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共识网看到李军海先生《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一文，对于该文全盘否定和抹黑孙中山先生的言论感到不满。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铁杆粉丝，笔者在这里列出李先生文中最荒谬的六段话，并一一批驳，从而为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正名。
一、清王朝的头号通缉犯孙文怎样温和地结交朝廷中开明的官员呢？
李军海先生在文中写道：“孙中山如果明智的话，在慈禧为首的新政改革期间，完全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结交朝廷中开明的官员，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向来被清廷视为头号通缉犯，在清廷眼中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即便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清廷仍然派出刺客密探妄图捉拿他。另一位革命领袖杨衢云就直接被清廷的刺客刺杀，孙中山先生只是因为命大才活了下来。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先生希望孙中山先生在慈禧新政期间温和地结交朝中开明官员，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想让孙先生自投罗网呢，还是想让清朝某位官员惹上“勾结乱党”的重大罪名呢？所以说李先生的这一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无异于天方夜谭。
二、李军海对孙中山先生的定位完全不当
李军海先生在文中写道：“武夫可打天下，但治国还要靠文人，这一推论且不有历代的经验为证，单单是孙中山就可以成为教材，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他毕生的努力几乎体现在革命上了，而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孙中山可以被称为空想家，而不能是合格的思想家，可以被当做武夫，而不是优秀的革命家……”
《书屋》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探究日本留学生对孙中山的印象及其发展变化。在日本的留学生一开始也是和李军海先生一样，以为孙中山是一个不通文墨的大胡子式的草莽豪杰。随着交往的深入，日本留学生后来都明白孙中山先生与旧式绿林草莽截然不同，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相当西化和现代化的革命领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武夫”。在这方面李先生确实需要修改一下文章的措辞。
李先生还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不可否认，作为新旧过渡阶段的人物，孙先生身上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思想，但绝非简单延续“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如果这样简单地解读孙中山先生是大错特错。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对西医和西洋各种科学知识都有较多了解，而且也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还在三权分立学说基础上延伸出“五权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三权分立”学说的不足。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很多现代国家的宪法都学习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一理念，在三权之外设立独立的审计长或独立的公务员考评录用机构。试问一个单纯“沿袭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的人怎么可能在宪政理论上做出这么重大的创新？
至于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革命是否可以避免，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探究的复杂问题。李先生认为孙中山“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这一点笔者不能苟同。李先生完全忽视了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那么多次革命对清政府和国内民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孙先生的多次革命，一方面对清廷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逼着它们不得不在政改方面作出更多让步并加快脚步；另一方面也逐渐唤起了国内民众要求民权的意识。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清政府的立宪进程会有后来那么快吗？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国内民众的权利呼声会那么快形成立宪潮流吗？
三、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宣誓效忠领袖虽然不光彩但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李军海先生在文中写道“孙中山的领袖欲、控制欲表现最明显的，还体现在两份文件中：其一为《中华革命党章程》，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小派别，孙中山组建，孙中山声称革命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参与革命的人不听从领袖指挥，因而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发誓效忠孙中山一人，这是赤裸裸的专制，引起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反对和不满；其二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在章程中提出总理有最终决定权，实际上就是说总理可以控制全党的决议，一党之中，总理专制。如果说之前的孙中山思想并不成熟，那么这两份文件，足可以使孙中山爱权专制的思想暴露无遗。一个有政治能力的领袖，倘若真的追求‘民族、民权、民生’，便不会在党内搞专制，也不会视革命成果不顾，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忙于夺权，而不是将革命党改组为有利于实现宪政、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主政党……”
在这里，李先生显然没有去深入探究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宣誓效忠领袖一事的背景。实际上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由于这些革命组织内部纪律松散、人员混杂，导致多次革命都难以形成合力并且指挥不灵。孙中山先生以往在革命活动中并没有强调纪律和服从到如此地步，但是一次次因为纪律松散和人员混杂而失败之后，孙先生是迫不得已才采用了这一显得比较落后的手段，这其中有迫于无奈的色彩。而并不是说孙中山一开始或者本来就权欲熏心。这一点希望李先生能先弄清楚。
