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专访《华夏主义》作者、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叶自成教授；《华夏主义》于2013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自成，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分部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外交系主任，。1978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硕士研究生学习，1985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学，1994年起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价值中国：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也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应该是价值观和文化的强大，价值观和文化的输出是超越政治意义的思维模式输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悠久灿烂的传统的文化还在国门之内。您在两年前提出了《华夏主义》并已形成一部53万余字的巨著，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当代意义的重新梳理。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华夏主义？撰写这样一部巨著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叶自成：中国本土人文精神中，并不缺乏各种基本的价值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就是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公元前721年--公元前221年）是最能够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时期。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和主流是：易经的整体、阴阳、变化、中和四大思维，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顺势而为的思想，儒家中庸思维、以人为本、人才第一的思想，法家依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思想。以易经思维为基本方法，以道为基本准则，以依法治国为基本精神，辅之以德治和人治，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四者合一变成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集中综合了易经思维、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范式的精华荟萃，是中国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思想积淀。我把它称为华夏主义。

现在的国际社会中，文化思想主流里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并且中国还借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现在西方的主流思想却并不能够与之兼容。同时以西方主流思想为代表的国家却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西方式民主是为对付坏世界的坏孩子建立的，它要使这些坏孩子变得不更坏，要使坏世界变成不那么坏的世界，但不太可能使坏孩子变成好孩子，更不可能使坏世界变成好世界。

从表面上看，西方式民主有三种办法对付那些坏孩子领导者：1，可以在任期到时撤换；2，通过议会弹劾撤换；3，通过司法与议会分权制约。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恶性循环的现象。例如意大利在1945-2011年的66年中先后换了60多届政府，而最后选了一个典型坏孩子，长期被色情、腐败丑闻缠身的贝卢斯科尼主导意大利政坛长达17年，使意大利成为欧洲债务危机仅次于希腊的国家。还有日本，自1988年以来，陷入社会停滞状态已经20多年了，2006-2013年不到7年换了7个首相，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民主首先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制度。今天那些兜售民主理想的人们想在社会操作层面上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实在是荒唐可笑的”。英国思想家休谟著名的民主假设认为：要实行自由、民主，必须把所有人都视为无赖，一开始就要防范如果无赖当政会如何的结果，这一无赖假设其实也是基督教的原罪论（贪欲）的翻版。所以，西方民主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所有人的尊严进行贬低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2011年9月在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以及以后出现的“占领美国”事件是对美国式民主的最新注解。实质是99%的民众对实际上控制着美国的1%富人的不满。它从侧面反应了西方民主的本质：这个所谓的99%只是弱势群体，他们除了能够发泄一下不满情绪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1%牢牢的控制着美国。因此，不要对西方民主盲目崇拜，要看到西方民主理论和制度自身的问题，在民主面前没有绝对真理。

政治家和学者们在寻找解决之道的时候，却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可以解决当代问题的思想。华夏主义里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针对人类社会以何为贵、以何为本提出来的，包含了反对人异化的先进观念，人类社会只能以人本身为本，而不能以人类社会产生的产品为本，无论这个人的产品是叫理性、宗教、官位、资本、法律、知识、才能以及其它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都不能替代以人为本的社会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主义以人为本的观念高于资本主义。不管资本主义提出什么东西，就从他的根源以资为本来说，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就低于华夏主义的人本主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虽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但是它们在西方是从属于资本之下的，是在资本的影响和制约下，因而要大打折扣。什么时候中国放弃了人本主义而实行资本主义或者官本主义，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社会大倒退。

多年研究外交和中国战略，我觉得中国应该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华夏主义”提炼呈现给世界，为未来世界提供更加完美的治理哲学，这就是我写《华夏主义》的思考基础。

价值中国：您认为中国脱胎于传统思想里的“华夏主义”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重大。那么《华夏主义》在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方面有何功用？

叶自成：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时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一样。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老子、孔子、商子思想，如果单独分开来看，都有很大的弊端：老子的道没有落实到国家制度层面上，人的积极主动精神强调不够；孔子太强调人的主动，法治思想较为缺乏，在富国强兵方面有重大缺陷；商子的法治缺乏大道(基本价值观念)的引领和道德的补充。三家都不足以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

但是，如果把三家的精华合为一体，则会成为一个新的有机综合体：尊道而行所体现的高度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顺势而为所体现的高度的现实主义，教育为先和选用贤能所体现的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君子--人才主义，以法治国所体现的高低贵贱皆从法、一切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所体现的一切以民众的化、富、朴、正为国家--国家间政治利弊的评价标准，反对以资为本、以官为本，事功主义、民本主义，等等。

这些思想的综合，集道治、人治、法治为一体，集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当下中国最需要学习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各种思想文明成果，而是西方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西方在近代发生的文艺复兴中实现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在继承古希腊罗马人文精神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革新、改造，使其实现了重生和再造。西方民主发端于古希腊民主，但却又与古希腊民主有天壤之别。

中国历史上虽然独尊儒家，但对什么是孔子的真精神却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思考与继承。汉之后的儒家，对孔子的真精神也有不少的发展，但总体上背离，尤其“罢黜百家”与孔子的中庸之道、宽容精神相差十万八千里。

商子的以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被阉割，老子思想在统治者中时有体现，但总体上也是不尽如人意。即使当下中国，国学热大潮兴起，但误解误读仍相当普遍，对其中的真精神何在也大有进一步加深研究的必要。

老子对如何消解统治者的“有为政治”，曾答之以 “小国寡民”，意即实现无为政治，才是消除灾难、消解战争、实现国内和谐和国家间政治和平的根本途径。但可惜人们对它的误解很深，世人普遍误解为国家小之，民众寡之。

