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8月26日星期五下午

地点：昆明滇池路茶室

采访人：孙亚菲（问）

采访对象：张曼菱（答）

问：   你采访抢救和研究西南联大史料多年，对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很想听听你的感受与思想。

答：  为什么西南联大这段历史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宣传，关于它的传说与魅力仍然不减呢?

凡进入它的领域，就令人感到美不胜收，而当年的当事人一谈起它来，无论是大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是那么神往与自豪，把它当作自己一生最有价值的岁月。

我去年曾经奉北大之命，给一群状元学子讲解西南联大。年青人听到傍晚还不想吃饭，要求“再讲点什么”。可见它并没有与这个时代隔绝。相反地，它的内涵正好跨越了我们闭关锁国的几十年，而与今天正在开放中的中国对接上了。

当代人会对西南联大的情境感到亲切，而反而对前几十年的那些事件运动环境感到隔膜。

问：    你认为对这段历史产生这种亲和力和渴望的原因是什么?

答：    因为它满足了我和许多人对一种理想精神、理想人格的渴求。

我认为它的最大贡献，还不只是培养了人才、成果等等，而是它用整整八年的抗战历史，在血与火的迁徏中，在贫困在民间，为我们铸造了一代战火中的中华学魂。这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操灵魂品格。它留下了一座精神的宝库，精神的食粮，可以支撑和发展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

这些内容，从来没有像“延安精神”之类地加以整理，它只是以个体的故事个性的表现个人的流传存在着，非常地丰富，博大和具有生命力。

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传统的，大家知道的那些“孔孟之道”，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个性与人性因素，诸如“士可杀不可侮”、“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之类，教育思想更是进步而丰富，比如“有教无类“，现在也没有做到。几千年来为帝王所用，也发挥过有益于民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想，不能统统看作是“封建殉葬”。

但到西南联大这一代人，就呈现出大的转折了。

变化自“五四”开始，中国国门被炮火轰开，知识分子跑出去，真正见了世界的大世面，吸收了许多西方的进步意识人权人文意识，然后又回来在本土上，依照各自的个性历史，发生着深刻的质变。这时中国辛亥革命也轰垮了帝制。使得他们的个性有了本土的条件，产生一种中西合璧的既根深又开放的内容，像一条奔流的活的长河，正在从中国五千年古老文化的源头奔向世界去。

那个时代，军阀混战，孙中山的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统一，但三民主义已经进入民心，民间思想异常活跃，各类知识分子进入自由境界。连一个乡间的中学生都在寻求救国之路，如毛泽东就从他的湘潭奔向了长沙，又奔向了北京。像我的父亲也从乡间奔到昆明，凭着考分，进入了现代金融业。

就更不要讲，那些本来就在精英位置上的世袭知识分子了。他们就直奔国外去探索、发现了。探索与发现是两个很好的词，是真正学者的本质个性。如果是盲从的性格，那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存在价值。可叹至今许多人仍以为在大的“盲从”之中，还可以启迪一个人的智慧。

而那个时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在生长壮大。因为蒋介石还不能控制整个国家，反而有许多的空间给经济和文化发展。

日本这个国家其所以万恶，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认为，还不只是他杀了咱们多少同胞多少义士，而总体在于：在我们民族发展的一个大好时代，纵向比较，相当于战国那样的万马奔腾的时代；横向比较，比日本的明治维新稍晚。它一个武力入侵，将我们各方面的萌芽发展给中止了，截断了。

这一点我想它是清楚的，是蓄意的，它就是不要我们这广博的国土觉醒与发展。这种根子上的意识是很难改变的。这种意识下，无论开战不开战，都奠定了中日两个民族关系的本质基础。

问：   请阐述你所认为的“中华学魂”。

答：   前面所说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一种与世界对接的开放的势态下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一种改造，对自己的精神进行一种塑造，本来是一种渐进的，分散的，百花各放，谁也碍不着誰的。而日本侵略一来，就逼得大家走到了一起，集体流亡，融会贯通，弘扬彰显。这样，就使得这种从“五四”以来有所积累的精神个性形成了共性，变得集中了，体现出了新世纪的中华学魂。

