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光容易把人抛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2000年8月，我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采访李政道先生。李政道说，因为喜欢这两句词，特意请吴冠中先生画下来：“这张画要表示很复杂也很简单的意思。我请他画出时间的观念。中国的画，每一笔都有先后，每一笔都可以把它的先后找出来。”
那幅画用线条构成“时间”理念，红与绿的色块表示樱桃、芭蕉在时光里的模糊映象。
李政道说：“这两句词跟现在的白话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化隔了一千年，还是一样新。”
他和我讨论起“流光”：“我们把时间叫‘光阴’，为什么光阴是时间？因为没有变就没有时间的观念。光阴有光跟阴，光阴是要有变化的，变化就是时间……流光就是光阴在流淌。”
我请他题词，发现他有一张特别的办公桌。一旁的沈克琦先生说，这是李政道夫人秦惠?女士根据他的工作习惯设计的。
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李政道手捧骨灰盒，将夫人安葬在苏州李家墓园。
此行归国，他在京五天，来往于跨度如此大的时空，但是那天在他面上看不出悲欢之色，一如禅者般充满定慧。他身着丁香色衬衣，感觉很年轻。
“流光容易把人抛”，此种心境，既有逝者如斯的感叹，又有举重若轻的洒脱。这是中华文化里最常见的人生态度，一种令我熟悉的气质。
中国文人有一个比拟：光阴如“白驹过隙”。那是无声无形的一匹白马，或者说很多匹白马，从那缝隙间穿越，奔跑不见了，所以“去日不可追”。
有一个人的“流光”，还有一个国家的“流光”。中国文化表达出的深挚与旷达，包含“天下”“千秋”的宏大理想，和故土、乡愁的细腻情怀。
知道我从昆明来，李政道说：“我回去过一次，是1979年，还到联大的那个校址去看了，那个时候还保存了餐厅的一部分和一所房子。”
回忆在昆明的生活，茶馆让他记忆犹新：“茶馆也是很特殊的，也表示昆明是民风好的地方。……这样养成了一个学风，可以说是‘茶馆学风’。这更像人们日常讲到的19世纪巴黎的咖啡馆，当时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在巴黎的咖啡馆。昆明茶馆的这个风气，我在中国别的地方没有看见过，我觉得对当时的学生鼓励是很大的，可以说这是昆明人民支持的。
二、一个是要“精”，一个是要“普”
我们去的那天，李博士正和人们一起布置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们，刚刚搬过来。
趁摄像师去察看房间、布光，我将采访提纲递给李政道过目。他拿起铅笔，一面看，一面划，然后递给我说：“前面两个问题没有必要，否则你的时间会不够的。”
这种随手圈阅、谆谆嘱咐的态度，使我感到他很像我的指导老师、学长。
谈到西南联大的教育宗旨，他一语道破：“它是以培养人为中心的。每一个都要创新，要创新是比较特殊的，要跟那个人的性格匹配起来。启发作用是有的，培养作用更有，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而出来的结果他们也并不能预料，我也不能预料。就像一颗新的种子，他们很注意要培养得好。这样的注意，这样的培养精神，我觉得联大是非常可贵的。”
类似看法，陈省身也对我谈过。他说不要给学生划定方问：“开放式教育很要紧。西南联大一向不教学生该怎么想，而是让他们自己发展。因为许多人共同地合作、讨论，他们自然而然就走上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都是资深人士对教育的真知灼见，一派“回家”的关切。
李政道很了解中国高校这些年的情况，他认为这个人口大国必须做普及的工作：“中国这么大，它面临的问题，一个是要‘精’，一个是要‘普’。这两个都要。因为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国的普遍教育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都要面向的，中国面向的同样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我觉得国家对这方面很注意。‘科教兴国’，科当然是科学，‘教’就是教育，国家非常注重。我觉得中国现在办教育的方向是很对的，布局也不错。普及的教育当然应该做得更广一点。”
但他也担心，忽略了“精”的精神：“当把每个大学都扩大，就必须考虑到怎么使它‘精’。”
三、“要帮助祖国做点事”
“要帮助祖国做点事”的信念，李政道一直是很坚定的。
陪同我去采访的沈克琦先生，那天重点介绍了李政道的CUSPEA工程。
1979年，李政道创立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简称 CUSPEA），由美国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培养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回国效力。
