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态，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千头万绪，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像《浮生六记》那样写，就是洗净铅华，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平民襟怀。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辞。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来年，风风雨雨，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宛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然牵念之情油然。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写的是“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退休后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最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大陆的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陆现在有没有如余英时说的那样风范的大师呢？

学界文界，体制已改，时有“遗风”犹存。而遗风能够演衍多久？要看今后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其养成。

但余英时的更多指责内容，则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连同任继愈先生一起抨击的。此不敢苟同。

余说说任继愈：“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

说季羡林：“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

余所说：“没有骨头”；“后来没写什么东西”；“歌功颂德”“民族主义”等等评论，是不公正的；是与季羡林、任继愈的人品业绩之事实相违的。

余英时先生自己还是没有脱出那种以“国共”划线的偏见。他在访问大陆时拜访任继愈，在国外是曾将任先生接到家中住，这是学者的方式。为何在别人逝世之后，又出来这么“政治”的方式了呢？这不是“二重人格”吗？

有一位史学界的北大学友定居美国，他曾对我说：“那些海外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国内学者？”这令我感动。

彼此的生存资源已经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时这样，持一种“站在干岸上”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知识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来，在北戴河受到国家最高领导江泽民的接见。李博士当面进言，希望最高层更加重视国内科学家，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近读刘再复先生写的《师友纪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变其情怀，而深情历数国内学界前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飘泊流离，心系母土。

此种立场与态度，涉及到人格修养，对历史的理解与负责感，和对同类的敬重心。

说到国内昔日“运动”，我以为“反思”与“追究”是两回事。

这些年我在做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一事，也时常有人对我讲，某位老先生在某次“运动”中如何，总之是不允许人犯过失，连天真的过失也不允许。

当我面对这些耄耋之年犹未敢忘忧国的老人，见他们忆起少年壮志时的兴奋与惆怅，对眼前国情的焦虑，不由自问：他们还有何罪？

我刚入北大时，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专家许大龄。闲谈中，我提起在云南时曾遭受迫害事。第二天他满面愧色地对我陪罪，说他“原来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对中国大地的这些苦难负责。我劝慰无效。许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终于早逝。

中国文界，罪莫大焉，莫过于当年“文化领袖”周扬了。可是他晚年的悲伤与自责，令人悲悯。

鲁迅说，千年“吃人”，罪在礼教。而这数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处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今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托翁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损害人的与被损害者，都可以得到灵魂的“复活“。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恶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难道我们经历漫长黑夜的中国知识界就不允许自己的同仁“复活”吗？

如果没有一点托尔斯泰精神，恐怕很难打理我们这片受到重创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们成天说“普世价值”，就是要爱人类，为什么连自己苦难的同仁也不爱呢？

近来我常思：经历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努力、启蒙，那些开创局面的，惮精竭虑的前辈们一个个地走了，而中国国情屡屡进而复退，文化垃圾弥漫。令我们这代人在“将退”之际有一种挫败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

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怜悯心。

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钟书先生相比较。

我读“大一”的时候，曾经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此书一出，我们都在“热读”。正当人们指责我“冒味”时，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

钱先生的学问名气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对他的过奖，我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的文章来，才敢上门。这样与钱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来，越知道他那封给我的信之珍贵。我浪费了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和为我打开的这扇门。后来闻钱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遥向上香。

季羡林与钱钟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极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境、以及成才过程，皆不能与钱先生相提并论。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另一个是名门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羡林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免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像。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诸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冲出亚洲。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作指挥。熊熊的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道。而那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仓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当时在岛上筹划一所国际性的“职业大学”，面向中国沿海、港台地区和东南亚。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中国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时机。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向北大东语系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其实季在校园内也常发生钱财方面受骗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骗过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响。

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次季羡林要我“代表他”去陪来访问北大的聂华苓女士。记得正是“琼瑶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我曾请教聂的看法。她对我讲，有一次琼瑶在机场与她相遇，曾说，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聂，可是为什么这样走红，自己也有点惭愧云云。

当时国内文化界有这种忧心：为什么大陆总是流行外头的二路货色？

还有一次韩素音来访。季羡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绍给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羡林在最后的时光里曾说，他没有给我提供机会，感到遗憾。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校园师生，北大传统，这数十年来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给我的一笔财富。

护犢

89年，我是在“五四”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为校庆。

一进校门，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畅春园给出发去天安门的学生践行。白幅黑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悬挂在南校门口。

我歇脚勺园，即去看望季羡林。

风满高楼时，学者们有的回避，有的闭门。而季羡林平日清静的住宅却门庭若市，学生们来来往往。

北大是第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向广场运送去简易床和被褥的，此后，其他大学效仿。

北大教师是第一批到达广场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当时绝食数日的孩子们躺倒在广场上，发出微弱的欢呼。

季羡林是那些北大师长们中的一个。

季羡林去广场，与别人不同一格。

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学生蹬车前行。在车上高扬一条白幅，上书“一级教授季羡林”。

两去天安门，季羡林张帜前往。

季没有因其老迈因其地位而退缩幕后。也许，他也要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讨一个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孙子还要年幼的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当他站在胡适墓前的时候，他无愧于他的先师。

他那山东人的耿性，忧国忧民之心，和长期奉献给校园学子的慈爱情怀，在一个特殊残酷的历史时刻，令他迸发出“冲冠一怒为青年”的惊人之举。

那天，我到季羡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说，荣毅仁决定捐三百万为广场学子滋补身体。荣先生说，这些孩子都是国家英才，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绝食，对他们今后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力让他们休养恢复。

季要我来负责此事。我以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后由救护车拉走，复送回学校的学生。

我在校园和宿舍了解情况，原来，学生们天真活泼，有的刚从医院被送回来，就跑去打篮球。令人心疼。当务之急，要为他们准备营养食品，要监督他们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们身边，荣毅仁与季羡林联手，为父母护犊，为我斯民惜健儿。

枪声响后，我与先生隔海茫茫，音讯全断。

八九年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海南岛。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曾在国内国外寻找过我。 一次他在美国听说与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专门去落实。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师长们继续着对学生的保护。

八九年的“风波”，在那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

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难以自安于书斋。

有一天季突然从校园失踪了。原来，他一个人走到校门口，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来。

八九年“风波”，起始于一场学生们发动的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请愿活动，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接见，而发生“绝食”，这是一场无奈的诉求。后来所发生的诸多群众游行，主要宗旨仍是“护犢”，为了保护广场上那些赤诚的孩子们。

护犢之情，原是牛马的本能，何况人乎？何况我传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乎？何况我北大教师乎？

待到91年，我们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

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欣慰地说：

“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于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

写“文革”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辞与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廁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鞑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

“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 ”。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当年陈寅恪。季才答应了。

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谛，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愼。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他说，读书需要静，可西南联大在战争中，读书有成就，民主运动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说，一所学校能够容纳异端，所以学术也发展。至于战争只是外丰的因素的。他在思索校园民主的今昔。

毕业离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阴，几乎每度来京都到朗润园去探访季羡林，话题无论巨细。他的本色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

他凝视我片刻，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在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以后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驰、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暮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

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词，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了。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肯特鸡“去见面，递给我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孩子们的直感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

当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上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年性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 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

季羡林现象，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崩溃来得很快。

其结果是“寿则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对我说，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地讲，神态茫然。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联系依然放不下校园，清华和北大。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连广宇透光阴，是为民族的文化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温不增华 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

定稿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