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曾就民主等问题，对彭德怀提出过批评。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笔者从一份党内文件——陈伯达的论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第一次得知有这么一封信。通过对这封信的学习，懂得了彭德怀不但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知道错误的根子在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据说，早在抗日战争中，彭就错误地鼓吹过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他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改造，所以在“大跃进”的关键时刻，站在了党和毛主席的对立面，犯了大错误。这次斗争，新、老帐一起算，不但斗垮了彭反毛的所谓“现行问题”，而且从历史上深挖出了他反领袖的思想根源。

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早已被证明为历史的一大错误，从根本上翻了案，那么，作为思想根源的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否还能够成立？是否同样需要“平反”？现在，民主等问题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在此情况下，笔者重读了这封信，有了不少新的认识。

彭德怀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见之于他1943年2月8日，向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

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这个讲话在4月7日发表，6月6日，毛从延安专门致电彭，提出批评。毛说：

例如谈话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争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现实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11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以今天的认识来看，应当说，彭德怀对民主等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例如，没有强调民主选举、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等等。但是，基本方向，他是把握住了，而且讲得相当周到。归纳他的谈话要点：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切民主革命的口号；

民主教育就是反封建的教育，反奴化的教育，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

在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抗日。

毛的批评首先使人感到相当牵强附会，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他批评彭“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还说彭认定“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不应受任何干涉”，“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彭这样说了吗？这不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吗！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显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就社会说的，毛却夸大其词，诬赖彭是从“在政治上提出”，是主张“绝对的阶级互助”，甚至诋毁彭“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显而易见，毛的批判，有些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有些是无限上纲的夸大。

彭谈的是“民主教育”问题，毛却埋怨他没有“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等问题，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那些问题是要说的，但是那应当是在讨论有关工作问题时。彭明明说的是：进行民主教育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要经过这样的工作来“加强抗日力量”。毛却指责彭“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睁着眼睛瞎说

毛这种恶劣的文风，解放后，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红楼梦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在连续多年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斗争中，在全党全民中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假、错案，而且败坏了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以致人人习惯于两套思维系统、两套语言系统，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心里的话，真话，不敢说。其影响至为深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彭通俗地解释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内容，这在长期实行专政独裁制度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毛对此却强烈不满，贬低其为“从定义出发”。其实，彭所做的，正是所谓“启蒙教育”。毛对启蒙教育的反感和极端轻视，说明在他思想深处压根儿没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地位。

那么，毛最重视的是什么？从表面上看，他强调抗日。既重视抗日，却又为何对彭一再申明的同一抗日，视而不见呢？原来，毛心目中的“抗日”，与彭心目中的“抗日”，是有所不同的。

彭是真抗日，不仅见之于他的这番谈话，抗日真情溢于言表，尤其是此前未及等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就迫不及待，大刀阔斧地组织进行了“百团大战”，谱写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而毛的所谓“抗日”，却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要抗日，更要夺取地盘。1937年8月22——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要大家：“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因为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所以，“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他认为：“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

但在敌后，则不仅有日军及伪军，还有在敌后抗战的国军。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就不仅要对付日军和伪军，必要时，还要对付在敌后抗敌的国军，藉着他们面临日军伪军的压力、难以还手的时机，把原来由他们占据的地盘抢过来。为此，毛规定：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敌后战场的开辟，初时的目标是抗击日伪，中后期以国共斗争为主。执行上述以发展为主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在1941年春天，国军游击队约54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约25万人。1937—1942年间，国军及国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优势，1943年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了优势。

当时，在毛眼里，国军不让“抢”地盘，就是“反共”。毛在这封信里所以点出“反共”二字，点出“破坏抗日团结份子”，点出“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就是针对敢于反抗八路军新四军前来夺取地盘的国军说的。由于他是这种指导思想，经由“百团大战”，彭不仅没有立功，而且被此后的华北会议批斗了四十天，说他此举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招致了日军的“反扫荡”，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就是彭自己后来说的“操了我四十天娘”）。这笔帐，直到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仍揪住不放，甚至在冤死前，彭还不得不为自己这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斗进行辩护。

从这封信看，毛、彭分歧，不仅是在文风上和对抗日的理解上，而且是在整个革命的目标上。

彭在革命里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要求的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他要求的平等，“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他要求的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求的民主，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也就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且他认为，这些不能一蹴而就，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只能作到一定程度；完全地实现，有待将来。也就是说，将来还应当为这些东西继续奋斗。

而毛呢？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毛对自由就不感冒。谁要谈论“自由”，他就说你谈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抽象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怎么会不存在呢？难道世界上只能有一匹一匹的马，不存在“马”的抽象概念吗？抽象的“马”为什么就不能谈呢？这种只承认具体、否定抽象，在理论上是根本说不通的。在这封信里，毛反对“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为着争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而谈论自由。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根本是反对自由的。他把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的出现，都归罪于自由的提倡，给它们戴上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大反特反。因此，几十年来，在中国，人类普世价值观之一的“自由”，被搞得臭不可闻，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倡自由，而与之对立的专制，却大行其道。

