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最后一场公开的演讲── 「人生的意义」的过往，作者系当时演讲会的策划者与主持人，因而撰写此文回忆这段四十年前的尘封旧事。
四十年前的四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当时的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先生在台北市木栅国立政治大学六三○教室发表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公开演讲「人生的意义」。也许是殷海光先生也预知这是他的一次重要演说，所以他的演说就是铿锵有力的用「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做为开场白。
笔者当时是这次演讲会的策划者与主持人，四十年来，经常浮现脑际的不只是殷海光先生在演讲中那种凛然的风骨；做为一个大二政治系学生，对殷海光的景仰以及筹办这次在当年深具争议性的演讲会的周折，更是成为大学生活中最深刻的回忆。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知道殷海光的人虽然不多，但由于殷海光是台湾走向自由民主道路上的一位思想巨人，这场演讲会的周折，也反映了威权时代转型中的面貌。
四十年前虽处于威权时代，但是大学生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仍甚热切。当时我们一群以政治系、外交系、公共行政系为主的同学组成了西潮学社；有别于以办活动为主的其它学生社团，西潮学社是读书会形式，每周聚会，由一位同学报告读书心得，所读之书以社会科学及文史哲学课外书为主，偶尔举办对外演讲座谈。设社务委员，每两月任轮值主席，负责这两个月的活动。我是一九六六年三、四月的轮值主席。
殷海光的著作「思想与方法」、「海耶克和他的思想」，以及翻译的「到奴役之路」，都是我们爱好的读物。因此当时我就想邀请他来政大演讲，也向西潮社的主要成员陆锦雯及其它同学们报告了这个构想，大家都很赞同。我当然知道当时台大教授殷海光开课都受到限制，且有好几年不准公开演讲。基于反抗威权的理念，还是决定一试。
当时电话并不普遍，所以我向台大经济系的同学陈松打听到殷海光先生的住址后，在三月底的某日晚上，直接前往殷海光在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九号的寓所。那是一幢像是经过改造后的日式单门独院的平房。那天下着微雨，沿门摸索了一阵才找到，按了门铃，即听见两只猛犬的吠声。殷海光先生亲自开门，虽见过他的照片，但仍讶异于四十七岁的他，竟是如此苍老。虽然未有先约，但殷海光对我的来访并没有很意外，可能还是常有一些他不认识的慕名求教者吧！
殷海光先生领我进屋里，那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客厅。我向殷海光说明来意，也向他报告西潮学社的性质，他对我们的心意有点嘉许，但对于邀请他演讲，他却很直率的说：「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们已经几年不让我演讲吗？」我说：「知道。」他说：「他们怕我。」我表示，我们还是想试一试。连在台大开课都限制重重，要在相对保守的政大演讲，看起来更是困难。也许殷海光也有突破限制的韧性，所以他终于同意我们一试。
谈到演讲的主题，他说：「就谈『人生的意义』好了。」。对我这个学政治的学生来说，其实是希望他谈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主题，对听众来说也比较有吸引力。不过他说「人生的意义很重要，现在就是太多人重视生物层面的东西，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价值。」我终于了解这个平凡题目中的深意。
敲定了题目、敲定了时间，回到学校向西潮学社报告，大家都很兴奋，于是就向训导处提出申请，也选定了当时政大最大的一间教室，可以容纳一百余人的六三○教室。申请书送出后，我们没想到很顺利的就获得训导处的批准。殷老师也没想到他居然被解冻了。
我们立即制作了几张海报，张贴在学校各个主要地点。不料在演讲前三天，四月五日星期二，训导处火速通知我，训导长约我见面。训导长叶尚志是政大第一期的学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由内政部人事处长转任。见面后，叶训导长很客气，但很明确的告诉我，有关方面对于殷海光演讲有意见，希望能够停办。我听后虽觉意外，但从筹划之初即已预期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并不讶异。我乃反问，现在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个活动，若现在宣布停办，大家会怎么想？对政府的形象是不是更加不好？叶训导长说：「可是他们怕会出问题」。我想了一下表示，如果他们耽心殷海光讲一些他们认为刺激性的话，我想我可以跟殷海光沟通一下。因为我实在不希望演讲被取消，所以自作主张的作了一点妥协。叶训导长同意我的看法。
当天晚上我就赶去殷海光家，告诉他这个状况，殷老师听后用他惯有厌恶威权的语气说，「我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想法，这些俗人，我才不会谈政治。」翌日上午我告诉叶训导长，殷海光在演讲中不会谈政治问题，只谈人生哲学问题。叶训导长说，好吧，我跟他们沟通一下。有关单位终于对这次演讲放行。
四月八日那天二点不到，六三○教室已挤满了人。这是政大学生社团办演讲难得一见的盛况。我略作介绍之后，殷海光即开始他这场重要的演讲。我们依照殷海光先给我们的「人生的界域」手绘图，绘于黑板上。
殷海光将人生分成四个层次，最低层是物理层，次低层是生物逻辑层，上一层生物文化层，最上层是真、善、美、理想、道德层。殷海光说，人应「扩展我们的界域，由单纯的物理层，进为生物逻辑层，再由此发展到生物文化层，继续发展。然后人类有真善美的意识，有理想、有道德，这就是价值层，这层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层级。」
殷海光也提出一个两难式，就是如果我们要满足衣食等生物逻辑，而势必牺牲道德或理想，处此困境之下，我们怎么作决定。他提出几个原则：第一，我们万不可在自己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时，为了换取现实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第二，在我们的生活勉强可过时，万不可因要得到较佳报酬而牺牲他人。第三，当我们因生活困难而被迫不得不放弃若干作人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作「道德的抗战」，把道德的领土放弃得愈少愈好，尚且要存心待机，「收复道德的失地」。复次，我们有我们的好恶。如果经济贫困了，我们的好恶是否就要放弃，是否就不能讲了。还有尊严问题，如果人的经济价值不能满足，尊严是否可以不顾？
这番话不只语重心长，而且逻辑严谨，可以说是殷海光面对横逆考验而凝炼出来高贵而务实的人生智能。
演讲非常成功，但事后从训导处一直传出要对我严格处分的消息，我感受到一些压力，唯自忖一切依规定来，如处分我，那么如何处分核准这次演讲的人。因此也就淡然处之了。我根据录音带，非常仔细的作了一个录音记录，于四月二十日送去请殷海光先生订正，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发表在我所负责的议事规则研习会的「议事会刊」上。在此之后，殷海光并未再发表过公开演讲，其所着「中国文化的展望」且于是年六月被禁。
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去台大活动中心听易君博老师的演讲，殷海光也在座，我趋前问候，他紧握我手说：「真是恍如隔世」。我见他较一年前更形苍老，乃问其身体状况，他说：「一个多月前得了胃病，正所谓心腹之患。」没想到二天后，因李敖之敦劝，去宏恩医院检查，发现竟是胃癌，而于四月二十五日住入台大医院726病房。翌日，我与陆锦雯前往探视，他的病榻边放着一本正在看的英文书「Life Against Death」，显示他求生的意志。是日，当时任教政大的金耀基老师、王晓波也都来探视照顾。唯终于一九六九年五十岁的英年赍志以殁。所以这篇演讲记录陈鼓应称之为「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一些大学并以这篇文章为教材。如今在网络上也可搜寻取阅。
现在，重读这篇文章，一字一句，每个语调，均是殷海光的风格、心境。全文虽然未触及政治，但是其期许反更高远，四十年后，仍令人低回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