说以西南联大师生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重新塑造了中华学人之魂的标志，首先在于，他们体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的一代学人的新信念。其一是，他们将政权和祖国分离，将体制与本土本民族分离。

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多少朝代当政，变来变去，到了民国成立，其实是军阀割据。这一大批实际上都是出身于乡绅或是前朝之臣的先进后代们，经历了出国留学，回国创业，已经形成了自己扎实的理想信念，那就是将西方进步的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结合了。

咋一看，陈寅恪这些人似乎也是长衫马褂穿起，出口尔雅。人们称他为“一代文化托命人”，是指的他将传承王国维。其实他与王国维那一代已经截然不同。

王国维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屈原之路，殉了那很不成器的末代王朝。

实质上他与罗振玉不一样，他不是真正“以臣殉君”。人家“君”不是还没死，还当了满洲国儿皇帝吗?

实质上是王国维认为北伐在全国胜利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将会彻底被消灭，从形式到内容，包括那些大礼，人际，人格和诗书，这样他是不可忍耐的，所以他要走。不能活在一种“非文化”的氛围里。即使人家不来武斗他，他也觉得是受辱。

懂得他的陈寅恪说透了这件事。吴宓也感到不同程度的悲哀。

但陈寅恪这批人与王国维还是不同，在文化的传承上应该说是接近司马迁这样的独立精神，将自己将文化完全地同政权分离了。再加上陈、吴二人在国外留学时期，已经受到民主人权等等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还不是那么悲观。王国维“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理想是由他们继承和完成了。说他们是“一代文化托命人”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对待统治者的关系上，陈寅恪与吴宓的态度是：无论你英明还是昏庸，我都要离你远一点，无论恩宠还是羞辱，都会妨碍我的文化。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忠诚”信念上的的重大分离，也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区别的重要标记。

西南联大这个学校和这批人所经历的抗战历史，蕴含的内容，实际上是积压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探寻变更，将中国文化引向新路保持原有生命力的一个宝贵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仔细研究和整理，它所放射出来的精神能量，也相当于一部当代的《史记》。

中国的历史其实长期是在黑暗中穿越的，人类也如此。如果不经过历史眼光的提炼整理，只从“量“上看，你会被黑暗所淹没所吓倒。从时间上看，从空间表演的舞台看，都是那些非正义的残暴的荒淫的专制的屠杀与掠夺的行为占着上风。

暴君与小人，一当权就是很漫长的时代，而一个正义者的冤屈要伸张，得等上几代人。例如戏曲中《赵氏孤儿》、《和氏璧》、《一捧雪》等等数不胜数，更不要说小民的冤屈了。而像岳飞、文天祥等正气浩然的人物，则对历史变更所起的政治作用几乎就是被那些奸佞抵消了。御侮和保卫国家其实都失败了。陆游和辛弃疾都是不被信用，属于报国无门只有作爱国诗的。

人们常常对自己身处的现实的时代极其不满，因为读史，反而会对历史发生感情。以为“历史是正义者所把握”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清醒者可以看出，历史是一种经过史家以自己的观念选择的读本。史家可以将大量的时间压缩，计为无效时段，而将光辉的一瞬间进行展开，成为历史的亮点和“眼”。

然而史家是对的，一部中国的或者人类的历史虽然茫茫，正义的人物虽然没有把握局势，但这些光辉的亮点正如围棋中的“作眼”，使得全盘皆活。使得历史有了长河的方向，流速和进程。

毕竟拨开野蛮与愚昧的迷雾，正是这些文明的冲刺，这些几乎被淹没的呼喊声，这些不计在寂寞舞台上以死明志的仁人志士们，还有那些大智与大勇的英杰，他们使得历史有了灵魂。

很多时候是一灯如豆，照耀漫漫长夜的中华。这灵魂之光，推动和指引着历史，鞕挞着黑暗，有如火把相传，将民族与人类引入了越来越强的光明中，所以历史是属于他们的。

史家不以占有的“长度”评价历史与历史人物，而现实的人们却要忍受着这黑暗的长度。这“长度”可能吞没许多人的生命，所以对于现实来说，往往黑暗会是一种绝对，而光明似乎完全在绝望之中。

