架比一中原则更宽松。但是刚刚陈淞山也提到，就民进党或台湾某些人而言，一中框架其实是更限缩。造成这差距的原因，最主要是，一中框架只是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没有看到有任何说明。今天，要我们如何来理解它，我觉得有一点困难。我们也不希望从宽来看或从紧来看，而是希望从务实来看。
光从“一中框架”的文字来看，我粗浅的看法有二:从文字上来看，一中原则跟一中框架，可能是从一个原则性的处理一个中国问题，变成更进一步成为操作性的处理一个中国和两岸关系的问题，比一个中国原则更带有操作的涵义。第二，大陆曾经提过“一个中国原则”和“一中框架”两种提法，至于两岸关系如何处理?目前只能够看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说法。可是，这一国两制内涵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提过会比对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宽松。但这是不是大陆所提“一中框架”的完全意义，现在还不很肯定。我觉得要提到涉及两岸的问题，从简单的几个字来看，有时是不够的，必须要看到底内涵是什么。刚刚宗海兄也提及问过到底一中框架是什么，大陆又说不出来，就只说是比较宽松，内容是什么没有进一步的叙述。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北京能够对于一中框架有更清楚的叙述，有助于台湾老百姓的理解。
从正面来看，大陆提出一中框架之后，又提到如何处理国家尚未统一前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安排。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连结到一中框架这个问题来理解，这可能表示它提一中框架之时，要面对两岸未统一前的特殊政治安排。我觉得这比较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才是面对现实。现在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两岸的政治关系，到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到底“中华民国”是什么、一个中国是什么。我们必须做一个更细致的讨论和研究，不管是台湾或大陆都必须这样做。十八大政治报告能引这一个头，现在能更明确地这样宣示，然后王毅又提出所谓合情合理的安排的解释。他的解释虽然是稍微清晰一点，我也只能说只清晰了一点点，具体到底是什么还很难讲。
刚刚宗海兄提到，两岸没有进行政治接触、政治对话，或政治协商时，要大陆马上提出到底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到底有什么主张和安排，恐怕并不容易。可能大陆也认为，未必是适当的时候可以公开做一个正式宣示。可是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双方还是必须要研究，大陆、台湾方面都要深入研究，心目中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到底为何。然后在政治对话、或沟通之时，慢慢寻求出一个共识，或比较接近的交汇点。这样一来可能大家对于所谓的一中框架的排斥会消失也不一定。大家最主要重视的是内涵。台湾方面对两岸关系在尚未统一之前的安排，我们在“宪法”增修条文上也提到，国家统一前，两岸人民权利义务关系的安排，属事务性的安排，是“中华民国”法治之下的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不能够适用到两岸政治关系上。
国民党的政策主张一直以“宪法”为主轴
到底国民党在这方面的主张为何，我认为从五零年代到现在，中间可能有时稍微有点偏，基本上，还能够算是有一个主轴，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为主轴。一直到李登辉还是以“中华民国宪法”来作为主轴，来谈两岸关系。包括国统纲领或后来他提出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并有以此为原则“修宪”的传闻，后来还是没有。所以还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主轴之下。
我觉得，国民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政策主张，是满清楚的。马英九讲的，不统不独不武常常被人误会，其实他所谓的不统不独不武，不是说不要统一、不要独立、不要武力，他所谓的不统，是说“任内不谈统一”。这点是稍微被简化，跟他原意有所差别。但是要谈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光依现行“中华民国宪法”及增修条文是不够的。
一中框架某种程度可与台湾蓝绿的论述接轨
至于一中框架，能否跟蓝绿两党接轨?我觉得，就国民党来说，“中华民国宪法”跟大陆所提的一中框架，某些方面是可以接得上去的。问题是怎么处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分裂分治存在的事实问题。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处理的。对于极端主张台独的人，一中框架要和他接轨是很困难的。对于谢长廷的“宪法各表”则有些复杂。根据他的几次说法，他的“宪法”各表，其实是内外有别的。对台湾内部、民进党内部所谓的“宪法”各表，我们根据“宪法”选取我们国民党跟民进党共同接受的部分，就是有关选举“总统”、民权等这部分。可是对领土范围，或国家统一前的文字，大家各取所需，所以大家还是有“宪法”共识的部分，但各自表述。
对大陆而言，谢长廷的“宪法”各表，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宪法”各自表述。至于他内心的表述，到底是怎样?谢长廷也没有说清楚。毕竟在绿营人士中，谢长廷还面对“中华民国宪法”，这一点还可以说是或许有某些接轨的可能性。
