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 毕海东：亚太百年变局：动力、形态与中国方位

作者：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毕海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内容提要：从三个时期探讨亚太百年变局的动力、形态与中国方位。亚太百年变局实质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亚太地区主导力量的不同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其动力已由战争转变为经济发展和大国博弈，由此也推动了其形态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在亚太百年变局中的方位经历了衰落、复兴与崛起的过程。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方位的互动关系也由早期的变局影响中国发展，转变为后期的中国发展成为变局的促动因素，并且，这种互动关系整体上呈现为和平状态。未来中国将坚持过去的和平路线，这就需要中国自身的发展保持稳定的进步，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其他力量主体的互动呈现良性的状态。

【关键词】：亚太百年变局；中国方位；国际格局；中国崛起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一论断中，较多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方位的关系。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指过去百年之间由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所引起的大国之间地位的变迁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动。简言之，大变局就是指国际格局的转型或转换。结合国际关系史可知，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国际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在国际格局发生百年巨变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同样也经历了百年变局。那么，在这百年之间，亚太是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这必然要回归到亚太地区格局的百年变革中寻找答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世界权力从欧洲向东亚转移的重要原因，是亚太崛起的最主要标志。因此，中国的发展方位与亚太百年变局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当前学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了较多的讨论，而对亚太百年变局的讨论相对较少，并且，对亚太百年变局的研究也基本以历史的叙述为主，较少结合理论来考察亚太地区格局转型或转换的动力和形态。应该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因此，将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关于亚太百年变局的整体理解和深刻认识。尤为需要注意的是，“亚太”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关于亚太百年变局的历史叙述却大多忽视了“亚太”概念的历史演变，从百年变局的起点就开始使用“亚太”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同时，作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命运与亚太的发展息息相关。亚太经历了百年变局，中国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具有“体系决定论”的特点，认为体系特征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其中，与国际格局相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由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所形成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行为。照此逻辑，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就是前者决定后者。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大国，与亚太百年变局的关系是否如新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显然需要进一步厘清。另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又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现实主义理论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是这种态度的坚定持有者。然而，中国是否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无法“和平崛起”而成为地区霸权，显然也需要认真思考。

本文将在学界关于亚太百年变局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亚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以及国际格局的相关理论，探讨亚太百年变局的动力和形态，并考察中国在亚太百年变局中的发展方位及其变化，从而明确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方位的互动关系，彰显中国在亚太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主体性与和平性。从当下回溯一百年，正好对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旧格局转换之际。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太地区格局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标志的远东“朝贡体系”的解体。所以，为了呈现亚太百年变局的历史完整性，我们对亚太地区格局变动的梳理将从朝贡体系的解体开始。以此为起点，以新中国成立和美苏冷战结束为界，大致将亚太百年变局分为三个时期。

一、 战争引发的亚太地区变局与中国的衰落

亚太百年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

从理论上说，国际格局主要由两个要素构成，即大国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这两个要素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可能推动国际格局的转换，但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无疑是更为根本的要素。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由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此处的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更多是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说的，但其与列宁所提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一致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决定了国家的实力既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同步变化。在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如果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分配与各国实力变化的基础不匹配，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再分配，这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尤为容易发生，从而形成了国际格局转换的非和平动力即战争。因此，战争也就成为塑造亚太百年变局第一个时期的主要动力，亚太地区格局的形态与中国方位也相应呈现出波动性的特征。

（一）远东朝贡体系的解体与晚清政府的消极应变

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加剧，它们把远离自己的亚洲东部地区称为“远东”。这个概念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反过来也能看出，远东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处于西方国家的附属地位。但同一时期，远东地区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体系，即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建立和维持的前提是中华帝国的超强实力，一旦这一前提不存在，朝贡体系也就难以维系了。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扩张思想逐渐形成，并首先向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发起挑战。随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战争以及若干次订约，开始崛起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也不断膨胀。此时的远东地区，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竞相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这一时期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主要是由西方大国以侵略扩张的方式塑造的，本地区国家（除日本外）多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还无法主动塑造本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时受到外围部族的挑战和冲击，与周边国家也不时发生战争和冲突，但总体来说，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强大，中心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所主导的朝贡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发生碰撞，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战争中节节败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就是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两次上奏清廷的折子中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晚清政府的消极应变使自己衰落了，其中，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打击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解体。

