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情况复杂，当下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更是争论激烈，一系列世纪难题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围绕着左右之争问题（社会思潮争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问题、政改问题和国际关系冲突问题等重大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争论。这是一种看似百家争鸣的盛况，但也给当代国人和当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上的挣扎、求知上的无尽困惑和身份认同上的混乱和迷失。长此下去，中国知识分子迟早会有神经错乱和精神崩溃的可能。
1.总是不太幸运、不太轻松的国情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一直以来不算幸运。远的不说，仅仅这一百年中国就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坎坷和考验。伴随着百年中国进程的，是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不同的救国道路和救国思路交相辉映，它们之间的分合纵横至今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走向。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改革共识完全丧失之后，中国的幸运与不幸，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既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难得的学术创新的机会，同时也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和压力。
2.三种研究角度兼三种身份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知识分子不能承受之重
这里所说的体制内、体制外和反体制，都是以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为主要判断标准的，而不是以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作为判断依据。可以看到，当今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工作岗位在体制内，但就其学术思想和立场来说却是体制外的；有一部分学者虽然身在民间，但其学术观点和立场却是支持体制的。所以本文选择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立场作为判断体制内、体制外、反体制的判断标准，这样有助于清晰而又务实地分析问题，从而打破“因为大部分学者工作岗位都在体制内，所以主要的学者都是体制内学者，不存在什么学术界的分裂和分流问题”这个论断的误导，也打破“因为某某某是民间的学者，不在体制内工作，所以其不是亲体制学者”这个论断的误导。
（1）体制内保驾护航学者和体制内研究角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下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很多，而且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在思想分歧尚不严重的几十年里一直为报效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学术成果。但是到了思想分歧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流向了体制外，使继续留在体制内的学者显得越突兀、越来越刺眼。这样一来，继续留在体制内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就面临着公众和体制外学者的重新评价。当年体制内学者身上清一色的“技术专家”光环现在就打了折扣和减色了。虽然体制内学者中的一部分人仍然被视为所在学科的技术专家而享受一定的尊重，但体制内学者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没那么幸运了，直接被打上“五毛”或“走狗”的标签，不仅享受不到前代技术专家享受到的荣誉和尊重，相反还被体制外的学者和一部分公众严厉批判。
这样一来，无论是对已经学有所成的各学科学者来说，还是对正在求学和钻研学术中的未来的专家学者来说，都面临着如何看待个人学术奋斗和个人发展成就的问题。因为以往毫无疑问很耀眼的一些工作单位和职位足以证明自己的学术实力和艰苦拼搏精神，但现在就不一定了，有些辛辛苦苦钻研学术几十年的学者反而一下子被打上了“五毛”的标签，他们艰苦奋斗得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单位不仅没有以往那么耀眼的光环，而且还被一些体制外学者和一部分公众视为污点。
在思想分歧较少的前些年，流行的是“论资排辈”；在思想分歧较多的当今时代，不仅还继续在“论资排辈”，又多了一个“按立场站队”。两条标准的并存对体制内学者和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并对一部分人的心理构成了挑战和折磨，极容易引发一部分体制内学者的困惑，使他们无所适从。
（2）反体制的学者和体制外研究角度
反体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大陆的思想平静、社会稳定中是非常边缘化的。但是在当今时代，反体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再度活跃起来。现代科技和通讯技术的空前发展，使互联网等新的言论平台兴起，反体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借助互联网，也获得了再次兴起和发展的机会。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对公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且不论这种影响有多大，至少反体制学者的观点在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的今日中国更是搅动了池水，并为湖面更增了一些波澜。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使体制内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加突兀、更加刺眼，也使更多的公众认识到，体制内学者的观点即便很权威，也只是其中一种学术观点而已。而在从前，公众对体制内学者和专家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尊敬和崇拜，现在这种尊敬和崇拜统统打折扣和减色了。这些反体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言行而被体制完全排斥在外，处于边缘位置，就算能在某些平台上博得几声叫好，但心中的失落感、无力感、压抑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3）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的学者和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研究角度
