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十几年来一直是本人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之一。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年，通过惠东弟、书恺弟等，分别从台湾和美国寄来过有关台湾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书籍。笔者其间也在美国访学搜集资料基础上，写作出版了关于台湾历史人物殷海光的书。
台海关系趋于稳定后，大陆媒体有了一些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报道，包括他们在立法会内与街头上打打闹闹等。当时看后自认为，我们电视台、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了。总之，在一段时间里，曾满有自信地觉着，本人对台湾社会已经有非常正确与很深的了解了。其中的潜台词是，中国人吗，想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知名文化人、作家龙应台女士2005年5月一篇文章中所讲台湾的一些事， 却使得我对它有些"拿捏"不准了。因为，从写作《野火集》的时代起，龙女士对于台湾社会现象的"丑行"种种，向来是揭露抨击有加的，怎么一下子就这样的"高吹"起台湾来了呢？龙应台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近来有大陆的"好事者"加了《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有广泛的传布。
带着"要看台湾个究竟"的想法，笔者2011年12月去了一趟台湾。是应邀去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胡适与自由主义：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12月15日8时从济南遥强机场出发，上午10时多一点就到达了台北，22日下午从台湾桃园机场返回。期间会议就两天，其他时间全是观光与自由游览，所以得以与台湾社会的一些"私密"部位"亲密接触"。
同去参会的大陆学界代表中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耿云志老先生与雷颐等。雷颐有着象征智慧的光秃硕大的额头，在长相上有点像我们的圣人孔丘。他并且在行动上也与我们的圣人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雷颐在台时也是不分场合逢事必问，包括在出租汽车上调查出租车司机"运匠"（台湾的称法）的工作与收入情况。回来后，他又写了访台观感。 有样学样，本人在台时也成了位好问之人，有不明白的问题就随时问，包括请教一些明眼的"外行"。说真心话，下面一些"访台观感"写出的原动力，也是来自于向这位雷兄学习。
官衙门不再高深 官员不再高大
官衙门已不再高深，大官已不再高大，官与民已不再是对立的猫与鼠的关系、而是一种鱼水关系了，这是笔者此次赴台所获得的最强烈印象。
龙应台在《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一文中讲，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了，民主已经成了台湾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证件。人们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或刁难。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是真的吗？本人一直生活在各级"人民政府"都庭院深深，主体建筑堂皇如宫殿，人民的"公仆"市委书记、市长，甚至基层的镇委书记、镇长，都只出现在电视中，一般人根本见不到的大陆，去台后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对此事看个究竟。
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学术研讨会议的会期不长，就16日、17日两天。虽然是一国际性的会议，但会上并无一位行政大佬露面。17日晨胡适墓前简短的纪念仪式上虽有钱复参加，他是台湾的前外交部长与监察院长，但出席的身份却是胡先生故旧之后。到场没有记者拍照，没有安保措施，他自己也不摆谱，就混在参会者中间。其身份我是后来知道的。并且，也不像目前大陆一般的"学术会议"，逢会必有几天的公费观光。因此，会议结束后不久，我即去参观台北市市政府了。
陪我同去的是朋友潘光哲的学生陈建守。他开着自己的车。光哲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馆长，其的博导是兼职。陈建守是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在读博士研究生在台湾不称此名，而叫博士候选人。
台北市市政府位于台北市松寿路，与台北新的地标性建筑101世贸大楼相距不远，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一紫红色大理石墙面的小"中型建筑"。与不远处的世界性高楼101世贸大楼相对照，显得甚是卑微。
大概，李登辉president任上，"屈驾"于1998年12月24日参观的台北市市长室画廊，以及与当时在任市长陈水扁的"茶叙"，就在此建筑内。当时，还有过一段值得令后人忆起的往事。1997年，马英九白晓燕案后表示对时局失望，请辞了台湾"政务委员"。 1998年12月5日，马英九战败陈水扁第一次当选台北市市长。作为对马英九拆台的报复，就有了李登辉上述的陈水扁市长室画廊参观与茶叙。当时还是陈水扁团队中人的台湾知名政治评论人胡忠信为给陈打气，写了关于摩西交棒约书亚的文章，刊登在当日出版的台湾报纸上。在参观中，李登辉曾拿报纸上的这篇文章给陈看。