（二）远东太平洋地区格局的变动与北洋政府的有限参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虽然在欧洲，但这场战争同样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从“亚太”概念的演变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列强对远东的争夺同保持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从而使“远东”的概念开始向“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演变。从大国力量对比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远东地区主要有英、法、俄、德、日、美六国围绕瓜分中国而相互角逐。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沙俄消亡，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处理欧洲事务，因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舞台上便形成了日、美、英相互争夺的新局面。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确立了以日、美、英实力基本平衡为基础的华盛顿体系，这也使朝贡体系解体之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得以成型。其中，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美英的遏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但是，日本独占中国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继续扩张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在以后的年代里它将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导者，力求保持以“门户开放”为基石的远东太平洋地区新均势，“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也与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针锋相对，因此，美日矛盾将不可调和。华盛顿会议使英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受到削弱，但是，英国仍力图保持《九国公约》所确立的现状并维持和发展在华利益，必然同日本的扩张发生冲突，因此，英日矛盾不断激化。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本地区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地区格局，但西方国家的影响也仍然存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也派出“中国劳工旅”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这就使中国在战后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有限参与了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为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而抗争。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中国新外交的第一个舞台，但是，巴黎和会却使中国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不仅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与日本，而且只字未提中国要求的确定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的时间。但是，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并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最终在中日之间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等文件，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饱受屈辱和欺凌的中国来说，这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冲破“始争终让”的惯例，以有限的方式开创了中国敢于抗争的先例。接下来中国将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完全独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三）东亚太平洋地区格局的重构与国民政府争取大国地位的努力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各国垄断资本主义，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中，日本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推动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后经“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断用武力否定业已形成的华盛顿体系，试图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内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１1938年，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背景下，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1940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称，日本对外政策的当前任务就是以“日、满、华”为核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将“东亚新秩序”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从“亚太”概念演变的角度来说，日本试图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外”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向“东亚太平洋”的概念演变。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各签字国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协同作战。随后，经过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和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东亚和太平洋战争结束。由于战败，日本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在战后地区格局塑造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获益甚多。首先，美国的军工企业获利丰厚，大大激发了美国的经济活力。其次，美国在战争中不断增强军力，还利用参战机会在海外建立了诸多的军事基地。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还发起和组织了一系列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国际会议。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参与塑造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考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大国，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使中国首次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正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则在法理上结束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百年特权。其次，出席美、英、中三国首脑开罗会议。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明确希望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四国组成的机构并参与决策，会后发表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也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得到恢复和保证。再次，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最显著标志。从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制度保障。总的来说，中国大国地位的获得既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与国民政府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分不开，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太平洋地区格局的重构注入了新的力量。

整体回顾中日甲午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出，战争是这一时期推动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战争引发了大国的兴衰和大国关系的重新洗牌，使得本地区国际格局的形态处于剧烈的变动中，不同的大国共同参与了地区格局的塑造。在这一进程中，“亚太”的概念及其涵盖的范围都得到了扩展，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本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本地区国家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力衰落，区域意识淡薄，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区变局对中国的影响要强于中国对地区变局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和地区格局大变动带来的机遇，中国最终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衰落的终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原有基础，也极大地改变了本地区的国际格局，新的地区变局正在酝酿之中。

二、美苏冷战和地区一体化塑造的亚太复合格局与中国的复兴

亚太百年变局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冷战结束为止。

大国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的变化都可以推动国际格局的转换，因此，战争就只是推动国际格局转换的动力之一。从根本上说，国家实力的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通常表现为经济的发展。这样，经济发展就成为战争之外推动国际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如果说战争和经济发展是从国家特别是大国实力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格局转换的动力，那么，从大国战略关系的角度来看，引起大国战略关系分化组合的大国博弈也是促成国际格局转换的动力。当然，大国博弈同样没有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其基础仍然是各大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国力。亚太百年变局的第二个时期以美苏冷战为主要特征，并在后期出现了地区一体化的初步发展，因此，大国博弈和经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塑造亚太百年变局的主要动力，亚太地区格局的形态与中国方位也相应体现出和平性的特点。

（一）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格局的转换与中国的灵活推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苏双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加剧，战时同盟关系开始破裂。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展开的冷战很快蔓延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这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东亚陆上国家中国及其毗邻的朝鲜、越南和蒙古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东亚沿海国家日本、韩国、部分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则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东部出现的陆海融合的趋势在此阶段停止，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出现了陆地秩序与海洋秩序相互分离的态势。从地区格局的形态来说，此时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呈现的是两极格局，这种格局主要是由美苏冷战造成的。美苏两极格局反映在“亚太”概念的演变上，就体现为“东亚”和“太平洋”两个概念不仅没有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似乎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此时的亚太概念已经从“东亚太平洋”（陆海融合型）演变为“东亚和太平洋”（陆海分离型）。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格局有了新的发展。首先，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又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而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裂痕，中苏关系走向破裂。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提出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亚洲政策。作为新亚洲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开始联合中国制衡苏联。中国当时已经与苏联决裂，也需要美国的支持。因而，在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中美两国关系迅速改善。随后，尼克松总统在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打开了中美关系和解的大门。中美战略和解也带动了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使得原先尖锐对抗的东亚地区秩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从地区格局变动的意义上说，中苏分裂和中美和解使得冷战前期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向美苏中大三角关系转换。这一转换的直接原因是美苏冷战以及中国的灵活推动，但其实质动力则是大国博弈。大国博弈改变了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从而引起了美苏中之间关系的分化组合，推动了地区格局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中国的战略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自己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这表明中国开始参与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和地区格局。