于是人们便会产生短期行为，因为对于他来说，一生比这更短。于是灵魂便会产生畸变，社会发生倒退。这时，只有历史读本中才保藏了那源深流久的光明。只有优秀者才能在心间与之光明沟通。国魂与学魂深深地潜沉了。

当沉睡的人们苏醒，他们会要寻找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祖先与祖国。这时他们就会一遍遍地回到诸如像《史记》这样的读本中来，正本清源。司马迁一生做这个事，值了。

抢救当代西南联大的历史资源，留置与后人在需要的时候进行研究，汲取，是真正史家和文人应该重视到的事情，是值的。

西南联大所铸造的这种学魂，它不同于杜甫、屈原。它不是忠于君王忠于政权为前提的，它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性和人民性。

比如陈寅恪见过蒋介石，就对吴宓说“这个人不怎么样”，作诗说“看花愁近最高楼”。他要与蒋疏离。比如张奚若就不接受蒋的请柬。吴宓则说“上诈下愚”。这就是说他们很清醒，把统治者也当作一个人而已，并没有什么个人崇拜，更没有什么君臣约束。

但不等于他们就此解除自己对这个民族与国家的责任，他们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身分来对这个民族负责的。陈说“国可亡书不可亡”，就是说你们这些政客将国家搞得将亡，而我们这批学人决不能让文化就这样亡。

这样的人格，也是从事现代科学与人文的最好基础。试问一个唯唯诺诺的文化懦夫，如何可能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中开拓创新呢?

当年三大名校的这一批人首先集体撤离了沦陷区，就向民众宣布了什么是“气节”。分开来讲，可以理解为气概与节操。人活一口气嘛，要留得精神在，节操就是原则，不可逾越的底线，一过界是永远不能得到原谅的。中华民族能够走过漫长的历史之路，凝聚不散，这个东西很重要。

本来他们是一批自由独立的个性各异的知识分子，可是这时候他们有了强烈的意识，这就是他们必须为民众为社会为国际作出楷模。这是挺身而出的。不是谁封的模范之类。是沧海横流之下的本色。

现在的名人只享受公众提供的大餐，而不考虑自己社会形象对公众的责任。不自爱，形象自毀，伤害公众感情，辜负青年期望。学魂减弱了。

当年一大批老学者都从香港越南赴昆明了，这时候需要一批人代表这三个大学从中国的大地上走过去，以保持国格校格，以保持体面。那么就有了步行团。教授闻一多、曾昭若都在走着。我们是在战火硝烟之中走着，在本土上，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这无疑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民众们都知道了从北京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们，不投降，从咱们这儿走过去了。咱们也不投降。

民众们从这些有学问的斯文人身上看到信心。看到必须保持的底线。不能与日寇混为一谈啊。

说是“中华学魂”，还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精神是为中国社会为底层民众为各阶层所呼应认同的。这是有特定国情基础，在这片土壤上有呼应的。他们能够使民众认为，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教授学者，咱们心目中的有知识的人，为咱们主宰着心灵底线的人。

当然民众不会说这些话。民众只是衷心崇敬和爱护簇拥着西南联大。像我家乡昆明的人们，因为看到北京来的教授们为抗战都这么朴素，于是便不好意思再穿那些绫罗绸缎了。要请教授们到家里吃饭，叫孩子们出来，请教教授们今后该怎么办。

这批学者他们虽然都留洋过，如吴宓到昆明还穿他的红呢子英国裤子。但是其实他的行为准则是为中国所接受的认可的。

刚才说了两点，还有第三点也很本质，就是说这些学者文化人虽然因为国难而极大地统一起来，但他们不是军队，不是兵营，他们依然是以个性自由而著称的各种流派风格的学者。他们不泯灭自己的为人个性和文化科学的个性。这也不是谁的什么政策好之类，所以就“个性自由”了。我认为，这只是沿着那么一条文化的历史长河，汲取，发展，自然而然的一种状况。应该说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生态，根源于中国对于知识者的格外尊重的传统，又吸收了国外民主自由的风气。

学者们依然故我，个性并没有因为国难而改变或破坏。只是伸发了突出了磨砺了。喜欢什么还是喜欢什么，跟谁在一块儿还是跟谁在一块儿。当然视野扩开了，朋友也东南西北地增多了。总之他们还是一伙平常人而非“超人”，当然从来也不是“普通人”。