至于台湾的一般老百姓，除了坚定追求台湾独立者外，其实最主要还是看“一中框架”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怎么处理台湾的政治地位、台湾的政治主权，台湾是否可以维持自主的空间。这才是台湾一般民众，或浅绿的、或一些中间民众所关切的地方。目前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蛮希望能理解出或双方能够探讨出，到底大陆所谓的一中框架内涵是什么。在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应该是什么，这才是核心。
张亚中：小结
第一轮的谈话，大家的看法有很多共同点，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譬如，对北京所提的一中框架，李建荣董事长认为是它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善意的看法，而且北京充分展现出它的自信。陈淞山先生则认为，一中框架基本上是更紧缩，更让台湾缺少了回旋的空间。郑安国先生、邵宗海教授都提到，北京一中框架的具体内容为何，感觉起来还是很模糊。郑安国希望北京对一中框架，提出更精确的说法，台北才能做某种程度的回应。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地讨论。
一中框架是补充和保护一中原则
我认为，第一，我们不可以视“一中框架”为取代，而是补充“一中原则”的用语。在政治报告中，中共已经透过“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的文字表述，充分表达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于北京来说，“九二共识”的核心共识部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而非台北说的“各表”。北京将“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连结，即表示“各表”不能脱离“一中框架”。
第二，“原则”当然与“框架”不同。“原则”是“立场”，“框架”是用以保护与巩固“原则”的结构。刚刚陈淞山讲“框架”，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把它框住了，英文是framework，台湾大多翻译成“架构”，两者只是英文翻译上的问题。英文的framework，是描绘一个最基础的初级结构，并非有把它“框住”的政治意涵。“架构”和“原则”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原则”像是人的心脏，“架构”是一个骨架。骨架的功能在保护原则，并透过与骨架连结的血内，原则才能有效运作。换言之，我认为“一中框架”是用来保护和巩固“一中原则”的结构。
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还有“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的用语，这即表示，北京要讨论的“一个中国框架”不是统一后的框架，而是两岸统一前的框架，也就是两岸现在和平统一时期的框架，而且应该是个合情合理的框架。
“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后的政治安排，既然是讨论“统一前”的政治框架，自然必须找一个有别于“一国两制”这个属于“统一后”的政治安排框架。
什么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站在两岸的“宪法”立场说，它应该是统一前，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治安排。既然是统一前的安排，则安排不能违反以统一为目标。任何可能会造成“永久维持现状”或“走向台独”的政治安排，北京不太可能会接受，也不符合双方“宪法”，所以这个“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首先要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第二、它必须在目前的法理现状下做思考，目前的法理现状是两岸各在其宪政领域内行使治权。如果违反目前的现状，任何的政治安排都会变成不合情、不合理。
从“一中原则”到“一中框架”，可以看到北京的坚持与务实，北京将“统一为原则”增加“统一前需要特殊政治安排”思维的补充。有了十八大的政策宣示，北京的智库们可以暂时摆开将“一国两制”做为两岸政治安排的唯一选择，而可以解放思想对“统一前”的框架内涵进行探索。
北京暂时放下了“统一后”的“一国两制”论述，而愿意探讨“统一前”的政治框架，台北方面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可以拿出一个不同于“一中各表”或是“不统、不独”的论述呢？这看是对台北的挑战，其实更是台北的机会。台北应该积极思考与准备，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如何在两岸的法理现状上创造机会。
“一中三宪、两岸统合”是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
两岸统合学会所提出对国家统一前的两岸合情合理的特殊安排，就是“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目前两岸政府尚未就政治安排做讨论，做为长期研究两岸的学术界的一员，我们愿意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作为国家统一前的政治安排。这个政治安排是符合刚刚所提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即是统一前的政治安排，不能违反未来的政治目标。第二个即是必须符合法理现状。