其次，平等也是毛所反对的。毛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哪有什么“平等”！不仅阶级与阶级间没有平等，就是革命阶级内部，也不能讲什么平等，必须分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是领导者，也还要分出等级，食分三等，衣别五级。否则，哪能显出领导的威严。王实味在革命队伍里要求平等，不是缘木求鱼，早就碰得头破血流了吗？

再次，毛也根本反对博爱。他说：“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抗日战争中，不提“打倒蒋介石”，不是什么对蒋的“博爱”，是力量匀不出来，只能留在抗日胜利后再收拾。解放战争中，不提“反对民主党派”，也不是对他们“博爱”，同样是力有所不逮；蒋垮了，接着马上收拾民主党派。官僚资产阶级打倒了，轮到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挨整；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打倒了，轮到改造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农民、个体手工业者改造后期，轮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驯服了，轮到共产党员自己；高饶垮了，轮到彭德怀；彭德怀完了，轮到刘少奇、贺龙、陈毅；刘少奇整完了，轮到林彪……“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就是要这样一批接一批、一个接一个地收拾。绝不能讲“博爱”，“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关于民主，毛的言行则是带有戏剧性的。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主是毛手里一件锐利的武器。他多次熟练地拿起这件武器，攻击蒋介石无法一蹴而就、即刻实现民主的“软肋”。据《新华日报》、《解放日报》1945年9月27日、10月8日先后报道，毛在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关于“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回答“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问题时，毛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又是“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又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又是“军队国家化”，又是“国家民主化”。——现代民主制度的各种主要货色，可谓一应俱全。

但这仅仅是对付敌人的。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自己，那对不起，我们另有打算。

1945年7月1日，毛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在回答应邀前来延安考察的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提出的，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监督政府”，这与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没有区别，仍是以民主为幌子，来实行集中。

建国前夕，1948年9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国会制和三权鼎力等。”曾经被他大力鼓吹过的前述有关民主制的一切，从此在中国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统统被抛到太平洋里去了。

同一问题，在某种时候，为了某种需要，可以这样说，在另一时候，为了另一种需要，又可以那样说，而且两种说法绝对对立。——在对民主问题的论述上，毛作为政治家的两面派作风，可谓暴露无遗。

但是，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毛知道不能正面对抗。他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彭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在建立民主制度，以保证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毛说，不对。民主就现在而言，只是个作风问题，注意听取下面的反映，发扬发扬就可以了；在将来，民主更不是革命的目的。它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把民主的实现作为革命的一项根本目的来看待，作为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来建设，这样的观念，在毛的脑海里，从来是不存在的。

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制度，那么，毛想干什么呢？藉革命专权。

毛同意把列宁的言论，作这样的归纳与演绎：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因此，“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因此，领袖独裁，理所当然。

毛自认为是“16世纪以来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自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要群众欢呼，像从前对待皇上那样拥戴自己。毛认为“皇帝”和“总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叫法有别而已，他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

在毛心目中，唯一念念不忘的是个人的权。毛在这份电报里，在感情上对彭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知识显得那样反感，对彭宣传思想自由、鼓吹平等，主张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等等，显得那样反感，甚至公然指责彭“强调为着反封建”而开展民主教育，就是因为这些宣传，不利于他个人专权。在各种革命力量的合作中，他为中共争领导权；在中共内部，他又为自己个人争权。一山不容二虎，他要当“山大王”。真正人民大众像彭德怀规划的那样，自由了，平等了，博爱了，民主了，个人专权如何存在？

这是势不两立的两种革命观。

毛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时说：“三十年来，彭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是道出了由于革命观的分歧，在战争年代，两人之间磕磕绊绊的事情的原委的。

彭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为党的“同路人”。说彭只是毛的“同路人”，是说的很对、很深刻的。他们在反对敌人上，是一路同行的，虽然磕磕绊绊不少，但总算一起走过来了。然而，同行也就仅仅只是这一段而已，这一段走完了，只能分手。他们原来是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进行这同一革命的。彭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要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毛是为了个人权势，他要的是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共同敌人打倒之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彭的矛盾终于突出显示出来了：彭要按原定路子继续走下去，直到建立起民主制度，而毛则在岐路上愈走愈远，要搞专制，一言堂。

在庐山会议上，彭还被指责：参加革命只是“入股”。这个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应当说，视革命为一大产业，入股以求个人权利最大化的恰恰是毛，而不是对人民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彭。

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与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世界观只有对错之分，不能用阶级去划分。但是，如果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正确的同义语、“资产阶级世界观”为错误的同义语，那么，恰恰相反，作为正确的同义语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应当戴在彭的头上，而作为错误的同义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顶帽子，则非毛莫属。

在人类历史上，专制制度曾经盛行过很长时期。一国之内，凡事国王说了算，国民只是俯首帖耳地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一人。1215年，英国签订了《自由大宪章》，国王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类社会从此开始由专制向民主制转变。1789年，法国平民革命爆发，国王被杀，专制制度在一国之内被彻底冲垮。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毛虽然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但他的思想却停留在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签订之前，“君主治世”的观念原封不动地、顽固地充塞在他的脑海里。他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七百多年。

世纪之交的杰出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布什，这样深刻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实行民主，正是人类社会这一条经验在制度上的体现。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