那么这种状态也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梅贻琦，不是那一个当局都可以说，“你们自由吧”，就形成了的。只是说当局者没有采取严重的破坏措施，蒋也派出什么大员，搞什么“训导”之类去干预过一下子，干预不进去，梅校长直接当权，直接维护了这个局面。蒋介石本质上也是独裁者，但八年抗战时，他尚顾不了这边的事吧。

学魂，也体现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的问题上。

从事自己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这是本分本职。任何时候不弃不离。联大人来到昆明所从事的教育，与在京城不一样了，校墙打破了，门弟之见大减，反而得到融合。

中国的三大名校，风格杂糅了。而且教育的体制体现了东西合璧。世界上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如此，什么哈佛牛津斯坦福，都是单一性的培养某种人才，不赋予你要“对一个民族负责”的信念与使命的。也不像西南联大这样，全面地重视人性的平衡发展，比如它重视体育，重视人文，任何一个学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人文课。

在国难之时，强化人格，铸造学魂，强化民族文化意识提到了重要议程。

你不是要亡我们的种吗?我们更加完整地传承下去。

不断创新的教学方法，发现与培育人才的方法，在西南联大都融入了学者导师们个性化的智慧。智慧，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的最大贡献。

比如对李政道的发现与培养，你就不会感到有一点杂质有阴暗的东西。感到是阳光下的小苗，虽然是战争中，却一方面阳光明媚。人才园地的阳光明媚。

为国求贤，为国育英才。这是当时教授们的使命。当时吴大猷是在妻子重病的情况下，在家中接待这个远方来的大一学生的。也是在他家中，试验李政道，竟然能解这么难的题目。这个发现的欣喜冲淡了他所有的沉闷。他立即向同事们宣布，发现一位物理奇才。于是众多的教授都来对着李政道进行一种专门设计的授课。

李政道在西南联大也就是一年多的光景，可是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转折，决定了他终生的道路和成就，造就了他现在成为这样的人。

而李政道与吴大猷所形成的那种师生同父子的贯穿终身的关系，本身也是中国“师道”的传承。

西南联大在这种贫寒与轰炸之中培养出了一大批这样的与世界接轨的优秀学生，这不是智慧是什么?这是开发了的东方智慧与西方碰撞的结晶。

不管是“兼容并包”，还是“厚德载物”以及“务实”精神，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民族觉醒和强盛。如果培养的学生不爱国，不献身自己民族的事业，那这教育是失败的。

那是宽松自由的学府园地，老师种花，男生偷花送去女生宿舍。在壁报上，学生可以调侃校长，讥讽导师，逸事层出，这都是自由的天地体现。人才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天地下面，才能够成长，成才不受压抑。虽然战争是大的压抑，但联大的校园却没有压抑这些学子。学魂在蓬勃成长。

而其成果是光照千秋的。西南联大为中华民族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储备了优秀的世界级的人才。只说一个原子弹，没有它，中国折腾这么多年，曲折犯错误，人家列强等不了你，早就把你摆平了。可是没有人敢来惹我们。

这就是保护神，就是拼将性命来制造原子弹的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联大精英。我们在这个保护伞下面，有了时间来试验来重新走自己的路。

联大提供给教育史的宝贵经验与实例不胜枚举。我不展开来谈了。我讲讲我独到的体会。

西南联大校歌提出的“人杰”这一古老概念，其实也是与时代学魂相关联的。

古代传统的“人杰”，众所周知的是李清照词，她明指项羽，项羽性格在最后的迸射，体现了豪气贯天，不计生死而重义，更不计功利的杰出气质。

史书上各种“人杰”也都带着封建的标记啦。联大提出的人杰就是要“中兴业”，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为己任者，而且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挑起重担的人。

现在盛行“人才”的概念。我以为“人才”只是单纯这个人的能力，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某种能力吧。还没有与他的志向信念接轨。所以现在的人才大都是计较个人待遇，以个人发展为前提来选择就业等等的。这也是正常的，大多数人的平常状态。尤其是过去对知识者的权益损害太多，现在计较一下也是一种社会训练。