（二）亚太地区多极化的萌芽与中国的主动适应

从20世纪70年代起，地区一体化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此处的地区一体化主要是指本地区经济链的构建。事实上，从50年代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开始了经济链的构建，表现在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加大了对日本的援助，日本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私人资本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货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60年代末，日本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在70年代以后，美国和日本又不断通过投资、贸易及技术转让，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东亚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典型代表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它们都从很落后的基础开始，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创造了“经济奇迹”。到80年代，日本和“四小龙”又开始向实行开放发展政策的东盟国家投资，转移制造业，构建产业链。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加速，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日本和“四小龙”的投资。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本地区经济体实行开放发展政策的环境下，资本出现了由北美向东亚流动，再由东亚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向后发经济体流动，产业则随着资本的流动而转移，从而形成了经济的梯度链接。这种梯度分工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是以技术能力和成本效益的比较优势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反映了本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这不仅使太平洋东西两岸发展起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也使得冷战前期因美苏对峙而形成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陆海分离型格局重新朝着陆海融合型格局转换，反映在“亚太”概念的演变上，“东亚”和“太平洋”两个概念不再彼此对立，而是成为一体。197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把1947年成立的“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改为“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洲太平洋”（简称“亚太”）的概念正式形成。

地区一体化在促进亚太地区经济融合的同时，也使地区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整体上仍处于优势地位，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实施这一计划，美国摆脱了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开始回升。在军事上，里根政府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力图通过新一轮军备竞赛，取得对苏优势。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武装扩张政策，先后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并直接出兵阿富汗。但是在80年代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后，苏联急剧衰落，因而在亚太实行战略收缩。此外，日本和东盟也逐渐成为影响亚太地区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80年代日本凭借经济大国的实力，明确表达了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意愿，试图在国际和地区格局的塑造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起初尽量淡化其政治和军事色彩，突出成员国经济、社会和国内安全领域的合作。但是，随着美国开始从东南亚收缩，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试图向该地区渗透，以及越南在抗美战争胜利后着手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不断膨胀，因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便成为东盟国家合作的新领域。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以地区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成为推动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使先前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逐渐弱化，亚太地区出现了多个行为体竞相发展的局面。这表明在冷战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亚太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多极化的萌芽。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并根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主动适应地区形势的变化，再次强调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随着中国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往来与合作不断增多，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开始真正思考和解决自身的国家身份问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整体回顾新中国成立至冷战结束这段时期的历史，推动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动力先后为美苏冷战和地区一体化，背后的实质则是大国博弈和经济发展，亚太地区格局的形态也相应地呈现为美苏两极格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和多极化萌芽，因而，这一时期的亚太地区格局可以统称为“复合格局”。在这一时期，“亚太”的概念最终形成，“亚太”真正成为一个属于本地区国家的地缘概念。并且，随着亚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亚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中国在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衰落之后的复兴进程，虽然中国的内外政策在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有所波动，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渐趋稳定。这一复兴进程使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彰显和区域意识开始回归，从而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两极格局转换和多极化萌芽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因素也日益成为亚太地区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的重要考量。

三、大国战略竞争推动的亚太多极化趋势与中国的崛起

亚太百年变局的第三个时期是从1991年冷战结束至今。

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同时，世界政治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在强权政治盛行的传统国际政治实践中，多极的存在往往是一种暂时的力量均衡，呈现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多极化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即权力转移。也正因为如此，围绕权力转移而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即大国博弈，就成为这一时期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亚太地区格局的形态与中国方位也相应具有了竞争性的内涵。