李政道先是通过老同学朱光亚，将一份《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转给周总理，然后报给毛主席。他提醒了中国最高层领导一个有关民族、国家生存的关注点：
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因为基础科学人员的培养，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连续性的培养，另外基础科学人员发挥效力的最高峰，往往是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大约20-30岁之间。
在行动之前经过一系列的高层铺垫，显示出李政道对国情的理解与尊重。
1974年5月2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在这次见面中，李政道对中国科技的关注与建议，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
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并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教育部就把这个建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
当年整个科学界为这个信息感到震动、兴奋，这意味着国家开始考虑基础科研人才的培养问题。
1979年5月17日，李政道提出了关于创设CUSPEA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国。领导人都十分赞成这个建议。
李政道决定在国内大批选拔学生送往美国留学，他委托北大的沈克琦等负责物理学方面的试卷、考核和举荐，中国科技大学的李佩先生负责英语考核。
沈克琦曾说：“为了让教育发生‘断层’的中国尽快派出留学生，李先生写了300多封推荐信，都是他与夫人亲自寄出的。”
这些信寄往美国多所大学、李政道以自己的名望推荐他们入学。
沈克琦说：“那些孩子在国外不适应，一点小事就去找李先生。李政道也耐心接待，帮助他们，勉励他们完成学业。”
柳怀祖在文章中说，CUSPEA计划“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的命运”。通过CUSPEA考试出国的有近干位，后来大都成为国内与国际上活跃的科技骨干。
四、母土和师恩
“我要回报。”说这话的时候，李政道的声音不大，温煦的江苏口音，凝视人的目光如三春天气。他把两手摊开，表示他获得的很多，应当做的也很多：“我的一个出发点是很简单的，因为假如当初没有联大跟浙大老师们的保护和他们给我的机会，我就没有现在的成就。所以，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学生的成就，跟当时可以吸收到的营养、阳光都有关系，人才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很想把自己的努力也培养转移到下一代。”
他在联大的学习像“聚光照射”：“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说是二年级的学生，不过学校答应我——主要是吴大猷先生跟叶企孙先生，叶企孙先生是我们高等科技中心叶铭汉先生的叔叔，他那时候是管理学院的——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加一点三年级的。这个集中性是很强的，而且有伸缩性。”
由于这种破格的培养，“实际上，我把大学里所有的物理和有关的数学的科目都念了，所以我到美国去就可以进研究院。”
采访的时候，李政道对我说：“礼拜一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全球华人物理大会。我们饮水思源，想念吴大猷老师。”沈克琦先生补充说当时李先生在会场亲自播放了他制作的吴大猷生平幻灯片。
在暗室里，我看了幻灯片的放映。幻灯片是从吴大猷3岁开始的，末了有一张照片是李政道推着吴大猷的轮椅，师生一起返回中国大陆，他们笑容灿烂。
李政道身上有一种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强烈的回报心，无论对恩师，还是对祖国。他说，他从自己的成才之路中得到启示，希望中国建立完善的人才制度。
记得我们摄制组在龙院村拍摄时，一个戴着蓝帕头的农妇问起当年住在她家的一位学人。摄制组告诉她：“现在他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名人！”
农妇镇定地问道：“那他有没有给我们中国做过什么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将“感恩”视为人类道德伦理的最高境界之一。而母土和师恩，中国人尤重之。
李政道的价值观，与这位农妇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传统。