进入台北市政府大楼可以看到，实际上，龙应台文中笼统讲的台湾的市政府，也就是台北市政府。大楼的一层为一多立柱的广厅。内有银行、餐饮服务、书籍、文化旅游品专卖等门店或专区。厅的前部中央条桌边有专职的导引人员为参观者作导引、解说服务。与美国一些州或城市的做法相同，大厅的宣传品陈列处免费为游人提供台北市游览地图。来台前听人讲过，台北市政府大楼内的厕所干净，有免费手纸，随便上，这次本人也亲身验证了一番。可以看得出，去里面上厕所的人中，大多并不是去大楼内的办事之人，而是就近顺便。
大楼的整个一楼都是公共空间，二楼以上才为政府办公的场所。如果有兴趣，这些地方你也可以去"巡视"一番。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是他们的整个政府办公区了无人烟，不像我们这里的各级政府里面，几乎整天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看上去忙得团转；二是他们的政府办公人员都低调得很，没有我们这里吃官饭者所普遍具有的那种挺胸腆肚与趾高气扬作派。
记得前些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对中国网民的专门谈话中讲到，人类千万年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不在科技、不是大师们留下的浩瀚典籍，而是实现了对权力的驯化，人民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在台湾亲历的几件事使人感到，台湾人，他们就真的将统治者关进了无形的笼子。
由于胡适先生在台湾是著名历史人物，影响巨大，直到现在，他都是台湾思想与学术界同仁们在影响上不可超越的峰巅，因此，在召开有关他120岁诞辰的国际学术会议时，作为在职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president的马英九，向会议发来了贺信，并有花篮相送。马的贺信在会议上宣读了，但宣读者只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黄的行政级别一般，并且不是院士。他们不像我们大陆，如果有这样最高级别官员发来贺信的话，会整个研究院都感到光荣，大肆宣扬渲染，研究院的主要领导是要到场像旧时代接圣旨一样来庄重对待的。他们没有。
马英九向会议送的花篮，则会议上未正式公布。并且也不像我们大陆一样，如有这样高级别领导人送的礼物，是要摆进会场中央显摆一番的。他们也没有。马的花篮被摆在了会场门外的过道旁边。由于该花篮甚高，会议中间茶叙（即我们称的休息）时本人不慎将其撞歪了，扶起来看上面丝带的落款时，才知送者为台湾现任president。雷颐知道该花篮是马所送，是我告他的。记得，与我一样，他也曾在该花篮前留影。
纪念胡适先生的会议是17日下午结束的。当天晚上的酒会也不隆重，就在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二层的一间两桌厅里。所招待的只是大陆、美国、日本、韩国与香港来的代表。因为与中央研究院其他所的会议冲突，当时我与大陆去的几位，都还未能住进该中心。而是住在外面，在新北市新店区的中信商务会馆。
当晚回中信商务会馆的房间后打开电视，画面竟是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电视竞选辩论。画面上，民主进步党候选人蔡英文在中央，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在右，在职president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只是并不显眼地站在左边。记得，当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当政以来导致了台湾人才大量流失、呼吁要留住人才，宋楚瑜讲其任现职以来导致台湾经济滑坡，中小企业大量死亡，一般人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时，马只以治国不是喊口号、经济不是划口号的话语来招架。总之，马英九在当晚的辩论中一直居于被攻击地位，不得不采取守势，很像一匹西方马戏团中被人长期驯养过了的雄狮，力量虽有，但也要示人以随和与服从。
与耿老先生、雷颐还有广波一起，我们是18日晚"移防"、进住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的。学术活动中心就在中央研究院内流水潺潺的四分溪畔。为纪念知名法学家、中央研究院已故院长王世杰先生，溪上建有世杰桥。溪中，台湾科学家培养出的鱼类新种吴郭鱼成群结队，多得出奇。偶尔有几只抓鱼的白鹭鸟在水边停留。岸边多载一种叫水黄皮的中型乔木。绿地则片片田田，傍着稀疏的建筑铺向你肉眼看不到尽头的远方。对于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一带这大自然的图画，在此驻住期间我并未认真品味。常是每天白天在外乱跑，晚上则在房内看有关台湾大选的电视节目。
20日晨3时许，突然的感觉使我醒来并使我想到，快要离台返国了，台湾人已经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一事，以及这些天看电视节目所形成的有关感受与感想，必须写下。下面是我当时仓促在床上记下的一则日记的要点："真正的民主制真是个好东西。她把统治者（实是领导人）变得能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将到来的台湾2012年1月14日大选，现正在热火朝天进行中。互揭对方，国民党揭蔡英文的'宇昌案'（指一只股票后来发了，蔡家有人买过），民进党则揭马英九的'富邦献金'（富邦保险公司给国民党捐过款）。甚至，连几年前马英九吃过的五顿饭，也清楚揭出来了，被媒体炒作'五大鱼翅宴'。以至于打的不可开交，有人出来说，不要再打道德仗了，要打能力仗，政治家要的主要是治国能力"；"这，在今天的台湾人看来不好。实际上也有点乱。但他们不知道（或称认识不到），这绝对是大好事。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住大陆官员人人贪、是巨贪的情况。即如小布什说过的，将统治者关进笼子。……另，大陆官员的那种令人讨厌的趾高气扬样子，也令人作呕。今天台湾政治人真是被制服了呢！他们的行为、说话、穿着，都亲热化、诚实化、大众化得很呢！你看候选人马、蔡等，都不是西装革履，衣服的装饰也没有过靓丽（如蔡，围脖都不是纯白）；说话和气，也不自我标榜过高（如蔡，回应马时，并不表示自己过于的清白，只是说马：难道马总统就没有道德瑕疵吗？）。"