第二轮想请教大家。我们讨论两岸政治安排的时候，以目前马政府在未来三年之内，他可能发展到什么层次？譬如说，是政治对话或政治协商？或两岸可能就政治安排做出具体的设计？范围有多大？就像刚刚淞山提出的，是不是到今年年底会有所谓的文化协议？还是如若干大陆学者质疑的，两岸现在已经走入深水区，可能走不下去了？就未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到底类型会走向哪几种？是对话？协商？还是协议？政治对话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多深？是纯粹经贸？走向文化？甚至迈向政治？还是停留在国共经贸性的论坛？民间学者推动的台北会谈、北京会谈？国共两党高层的礼貌性访问与对话？民共会谈，有没有机会开启，还是只是寄生在其它的对话中？
另外想请教大家，如果真的要进行政治对话或协商，要以如何方式开启？
目前两岸统合学会已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政治框架，在座各位有没有可能也提出你们认为心目中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安排，提出建设性的建言？不止在我们这边，我们也希望北京方面的学者、专家或政府也能够提出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诚如刚刚邵老师所说，例如厦门大学的刘国深院长即提出国家球体理论，我们也希望他能继续提出两岸可以持续发展的政治安排。邵老师也提以“国家和主权领土的完整”来取代“一个中国”用字的看法。这些不断在思路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都可以丰富我们未来在解决两岸政治安排时的参考。
李建荣：两岸政治对话乃大势所趋 需早作准备
先补充几句，刚刚安国兄谈到，对马英九“不统”的解释，我觉得解释得很精准，而且在他的任内不谈统一。
邵宗海补充：那是马英九亲口讲的。
李建荣：但是，从语意上，台湾容易把“框架”一词解释为是被框住了。我去年到哈尔滨参加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跟对台系统也如此说。又如ECFA，两岸的解释、文字翻译也都不一样。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虽然时机不成熟，在政治对话过程中，无可避免有此文字解读上的差距，而且非谈不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仍需趁早准备。非具官方授权的任何政治对话，包括舆论、网路上的讨论、各式各样的方式，也应该是开放的。如主持人的两岸统合学会，也曾提出开放的、深入的讨论。此外，未来两岸的“中央政府”都得要面对国家统一前的政治安排、两岸要不要再走向统一，或是说“国家统一或国家再统一”的议题。说穿了、说透了、讲到底就是北京如何看待台北政权的地位。至少“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它有“宪法”、有军队，皆符合“国家”的概念，被国际承认，至少有20几个国家承认。所以，今天讨论国家统一前的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却不讨论“合法”。
邵宗海：合法，即恪守法理基础。
大陆要务实面对政治现实问题
剖析台湾历史，从退出联合国至今42年，从国统会到李登辉执政后期“统一”的声音江河日下，为何民进党主张台独声音能够兴起，其原因当然是与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关。所以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面对台湾具有“宪法”的问题。衍生的问题，还有如对台湾官员政治职务头衔的避讳。大陆一提及马英九，不称“总统”，改讲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到王金平，只说是台湾民意机关的负责人。
大陆也应该解放思想，对过往的主张有颠覆性的思考。台湾的言论自由，政治上可以直接称谓大陆官员的职务头衔，一点困难也没有，但现在大陆却还有这样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困难，在我们这边就容易被运作为打压我们、不承认我们。这就是第一个例子。这也是北京政府能不能解放“框架”的问题，愿不愿意承认台湾有“宪法”、有民选“总统”，有“中央”民意机关“立法院”、“国旗”等等。北京及各地的对台智库学者们，都得面对的问题。
两边也都得面对，像各种国际社团、非政府组织、种种会面临的旗歌。这些都应该要去碰触。北京的一中框架想法，应该是如下解释：其前提还是两边都要遵守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框架，一中原则不变，并且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都是一家人。
北京的一中框架想法，应该是如此解释。台湾这边，至少从现在执政者的角度来讲，他的用语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当然台湾内部蓝绿之间，还有歧异。但我想，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提到、或零五年的连胡会已谈到的“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国际空间”这三大议题，正是两岸智库所要集思广益的议题。
北京也要面对是否要让台湾参与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气候变迁组织等等非政府组织。同时北京还得面对台湾的政党轮替，国民党不可能永远执政。
两岸政治对话在所难免
