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的理论体系非常完整也非常自洽，其理论深度和涉及的学科之多都使一般对毛左的批判文章显得理论功底不足。毛左的理论既不单单是一种政治观，也不单单是一种哲学观，而是汇集了哲学观、伦理道德观、经济—社会观、法学观、国情观（发展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完整庞杂的理论体系。本文指认了毛左价值观的七个维度，并给出了改造建议。这种改造建议一眼看上去显得很亲近自由主义思潮，但绝不等同于自由主义思潮，而是和自由主义思潮有部分区别。
一、毛左的哲学观及其改造：从实物主义的经典力学哲学观到兼顾实物与抽象事物的新哲学观
毛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信奉“物质决定意识“的信条，并将这一信条作为区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思想的根本标准。这种哲学观对世界做了明显的主客体区分，并将其绝对化。其唯物主义在实际应用中很容易畸变为物质主义、实物主义、实体主义。这种哲学观和思维方式明显深受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是对牛顿经典力学哲学观的庸俗化解读。它力图将牛顿经典力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试图像经典力学那样忽略很多变量，只用少数变量就推导出某些规律和结论。由此一来就导致毛左在哲学观上陷入困境：一方面唯物主义被曲解为唯实物主义，严重忽视了随着社会发展而大量出现的众多抽象事物，造成毛左信奉者思维水平的笼统、粗糙和低下，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严重受阻；另一方面模仿经典力学忽视众多因素，用绝对的主客观二分进行的准物理学推导活动导致毛左信奉者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自己构造的经典力学框架中不可自拔。
所以，对毛左哲学观的改造建议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牛顿经典力学是在忽视大量变量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完整数学推导。这种简化推导在后来越来越显现出不足，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正是在经典力学暴露出问题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物理学的革命性变革。物理学的革命和相应的世界观的变革都对绝对的主客观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唯实物是从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重大挑战。毛左信奉者应认识到这种哲学观过于简化、过于重视实物、过于轻视抽象思维和抽象事物，努力培养一种在简单的公式化推导之外的复杂思维、抽象思维和多元思维，走出这种简单的哲学观。
二、毛左的伦理道德观及其改造：从只要人间天国到兼顾崇高理想与现实历史条件
（一）财富不平等并非不平等的根源
在世俗社会，很多资源的配置表现出随机性，这在伦理道德视角下也自然表现为不平等。面对世俗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一些思想家试图揭示其根源并寻找解决办法。卢梭和马克思都将矛头指向财富私有。他们认为是财富的私人占有引发了种种社会弊端，滋生了种种社会不公。应该承认，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分配，确实会增加社会的不平等。但只要试想一下：在财富公有或财富平等分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没有不平等了呢？事实是，当财富私有被取缔之后，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又会空前明显地表现出来。如生理上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和情感上的不平等。因此，财富私有不是社会成员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所在。财富不平等只能被视为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
之前已述，财富不平等只是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其自身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也不可能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平等”而锋芒直指财富私有或锋芒直指其它不平等的表现形式，都不可能达到目的。
在确定了财富私有不是不平等的根源之后，有必要对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加以陈述。不平等包括自然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平等，包括先天的不平等和后天的不平等。由于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共同作用在社会主体身上，这使得各种不平等形式的面貌和作用更难得到区分。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仍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二）相关的中道伦理道德原则
各种不平等的长期存在否定了种种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社会方案。但是，不平等和它导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确实危害着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人力在很多领域都应该也能够适度限制不平等的程度。
1.兼顾具体历史条件和思辨理想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角度看，人的需要可以无限丰富且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动态的社会发展对“平等”目标提出了动态要求。基于这一动态要求，马克思主张只有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平等，不承认抽象的、超越时代的平等。而另一些思想家却沉浸在抽象的构思中，以脱离当下历史条件为美。显然，这两种思路都是片面的。现实的人既具有主观能动性又受制于具体历史条件，表现为超越性和局限性的对立统一。人的生存处境所表现出的这种两面性特征意味着，一种正确的平等观起码应兼顾具体历史条件和思辨理想。