（一）亚太地区“一超多强”格局的形成与中国的有所作为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世界格局的意义上标志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对于亚太地区格局来说，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的多极化萌芽进一步延续到冷战结束之后，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由于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取代苏联成为亚太地区舞台上新的主角。因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东盟成为影响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格局的主要力量。但在冷战结束初期，这五方力量并不均等，美国实力远在其他四方力量之上，而其他四方力量也各有优势和劣势。因此，很难简单地下结论说这五方之间形成的力量结构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围绕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格局的走向也成为新的学术争论热点。总体来说，冷战结束后各大国纷纷调整各自的亚太战略，以谋求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新的亚太战略目标是实现美国领导下的亚太新秩序，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并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永远不可替代的角色。老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已经从过去的军事介入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介入三方面并重，经济上力图推进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政治上加紧在亚太推动“民主化”改革，军事上推行“合作性戒备”战略，要求亚太盟友增加防御义务，承担更多费用。随后的克林顿政府也大体上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亚太战略。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主要遗产，其版图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区，并拥有让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潜力，特别是在核力量方面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然而，冷战结束不久的俄罗斯国内问题缠身，短期内无力在亚太地区有大的作为。

苏联解体和日俄关系的改善客观上减轻了日本在战略上对美国和中国的需求，从而增加了日本的国际空间。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亚太形势，日本重新调整了其地区战略，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更加强烈。为适应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需要，日本以成为“普通国家”为由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还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将实现军事大国地位作为服务于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步骤。冷战结束以后，东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吸收了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彻底改变了冷战时期受美苏冷战影响而造成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由东盟主导东南亚事务的愿望。除了不断扩大组织，东盟还巧妙地运用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和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从冷战结束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亚太地区格局呈现为一种复合形态。这种形态不同于一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单极格局，因为美国事实上无力单独控制亚太，在许多地区事务上还需要本地区其他力量的支持和配合。这种形态也不是多个力量主体实力均等的多极格局，无论是中国、俄罗斯、日本还是东盟虽然都有各自的优势领域，但它们的综合实力又都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学界对这种复合形态的定位是“一超多强”，强调的重点主要还是美国与其他力量主体之间的实力差距。但这种实力差距显然不是固定的，还会随着地区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改变。

冷战结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能够立足亚太、放眼世界，不断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但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剧变也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为应对国际格局突变和所谓“制裁”造成的困难，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思想，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和地区格局的变动。

（二）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趋势与中国的奋发有为

进入21世纪以后，亚太地区格局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以及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综合国力出现相对衰落，对亚太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得益于制定了正确的内外发展政策，日益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当然，美国虽然相对实力下降，但绝对意义上的综合国力仍然在上升，并在亚太安全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对此，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安全优势以及众多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共同导致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或“双中心秩序”。

上述观点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亚太地区格局转换带来的影响，而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的大国战略竞争就成为这一阶段的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主要动力，这在中美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的接触力度减小、遏制力度加大，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中合作的方面在减少，而竞争的方面在增加。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此前后，美国开始推动“印太”构想的实施。目前，“印太”构想的实施面临着两种可能的战略路径选择：基于印太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体系与基于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同盟体系。由于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及日本和印度长期以来与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朝着同盟体系的方向发展成为“印太”构想演进的主导趋势。从“亚太”概念的演变来说，大国战略竞争推动了“亚太”概念向“印太”概念的转变，但由于当前“印太”构想并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亚太”概念的转变也没有完全定型。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形，有中国学者提出，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中美两极格局。但从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亚太地区格局是在朝着多极化的趋势演变。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格局的主要塑造者，但其影响力呈相对下降的趋势。美国为维护其主导地位和霸权利益，力图通过战略与政策调整来削弱和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塑造对美有利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构想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崛起大国，具有在力量、机制和规范上影响地区格局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既能够通过力量的增长改变地区权力结构，又能够通过创设地区合作机制和提出地区合作规范，推动地区格局的调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周边外交和亚太外交亮点纷呈。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奋发有为的内外战略取向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期待的中国，世界也成为中国向往的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但是，目前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亚太经济领域，在亚太安全领域美国仍处于主导地位。

东盟是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对亚太地区格局具有相应的塑造能力。东盟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发展提升整体实力，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地区合作机制和规范建设，发挥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当然，东盟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在于相关大国间的相互制衡，以及部分地由于这种制衡而造成的大国对地区合作的引领作用的缺失。随着各大国开始积极进取，东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在受到挤压。日本在亚太地区力量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战略走向也会影响到地区格局的变化。当前日本正试图提升其军事能力，突破宪法对其拥有“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与安全作用。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以及日本作为美国霸权体系的一员，受到美国的战略制约，日本在亚太地区既突破不了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力量结构的限制，也无法借助新的机制和规范来实质性改变现有秩序。