刚才陈淞山也提到，民进党若2016重返执政，如何和大陆发展一种相对友善的关系，维持过去十几项的协议，是继续执政者重要的责任。我认为，今日两边政治对话很重要的前提是，一定要具建设性而非破坏性，且继续往前行。就两岸政治关系，多谈的是两岸关系，非“两国”关系。从当前而言，“两岸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字汇。此外，再从北京和台北的角度来谈，不应再从“国家对国家”的角度去谈。至于，主张“台独论”等“一边一国”，“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属于政治信仰、言论自由的范围。总之，两岸关系要继续往前走的话，两岸关系的定位可以如前所说，坚持下去。由此前提，并且不要强加于人。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大陆没有必要多谈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现在台湾没有市场。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确不一样。
亚中谈的一中三宪，说穿了，中国大陆在其治权之内，就已经是多制。香港、澳门是一种情况，56个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又是另一种制度。所以谈台湾的话，一国两制不要因为是邓小平的主张，就不敢碰触调整。共产党的内部，或许也应谨慎地思考，若真想再统一，应该有更让台湾人民接受的号召，或其他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和平统一，这四个字中“和平”非武力的方式是多数人，包括知识份子可以接受的。统一的过程当中，台湾内部的复杂，竞争激烈的两个政党民意支持度接近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马政府的任期内有进度，实在很困难，时间也的确还不到。所以，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还是应该把握。先经后政的号召中，必须正视在两岸协商或各式的协议讨论中，经中有政即经中夹杂有政治议题是无法避免的。
谢长廷去年十月到大陆访问，谈了很多国际空间的问题，民进党在大选时也经常谈到国际空间的问题，国民党连战、吴伯雄等在历次与大陆领导人见面时，都有替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台湾的国际空间、外交地位，是否是迫切施政的重点？如果我们认为是每次“总统”大选重要的议题，不谈这不折不扣的政治议题，不管国是会议开得成不成，或政党领袖有没有机会建议，至少台湾内部，把国际空间或外交议题，当作重中之重，那么只靠民间智库谈这些议题就不切实际了。我自己感触到民意大家都在谈国际空间，如果朝野有共识，那政治对话，从2008年胡锦涛胡六条到今天合情合理的安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谈主体地位的问题。
邵宗海：放长远一点来看 大陆对台政策已有很大调整
亚中作主持，首先做了一些澄清厘清，谈两岸尚未统一之前合情合理的特殊关系安排，这很重要。我觉得目前中共提出的一些看法，都是跟统一之后相关。我跟学生上课时曾说，一国两制有没有这么迫切，马上就要回应?我们也可以不接受一国两制，可以等到两岸要统一的时候。1993的白皮书里，写得很清楚，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之后的安排。只不过中国大陆现在讲得早了一点。他讲出来的意思，也就是你要不要接受的问题，一国两制你有你的意愿。如果两岸之间，也像台湾的“立法院”，或以前的国民大会，一个“修宪”条文、一个法案，从开始到最后，可以完全变样。也包括我们现在谈判，我们实际上去了解海基会最早带出来的原意和落成之后，差别很大，投保协议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很好的。
我个人的解读，仔细来看两岸这二十多年，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往往以为调得很小，一中讲得这么久，好像也不会变动。在我来看，我天天研究中国大陆政策变化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变化蛮大的。比如，现在大陆很少讲和平统一，而更多的是讲和平发展。另外一个就是一中原则，变成一中框架。
陈淞山刚刚所讲的，中国大陆不是没提到。我记得，陈明通就认为一个国家和一中框架是越来越紧。大陆可能会觉得很委屈，明明是给宽松的空间，你们却认为是一个更紧的涵意。但官方没说法，民间也没说清楚。当民进党这样解读的时候，理论上，以我的敏感，大陆官方应该马上说明一中框架的问题，可是没有。
至于一国两制，最近几年一直被外界讨论，较少讲了，但没有放弃，而是因为中国大陆逐渐了解到，这毕竟是统一之后处理的安排，不需要现在急着来讲。光讲统一之后，大家感觉这是以后的事情，统一之前怎么办。我认为，胡锦涛这一次统一之前的说法，有它的意义。因为他改变了，不再集中于一国两制的安排，而是特殊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胡锦涛讲这种话，是对台湾讲的。他在十八大里面，列入祖国的统一，港澳台等等，就放在那一千二百多字里面，当然是对台湾讲的。
我大胆地讲，胡锦涛提到尚未统一之前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就是抛出来一块东西，让两边好好地讨论，他们没有定论，只是说要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但王毅讲的话是否代表上面讲的话?我认为是百分之百，王毅讲合情、合理是什么，虽然解释不清楚，但还是有一套东西，就是替补没讲到的“合法”。他不能讲合法，只能从双方的相关规定里去寻找，也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中三宪”，不能用“宪”，只能用相关的规定这类字眼。
我再提出几点，我在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集刊》里面登出来的文章，在本栖会谈的时候提出，从来不会很快回应的余克礼，突然第一个回应我的话，他觉得很好，我觉得我可以进一步发挥。尽管如此，刘国深也说，当你这文章被登出来，你是拎着脑袋在等着。在中国大陆不见得能容许，但是在厦门大学属于比较解放思想，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把我封锁，不能进入大陆，表示我的理论是可广泛讨论的其中之一，可被接受。这也表示大陆的确呼应了胡锦涛所讲的可以广泛来讨论。