和立场非常保守、鲜明、刺眼的传统体制内学者不同，也和立场非常激进、鲜明、刺眼的体制外学者不同，在这个思想争论激烈的时代还存在着一部分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既不那么保守也不那么激进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这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是一种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一部分学术成果和体制内专家学者类似，都可以在体制内学术圈赢得一部分声誉。而这些学者的另一部分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则难为传统体制内学术圈所容，但在公众和网络上则赢得了很多的认可和赞赏。这部分学者得到公众和互联网的激励，激进程度有提高的趋势和可能，但和体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些学者本身对渐进平稳变革的期待和对激进暴力的反感，使他们又显得比那些激进反体制的学者更保守和克制。
这类学者看问题的视野很开阔也很理性、温和，既不很保守也不很激进，显得比较中道。但这类学者的工作经常是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体制内保守人士对他们的变革意识和变革观点不感冒、不予理睬，体制外激进人士又嘲讽他们太胆小保守。所以这类学者徒有理性，写出的文章看起来很温和理性，却往往被两面夹攻或被无视。在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分裂的大环境下，力图把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团结起来的他们更像是当代的堂吉诃德。其实他们自己也很压抑和困惑，面对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这些学者也在矛盾纠结中苦苦求索。
（4）由于大陆难出蒋经国，导致政改实践严重短板，逼着中国学术界不断无限拔高对政改学术研究的要求，几乎成为中国学者不能承受之重
近年来总有很多人叹息大陆没能出一个蒋经国式的人物，他们在羡慕台湾民主成就的同时也对大陆的现状深感郁闷。学者和知识分子中的一批人在大陆这种比较保守的政局下，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更多更新的办法来试图推动中国的宪政和民主。这就出现了很多让海外华人笑掉大牙的事情。一些海外华人就嘲笑过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他们说民主政治的那几项标志性建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早已在学术上和实践中成熟了，有很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循，你们还研究个什么？他们觉得大陆的一些学者很搞笑，让他们很无语。其实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中国的复杂国情和百年来转型的一再失败，以及时至今日政局的依然保守，都逼着中国学者不得不一再拔高对政改研究的要求，连“党权立宪”、“宪政社会主义”等等让西方学者看起来很疯狂的术语和观点都想出来了。以大陆的政改僵局和一如既往的保守政局来看，在政改问题上对中国学者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高得让中国学者产生一种无力感。其实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常规情况下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实践也可以推动理论创新，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在政改问题上，中国的保守和实践上的严重滞后、严重短板，逼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绞尽脑汁加大力度进行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力图用政改理论上的大创新和大进步来弥补政改实践的短板和不足。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畸形而又壮观的景象，就是在政改理论方面越来越疯狂的“创新”和“刷新”。学者们因此越来越累，越来越压抑，而在一些海外华人看来也越来越可笑。不知道“党权立宪”、“宪政社会主义”之后（笔者并没有嘲笑“党权立宪”和“宪政社会主义”，只是客观陈述下海外一些人对这些理论创新的看法），还会产生多少更绞尽脑汁的政改理论出来。（笔者绞尽脑汁想出的变态政改理论是错开进行，可以先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搞选举试点）。总而言之是很多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注定只能和郁闷和困惑相伴，注定要在绞尽脑汁之后再绞尽脑汁，力图让政改理论创新往前走十步、百步、千步、万步来弥补政改实践的严重短板和滞后。
3.各种黑榜和各种黑名单让中国知识分子大脑混乱、无所适从（毛左推出的各种“西奴榜”、自由派推出的各种“人渣榜”）
中国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左右分裂众所周知。比较激进的左派经常推出“西奴榜”、“汉奸榜”，在名单上打叉涂黑。比较激进的自由派有时也推出“人渣榜”，给一些左派名人和一部分保守的体制内学者专家打上“五毛”或“人渣”的标记。笔者有时候无意中看到微博上流传的这类形形色色的“榜”和“名单”，简直无所适从，大脑一片混乱，直接坐在那里愣了半天。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下，在这种学术界分裂的环境下，怎样推进学术研究成了很大的问题。而且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上怎样才算是进步，一些学者认为是常识的一些东西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却是天大的错误。当“按立场站队”成了流行的学术评判标准之后，学术研究也会被功利化、非理性化，进而变质成“注释学”，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创新都会受到压抑。但目前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只能继续承受着大脑的混乱和思想的困惑。
承受着以上种种分裂和思想分歧考验的中国学者和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折磨中充满了迷茫和困惑，迟早会面临神经错乱和精神崩溃的危险。
请救救中国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