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台湾民主转型的文献很多，但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一下，那就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进步党为什么会归化于体制的问题。桀骜不驯且酷爱街头政治的民主进步党，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经常扮演着破坏现存体制的角色。民进党的这种破坏性集中体现在民进党内部对是否参与体制内的选举犹豫不决，甚至可以说民进党并不是那种全心全意想通过选举挑战国民党政权的党派。这个党派一直存在着一种激烈打翻现存体制、构建新的民主政体的冲动，对于国民党主政下的选举既有所参与又心存不甘。但极具破坏性的民进党最终归化于民主体制，被体制吸纳进来，成为主要从事体制内民主竞选的反对党，从而减少了社会的动荡。这是台湾之幸。民进党之所以能被体制包容进来，绝不只是幸运而已，其原因也很多。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

1.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一党专政是一种留有很多空隙的威权统治，这一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有弹性的体制，绝不是那种僵死、凝固的体制。这一体制下有成文的支持民主的宪法，也有对民主的认同，还有党内外都可参与的地方选举。官方在法理上只是认为威权统治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体制，并不认为这种威权体制是常态化和正常化的体制。这样一来，这一威权体制的反动色彩就减色不少，为民进党归化于体制创造了不算太坏的制度背景，也为日后的台湾各党各派形成宪法共识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前提条件。

2.台湾的街头政治和民主运动与修宪改法互动频繁，二者结合得很好。民进党的骨干成员中很多都有律师背景，街头政治和法律斗争被这些反对派很好地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动荡。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力图建立民主体制的宪法（尽管这部宪法长期被冻结，但就其条文来说还算进步）。这部宪法虽然实施得不好，并且一度因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暂停，但这部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则是比当时的体制更进步、更开明的，至少这部宪法所能得到的评价比当时的体制所能得到的评价更高。因此，街头政治中的修宪诉求的破坏性固然存在，但修宪诉求本身则是一种建设性的改良诉求。民进党创党以来，围绕着“万年国会”、“领导人直选”等问题进行的持续街头斗争纵然激烈，但是以修宪改法为诉求的斗争，终究很有可能在体制的改良中被归化进体制，其对社会的破坏性因此得到控制。

3.蒋经国和李登辉两代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开明和对民主运动的让步值得肯定。蒋经国的开明和李登辉的继续民主化改革都对台湾完成民主转型意义重大。蒋李的开明让步减少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矛盾和冲突，使政治斗争激进化、暴力化的势头得到限制。假如没有蒋李的开明让步以及一系列法律的修改，那么热衷于街头政治的民进党势必更加激进化、暴力化，其反体制色彩将会得到强化。另一方面，民进党等党外人士的“街头政治+修宪诉求”也使蒋李等人产生很大的压力，从而促使他们加快了民主化改革的步伐。

民进党的抗争和蒋经国、李登辉的开明改革相互配合，使台湾以不断修改的宪法为中心，形成了不断改良的体制，在改良过程中体制的弹性进一步增强，体制的包容能力也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在体制外暴力抗争和体制内抗争之间摇摆的民进党，渐渐地归化到体制之内，成为改良后更具弹性和民主性的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体制的暴力色彩和不合作色彩逐渐被限制住。最后各党各派都归化在同一部宪法之下，宪法成了各党各派政治行为的最高指针和最大的利益协调标准。

总之，一部具有民主传统又得到不断修改完善的宪法、具有一定弹性的体制、开明的领导人以及反对派以法律为中心而不是以暴力为中心的抗争，是台湾和平完成民主转型的几个重要原因，也是民进党被体制归化的重要原因。台湾民主转型的案例告诉我们，体制的弹性和包容能力如何，对政改的成败和国家的安危影响甚大，而意见相左的各派将法律而不是暴力作为斗争武器也对体制的和平转型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