同一天，本人还曾有如下的笔记一条："台湾选举，族群、省籍的作用，要让位于人对政绩、政治主张的选择。比如陈建守，父亲早年大学毕业、是政府公务员，属于铁的蓝营，其原来也是投马英九票的，但这次他决定投蔡英文的，目的是换人做做看。看电视，华视新闻上，有关节目上，大学生中也有这样表示的。"
下榻新店中信商务会馆时，从庭院中所立石牌上看到，此会馆属于教会，是当地一教会财团法人大坪林天主教会的资产。大坪林天主教教堂就在附近。会馆房间内有在美国出版的中英文双语《圣经》备客人阅读。因此感知，新北市在台湾是个基督教势力大人群多的地方。当时随便翻阅当地的杂志《新北市艺游》，其中有这样一条关于基督教近期活动的预告："耶诞活动的重头戏在12月24日登场，从下午开始在府中商圈举办封街嘉年华，并邀请所有的市民发挥无限的创意，以创意装扮、欢喜踩街来庆祝耶诞节的来临，所有新北市政府各局处代表也将穿上耶诞老人的装扮，沿街发放耶诞礼物，踩街队伍最后在市民广场大集合，还有众多艺人歌手将为现场民众带来热力四射的演唱会，跟大家一起欢庆耶诞夜！" 由于24日届时我已离台返鲁了，对之没有更多关注。
后来得知，雷颐当时参加了新北市的这场活动。他并且在活动中见到了不是隆重登场、而是低调上台的现任president马英九。雷颐在《民主的生活方式让台湾人幸福指数高》的访台观感中是这样记述此事的："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我到新北市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我一直往前挤，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紧挨着主席台。他们说，6点半要点亮圣诞树，我们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我想，应该会是某个著名演员或者歌手吧。那主持人却高喊欢迎马英九。马英九上台，念了一段圣经。我离他很近，还拍了很多照片。任何人都可以过去，主办者问都不问，照相机随便拍"；"那天回去以后，我炫耀自己近距离看见了马英九，同事很不以为然地说：'我还跟他握手了呢。'原来同事7点多时刚好碰到有集会，听说马英九要来。他就好奇地去围观。看到有一排椅子，人都没来，就挑中间的位置坐下。一会马英九及其同僚来了，刚好挨着我同事坐下，两人还友好地握了手。"大概，雷颐这里说的他同事，是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广波，我回大陆时，他还未回，说在台还要住一段时间。
与以上所述的圣诞活动有某些关联，笔者在台北时看到，台北市刊物《台北画刊》首页上的现任市长郝龙斌，形象也酷似欧美马戏团中的小丑角色。印有郝龙斌亲笔签名的画面，为了显示亲民的形象，他的装束是头戴小的白红相间圣诞老人式样帽子，上身穿粉白色衬衣，外加紫色带花的半袖肥大针织衫，微笑着，在"代表台北市政府感谢所有市民对市政（一年来）的支持与配合。"
台湾的市长不同于大陆，"不像个市长的样子"，本人以前也知道一些。记得2005年时，在任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曾沿街当众叫卖太阳饼。另外，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美籍华人李又宁博士，19日中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锅爸涮涮锅"饭店请我们大陆来的几个人进餐时特别对我说，她不少参加台湾的公务活动，包括市长请客，中午一律都是80元新台币一份的便当（即我们称的盒饭）。她对大陆官员请客时的"大方"，表示不能理解。
顺便提及，住宿新店中信商务会馆期间最好玩的一件事，是18日游台北市士林官邸时，化6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40元）买到了两个"公仔"。
士林官邸原为蒋介石、宋美龄的私邸，台湾体制转型后辟为了供人游览的景点。去台之前曾在有关的资料上看到过，此处有卖台湾最高领导人漫画像的地方，但还不知道公仔这个名词。所谓公仔，是身高不足10厘米的小型最高领导人陶瓷漫画像。公仔大头短身、似像非像，都对所刻画人物极度祛魅。我买的两个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蒋经国。除此之外，还有孙中山、台湾现任president等人的。仔细看，可能是台湾人对蒋经国当年的搞经济还有好感吧，他的手臂下握有文件一卷，上面隐约写着"十大建设"几个文字。由此公仔像，连同上述马英九、郝龙斌的平易亲民，记得，当时本人立即联想到的是大陆高官们威严的"高大形象"：电视上，高官们"一线视察"时都是前簇后拥的，净街清场，一般人你别想接近。可能是居住在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的原因吧，本人曾无数次亲身经历过高官们的车队要来了，城中主要的大道为净街而长时间断绝行人。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已退职党的总书记江泽民，2005年"五一节"时来登泰山的那一次。记得当时，包括泰安市内，也包括从济南到泰安的一段高速路上，清道，折腾了好几天。
过去我们这里当官的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是只停留在嘴上，没有人相信他们。现在则连在嘴上也不讲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今日台湾的官府、他们的官员，还真有点这种精神。
他们的政府做事做得实在，帮助你解决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给人没有那种耍嘴皮子的感觉。如15日上午到台湾一下飞机，他们的政府机构就为本人提供了帮助。
是这样，会议本来是安排由台北市一家小客车租赁公司的员工进桃园机场迎客广厅内接我的，但因去接之人站的位置不显著，我们错过了见面机会。当我正要用人民币兑换新台币，以便付话费与来接我公司电话联系时，有人便告知，不用你自己打电话，去广厅前部告知交通部服务中心的人，让他们帮你。
按其所示，找到交通部服务中心的人说明情况后，他们马上就打电话与该公司进行了联系。并且提供饮水与座位，让我原地等候来接之人。原来，桃园机场属台湾交通部管辖，而交通部在这里设立了专门为旅客服务的交通部服务中心。这个机构不是机场的单位，而是属于台湾政府。
