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曾说自己“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粗人”，事实并非如此。
彭德怀幼时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计所迫而失学，做过牧童、煤矿工和修堤劳工。17岁投身军伍后，枪林弹雨，戎马半生。他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大门，但他却与那些不爱学习的所谓“大老粗”完全不同。由于他酷爱学习，勤于读书，所以，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力，这位性情刚直的彭大将军在文字上精雕细刻、审慎斟酌的佳话很多，令人钦佩。
“不得违误”的用与不用
1947年，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有2个纵队，6个旅，16个团，共2．6万人。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重新组建的部队，彭德怀对所属的纵队、旅、团干部都比较陌生，而且这6个旅没有在一起进行过协同大兵团作战，彼此不太了解，加之当时弹药奇缺，3月间，西华池战斗抗击敌军进攻延安后的枪弹消耗一直未能得到及时、充足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部队是刚刚整合起来的野战兵团，必须强调纪律，突出军令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才能取得胜利。
为此，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首战青化砭，又战大、小寨，再战羊马河。在三次均投入6个旅的战斗中，所有下达给各纵队各旅的战斗命令均在末尾写有：“务于某日某时到达某地，不得有误”、“某日某时发起攻击，不得延误”、“坚决阻击敌军前进，保障主力歼敌，不得违误”等字样。在青化砭伏击战中，经107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等。4月14日，我军集中4个旅激战4小时，在羊马河歼敌第一三五旅，活捉敌旅长麦宗禹。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开始和胡（宗南）军作战时，因我军系由各单位新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个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违误’。但在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这一句话了。如再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总结工作反对自称“经验”
在西北战场上，每当一场战斗结束后，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在总结报告文稿中常有“几点经验：一、二、三……”等字样。这实际上是一种骄傲自满的表现。彭德怀看到后总是严肃地提出批评：“什么经验！仅仅是一次自己一点不成熟的初步感觉，就说成是‘经验’，这不但误了自己，也可能误别人。你不用‘经验’二字，那可使别人有思考余地。只供人家参考，误不了大事。”
彭德怀认为：“什么是经验？它必须是千百件事反复证明准确之后的真理，不然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彭德怀反对别人自称“经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如1948年1月11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就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进行的12次大规模战斗，在认真总结得失成败时，他综合归纳了“四点认识”，而不是“四点经验”，充分体现了彭德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
修改《国际歌》中文歌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于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把他安排在志愿军司令部做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
一天，彭德怀看见毛岸英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哼着歌曲，于是问：“岸英，你究竟在看书还是在唱歌？”毛岸英说：“彭总，我是在研究《国际歌》，有些歌词中文翻译得不准确。”彭德怀笑着说““你小子，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改《国际歌》！”毛岸英说：“我觉得‘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译得不带劲，也不准确。还有那句‘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这不是把自己说扁了吗？我觉得把‘罪人’改成‘苦人’比较好。”彭德怀说：“改成‘受苦人’更顺口。”毛岸英接着说：“‘我们一钱不值’这句翻译过来，是‘我们一点财产也没有’，唱起来太拗口。”彭德怀说：“‘没有财产’不如改成‘一无所有’。”
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修订时，根据全国许多类似毛岸英、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将《国际歌》中文歌词中“全世界的罪人”改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彭德怀的意见被采纳。
不宜轻易发布“动员令”
1954年7月22日下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经电话联系后，带着铅印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住处，说：“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正常工作程序，一般情况下应先由军事秘书看一遍稿件，尽可能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德怀审阅。半个多小时后，彭德怀要军事秘书去取稿：告诉他“可拿回去发表。”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军事秘书还没有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就拿着文稿匆忙骑自行车返回王府井报社。
随后，彭德怀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说：“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德怀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五年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7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彭德怀审定后的这篇社论。
对苏联的援助划掉“无私”两字
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之类的字样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特殊状况，彭德怀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50年代后期，人们才对彭德怀为什么划掉“无私”二字有所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确实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等支持和援助。但是，苏联提供的物资、贷款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中国要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火器，致使战争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显然，苏联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有意回避，违反了中苏同盟条约。