再说在当时复杂险恶的环境下，哪有什么温和的环境让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那么自由、松散、独立呢？后人站在今天的自由、民主、独立标准上当然可以侃侃而谈，用一系列高标准来指责孙先生。但是百年前的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在推动中国的宪政和民主革命时，怎么能没有内部的组织纪律呢？要是革命党内人人自由散漫，像恐惧瘟疫一样恐惧联合和服从，那真不知道何时才能革命成功。所以李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实在没有必要过度苛责前人，换成李先生来组织一次活动，哪怕只是组织一次班集体的班会，都还要强调“几点钟在哪个地方集合，不许迟到”之类的纪律，都无法做到那种高标准的自由，那么在严肃级别最高、危险指数最高的革命活动中，多强调一些纪律也没必要被指责得那么厉害。总之还是那句话，李先生这些人都是“旁观者说话不腰疼”，不是自己在做那么困难、那么危险的事，当然会说得好听，什么理性、宽和、自由、民主，等到哪位仁兄自己去从事实践时，才会发现原来某位同学迟到五分钟，我这个班会组织者都会生气并批评那位同学，很显然在更严肃更危险的事情中绝对会有更大的反应，到时会不会还那么严格坚守什么理性、宽和、自由、民主等标准实属未知。
所以对孙先生的这一污点，确实可以批评，但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到那么纯洁、干净的地步。用这种容不得一丝瑕疵的苛刻标准来指责前人，总有一天一定会自作自受。因为个中滋味，个中不易，只有有过切身体验之后才会真正明白。
四、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只是为了争权简直是污蔑孙中山先生的人格
李军海先生说“从对宋教仁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孙中山不堪重任，盲目自大，自我迷恋到膨胀的程度，对袁世凯不信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如果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为了给宋教仁报仇，那就错了，孙中山不采取司法程序而通过暴力手段，实质上就是为了同袁世凯争夺大权，袁世凯虽然是清朝的官员和武夫出身，但在清末改革中可以称为‘顶梁柱’，而且政绩斐然，不是孙中山可以比的。孙中山不团结袁世凯，也不改组革命党为民主党，在革命胜利后还要宣传革命，与大权旁落不无关系……”
李先生这段话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污蔑，严重诋毁了孙中山先生的人格。孙先生还没有无耻到要为了自己的权位去挑动战争。孙中山先生在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是有理有据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变态心理。当时的证据已经指向了袁世凯手下包括国务总理在内的一干人等，袁世凯自然难以自圆其说。至于是采用司法手段还是采用暴力手段，确实值得商榷。但如果因为孙中山先生选择了暴力手段，就推论说“孙先生为了权位发动战争”是非常荒谬的。恰恰相反，孙中山先生在多年的革命中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团结曾多次让出职位，先是将兴中会会长职务让给更重视这个职位的杨衢云，后又在辛亥革命中让出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这和那些宁愿争得内部分裂、鱼死网破也不愿意让出权力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很现代、很有高风亮节的榜样。
五、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远远出乎李先生的意料
李先生在文章的末尾总结道“孙中山一生只爱革命，虽然提出‘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所谓的‘革命三阶段论’，可借鉴的实用的内容不多，在当今的台湾，孙中山只是被雕塑过的一种象征，与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相去甚远，所谓的‘国父’，也只是国民党的一种统治手段，因为孙中山闹革命最早，以孙中山为‘国父’可对外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与正统……正如笔者所论述，孙中山等革命派才是破坏中国宪政的主要黑手。”
（一）孙中山先生也是和平主义者
李先生认为“孙中山一生只爱革命”，明显是一种误解。孙中山先生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虽然也想积极北伐，而且手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武力，但是为了顾全全国大局和维护国家团结，毅然将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眼睁睁地让南方的大量部队被解散。这怎么能说是“只爱革命”呢？再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先生虽然之前多次发动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但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并没有放弃和平统一建国的机会，以抱病之躯，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绕道北上，想和几路军阀一起共商国家和平大计。甚至还因此病死在北京。假如孙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迷信武力、迷信暴力的人，他需要在病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北上吗？所以说李先生对孙中山先生的指责很不公道。
（二）军政—训政—宪政的务实三部曲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部曲是一种很务实的宪政理论。这一理论是孙中山先生经过多次失败教训之后反复摸索出来的，是对民主宪政理论的重大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因为孙中山先生的过早逝世而少了很多实践的机会，但所幸这一宪政理论在台湾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并对多个国家产生正面影响。所以说李先生全盘否定孙中山先生的宪政思想的价值是不客观的。
六、小结：孙中山先生不是“破坏中国宪政的主要黑手”，而是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
综上所述，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在中国推进宪政民主的实践者和较早的尝试者，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行动业绩上还是人格上，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宝贵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尽管孙中山先生在新旧过渡的社会阶段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很多旧习气，也有着种种缺点和不足，甚至在百年来一直存在种种争议，但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主革命家，而不是“破坏中国宪政的主要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