每到一地，本人都喜欢沿大街小巷长距离行走，我把它叫做找在本地的感觉。先是在新北市新店区，以后又在台北市南港，我发现一些巷子里墙上总有这样的标牌在：本里里长某某人，电话或手机号怎样，并有"要帮忙，找里长"之类的话语在上面。
翻阅当地的时政杂志，其中也有一些关于里长的信息。如台北市的《文化快递》2011年12期里，就有台北市该年度12月份社区文艺活动，"联络窗口"是里长的不少报道。振华里邻里公园的系列音乐会，联络窗口是振华里叶光四里长。成功社区中庭广场的系列音乐会，联络窗口是群英里石里长。柳州公园的系列音乐会，联络窗口是仁德里许淑惠里长。公园録社区的系列音乐会，联络窗口是金湖里邱里长。立农国小的系列音乐会，联系窗口是立农里潘建荣里长。
台湾城市里有里长，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只知道，台湾城市中的市级机关，其首长市长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市级机关下面是区，区长是市里面"官派"的。他们城市中的区要比大陆城市中区的规模小很多。
经向参加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学术研讨会的台湾国立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刘广定等人请教，以及随即到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查阅有关报刊资料，大体上弄明白了当下台湾里建制与里长的问题。向刘教授请教，是别人推荐的。
原来是这样，台湾的城市有市、区、里、邻四级行政建制。他们的区确实比我们城市中区的管辖范围小。我们一般城市中区的建制是县级，有的还是副地区级，管辖人口动辄百万以上。台湾的不是。台湾城市中区的规模大约与大陆的镇、乡相仿。以台北市为例，它目前有250万人口，分为南港、内湖、大安、松山、信义、文山、中正、万华、士林、北投、中山、大同等12个区，每区平均只有人口20万。区下面是里。台北市目前有449个里。里再下面是邻。据资料，台湾城市里邻的行政意义已经不大。台湾城市里的邻长与区长有相近之处，也是 "官派"的，只是邻长的派者只是里长而已。他们城市中邻长的工作主要为派发传单、组织街道晚间巡守队与负责附近主要路口的交通导护。
与区长、邻长都不同，台湾城市中里的首长里长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其最主要职能有以下几点：一、办理市长与上级交办的某些事项；二、挖掘里内社会资源，广筹里的建设基金，发展里内社会自治；三、为里民开具各种证明文书。里长有的有办公处，有的则没有，就在自己家里办公。一般管辖四至五千人不等。特殊情况下也有更少的，就一两千人。整个里的行政就里长一人。
各里除里长之外，再就是其的半个不是下属的下属--里干事。有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里干事是公务员，是由区长指派来帮助里长处理"里政"的。所有的里干事上午都在区公所上班，下午才到里长处协助工作。
美国开国者杰佛逊和汉密尔顿分别说过"民主政治要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和"要利用人性造福社会"的话，笔者看到，台湾里制度的设立就很好地做到了此点。除了里长一人专任、避免了体制设计上的"和尚打水陷阱"之外，台湾里长的收入较为可观。他们里长的月法定收入不菲。
台北市里长的收入较高，每月有45000元新台币的行政事务费。南部的城市差一点，比如嘉义市里长每月是41000元新台币。但这个数字要远高于台湾一般人的月入。比如，与台北市"鸿泰来来"小客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赖炫琳交谈时，其讲，他的月工资也就新台币30000元多一点。
台北市的里长除此之外，三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还有奖金。端午节、中秋节市政府一般发7500元，春节则有30000元。平时每月还有450元的报纸费，每年有6000元的自强活动旅游费。此外，每一届还有55000元的出国考察费。台湾回来后与一朋友讲起此事时，他说此事知道。有一年，他在天津见过一个台湾来的"里长大陆观光团"。
主要是利益驱动的原因，引来了台湾城市市民对有 "职衔最小的官"之称的里长竞选时的热情参与。笔者在台湾以前的报纸或网络媒体上看到，新北市汐止区2010年里长选举时，有位名叫朱铭显的候选人像台湾竞选总统或市长一样，成立了竞选总部。新北市板桥区广福里里长2012年7月补选时，已故里长陈松枝的遗孀沈美妙以737票的较大优势，战胜了竞争对手邻长刘美贞而当选。刘仅得373票。台湾媒体在一条消息中称：刘美贞陈松枝在世时曾与陈角逐里长败北，此次卷土重来与陈遗孀竞争，仍然不敌。沈美妙则在自己的竞选总部获知当选的胜利消息后，马上向民众表示了感谢。支持者与她拥抱表示祝贺。喜极而泣，因想起刚去世的丈夫，沈美妙不断擦泪，哭红了眼。她在致辞时表示，自己不会辜负里民的支持，将秉持丈夫陈松枝以前的服务精神，像他一样继续为里民打拼。她说，以后里内的水沟会固定时间清扫，并举行公益活动联络里民感情。巡守队、环保义工都会照样办，并推广才艺班。书法班已办出了不错成绩，还有插花班等，接下来都会继续办。
与台湾其他的行政长官一样，里长的被选任，也没有更多限制条件。不像我们，有政治上党与非党限制、年龄限制、户口所在地限制了，等等。比如，现在已是全台湾名人的蔡坤龙，原来做过《中国时报》、《苹果日报》的社区新闻记者十多年，2006年从台南回到家乡台湾西南部省辖城市嘉义市的菜鸟里，参加竞选成了一名里长。他的名为"菜鸟里长"的博客，在台湾点击率甚高。从2006年至今，蔡已经干了6年的里长。
蔡坤龙里长所在里的里民有2000多，散布在8条巷弄里，据台湾媒体称：其均给予了令人满意的服务，被称为"万能伯伯"，里民的免费"保姆"。除了台湾城市中一般里长的职责之外，蔡为里民提供的服务还包括了免费为里民疏通下水道，免费为忘记带钥匙的里民开房门，免费为里民辅导孩子作业，里民有病帮助就诊，收留里中流浪猫狗，代里民订阅报纸，夫妻邻里打架劝架，红白喜事、宗教活动出席帮忙，等等。甚至，夜间街道上有人大声喧哗，影响了里民休息，他也要起来管一管。母亲节快要到了，他会骑上里的公用自行车挨家挨户赠送康乃馨，与各家的里民亲切聊天，一周遭下来用去他两三天时间。里民"甜蜜蜜"家有生病的植物人小孩，低保却因为不符合政策申请不到，聋哑女孩"小红"卖彩票，因为不能讲话推销、少有客人临门了，蔡里长就用文字发布在网络上，为他们求得热心人的帮助。