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也曾坦率地说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所以，彭德怀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划掉“无私”二字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在当时把苏联奉为“老大哥”的历史背景下，对苏联稍有质疑都有可能招致横祸。彭德怀敢于划掉“无私”二字，没有非常的政治勇气和牺牲精神是做不到的。
把“大跃进”改为“大发展”
人所共知，1958年是中国的“大跃进”之年。“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之一，谁对“大跃进”稍有微词，就有给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的危险。
然而，彭德怀不顾忌这些。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了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彭德怀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为什么要将“大跃进”改为“大发展”？因为彭德怀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产生质变的飞跃。因此，“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在彭德怀看来，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还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但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思想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1958年春节过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3月9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将“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
红旗”。当时，全国党内外从上到下不知有多少干部仅仅因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乃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轻则批斗，撤职，重则开除、关押、判刑。
在接二连三的压力下，彭德怀也曾为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他开始产生疑虑，12月深入到湖南农村调查后，现实情况更促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导致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获罪。
“不懂就问书本”
彭德怀求知欲强，酷爱读书，他曾对通讯员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彭德怀的主要精力当然都要用在指挥打仗上。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忘读书、学习，总是将搜罗到的军事、政治、历史书籍随身带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阅读，并形成习惯。
1959年，彭德怀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被罢官后即从中南海搬到京郊吴家花园居住。搬家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他让工作人员上交了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但20多箱书籍都随身带去。彭德怀赋闲吴家花园的这段日子，虽然心情沉重，精神苦闷，但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受到残酷的迫害，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批斗。当工作人员问他还有什么嘱咐时，他感慨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彭德怀即使身陷囹圄，仍坚持读书，还常写信给侄女让她在外面代购书籍。书籍成为陪伴彭德怀终生的朋友。
彭德怀与作家的文字情缘
彭德怀早年由于家贫而失学，但他一生始终重视文化，尊重文化人。他经常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在他的头脑里，“孔夫子”就是“书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1943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已被调到了中共北方局党校调研室工作的作家赵树理，通过深入生活和调查研究，酝酿写作小说《小二黑结婚》。完稿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嘲讽和反对，说这样的通俗文艺作品“太土”。于是，在稿子交给太行区新华书店出版印行时，被压了下来。
北方局党校的杨献珍将赵树理的书稿交给时任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看后很满意。面对有些人《小二黑结婚》的嘲讽和非议，彭德怀毫不犹豫，马上在一张纸上写下“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对《小二黑结婚》的支持。之后，彭德怀将这个题词亲自交给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要他直接交给太行新华书店。后在李大章的催促下，这部小说才得以出版。
《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后，风靡一时，连续再版，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全国解放后，这本小说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而且被改编成戏剧、舞蹈、电影等多种形式搬上舞台，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和赞誉。
1954年春，野战军战地记者杜鹏程呕心沥血创作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顺利通过终审，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后，好评如潮，一版再版，发行达数百万册，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受批判。由于《保卫延安》“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元帅的艺术形象”，受到株连，被诬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该书被通令查禁、销毁。作者杜鹏程也被“批倒斗臭”，受尽折磨。