亚太地区除了美国、中国、东盟和日本以外，还存在战略重心不在亚太却能够影响本地区力量均衡的俄罗斯、面积和人口在亚洲占有重要位置且正在不断崛起的印度，以及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等诸多中等大国，这些国家虽然不是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决定力量，却是影响格局转换的干预力量。在这样一盘不断扩展的亚太大棋局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处于绝对的主导和优势地位。这就使得单极和两极格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多极化成为这一阶段亚太地区格局发展的宏观趋势。

近期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之快、防控难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非常罕见。那么，此次疫情是否会改变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动力、以多极化为形态的亚太地区格局乃至世界格局呢？从历史上看，大的疫情往往会对国家发展和大国兴衰产生深刻的影响，并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及各国的应对将加速亚太地区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调整。格局是由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战略关系所构成的，其中实力又可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此次疫情已经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冲击，国际经济组织和评级机构也已经下调了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这无疑会影响到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硬实力。与此同时，各国应对疫情的表现则构成了其在疫情发生背景下的软实力来源。在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没有承担起积极应对国内疫情的主体责任，更不用说与国际社会分享其在医疗研发方面的资源和提出国际抗疫合作议程，而是不断扩展其旅行禁令范围，最终涵盖所有欧洲盟友和近邻加拿大，并且保持对多个竞争对手的打压。因此，美国没有像过去那样领导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危机，严重损害了自身的软实力，国际社会也没有将美国视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中国在疫情发生后举全国之力应对，仅用不长时间便基本阻断了疫情的本土传播。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能够有效地防控国内疫情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这一点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疫情以后，主动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则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抗疫经验，提供物资援助，其中就包括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渠道向美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可以说，在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初步展示了一个领导型国家的姿态和气度，并巩固了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领导力。其他国家面对疫情也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形成了不同的应对图景，但都没有中美之间的对比这么明显。

总体来说，在战略竞争的框架下，中美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体现出的软实力和领导力方面的升降将进一步缩短两国之间的整体实力差距，从而使多极化结构更加扁平化，在世界层面，这意味着世界权力进一步从西方转向东方。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现在还处于发展之中，主要大国的应对及其成效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疫情对亚太地区格局和世界格局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整体回顾冷战结束以后这段时期的历史，在大国战略竞争即大国博弈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在经历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后，就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多极化使得亚太地区秩序中的霸权成分进一步下降，平等性进一步提升，权力结构更加平面化，从而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在“亚太”概念演变的意义上，大国战略竞争也使“亚太”概念出现了向“印太”概念演变的可能。同时，亚太各力量主体的竞相发展也使“亚太崛起”或“亚太世纪”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而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说”。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经历了一个和平崛起的过程，但崛起与守成终究是国际关系中绕不开的一对矛盾，所以，无论是自己的主观意愿还是受客观因素的推动，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显然处于核心位置，中国也因此成为促动亚太地区变局的重要因素。

四、 结语

亚太百年变局实质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亚太地区主导力量的不同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由于亚太百年变局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不同时期变局的动力、形态和中国方位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伴随着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是“亚太”概念的历史演变，整体来说，“亚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泛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将促进次区域秩序的整合，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地区一体化。

其次，从亚太百年变局的动力来说，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变局动力，经济发展和大国博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变局动力。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战争将退出大国政治的舞台，经济发展和大国博弈将成为大国互动的主要依托。

再次，从亚太百年变局的形态来说，亚太地区格局经历了多种形态，并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是，在亚太地区内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乃至消失，亚太成为本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地缘板块；在世界格局中，亚太崛起使世界政治经济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东西方之间的权势转移因而在亚太和世界两个层面得以实现。

最后，从中国方位来说，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所独有的历史传承、地理位置、巨大体量和发展潜力，亚太地区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衰落、复兴与崛起同向发展。但是，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应对变局的能力不一样，由此也造成了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方位的不同互动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应对变局的意识和能力不高，因而，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亚太变局影响中国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励精图治，中国不仅应对变局的意识明显提高，还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亚太地区格局的发展。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方位的关系，本身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应对变局主动性提高的表现。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主动塑造亚太地区格局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将进一步提高，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中国印记”也将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由中国参与亚太百年变局的方式也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动力是战争，中国也通过参与战争来影响地区格局的转换，但战争不是由中国主动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不再成为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动力，中国也没有试图通过发动战争来推动地区格局的转换。所以，就目前的经验事实来看，亚太百年变局与中国发展方位的互动关系整体上呈现为和平状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中国无法“和平崛起”而成为地区霸权的判断并不可信。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中国将坚持过去的和平路线，这就需要中国自身的发展保持稳定的进步，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其他力量主体的互动呈现良性的状态。这就回到了本文最开始提到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方位的关系。从中国方面来说，“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就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