蔡坤龙里长以上出色献身工作的动力，应是来自于里民的压力。其曾坦承，高学历加上新闻记者的身份，让自己一下成了里民"关注"的焦点：里长早上几点起床、白天做了什么、服务处晚上几点关门等，一举一动，都是里民们的话题，蔡一开始时，"每次出门都有种四面楚歌的感觉，怎么到处都是里民！"看来，如俞可平所言，民主真正是个好东西。
有个事情这里要说明一下。对于台湾今天选举中的短处对揭，有人认为不好。但也不尽然。比如，在台湾作者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就讲到： "台湾人喔！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那么疯狂，一过了选举日子还不是要照常过下去！"；他经历过多次大选后感觉到，"选举的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来大家喜欢的是那种选举中的狂热，和那份如同办嘉年华会般的感觉，等到选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对于此事情的评价，美国前总统里根1988年5月31日在前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题为《进步不是预先注定的》的演讲中也有。里根在该演讲中讲，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全国人民的娱乐"；"每隔四年美国人民选一个新总统，1988年便是大选年。一度有13名重要的候选人在两大政党内竞选，且不提其它政党，包括社会党和自由意志党的候选人-全都问鼎我的职位。一千家地方电视台、八千五百家广播电台和一千七百家日报-每一家都是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私营企业-对这些候选人进行报导，轮番采访，把他们拽到一起辩论。最后由人民投票-由人民决定谁将任下一届总统。"
另外，廖信忠书中讲到我们前面说的台北市政府大楼内亲民的安排时，写了如下的话："时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 廖这两段话内所讲事情很好，使我们对台湾体制转规前后政府服务方式的炯然不同，有了进一步了解。
但是，廖信忠上述话语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本人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台北市政府机关人员服务态度的根本好转，还是其体制向了民主方向转变所致。在实际上，此点，廖自己的以上话语中也已有涉及了。亦即，其以上话语中已经讲到了以前台北市市长官派的问题，接着又讲了以前台北的官僚作风。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出此点并不是在完全否定陈水扁的个人作用，而是意在提醒人们，体制转变的问题更重要，意义也更大。
我曾对我的学生王龙说过，尽管后来变了，贪腐了、坐牢了，但陈水扁曾经是台湾民主制度建立工具的历史还在。相比较而言，对陈，我更看重的是他如下这些有关体制问题的表述："长久以来，我们的地方和中央，无法成为良好的'伙伴关系'，中央政府集权、集钱，藉着控管来进行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藉着分配资源的同时，棍子与胡萝卜的两手策略，造成地方政府财政贫穷，难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开展施政。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不清、不均，中央政府以一种家长的心态控制着地方政府，造成许多问题"；"台湾是年轻的，但因承袭历史的包袱，各级政府叠床架屋、效率不彰，老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并非我们的公务员素质不好，相反地，我们拥有高学历、高水准的公务员，效率不彰的原因在于：执政党昧于自身的利益，不肯为台湾重新规划新政府体制"；"'政府'在我们年轻一代的理解中，是拥有公权力的机构，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统治，应该是为了服务人民。服务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我主张在我们的政府内部也要建立各层级间的伙伴关系，让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地方政府，是地方消费、生活的中枢、基础建设的提供者、区域发展的中心、全球化在地适应的推动者。"
总之，政治体制实现了向民主方向的成功转轨，这才是台湾的一个大问题。
景点见证台湾体制的转轨
胡适先生在《努力歌》中讲："'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朋友，你错了。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他是会长久的……阻力吗？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甚是。台湾政治体制的得以转轨，他们官员的不再高高在上，不敢再颐使气指折腾人民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局面的形成，就与台湾人民的"努力"、"争取"（实是斗争），有直接关系。
胡适先生甚是值得纪念。主要是有以上先生"努力思想"的一点 "先入之见"的指示吧，本人在台观光与考察期间一直在有意地去寻找台湾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路标" 性的景点、建筑或场所。