五、日月山、超导与《宇宙之谜》
采访结束，李先生起身说：“我带你们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稍微看一下。”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物理学的高端理论著作展厅，没想到却发现了艺术与科学交融的宏大之美。
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貌似石雕的东西，上面是很清晰的三个图形：日、月、山。
我以为是远古图腾，或者是象形字。
李政道说：“它不是，它就是日、月、山。……6000年前我们还没有文字，所以只能猜测。这个日、月、山，它整体配起来是跟人一样的，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这个发源跟天然有关系。而且天然合起来，就跟人的样子一样。”
橱窗里有很多著作，由知名画家李可染、黄胄等做了封面，将物理学理念与中国式的意象结合在一起。李政道还用了中国古人“格物致知”的理念。
“这个更有意思的是华君武的漫画，上面写着“双结生翅成超导，单行苦奔遇阻力’。下面这个是碳60。他讲要两个电子合起来，才可以变超导。一个电子是有阻力的，两个电子就笑眯眯的，就长了翅膀，所以是双结生翅就变成超导。他那是艺术家的想象了。”李政道说。
李可染的画是两头牛在对顶，表达了核子对撞可以产生新的能量。还有一幅画是一个孩子在看超新星，表达了同步辐射的观念，而最早的超新星是中国宋朝人发现的。
李政道与艺术家们的友谊，渗透了他“天人合一”的中国式理想。他的整个人也渗透了一种冲和精神。他的“融通”是因为万物都相通，这是道家的思维。
我听过李先生对科学界的一个大型讲座，他把屈原《天问》中对“九天”的阐述和现代科学中对宇宙结构的看法进行比对，认为中国古人对天的分层与现代科学对大气层的看法有重合之处，并且《天问》引证了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
后来我发现，李政道这种思路是有“师承”的。
近日见到《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刊出马文飞的《“科学的风味”——物理学家束星北早期诗剧〈宇宙之谜〉出版、创作及影响》。从新发现的材料获知，束星北生前还鲜为人知地进行过戏剧创作，而且作品获得出版。
那天在采访中李政道也提到束星北：“浙大跟联大，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在抗战的时候，老师对学生的培养所花的精力是很高的。比方说，在浙大的时候，我受到王淦昌先生、束星北先生的培养。我那个时候是大学一年级。他们看见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
李政道对自己的成长轨迹有清晰的记忆，他是将浙大的培养视为“发现”，而将联大的作用定位为“扭转”的：“联大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扭转的点，英文讲是pivot point……扭转的意思就是，我在联大不光接受了教育，而且我通过西南联大获得了到美国去的机会。”
六、“双子”耀中华
采访结束时，在阳光明媚的大厅，我冒昧地向李政道提了个问题：“您能谈谈与杨振宁博士的合作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与杨博士的合作已经圆满结束。”一派和颜悦色。
我如释重负，这个回答堪慰人心。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月里，一对双子星座腾空而起，照亮了世界华人的心，照亮了这个民族的希望。
杨振宁曾经写道，那时他到一个无名小镇去，忽然有一群华人举着旗帜标语来欢迎他。他自思自己与这些小商人并无交集，于是他明白了：这次获奖，“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当年读到这里时，我眼眶发热，一个细节浸透了这个民族的血泪史。双星辉煌，国人瞻仰，既是中华的荣耀，也让西南联大欣慰。
三年后，李政道在美国接到沈克琦先生寄去的《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他复了信。
克琦兄：
谢谢来信及西南联大的光盘。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杰出的大学。这部纪录片弘扬母校在抗战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奋发向上的精神，有着极度深刻的意义。请向编者致意。
顺祝
夏安
弟
政道
2003年6月14日
在这一年的5月16日，杨振宁也收到光盘，也给沈克琦写了信，对《西南联大启示录》表示肯定。
我想，他们终于又会合了。在西南联大的这所历史校园中，一切永存。
摘编自《聆听：西南联大访谈录》
商务印书馆2024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