结束内战要回到1949年的中国
另外一点，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办法排除“中华民国”事实存在的问题，因为中止敌对就是要结束内战问题。如果要结束内战，要不要回到1949年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迁到广州，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两个“中央政府”在，如果要结束，就要回到1949年。如果不回去，当时的内战是从那里开始，中国大陆不是不知道。黄嘉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务实，我们一定要回到1949年，跟我的讲法不谋而合。
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说，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第一步，可就中止敌对状态做协商、达成协议。为什么这是第一步?对中国大陆而言，如果没有先说明，他就没办法给予台湾定位。这样的台湾定位，当然大家很不满意，包括国民党，为什么说是结束内战，内战不是早就结束，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已经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可是中国大陆却认为那是不行的，内战须由当时的双方来决议。
要先有政治对话 才可能有政治互信
如果是这样，我也告诉各位，过去中国大陆说不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或者说他们认为要尊重两岸的“公权力”的范围，尊重两岸的治权都是短暂的。这个短暂就是在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定位、包括两岸定位都要讲清楚。这是我认为胡锦涛所讲的这点很重要。但是，要怎样来推动。我记得，这次台北会谈里,我认为如果等建立两岸互信后再来政治谈判,这辈子都不用谈了。根本不可能建立互信的。
我认为，现在最好的一点，先有政治对话，或先有政治的关系,才能建立政治互信。有了政治互信，才能够谈到政治协商或谈判。两岸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有政治的关系，又有一些政治对话，甚至一些没有公开的，中国大陆表达善意给我们进去。这里面一个是世界卫生大会(WHA)的问题，这么复杂的问题，台北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分进去，很简单讲一下就进得去吗？当然不是。还有一个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PEC)。连战去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像世大运的问题，连陈菊都讲，我们非常谢谢北京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举办。
这种政治关系，或者这种政治对话，的确能够养成大家的政治互信。谢长廷、许添财去大陆，大陆有没有跟他们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实都没有讲。连战去中国大陆，我不敢确定，但宋楚瑜去的时候我敢百分之百确定他没要求一个中国原则。可是连先生跟宋楚瑜先生有个好处呀，连先生去的时候先到中山陵，宋楚瑜先去西安拜黄帝。这隐含了他们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谢去也是先到福建祭祖，也隐含了这种意思，这絶对不是谢长廷本身的意愿，而是沟通过程里做些动作。我认为这种政治关系，确实能培养政治互信。
现在目前民共之间就是靠这种一点一滴累积互信的，而且不再强调一个中国，也不要叫我回来讲说再不统一会怎样，都不要。只是让你来看看。这表明大陆是开放的，但到最后迟早要面对。
李建荣：邵老师刚才讲，连战、宋楚瑜跟民进党谢长廷、许添财两位去大陆，大陆没有要求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想应该这样讲，05年的连宋包括新党郁慕明，跟胡总书记见面，是属于政党交流。而谢、许是属于个人交流，这中间有层次上的差别。但这种访问，我相信双边的幕僚作业都有做一些基本互信的沟通，这种沟通从访谈对话，到跟最高领导人见面，或相关发表的声明文件，应该都包括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状况等等。
邵宗海：可是，他主张一个中国原则的来往，并没有加诸在亲民党跟国民党上，就是你必须要重复、强调一个中国。宋楚瑜后来在六点声明里，也坚持两岸一中。我不晓得连先生的主张，但宋是非常强烈地要求要显示一个中国。因为宋到最后希望能偷渡讲出“中华民国”(于西安谒黄陵宣读祭文时讲出“中华民国”)，引起大陆反弹，后来新闻出来就没这段。其实2005年互信还不够，不过中共那时处理这件事并没有事先做相关要求。当时中共只有要求跟主张一个中国的政党往来。刚刚你讲的我接受，谢、许不代表政党，当一个主张“台独”的人，中共不坚持他主张一个中国就让他进去，这也算是一个突破。以前是好多人都被禁止进去的，表示北京已经是有点放宽了。
陈淞山：大陆若干政策表述的转变 开创两岸政治互动新契机
大陆对民进党，从以前要求民进党到大陆访问交流的人士，必须要放弃台独，到后来改变台独，到现在不主张台独。大陆跟民进党接触所把握的新的发展原则，主要不主张台独，都会跟其互动，变得比较开放。对民进党而言，也等于有一个桥梁和台阶，让各种可能的政治人物在跟大陆的互动里有新的机会、新的对话空间，这样的对话慢慢逐渐形成。这样的过程当然会探讨到越来越多两岸政治对话的相关议题。这样的政治对话相关议题，据我所知，谢长廷除了“宪法”各表之外，所引起的重视或争议之外，也在准备一个新的论述，来作为下一趟大陆之旅的新突破或发展。大家都在努力。