真的就有了收获。我发现，在台北市、新北市等北台湾地区的诸景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殷海光故居、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圆山大饭店和中正纪念堂景区。这四个景点，能大致记录下台湾人民，他们在40年追求民主宪政的漫长"征途"中，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牺牲与坚韧斗争奉献。
另外，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史实告诉我们，并不像前段时间大陆有网上论坛中讲的，中国不缺昂山素季，中国缺吴登盛。 中国也不缺吴登盛式的人物，我指的是如果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话。
由于与本文后面内容的关系更直接，四景点中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在此不做展开，留待下文。这里仅对殷海光故居、圆山大饭店和中正纪念堂园区三处，作一展开。
殷海光先生故居是18日参观瞻仰的。大陆参加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学术会议的几位代表当天是集体活动。大家上午参观的主要景点除士林官邸外是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下午的主要活动就是瞻仰殷海光故居。
殷海光故居位于台北市温州街一条小巷的尽头。为一长宽各十余米的局促小院。内有低矮房屋三间，均是改造过的破旧日式木屋。以前在参观者的有关介绍中看到，有人说当年殷海光在自家的院落中开挖了愚公河，挖出的土堆砌了孤凤山，山上安置了接待客人喝咖啡的水泥桌凳。院中还种了花木。这些都对。我们参观时问接待者，知道了小院中种的是榕树、桂树、咖啡树、圣诞红、木杜鹃和香茉莉等。总之，讲的是当年的殷海光故居内，颇有些文人生活的优雅。
但记得，也可能是来的不是时候吧，本人参观殷先生故居时，却感觉到的是牢笼与地狱般的生活，是四处没有始也无终的阴冷的侵袭。虽然当时是冬季，当天也不曾下雨，本人脑际中下意识萦回的，却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著名词句"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和曾是台湾最著名歌手之一的孟庭苇所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一年光景，此时笔者所在北国的窗外又一年一度地飘起了雪花，回想去年参观时场景，我还难以抹去那天参观殷故居时心中无比难安的心情。
是在为殷先生悲愤，也在是为我们的整个民族而悲哀。在我看来，当年的殷先生，哪里还有什么文士的雅兴。其生命后期在局促小院中挖河、著山、栽树、种花的举动种种，不就是一头咆哮雄狮被突然间无情关进了牢笼后，一直不甘心地在利爪抓地、在发泄心中一腔难以忍受的悲愤怒火吗！那时那刻，我更想起的是殷当年所写下的磅礴政论名篇《我们的教育》、《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开展启蒙运动》、《胡适与国运》、《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和《大江东去挡不住！》。那时那刻，我也想起了李敖后来在自己《回忆录》讲过的有关一段话："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
对于殷先生当年推动台湾民主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台湾自立报系总裁吴丰山在纪念殷海光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有全面而恰如其分的评述："他在50、60年代与《自由中国》杂志结合，开拓了自由主义的抗争时代，所持政论的主体范围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反对党诸问题，至今仍是当前台湾政论的主流根基。不惟如此，殷先生以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引介罗素、海耶克、卡尔巴柏（大陆译作波普尔）等西方思想作为他时政论述的后盾，从而间接奠下了70年代现代化理论和80年代自然或社会科学实证论的统治地位，综合其派生下来的长远影响，在40多年来的台湾知识界，恐怕无人超越或难以抗衡。"
还好，殷先生当年在推动台湾体制转轨中的杰出贡献，已经得到了台湾各界人士的肯定。如今，这所故居除了定期对瞻仰者开放之外，已经成了搜集、贮存有关研究资料与宣传殷先生不朽业绩的场所。在该故居所搜集的关于殷先生的著作中，有本人的《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殷海光》一书。仔细看，赠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凡森先生，为一原著复制本。
参观殷海光故居期间，故居的管理者（是光哲的爱人）为我们播放了电视录像《人物百年--殷海光》。并还每人都赠送了两本书籍。关于殷海光的录像，是台湾一家电视台专门制作的高质量"拷贝"，长约30分钟，对殷一生的业绩进行了回顾。至今记得，虽然片子的开头是用了殷先生爱喝的高级咖啡与咖啡杯的画面，但后面所反映的其的生活却是不易与凄苦。包括其后期失去人身自由、门口化装成皮匠的特务监视，生活来源濒于枯竭，事态炎凉、不再有人搭理了，以及生病后不能很好地就医等。所赠书籍一本为电子书《雷震研究资料全集》，另一本是台湾作者苏瑞锵所著《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傅正当年也是《自由中国》杂志的同仁，在雷震案中被连带判刑。出狱后当过大学老师，以后又为台湾的组建反对党事业作出了贡献。
圆山大饭店既是一正在营业中的台湾国际知名高级酒店，同时也是大陆赴台观光者们去台北市游览时必看的景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文化与历史积淀丰厚。位于台北市北部的圆山山腰，傍依基隆河与剑潭公园，街道的具体位置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其的一些建筑构成要件，可上溯至"日治时期"，这是用台湾话讲来。