但联大校歌中所呼唤的“人杰”并没有过时。一个民族要兴盛，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时候需要舍身的人，这时候连生命都不计了，还要什么报酬?一个实际上很贫弱的大国，需要付出的牺牲还在后面。

童年时我读到，斯大林说过：“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动力。”这句话是对的。我认为，只有人杰，因为他的使命太浩大，任重道远，所以他才能够极大的发挥他的天才与创造力。

而“人才”，只是凭“才能”向社会进行一种交换与索取，他按部就班地干活，顺从外界条件的局限，不可能一往无前。所以许多精明的人，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而“人杰”所作出的贡献，除了具有社会的实利的物质的成果，还有人道与人性的高尚精神。能够净化和鼓舞全社会。

面对一个贫弱的祖国，爱国，是人杰的一大特征。

问：很多著名的联大人，他们为什么不回来?

答：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长时期来缺少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环境，不保障科学家的人权以及事业权等等，还有本来科学状态就落后，人家在外面发展需要广泛的基础，回来只能搞ABC，这等于中断了奋斗，非常可惜。所以许多人就在外面发展了。再加上他们原来是台湾护照，民国的，与大陆不对接，而那时国际上发达国家也不承认大陆政权，这造成手续和政治选择的麻烦。

人家是搞科学的，不愿意纠缠在政治中，于是最简单的就是入美国国籍了。这在内心是有痛苦的。许多人都是坚持了许多年，受了很多折磨，有时人家不让你进某种试验室，最后无奈地改换了国籍。

但在现代社会，我以为这本护照不能够说明这个人的内质，他自己和社会也依然认为他是中国人。护照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归属吧。

许多人没有回来，这与中国闭关锁国的一长段历史有直接关系，和现在不回来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最佩服那些冲破阻碍，回到祖国，一心贡献的人们。如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等等。他们记得这个贫弱中的祖国，他们忠于自己当初出国时的誓言。没有这些“儿不嫌母丑”的伟大公民，中国人民没有今天，也没有平安，没有自己的日子。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泛义的东西，譬如，红十字会，绿党什么的。诺贝尔奖呢，有些折扣。这些泛人类的东西很重要，需要人献身。但对于一个苦难中的贫弱民族，最宝贵的是那些执著地热爱它，承接它的文化命脉，将拯救它作为自己使命的儿女。

“爱国”，当然有着鲜明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然而“爱国”的本质仍然是正义性。 真正的爱国者也会爱其他的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爱世界，爱富于正义心的强国。

就像爱亲人爱家庭是一个人的人性基本特征一样，那些没有机会奉献爱国之情的人们，终身会留下缺陷，所以一有时机，他们总要进行弥补和回报。我们所熟知的，海外华侨在中华每个紧急关头作出贡献的历史，还有许多杰出个人从富豪到大家回报祖国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那种在紧要时刻没有对祖国作出应有贡献的人，后来又回来享受高待遇，徒有虚名的人是极少数的，不能算是西南联大的代表。

问：    近些年来你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走近西南联大”。请告诉我，在这当中你最钦佩的人是谁?

答： 我最钦佩的人是梅校长，梅贻琦先生。

这一点采访中随处都有体会。无论是当年的“左、中、右”哪一类型的师生，无论校友们现在身居海外、港台澳、还是大陆，更无论是北大、清华、还是南开的，人们毫无一例外地表达对梅校长的无比敬意。

梅校长无疑是当年凝聚三大校的一个忘我的核心，是这条风波奇诡的大船上的掌舵人，是这个前后七千多人的抗战大学大家庭的当家人。

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也在当年，那么其他那些教授学者的行为，我可以做得到，我当然不投降，起码这里面也有个人的名节在内吧。我会跟着学校一起，同舟共济，治学育人，期盼着胜利。

国难当头，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事情。大家做的还是同样的事，只是环境更差待遇更糟而已。也就是说，这是并非奇迹的奇迹。

而真正的奇迹的创造者则是梅贻琦。

梅贻琦在抗战中所做的事情和贡献，成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是非凡的。在我是望尘莫及的。

教育家应当是圣人，这是中国的观念。孔子、孟子就是圣贤之人。圣人，是超脱于一般学人之上，见识与品德均在非常之高度上的人。他的举止言行，为世人所景仰，为社会之楷模。

名牌大学的校长，无疑应当是教育家，如果不是，那中国就没有教育家了。

战时在昆明成天风尘仆仆的梅贻琦，日渐消瘦着，他的办公室最先被日寇炸毁。他没有时间去想做圣人的事，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圣人。

