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包括西汉散文、东汉散文，但后世主要推重西汉散文，并将其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大汉文章。以韵散的标准来分类，汉代文学可略分为三类，一是诗，一是赋，一是散文。汉赋乃是一代之文学，是有汉一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在赋史上树立了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峰。但西汉散文从数量、质量、文体样式、影响上皆度越汉赋，在汉代文学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所极力倡导的“古文”即西汉散文。韩愈《答刘正夫书》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柳宗元《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者，莫若汉之西京。”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贾谊、晁错的文章说：“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西汉散文之所以对后世散文影响深远，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西汉是散文文体大发展的时期。古人所谓文备于西汉，主要指的就是西汉散文。当代文学史中所讨论的西汉散文主要是政论散文、历史散文、抒情散文，着重分析这三类散文的文学性，包括形象的刻画、细节的描写、情节的安排、情感的抒发、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等。其实这并不全面，这是以现代学术观念的文学散文作为标准来判断，影响了我们对西汉散文的整体认识。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又说：“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曾国藩则说：“奏疏惟西汉之文冠绝古今。”的确，对西汉散文我们需要整体观照，才能更好地体会所谓文备于西汉之说。除奏疏诏策之外，西汉的许多学术散文，成就也颇高，如刘安《淮南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等。因此，西汉散文数量众多，文体发达，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是第一大特点。
其二，西汉散文具有独创性，这表现在诸种新文体的开拓上。贾谊《过秦论》，是谈古论今、史论结合的经典作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文章善于夸张和渲染，以情感和气势服人，总结了秦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从而警惧西汉统治者要实行仁义之道。枚乘《七发》也可看作是一篇散文，开创了“七”之文体，后世拟之而产生众多“七体”作品。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散文，而与先秦史传散文以叙事为主不同。《史记》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揭示了人类普遍的悲剧命运。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是辞采激昂、道理明晰、情感充沛的移檄文章。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三篇文章，开创了“设论”的文体；围绕主要问题，假设主客二人对话，客人提出问题，主人解释作答。这三篇文章的写作时代前后相接，写作意图和思想内容因袭相承，抒发了士人的压力感与怀才不遇的怨愤。奏疏文是西汉散文中最具特色的文体，是从李斯《谏逐客书》发展而来的，经过贾谊《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晁错《贤良对策》《论贵粟疏》、董仲舒《天人三策》、刘向《条灾异封事》《谏营昌陵疏》、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谷永《灾异对》等发展已到了极致，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代的奏疏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三，西汉散文在总体上表现出高古、浑厚、雄伟、豪迈的气象。武帝之前的西汉散文，具有先秦散文的遗风，疏荡而有奇气。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是书信体的抒情散文；文章善于辨析事理，巧于运用辞令，通过列举历史故事，一方面表白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愤，另一方面也阐述君臣之间要以诚信为主的期望，具有战国策士的遗风。司马迁的史传散文自然、疏朗、明畅、尚齐，其微情妙旨见之于言外，与班固《汉书》的文章情词俱尽、一览无余不同。贾谊、司马迁的文章用词造句，有一种特殊的朴拙气象。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一篇绝代的大文章，作于征和二年，时任安下在狱中，司马迁完成了《史记》。这距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已有八年余，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他要向世人表白：他为李陵辩护是合理的，他“诬上”“沮贰师”的罪名是不当的，他忍辱求生是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文章纵横跌宕，豪气逼人，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与《离骚》对垒。武帝之后的散文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典雅、宏奥的风格。皇帝的诏书引经据典，群臣的奏章也“各以经对”。《文心雕龙·诏策》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贾谊《陈政事疏》与董仲舒《天人三策》是西汉奏疏文的双璧。在策文的风格上两者截然不同，贾谊的文章辞采华丽、情感激越，而董仲舒的文章征引经典，依经立义，风格典雅、厚重。刘向、匡衡、谷永等的奏疏文更是大量引经据典，是典型的经学之文。扬雄《法言》模拟孔子《论语》而作，文体奇崛奥衍，与《论语》温润圆满、明白晓畅的语言不同。
其四，西汉散文表现出一种气势宏大、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西汉王朝是大一统政治走向成熟的时期，是封建时代的盛世。西汉初期，士人们对汉朝的建立不仅充满了新奇感和喜悦感，并且满含着期待而奋发有为。因此，他们的政论散文文本量大，且气势恢宏、情感激烈、精神昂扬。这以贾山《至言》、贾谊《过秦论》与《陈政事疏》为代表。武帝时代，帝国的疆域无限延展，经济富裕，军事强盛。文人们歌颂汉家的文治武功，润色鸿业。司马相如《难蜀父老》颂赞汉家开通西南夷道的非常事业，“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封禅书》是为武帝接千岁之统、封禅泰山而作，歌颂西汉王朝的盛德与大一统的伟业，开篇即云“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司马迁《史记》以五十二万字的巨丽规模，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表现的精神气象雄伟而磅礴。西汉后期，王朝衰微而儒学兴盛，士大夫又满怀信心地追求儒家的政治理想。扬雄《剧秦美新》：“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已张。炳炳麟麟，岂不懿哉！”
其五，西汉文人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积极担当的精神。汉初文人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一方面敏锐地发现社会政治中存在的弊端和缺失，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法。贾谊《陈政事疏》开篇即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痛哭、流涕、长太息，充分表现出贾谊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积极担当精神。他所提出的制诸侯、攘匈奴、变风俗、傅太子、崇礼义德教、礼貌大臣等重要决策，除了对付匈奴一项不切实际外，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董仲舒《天人三策》是针对武帝发问的大道之要、治乱之策而为文的。相较于贾谊立足于现实的经验，董仲舒从经典的永恒性、天道的超越性上论证了汉家实行仁义礼乐德政的神圣性，强调了朝廷官员要自正，以身作则，才能正天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兴废在于己”。他针对“廉耻相乱，贤不肖混淆”的弊端，提出了创立太学的重要主张，一方面为朝廷培养贤才，另一方面又积极展开文化教育事业，为良好的政治建立文化基础。西汉后期的散文主要是奏疏等应用文，突出地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社会文化情怀。
（作者：刘国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