圆山大饭店的主体建筑是一十四层高的红墙黄瓦，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宫殿式建筑。由台湾"知名"建筑师杨卓成设计，1973年10月10日建成。入口处，有一大型三跨间的牌坊（或称牌楼）。在台北101世贸大楼未建前，圆山大饭店是台北市的地标性建筑。虽然该建筑建成的时间不是甚早，但整个建筑群的渊源，已有百年历史。
日治时代，圆山大饭店的所在为台湾神宫的所在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当局在原地建台湾大饭店。1952年，改由蒋宋美龄等政要为首组成的"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经营。除十四层的高大主体建筑外，圆山大饭店另有金龙厅、翠凤厅、麒麟厅等附属性建筑。
金龙厅最后落成于1956年。原来只是一栋二层、房舍陈旧建筑，后经改造，建成了仿北京故宫的宫殿式建筑。内陈列有原日治时代神宫前的铜龙雕塑，铜龙上有 24K镀金。另外的其他几厅也是1956年前后落成。1963年改建时，还曾为当时的台湾领导人入住时安全考虑，修建了与附近剑潭公园和北安公园相通的地下通道。
据介绍，戒严时代，圆山大饭店类似于今天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不时有大量的警卫、便衣现身，不以赢利为目的，宗旨是为国际贵宾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以敦睦邦交。几十年来，下榻该饭店的外国政要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克林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约旦国王、泰国国王等许多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而今，作为对公众开放的场所，其门前警卫、便衣的身影已不见。
在台湾时，圆山大饭店与中正纪念堂园区一起，除18日上午与其他大陆参会者一起"绕场一周"、大致看过外，本人以后还又单独去过。
清楚记得，自己当时身处圆山大饭店"景点"时，几次"在场"联想到的是25年前圆山大饭店中的一个场面：1986年9月28日，台湾"党外中央后援会"正在召开年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及立法委员选举的党外候选人推荐会。有朱高正其人，突然上台提案，要求"党外"们立即组党："我坚决反对，民主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还坐在那儿讨论'组党筹备委员会'。当年雷震还在筹组政党阶段，就已经'鸡仔鸟仔抓到没剩半只'。组党靠决心与勇气，我正式建议：今天，现在就宣布组党！"此话一出，立即获得在场党外人士的热烈响应，全场强烈要求立即组党。台下的党外们，纷纷上台讨论党名，最后决定采用谢长廷提出的党名--民主进步党。就这样，台湾第一个真正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在这里正式诞生了。
圆山大饭店是民主进步党的摇篮。这是它的一大殊荣。后面还要讲到，全面推动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1990年6月台湾"国是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是从台湾回来后知道的，朱高正其人的突然间上台提案，要求台湾的"党外"们组党，并不突然；台湾民主进步党，也并不像之前有些人说的是地方性政党。在本质上，民主进步党是一大陆人党。或者说，台湾的民主进步党从一开始就是全中国人的政党。
朱高正有留学德国的背景。以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哲学也有极大的兴趣。其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除了有以上首先公开提出组党的英勇举动之外，再就是在台湾议会中率先开始了打民主架。杜维明在《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一文中讲，"我记得这种在议会中的打闹，是朱高正从德国学的绿党媒体策略，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成为媒体关注中心，作为反对党就会有影响。" 另外，杜维明在该文中还讲，在立法院打架，自己演、群众看，这是文明达到一定开放程度的表现；是"完美有序"的专制制度走到尽头的体现，"乱糟糟"的民主制度才代表着人类未来。甚是。
虽然民主进步党是如上所述，于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宣告成立的，但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9月，有关人士即已开始了实质性的组党活动。其中，出生于大陆江苏省高淳县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仁傅正（1927-1991），还有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的台湾"立法委员"费希平（1916-2003），起了至关重要作用。费希平不畏强权，当年雷震在《自由中国》案发生后被捕，他曾在立法院中提出质询。他一直对自由民主制度拥有美好理想，认为应实行民主政党政治。他主张中国统一，曾在1984年提出"大中国邦联"的设想。主张先建立大中国邦联，数十年之后再由公民投票最后完成国家的统一。