至于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讲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前，它所希望的是“探讨”和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两岸政治对话，事实上不是台湾想的那么排斥或困难，而是可以共同探讨和酝酿的，塑造出一个更大的政治对话空间和氛围。这是现在大陆的一个策略或立场，或目标。我们可以了解，大陆没有强迫台湾一定要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而是在营造一个共同探讨的阶段，探讨对国民党、对民进党、对台湾各界人士有更多的互动方式，这类的探讨未来还会热烈地举行。
这样的探讨，最重要的还是要处理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我非常同意邵老师所说的，这是对一中定位的处理问题，而不是未来一中的安排问题。既然是对现在一中的定位问题，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建立军事互信与和平协议，我想这是它们所要的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两岸应该要对话这些问题、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刚刚建荣兄所提到的国际空间、国际地位，现在都面临到了，钓鱼台问题也在这个问题里面。国民党、民进党目前的处理都有碰到这个问题。两岸政治关系的处理，包括国际空间、国际地位，连钓鱼台问题，也是在此上要去面对与处理。钓鱼台问题不会短暂解决。东海议题、南海议题等等，都陆续会变化、影响，也在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议题下，要去处理和界定，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民粹或情绪性等字眼，让两岸关系在此过程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变数，可能会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局面发生。尤其是，鼓动民族情绪的情况会产生更多破坏性的发展情况。
未来两岸政治议题
大陆从胡锦涛交棒给习近平，也是希望下一代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十年发展中，要去面对的问题，才如此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他们也相当的含蓄，只讲探讨，一般而言政治上党的重要文件，不会只讲探讨、研究而已，但是这次却特别标明探讨，一定是现阶段他们就政治理解和判断上，只能先用探讨开始，不能一下子没探讨就直接要处理，国家统一前两岸特殊情况下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相信马英九最后三年左右的任期里面，就是探讨，让大家有更好的处理空间，没急迫性直接面对两岸政治的摊牌。在多元政治对话的过程中，所有的议题会包山包海的一步一步出笼。台湾需面对这样的情势，怎么去做准备、处理。
就我个人来看，大陆要给予“中华民国”存在事实的定位说法，还有对一中框架，如何界定两岸政治关系的现状发展安排的可行性，对两岸分治的情况必须要处理。这是如何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协商，有效推动两岸政治关系第一个部份要去处理的。
第二个要去处理的是，加速民共对话速度，建立民共正常政治互动的关系，创造民共之间的新政治共识的机会和空间。
第三个部分，邵老师在台北会谈提到的两岸和平宣言，这个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发展，是很重要的。目前在台湾的情况，两岸和平协议的签订，所面临的公投程序和政治设限，导致和平协议的发展，在未来几年内不容易达成。达成和平协议，一定要累积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如邵老师所提，从政治对话才发展政治互信，两岸和平宣言的内涵、定位，还有减少在台湾的复杂程序、包袱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成形。在适当的场合、时机下，两岸的领导人推动促成和平的大方向，以正式的态度处理，领导人出来讲话；也许是适当时机、适当场合，也许是各自讲，宣言不一定要所谓的正式签的宣言，它有各种模式处理的空间。这样的模式和空间，反推至民进党，蔡英文在选举时所提到的十年政纲，若她当选“总统”会要求两岸未来促成朝野共识，在台湾共识基础上提出，对大陆谈判的两岸和平稳定互动的架构。
这跟和平宣言，其实也有某程度连结的部分。对民进党而言，大陆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空间主动出击，跟民进党发展和平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有什么样的模式去发展、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呈现。蔡英文在选举时提出的十年政纲，无论“总统”是否选上，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要实现。对民进党而言，需直接面对两岸和平架构、两岸和平宣言可能性去处理。这个部分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想像和操作空间，可以去发挥，也应避开繁杂的公投程序，去解决问题。如此对两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政治互动、政治互信的开端。
郑安国：谈统一前政治安排 须解放思想、务实面对问题