吕思勉先生当年著书时就曾叹道，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不被人解，“淹晦数千年，有不得不亟为阐发者”，并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孔子所谓大同者，正系同物”，一般解释者认为小国寡民是要逆返于“榛狉之境”，“此非道家之意”。

因此，他很有见地地指出，老子并不反对物质文明进步，所攻击者，“全在社会组织之不合理，而不在物质之进步”，“细读道家之书，自见其所攻击者，皆为社会之病态，无一语及于物质文明”，“故谓道家欲毁物质文明，或谓道家欲闭塞人民之知识，皆全失道家之意者也”。

而实际上，消解有为政治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家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寡，而在于这些国家能不能做到“无为而治”，民众能不能实践自然而然的生命哲学，与国家大小民众多寡无关。

所以，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再造，尤其对老子、孔子和商子的思想要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和总结，使其现代化、大众化、革新化、政治化，真正成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源。

价值中国：在您认为《华夏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目前的什么问题？具体表现有哪些方面？

叶自成：当前中国的思维范式需要“李克思”来弥补马克思的不足。“李克思”是老子（李耳）、孔子（孔丘）、商子（商鞅）的合身（li-kong-shang合写为liks），“李克思”思想就是华夏主义。

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华夏主义为中国提供最先进的普世价值。《易经》的“太和”思想是一种追求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老子道法自然、尊重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存的价值具有普世性；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另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公正、均富、平等、和谐、中庸、自然等价值观，是超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值得中国高举和弘扬。

二，华夏主义为中国提供更理性的历史观。用华夏主义看历史，历史应是变化的。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对古应以历史眼光来观察，对今则应以发展态度来看待。对中国近代之前5000年历史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体系的历史，不能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概念来盖棺定性。

三，华夏主义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华夏主义的思维范式是：要A不非B，要A也要B，AB平衡，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发挥优势，反对和排除极端，执两用中。这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非A即B的思维藩篱，从更新更高的视野理解和观察本来是不可分的两种性质东西的相互关系。

四，华夏主义有助于中国占据国际体系高端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华夏主义有许多超越时空局限的思想，发掘其精华可解决当下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华夏主义引领中国发展，可摆脱西方话语权的控制，提出中国观念、中国概念、中国思想，而不用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

五，华夏主义为中国提供新的治国评价标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什么是治理、管理、统治的评价标准？应当从是否良治、善治的标准评价。当下应放弃简单地以民主还是专制、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为标准进行政治评价，采取是否良治、善治和民本主义的标准评价。

六，华夏主义为中国提供有效的历史实践经验。从国家良治、善治标准评判，中国历史上曾在华夏主义指引下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从为民众带来的实际利益而言，比当下多数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下的治理好得多。可对这些良治经验进行改造，吸收当今法治、实质民主的合理经验，创造出比西方民主更加合理的良治形式。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了创造出比西方民主更加合理的良治形式。那么华夏主义和西方主流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治理、法治、民主，提供的价值具体区别在哪里？何为您所定义的良治？良治又从哪些方面体现呢？

叶自成：在您的第一个问题里，首先我们都共同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的复兴。在我这里的名词就是“华夏主义”的复兴。

具体分为三个方面：

一，西方式民主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现在不少人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机制，以走出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其实西方式民主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不能盲目崇拜西方而忽视其民主理论和制度自身的问题。把西方民主视为人类文明唯一的普世政治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新政治蒙昧。

二，中国的崛起需要复兴华夏主义。中国思想界需立足整理和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与西方思想精华比较中，我发现华夏体系500年的思想精华，通过整理、发掘、批判和继承，寻找中国的本根性；在继承西方思想精华基础上，回归华夏体系时期的思想文化精华，以此为根与已经融进中国当今文化思想主流的西方精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重塑主流价值观念体系，从而为创造新的华夏文化奠定基础。

三，以华夏主义对中国政治进行重大改良。在道家、儒家、法家三大范式精华的整合基础上，对关键性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合理制度性设计，就能使华夏主义成为可操作的政治文明新范式：法律上更加明确、详细、公开透明的反专制反权力独裁条款；以自上而下的任期制、选举制反对公开或者变相的终身制；以集体领导制反对个人独裁、专权；重大事故和问题的明确追责制；更加明确地确定国家公权力范围，确定不受国家公权力干涉和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权利范围；严格实行依法办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制度；独立有保障的司法审判执法机构；让德才兼备者进入各级管理体系的人才制度，有效的奖惩机制和科学公正的绩效评价体系等；自下而上建立贤人团，赋予道德及权力监督职责；更有实效的道德教育形式；建立提拨干部财产公开条款等等。

价值中国：您认为《华夏主义》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中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影响力，并且推广至全世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相结合，呈现给世界一个古老而又有新时代魅力的中国版社会最佳治理思想？传播新的适合全球化时代的中华价值观输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叶自成：前面我们简单探讨说明了华夏主义的基本脉络和思想框架。“李克思”--华夏主义的易经思维、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范式的不同成分，可以在这一新的理论体系中各自发挥不同作用，相互补充，互为借重，以道引导法和德，以德辅助法和道，以法来保障实现道与德，以具有君子品格的人才来实现这些原则，再加上合理地吸收西方思想中各家各派的精华，“李克思”--华夏主义足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新的民族凝聚力、新的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华夏民族为全人类奉献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重新恢复其大国地位的重要精神力量。

价值中国：非常感谢叶教授接受价值中国的专访及精彩的思想盛宴分享！我们希望叶教授梳理的“华夏主义思想”能够在当前及未来的中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提供全新、实用、朴实的超越西方治理思想的中国范式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