“文革”期间，“杜鹏程专案组”试图逼迫囚禁中的彭德怀，交代杜鹏程是如何为他树碑立传的。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的彭德怀于1970年1月9日写下一份证言：“我从朝鲜停战签字后，于1953年8月底回到北京，住在中南海永福堂。宿舍办公室桌上，放着《保卫延安》。秘书告诉我，看完提意见退还作者。《保卫延安》是草稿，书中有我当时生活艰苦的一段，我删去了一些字句……我个人没有书上写得那样好，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在当时我觉得《保卫延安》那本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一本军事纪实小说。以后我没再看了，如有问题，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因为他是送给我审查的。”体现了彭德怀正气浩然、光明磊落和敢于承担责任的高贵品德。
1952年3月，著名作家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到朝鲜战场采访。3月22日，巴金和17位文艺工作者一起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见面。25日晚上，巴金满怀激情，一气呵成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第二天，巴金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在会上，彭德怀司令员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晚上回去后，巴金又根据听讲话的心得对原文作了补充。次日他把文章交给有关同志传阅，参考大家意见略加修改后，便将文章交给了新华社的同志。
新华社的同志将巴金的文章原稿转交给彭德怀审阅。当彭德怀看到文中“他（彭司令员）拿大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似的对我从容地谈起来”，觉得把他写得太“大”了，当即给巴金写了一封信：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接到彭德怀的信后，巴金立即将文字改了过来。发表在1952年4月号的《文艺报》上。
“言之不足，故咏歌之”
彭德怀曾对战友黄公略说：“我不会作诗。”，彭德怀虽然不是诗人，但是，“诗言志”，他偶尔也会“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写过几首诗。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闻之很受鼓舞，于1928年2月作了第一首诗，题目是《跃上井冈旗帜新》。诗中写道：“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半年后，即1928年9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人所共知，1936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彭德怀指挥“斩尾”战役大获全胜后写了一首“唯我彭大将军”的诗，有趣的是，早在8年前的1927年2月，彭德怀在作的第一首诗中竟然已写到毛泽东：“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两人在诗中都用了具有排他含义的惟（唯）字，都采用了“根”字韵中以“军”、“新”、“深”字作韵脚，都表达了自己给予对方的高度评价和敬佩之情，由于彭德怀的诗写作之于前，毛泽东的诗写作之于后，我揣测毛泽东是读过或听说过彭德怀这首诗的内容的。当时，两人毫无芥蒂，亲密合作，共同战斗。彭德怀首先借毛泽东率部队上了井冈山赞佩毛泽东。8年后，毛泽东借彭德怀指挥部队痛击“马家军”打了大胜仗写诗回赞彭德怀，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彭德怀关系史中的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佳话，从而证实当年批判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确属污蔑不实之词。
彭德怀的第二首诗《团村战斗》，写于1933年12月。这时，国民党集结3个师15个团共计4万人的兵力，向江西省黎川县境内的团村扑来。当时双方兵力众寡悬殊。但红军顽强战斗，很快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彭德怀当时身患疟疾，仍坚持在指挥所指挥。在战斗中，他吟诗道：“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1943年2月4日，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在直属政治部大礼堂首映。彭德怀观后写了《有了英勇的战士》一首白话新诗：“摄取战争的真象，不怕鬼子的刀枪。踏遍了华北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不会亡！”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彭德怀写了一首《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有感》。这首六言诗的第一节是：“长江天堑一桥，贯穿南北功劳。车声辚辚桥上，惊涛滚滚东流！”
彭德怀说自己“我不会作诗”。他的诗作水平如何姑且不论，但他毕竟采用了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革命壮志和战斗豪情、是非常可贵的。
彭德怀改毛诗
彭德怀不仅作过诗，还为别人改过诗，而且改的竟是毛泽东专门写给他的一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6年10月20日，宁夏反动武装马鸿逵、马鸿宾不甘心六盘山下被红军歼灭1个骑兵团的失败，又派出5个骑兵团尾追而来，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打个措手不及，以阻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毛泽东与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紧急会商。毛泽东指出：决不能把马家骑兵这个“尾巴”带进陕北苏区，要利刀斩尾，消灭马家军。10月21日，彭德怀受命指挥“斩尾”之役，大获全胜。
毛泽东听到捷报，十分高兴，当天就欣然写下一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但毛泽东不在。他看到桌子上放着这首诗，略作思索，提笔将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黄克诚、王震、张爱萍、杨尚昆等人，在纪念彭德怀的文章中都确认毛泽东写的这首诗。王、张还补充说：1947年8月，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歼灭国民党三十六师之后，毛泽东特别高兴。他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祝贺胜利后，再次挥毫重写了那首《给彭德怀同志》。彭德怀看后，依然是笑着摆摆手而已，体现了“彭大将军”忠于人民、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蒙冤落难。之后，这首诗便沉没了，不在被人提起，直至1978年12月，彭德怀的冤案得到平反后，这首诗才重见天日。
刚直敢言，始终反对个人崇拜
据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德怀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
据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一直是他住院医生的杨汉勤记述，彭德怀临终前，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悲愤和痛苦，总是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总之，几十年间，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彭德怀对一些文字、词语、口号、提法的推敲、斟酌、质疑和修改，一方面，反映出他的文化素养、文字功力和重视学习、关注文化、尊重文化人的高贵品德；另一方面，更体现出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坦荡直率、敢说真话、反对阿谀奉承的崇高风范，其文化素养和人格风骨，都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