当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之时，梅贻琦处于超常的刚毅与清醒之中。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事，他很清楚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

一切都为了在战时为国家为中华保存住这一点文化科学与文明的种子。他必须端好“大学”这只锅，这只锅里有着中国最稀罕最精华的财富，国宝。

抢救和运送故宫国宝的故事成为战后的传奇。

而三大名校所蕴含的“国宝”之价值不亚于此，且这种“国宝”又不是可能装箱而已的事情。一批大活人，一批极有主见观点各异，拔腿可以走的活生生的学者，家属，学生，及学校的种种必需的设备。

试想假如当时北京沦陷，三大学便散伙，那中国的这一批积累多少代希望的精英们就从此流失了。如果没有“大学”的存在，没有这种保存教育的共识，那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要将这批人聚拢来，是几乎不可能的。

大学决不是说“不办”就可以不办的，尤其是在日本要对我亡国灭种之际。不办，是犯罪，是助纣为虐。可办下去，抽象的大家都理解支持，而具体的难处则全部落在梅校长一个人的肩上了。

他要保住这三大校。就像邓稼先当年接受造原子弹任务时，对他爱人说的：“从今以后我的生命都交给它了，为它死了也值得。这个家我是管不了啦，全交给你了。”这两个人相隔半个世纪后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相似。

这就是中国传统中的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情景。邓稼先与他的校长梅贻琦都是背负了中华民族天命的人。所以他们从受命的那一天起，已经下决心殉自己的使命，那么苦其心志，挨饿，生病，危险只是其次的事情了。

战后的中华民族只要有了这三大校在，光复和振兴就指日可待，就不会将一百年以来仁人志士们奋斗的硕果付之东流，使中国又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这就是梅校长那没有说出口的信念。

梅校长的心头此时已经不是和平时期的校长心态。那时候是顺水行船的事情。此时是端着一碗生命与希望。他能不战战兢兢吗?

梅校长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其实他还说漏，首要的是“有大校长，大教育家之谓也”。

试看今日国内，无数的著名学者与教授，高楼林立，而办学却迷失方向，校风不正，人才不济。何也?没有大教育家的危机。

梅贻琦是西南联大的领头羊。对内，三大校所以界限模糊，能够形成一个核心，与他的德治深深有关。梅校长从来不偏袒清华人，他要让大家放心。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清华或谁的待遇不公而引起矛盾。大家都同甘共苦。

对外，梅贻琦成天地为筹集学校资金奔走，那种“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他肯定有感受，但他坦然之；因为我不是为我自己，为我家人去求告社会的，是为了学校。

当时西南联大接受过各种商人军人等的捐资捐粮，在办公会的纪录中可能看到。

他这种精神给我的鼓励很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人总是喜欢求理解，总是喜欢有尊严的去做事。但是梅贻琦可以不讲个人的面子，不耍个人的个性，他只要求达到能够让学校生存的大目的。

在战时的大学里，闻一多、吴宓有个性，可梅贻琦他没有个性了。他的个性就是西南联大。

所以，我说梅校长是一个圣人、巨人、伟人、英雄。

而在战时做一个教育家，和在平时不能等同。战前清华校长，与战争中的联大校长，这是两副截然不同的担子。我称他是“黑夜里挑担的行路人”。

三校不停地搬迁，到了昆明之后，也就是正式的西南联大成立了，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没有在昆明了，而只是三个委员之一的梅贻琦，就成了实际上的校长。当然那两位在重庆等地，也还是与他呼应，帮些外面的忙。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大学的校长是不能做官的，不能以官兼营校长。做官必须辞去校长一职。那两位有许多事情要敷衍，只能是挂衔和不挂衔的校长了。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校长的公子全都投军参加抗战了。张伯苓先生的公子是空军，因为个子高大，坐进机舱里去就拉不起舱盖来。就这样光着头在空中作战。后来血染碧空，为国捐躯。