2.底线伦理与高位伦理相结合
底线伦理原则在伦理学上有两种含义：（1）它是指人人都应当遵循的社会公德；（2）它是区分道德与非道德的临界点，是无论在何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面前，道德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之为道德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超过这一底线即为非道德或反道德。正因为底线伦理原则是不可再降低的最低道德标准，所以应使之普遍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而与底线伦理原则相对的高位伦理原则，是指一种建立在某种或某些崇高价值理想之上的高度伦理规范或崇高价值要求。高位伦理原则因其道德标准之高，道德理想之远大，就不宜使之普遍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
高位伦理原则为道德判断、道德实践确定方向和标准，指导着社会成员的伦理抉择，使底线伦理原则不至于迷失方向。底线伦理原则使高位伦理原则的理想、目标更好地适应现实环境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践。这样，高位伦理原则就不至于完全沦为空想。因此，只有将底线伦理原则与高位伦理原则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构筑起牢固的伦理道德大厦。
3.个体突进与制度的最低普遍保障相结合
伦理道德可分为两大领域，一为社会伦理，一为个人道德，而制度本身的伦理则为社会伦理中最主要的一种。制度本身的伦理由于其重要性，往往成为个人伦理目标能否实现的前提条件。只有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体现出正义性，才能为社会成员实现伦理目标提供合适的实践条件和恰当的评价标准。
但是，制度对伦理目标的设计和实践也应当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为“高尚的道德不可能由国家来规定，用强制手段来推行，强制或利诱只会使本来高尚的事情也改变味道”。制度强制实践伦理目标的领域应小于或等于底线伦理的范围而不能有丝毫的越界。否则只会给社会共同体带来灾难。而高位伦理原则下的远大道德理想，应当留给品德高尚的个人去实践。
在伦理道德实践中，一方面本不应该借助个人的高尚行为去填补制度在践履底线伦理原则上的漏洞。另一方面，制度也本不应该取代个人去实践高位伦理原则。但在现实社会中，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发生。例如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丛飞，就是一个通过扮演社会化的“爱心播种机”以弥补慈善救济制度缺陷的典型。丛飞用十余年的爱心救助行动完成了自身的角色定位，他成功地塑造了“爱心大使”的形象，也被自己的形象所困，不得不力不从心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来迎合制度缺陷下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对这一“角色”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直到他耗尽最后的能量，甚至捐出眼角膜为止。
一个和谐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摆脱了对个人英雄的强烈依赖的社会。一项好的制度安排，可以惠及社会各阶层，远远超过千百个个人英雄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个人英雄式的爱心救助行动实际上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根本目标一致，仍有重要的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只有将个体突进式的道德实践与制度的最低普遍保障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的伦理道德运行机制。
所以毛左应当反思一下创建人间天国的伦理道德观，更多地兼顾一下崇高理想和现实历史条件，应当反思一下试图用制度和国家机器践履高位伦理原则的误区，从而立足具体历史条件来更好地靠近他们的伦理道德目标。
三、毛左的经济—社会观及其改造：从寄希望于国企和计划经济来实现公平平等到在市场经济中加强社会保障
如上所述，在毛左的经典力学哲学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指导下，毛左简单化地把“财富不平等”视为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在经济社会问题上力图用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实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社会上的平等。他们消灭货币和经济交换，消灭市场经济并发展计划经济，都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伦理道德目标。这实际上是中断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演进，将现有的社会分工凝固化、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带有强烈的反商色彩。结果被毛左寄予厚望的国企并没能承载起毛左们追求公平平等的民粹情怀。例如中国的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只是政府所有，这些国企一般来说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却极大地方便了政府获取资源、调动资源，方便了政府对国民经济实施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国企对上是维护现存国家机器的重要工具，而在一般民众面前却往往是在维护自己的小圈子利益。其优越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半官半企的准公务员光环都和广大民众无关，其获得的巨大的垄断利益都和广大民众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这些福利、光环和利益都只和国企的内部员工（内部人）有关，主要维护着小圈子的利益。以往加诸于国企身上的民粹光环、公平光环、道义光环都只是一厢情愿，国企是无法承载一般民众追求公平平等的民粹理想的。对一般民众来说，想要增加福利就要想办法直接把福利加到个人头上，幻想通过国企这一传统民粹遗产来实现公平理想是不切实际的，给国企的种种福利并不能落到广大民众头上。