北京提出对国家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合情合理的安排，基本上我认为是一个新的思维，不谈国家统一，而谈统一之前的安排。既然要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原来谈国家统一时的思维解放。解放思维后才能来面对统一之前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共1978年或79年时，就提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台湾独立。这四个东西它都反对。那时我在美国，许多侨胞对此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台独、跟一国两府、跟两个中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把它等同来看，一起反对。当时，我们在美国是反共，也反台独，追求的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统一，或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统一。怎么把我们等同于台独来看待?宗海当时也在美国，我们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北京到现在，似乎还是等同看待这四点。
必须解放思维，然后才能面对“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也才能够面对“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机关、官员职称、职衔等问题，也才能面对“宪法”、法律等问题。因此，若谈两岸关系统一之前的政治安排，我觉得第一就是解放思想，特别是一国两府。因为现实上，很多地方官员和官员都已经碰面了，在谈判中互称官衔。可是一要公开，就不称谓了。在引据相关法律规定也是，如引民法、刑法、所得税法等，但公开讲时，只讲各自依据双方的规定。如此一来，有时就弄得不知所云。
我的看法是，要思考目前的现状；虽然不讲两个中国，但至少讲中国时，应有“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概念。或者，一个中国下面有北京政府、台北政府的概念。对于双方法律，必须要承认法律的名称，否则民法、刑法等判刑时难以引据相关法律。还有如官员职衔、政府机关的名称。譬如大陆将台方“卫生署”称为“卫生机构”，但是这卫生机构是指“卫生署”、“卫生局”还是“卫生所”呢？也容易发生混淆。必须考量现实，解放思想，然后逐步改变。两岸要互设办事处，马上会遇到这些问题。互设办事处的地位，还是属民间机构吗？
现在我们的香港事务局在香港，名称改成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香港在台湾也设一个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可是，香港政府还是坚持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是一个民间机构，非官方机构。事实上，他当然知道是一个官方机构，所有的公务人员，也是官方的公务人员，可是就是不称、不认为你是一个官方机构。同样的，未来互设办事处，是否也用同样态度对两岸的办事处？
总言之，就是要解放思想、务实面对问题、务实做事，并不一定要签协议，一旦要签协议，会有很多东西没法写下来。只要涉及两岸政治关系或与政治有关部分，先能够务实，再达到双方虽不承认主权但承认治权。如果没有治权，犯人如何送回台湾，如何三通、出入境呢？再慢慢进入对“中华民国”政府地位安排的思考。这是谈统一之前政治安排应该要思考到的。
从两岸互设办事处开始
进而成立两岸共同机构如两岸委员会
至于如何推动发展，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政治对话和沟通交流，解放思想之后所要表达的理念，放在两岸互设办事处的安排里面，自然而然台湾老百姓就可以感受到这想法是不一样的。从两岸办事处的设立，进而成立共同机构，十年前我就提出不管是联邦制、邦联制都太遥远了。两岸关系若发展得好，可以先成立两岸委员会，用两岸委员会处理经济、文化议题，以官方关系出席。它也不算是欧盟主权国家问题，不需要落到以往外国的各种模式。我们就是两岸委员会，由两岸政府来成立，促进两岸关系、两岸交流，推动两岸未来的统合。务实地做，再进一步谈两岸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若必须有明确文件把统一前的两岸关系明确定位，再谈和平协议。和平协议如何定位两岸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认为张亚中所提一中三宪的主张可以认真考虑。一中三宪的落实就是和平协议的核心。两岸在统一之前的政治关系从两岸交流协商遇到涉及主权与治权的事务开始，用务实的态度处理，到两岸办事处，到两岸委员会，进而两岸协议，发展统一之前的政治关系。
中共可能想到，台湾的民主制度一定会有政党轮替，换民进党执政的话，该如何?我认为，即使民进党执政，两岸人民往来与经贸关系不可能切断也不应该切断。除非它改变国民党执政时期所发证件的名称，修改为台独“宪法”，宣布台湾独立，到了不可逆转、不可转圜的情况，才另当别论。
总之，谈统一之前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双方都要解放思想。让台湾老百姓感受到两岸关系发展之中大陆方面务实面对现状的善意和诚意，对两岸关系发展才有绝对的正面作用。
张亚中：结语
今天各位谈的都非常精采，包括李建荣董事长鼓励双方对话，并提出“再统一”的术语。西德在谈到国家未来方向时，用的即是“再统一”（reunification,德文:Wiedervereinigung），其概念表示大家不是两个分离的国家走向新统一，而是重新再统一，也就是“复归统一”）。如李建荣董事长所言，就两岸关系而言，它是非常好的术语，这即隐含了对未来两岸关系安排的核心概念。