就凭这一点，三校长都是人中楷模，都是君子，都能孚众望。三校风气肃然。哪里像现在有些尸位素餐的所谓“校长”，儿子还不早就“走关系”送到国外什么名牌大学去了?假如人心涣散，如果学校一旦涣散，人才和潜在人才也就流失了。

梅校长自己是留洋博士。他既身为“校长”，便不可以将自己与一般教授学者等同对待。而一旦受命于危难之中，他早就作好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准备。他不仅不要政府发下的行政职务的津贴，连他组织清华服务社搞来的一点收入，发给教员们，他也不要。

梅校长的家庭因此在昆明是最贫困的，梅夫人因此受了种种的劳苦折磨，蒸米糕卖，被教授们命名为“定胜糕”。校长夫人能够如此，可见抗战一定胜利。

而梅贻琦常常不知道家人在挨饿。因为他有一位贤夫人，从来不用琐事去烦他。梅贻琦的家庭是民主的，什么时候儿子参军了，他也不知道。各行其是。

他几次保住了西南联大。

最后的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

当时梅贻琦在重庆。学潮突然暴发，蒋介石十分震怒。这个人本质上也是个独裁者。在他认为：战时我对你们不错，将你们转移到后方。现在刚胜利你们就伙同政敌共党来闹我?

于是蒋介石要取缔西南联大，也就是取缔北大、清华、南开三大校。梅贻琦当时心中苦不堪言，急如油煎。试想日本人来时，三大校都没有取缔，千辛万苦中保住了这个学校。为何现在胜利才几个月，还没有回到故京，就自己来取缔了?

我想当时梅贻琦心中一定在骂，昏君啊昏君！

当时他没有骂，而且他的态度还必须是认罪的，他一再地向蒋表态，自己回去后一定立刻复课，教员学生马上回到课堂，学校恢复平静，不再参与社会上的事情，然后着手准备光复北回。

这是梅贻琦最后的一搏。孤独的一搏。回来他还要说服愤怒中的师生。

可梅贻琦不是政客，他不能苟同，又不能弄翻。必须维持以保住学校的命脉。因为命脉是在政客的手里，不在教育家的手里。这是中国的可悲。

什么是教育家?

就是一堵墙。他隔在学校和纷纭的社会之间，给师生们一片安谧与纯净，

而他自己去面对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从军阀到富商，从党棍到特务。

中外思想家都认为，教育必须在一片净土上进行。卢梭就认为人的初期应当是在爱与纯洁之中，奠定一个善的基础，以后才能对付各种的恶和不洁。

所以教育家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他都应该是一堵墙，一堵保护与保卫教育园地的墙。如果这堵墙自己先就腐败了，就成了污水的进水口，那还办什么大学?

后来，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办了新竹清华，可见其与清华之宿缘。

而夫人却留在美国，靠自己打工度日。建国后，儿子梅祖彦一个人冒险无照登机返回大陆。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梅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先生临终前几天，我将一套《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光盘送到病床旁，他握在手里，一面抬头看那悬挂着的电视机屏幕。

那些日子，中央电视台十频道、一频道、四频道正在热播这部片子。梅先生告诉我，联大欧美同学会的校友已经来电，非常喜欢这部片子。不久他就逝世了，临终前三天，还对他的继任者沈克琦先生说：“不能再改了，片子就这样了。”

我想，他可以去告慰那长眠于台湾新竹清华校园里的父亲了。

梅贻琦校长在中国大陆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在广大的民众之中，终于有了一个应有的位置。

因为没有公正，历史无法正常发展。后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做。

他是教育家，是为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并不是党派人物。我们对他的一生和他的事业，应该用穿透的眼光来看。

没有教育家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问：你说学魂在减弱，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精神在萎缩。那么你对前途怎么看?

答：我对这个民族有信心

鲁迅说“中国人失去自信了吗”。

关于自信，有两个方面：

一是将来会怎么样；

一是中国人的这一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生存价值。

现在许多人在摇摆中，所以跑了。

我通过进入这段历史，看到中华文化中灿烂的东西，看到许多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迸发出来的高尚。我坚信这些传统没有泯灭。

不要担心，我们的稚气的青年与孩子，他们知道爱祖国，他们也会知道爱自己民族的文化。

今天的青年，我信任他们，爱他们。

他们会走得比我们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