很多学者对这种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行了批判，其中杨小凯先生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中的分析尤其经典。毛左信奉者应当认识到这种高度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端。对毛左来说，即便寄希望于国企和计划经济来实现公平平等的理想不可行，仍然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努力为完善社会保障和缩小贫富差距出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自己追求公平平等的理想情怀。
四、毛左的法学观及其改造：从不择手段地只要结果正义到既要程序正义也要结果正义
毛左所追求主要是事实上的正义和道德，他们把事实上的正义和道德视为“实质正义”，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实质正义。为了达成平等、公平、正义的伦理道德目标，首先可以牺牲自己，然后对他人的财产、正当权利和尊严都可以漠视。为了实现公平、平等而有着强烈的劫富济贫的冲动，有着没收富人财产推进国有化的冲动。毛左在进行上述思考和行动时，往往都是采用单线条思维和笼统思维、整体主义思维，对法律规则和程序正义原则都很少考虑，即便有所考虑也还是认为不计程序正义地推动公平平等正义是一种高尚行为。他们以为他们是绕开了法治和程序正义实现了实质正义。实际上他们既没能保住程序正义，更没能实现实质正义，而只是助长了自己极端民粹情怀的泛滥。就像一切不节制个人情感和欲望的人那样，任由自己的道德感和人情味无限膨胀并泛滥成灾也是不对的。
法律本身具有的保守特性和对现存秩序的尊重、对现存秩序有序改造的精神都和毛左的思路格格不入。所以说毛左往往蔑视程序正义和法治，他们自认为他们只重视正义的结果，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在不拘小节追求实质正义，结果带来的是法治的荡然无存和一系列严重的侵权事件。所以毛左需要更细化的思维，更细化地看问题，在重视结果之外也要多重视一下达成结果的程序和方式，减少一些“不择手段，只要结果”的行为，树立“结果和程序都很重要”的新观念，从而为法治和程序正义的生长留下更大的余地。
五、毛左的国情观（发展观）及其改造：从第一代硬件国情观到第二代软件国情观
毛左所持的国情观（发展观）是第一代国情观。第一代国情观是一种硬件国情观，通俗地讲和“富国强兵”的观念很相似。这种国情观主要重视硬件，非常重视国土、人口、物质财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和硬国力的增长。但却非常忽视软件国情，忽视国内民众的人力资本的发展，忽视个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忽视文化思想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不仅需要硬件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软件的发展，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毛左在保持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之外，在用整体主义和笼统主义思维看问题之外，还是应该试着更精细更具体地看待事情，因为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日益精细化，只是用一个整体主义分析框架笼统地想涵盖一切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就需要兼顾第一代硬件国情观和第二代软件国情观，树立一种硬件和软件并重的新国情观。
六、毛左的历史观及其改造：从一元绝对是非观、历史观到多元包容是非观、历史观
有人因为毛左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误以为毛左所坚持的一种平民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毛左所信奉的恰恰是一种一元的英雄史观。因为毛左一方面抬高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强调一种被无限拔高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样一来能达到这么崇高地步的人就屈指可数。由于毛左思路下缺乏多元包容性，少数被视为模范和典型的人物会受到毛左们的超级崇拜，而且这种崇拜因为没有被多元化的思想所冲刷和干扰，显得力度特别大、浓度特别高。于是就可以看到，这种名义上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最终留下的只是极少数特别崇高的模范人物的名字，实际上是一种更加严重的英雄史观。而且毛左的这种历史观本身并不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树立的标准和典型人物往往都是单一性的、一元的，而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和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被区分得清清楚楚，是非观也是绝对的和单一的。
对于毛左来说，唯有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才能走出一元绝对是非观的误区，从而树立一种既重视英雄人物也重视非英雄人物的多元包容是非观，从而树立一种既重视某一种评价标准，同时也不忽视其它评价标准的多元包容历史观，从而明白历史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小部分崇高人物单独创造的。在这种历史观的改造中，袁伟时先生的贡献特别大。
七、毛左的政治观及其改造：用自由主义部分改造极左民粹主义
毛左基于整体主义、实物主义、道德主义、平等主义思维，重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只承认其中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忽视甚至严重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任由极端民粹思想泛滥，任由极端民粹思想冲垮市场经济和主张程序正义的法治。失去了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的人们全部政治化、体制化、国家化。这就是毛左的理论体系所构造出来的体制的特征。
对毛左来说，既要重视公平平等正义也要珍惜自由的价值。因为离开了自由和赖以维持自由的经济条件、人身条件和法治条件，毛左所想要创建的公平平等正义的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所以毛左应当认识到自由主义对他们想要实现的理想有着重要价值，而不应该在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方向上追求公平平等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