其次，就国际空间之问题，诚如今年一月在由两岸退休大使为主要参与者的“夏合会”中台湾方面所提，所谓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对于台湾来讲，应包括三个东西，除了中共十八大所谈的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以外，台湾更在乎的是国际共同参与。
我认为，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有三个方面，一、两岸和平协议，二、军事互信，三、国际共同参与。此三项完整即构成合情合理政治安排的三个类别。至于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之内涵，刚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依“宪法”走向统一的目标。其次，符合现在的法理现状。何谓现在的法理现状，我曾与邵老师交换意见，并分享国际法的心得。主权和“宪法”是两个不同作用的概念，主权是对外，在国际上面对其他国家，我们讲主权，可是面对自己内部时，讲的是“宪法”。“宪法”是对内治权的根本大法，是治权的最高位阶法律。主权即所有权之概念，如财产权；治权是管理权之概念。
因此就目前的两岸法理现状而言，第一、在主权方面，两岸对于主权的宣示均包括对方，因此，两岸在主权宣示上是重迭的，马英九说主权互不承认，表达上不够精确，而民进党希望互相承认对方主权，这两种讲法都违反现状。真正的法理现状表述应该是两岸的主权宣示都包括对方，而且两岸的“宪法”均不容许分裂。第二、在治权方面，两岸目前治权的法源均来自于彼此的“宪法”。一个好的框架，就是应该符合上述两点现状的组合。
两岸和平协议本身就是一个框架。如果两岸能够相互接受对方行使治权所依据的“宪法”为一“宪法”性的文件，双方接受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并相互接受彼此的治权，那么这个具有约束两岸的“两岸和平协议”本身即成为了一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成为第三份“宪法”性的文件，“一中三宪”的框架就可以形成。将来所签订的军事互信协议、国际共同参与协议或一些超越ECFA等治权协议，都在一组第三宪的框架内。
在这个“框架”内，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约束，构成了框架的外围，确保框架不会松懈。两岸的“宪法”即是这个框架内的重要钢筋梁柱，如果台北不接受两岸主权不可分割、北京不能接受台北的“宪法”治权，就难以共构一个框架。
“一中三宪”构成了两岸和平发展期的框架，再透过“两岸统合”，双方共同合作与治理，让这个框架有血有肉。统合的政策愈多，这个框架就愈紧密。
以上即我们以长期研究成果，也回应中共十八大对于“探讨合情合理安排”所做出的建议。
要及时确定两岸和平发展的架构（框架），还是先经后政，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每个人，每一方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也涉及到当事者对于利害的权衡、对于价值的认知。我个人当然倾向先确定架构，就好像，先铺了路才能保证用路的安全，先挖了渠才能避免大水的泛滥。不过，我有我的观点，也尊重大家的看法，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反覆思索与辩证。代表中评社谢谢大家的参与。
评论员简介：
张亚中：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硕士、政治学博士，德国汉堡大学哲学暨社会学院哲学博士；曾任职核能工程师，曾在台湾“外交部”、“陆委会”任职，曾派驻维也纳、汉堡、拉脱维亚，在“陆委会”时参与大陆政策研究与制定；现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暨区域统合研究中心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
邵宗海：台湾中兴大学公共行政系学士，美国西德州立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硕士，美国圣路易大学历史学（外交史）博士；曾任政治大学副教授、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陆委会”谘询委员，政治大学中山研究所所长等；现为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两岸关系发展协会理事长等。
李建荣：中国文化大学新闻学系毕业；曾任《中时晚报》记者、撰述委员、政治组副主任，《中国时报》撰述委员、政治组副主任、主笔、总编辑特别助理、主任记者、编辑部专题策划组主任，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代理总经理，国民党主席连战办公室顾问，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办公室主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兼国民党发言人、“陆委会”谘询委员，亚洲物流董事长等；现为海峡交流基金会顾问、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顾问、圆山饭店董事长等。
郑安国：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政治大学公共行政所硕士；曾任台湾“陆委会”香港事务局局长，“陆委会副主委”，台北市长马英九办公室主任；现为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政策委员。
陈淞山：台湾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曾任陈水扁“国会”办公室主任、跨世纪“国会”办公室执行长、“考试院”保训会委员、陈水扁办公室主任；现为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