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了一场演讲。他说，文学远比政治要美好。文学教人恋爱，政治教人勾心斗角。在此之前，莫言在家乡高密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莫言在公开场合竭力撇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相信人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一再证明，文学并不仅仅是教人恋爱的，文学与政治实际上有着天然的、甚至难以切割的联系。正如莫言自己说的那样：“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

《诗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作品距今约有3000年。关于《诗经》集成的原因，一个主要的说法是，西周朝廷派人在农闲时到各地采集民谣，再由史官汇集整理后送给天子审阅，以帮助其了解民情。《左传》曾记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后来的《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诗经》中有些著名的篇章如《伐檀》、《硕鼠》，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教人恋爱的。《诗经》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为人们所熟知。不过，宋代理学家朱熹对《诗经》中男女爱情的描写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作品中关于男女爱情的纠结实际上暗指君臣关系。这一特点在屈原的作品中确实多有体现。

自战国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历代都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从《孟子》、《史记》到《谏逐客书》、《论贵粟疏》、《隆中对》、《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六国论》、《答司马谏议书》、《病梅馆记》等都是经典文学作品，同时又闪耀着思想光辉和政治哲理。即便是《红楼梦》、《西游记》等一些虚构的甚至看上去超现实的文学作品，依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文学与政治在这些作品中原本就是浑为一体、无法切割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不研究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相对于文学与政治而言，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这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政治家，而且在两方面具有同样突出的地位。如曹操是三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又是当时杰出的诗人；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何塞•马蒂是古巴独立运动的领袖，又是享誉世界的诗人。二是虽然身兼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所处地位并不相当，甚至落差很大。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有以文取仕的传统，历代都有不少文人从政，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名声往往大于其政治影响力。相反，南唐李煜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在中国文学史有相当高的地位，但作为国君却应居末位。三是单纯的文学家与政治家，这是一种常态，也是本文要研究的对象。

尽管许多文学作品与政治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文学与政治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文学家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家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自然就不相同。政治家们总是企图把文学家们当成自己的附庸，希望他们利用手中的笔杆子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认为文学家的主要职责只是歌功颂德。大诗人李白19岁时就怀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可是直到42岁那年，才被唐玄宗召见。李白当时的心情极为兴奋，以为自己奔走多年终于获得了正果。他在山东与家人告别时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达长安不久，李白果然见到皇上并得到了赏识，但只得到“供奉翰林”的职位，就是做皇上的文学侍从，这与李白长期以来所期盼的相去甚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英国王室自17世纪以来，就将不少诗人封为“桂冠诗人”，并享用皇家傣禄。早期“桂冠诗人”的职责是为王室喜庆事件或官方盛典即兴吟诗作赋，以示庆贺。19世纪上半叶，沙皇为了维护腐朽专制的农奴制度，就利用布尔加宁等一批御用文人为农奴制度叫好。由于统治者掌握着社会财富资源甚至生杀大权，从而诱使一些丧失良知的文人主动投靠。下文所指的文学家理所当然不包含这一类人。

文学家往往比政治家更早发现真理，更早感知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是文学家，《神曲》、《歌集》、《十日谈》等经典文学著作一举捅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幕，引导人们眺望新时代的曙光。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以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他们也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尔》、《新爱洛绮丝》对19世纪法国及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卢梭等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引起了法国中下层人民的强烈共鸣，进而直接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同时对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著名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刻画了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黑奴汤姆，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遭受的悲惨命运，借此揭示了奴隶制度的罪恶。《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推动了美国废除黑奴运动。1863年，林肯总统与斯陀夫人见面后说：“原来这就是那位引起这场大战的小妇人啊！”同样，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起到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

由于文学家与政治家所处的地位、代表的利益以及看问题的视角不尽相同，因此他们时常会成为对立的双方，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截然相反。人们常说，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的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不仅长安是八方来朝，一片歌舞升平，民间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大量文字、壁画等似乎也证明了这个时期的盛世美景。然而， 人民诗人杜甫此刻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杜甫于755年11月从京城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家，途经骊山时，获悉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华清宫避寒享乐。安禄山已经造反的消息尚未传来。虽然秋收刚过，但杜甫沿途所见民生凋蔽，到家后才得知幼子已经饿死。于是他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不朽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流传千古的警世名言。

在专制统治下，文学家遭到掌权政治家的排斥、压制甚至迫害就成了常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就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也记录了屈原、司马迁、贾谊、晁错、孔融、金圣叹、龚自珍等一批批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世纪上半叶，沙皇为了维护专制农奴制度，残酷迫害了一大批同情底层人民的文学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家都遭到过流放、苦役甚至死刑。在法国，大文豪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在奥地利，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后，著名犹太作家茨威格不得不流亡海外，最终于1942年与夫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双双自杀。

鲁迅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可以说，文学家不过是报晓的雄鸡，他们能给政治家提供真实的信息，在客观上为政治家提供了服务，如同《诗经》帮助西周天子了解民情一样。即便这样的“雄鸡”不叫了，朝霞也一样会如期升起，而政治家缺少了“雄鸡”的提醒，极有可能沉醉于自己营造的温柔乡里，长睡不醒，像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主人公）一样，逐渐沦为慵懒懈怠、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心如槁木的活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