据前已提及的殷海光故居赠书《傅正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中讲，为继承雷震当年未竟事业，"1985年9月6日，傅正与费希平、江鹏坚赴谢坤铨家谈组党。1985年9月19日，傅正与费希平在周清玉（姚嘉文夫人）家谈组党。1985年12月2日，傅正与费希平在台大校友会馆谈组党……1985年12月5日，傅正约了康宁祥到他家中谈组党，征询其意见。当天晚上傅正也约了黄尔璇谈组党，并商妥邀约人选名单。1985年12月19日，傅正到费希平家中谈组党，当时共有傅正、费希平、康宁祥、尤清、张俊雄、江鹏坚、谢长廷、黄尔璇，以及李鸿禧等9人，广泛交换意见，并相约续谈。1985年12月31日，傅正到尤清家中续谈组党，当时共有傅正、费希平、尤清、张俊雄、江鹏坚、谢长廷，以及黄尔璇等7人……1986年1月4日，傅正与黄尔璇赴康宁祥家谈组党，康宁祥同意参加在谢长廷服务处的聚会。1986年1月14日，傅正与费希平、康宁祥、尤清、张俊雄、江鹏坚、黄尔璇，以及谢长廷等8人，第一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决定扩增人选，由傅正通知张德铭与苏贞昌两人……1986年1月21日，第2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1986年2月4日，第3次在谢长廷服务处谈组党……"；"虽然组党工作遇到挫折，但傅正并未灰心。到了1986年6月，傅正在费希平的邀请下，再度出面奔走，并与黄尔璇商量后，拟定了组党小组的名单。之后傅正就以这名单分别拜访说明，并征求同意。后来傅正商得国大代表周清玉的同意，借用她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家里开会。该年7月3日，由傅正请被邀者在周清玉家对面的御龙园餐厅吃饭，饭后又回到周清玉家中商谈……当晚10点钟左右，由谢长廷提议以民主进步党为党名，大家共同决定要筹组政党。之后组成了建党的10人小组，包括：傅正、费希平、尤清、江鹏坚、张俊雄、周清玉、谢长廷、游锡堃、陈菊、黄尔璇等10人。而后傅正与尤清、黄尔璇负责宣言、政纲、政策的起草工作，经过两个月不断地集会努力，完成了组党的初步工作。"
对于傅正在台湾组建反对党中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后来出任过台湾"行政院长"的谢长廷也专门讲过。谢长廷在纪念傅正逝世15周年的文章《带领台湾走向自由民主进步之路的旗手》中写道："傅正出狱后，积极和党外年轻一辈的意见领袖交往，我也就在这段时期，与傅正结识。1986年7月，正当党外组党一事已在山雨欲来之际，傅正、我及其他党外菁英，不断变换地点，先后到我的服务处及周清玉的家中，秘密规划组党事宜。"
民主进步党在台湾圆山大饭店的宣布建立，意义重大。廖信忠在前引书中讲台湾七八十年代之交"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8年在给马英九的贺电中讲台湾现在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前一局面的打破与后一局面的形成，都与民主进步党的建立有直接关系。
中正纪念堂园区位于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分别以中山南路、杭州南路、爱国东路和信义路为园区周界。原址为日治时代的日军炮队营地。蒋中正（字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去世后，台行政部门始接受"各界建议"与治丧会议"决议"，筹备兴建中正纪念堂以纪念其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整个景区1976年10月31日破土，1977年11月动工，1980年4月4日落成，5日对外开放。全区包括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公园、牌楼、围墙、瞻仰大道，以及两侧的"国家戏剧院"和"国立音乐厅"。设计者也是曾设计了圆山大饭店的台湾"知名"建筑师杨卓成。
记得，18日上午第一次到达该景区，首先看到戏剧院与音乐厅的中国古代大屋顶歇山式建筑作派，它们并且相对近距离地"压迫"二者之间的行人时，曾不仅厌恶这些与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古老"中国特色"，而且也产生过厌恶设计者杨卓成的感觉。听说，杨卓成早年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又移居了美国。当时心想，就西南联大而言，看来，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啊，西南联大不仅出殷海光那样反对专制的自由民主斗士，也出他杨卓成这样的"知名"御用建筑师呢；就他后来的移居美国行动而言，看来，他虽然为专政者服务，但也是看着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国度-美国舒服、美国好啊！
园区的核心建筑中山纪念堂，是一白墙蓝瓦的塔形建筑。金字塔状的主体部分为白色大理石墙面，上是覆有琉璃蓝瓦的古代天坛状八角型屋顶。去前有人介绍说，纪念堂屋顶的八角形，代表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八德，复层天坛型屋顶所形成的众多 "人"字形，上聚于宝顶，有"上接天帝、天人合一"的寓意。总之，说它的形象内涵如何丰富，"气象"变化如何"万千"。而本人看到它后却想到的是，其与目前大陆上所正在流行的"具象建筑、权力丑学"并无二致。只是，它的"出炉"在时间上略微比后者早一些罢了。当时还想到了，它当年的建成与目前北京人称的死龙建筑群"盘古大观"等一样，大概也是那个时代将要结束的前兆呢！
中正纪念堂景区的另一重要建筑，是原来上面写有"大中至正"4字的牌楼。
前已提及，圆山大饭店前也有牌坊，并且二者在建筑尺度上相差也不是甚远。但是，该牌楼在"规制"上却与前者相比要高得多。其中有甚多讲究。这大概也是我们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据介绍，圆山大饭店前的牌坊为"三间四柱"，级别不行，而中正纪念堂园区内的大中至正牌楼却是"五间六柱十一楼"的规格，与古代帝王寝陵前"神路"上的牌楼相同，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最高等级。并且，上面欧阳询体的大中至正4字的出处、书写用料、书写方式与书写时间也有讲究。原字系由国民党高级御用文人秦孝仪所指定，出处是王阳明《传习录》中的"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秦孝仪曾任国民党的中央副秘书长，并曾长期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几个字是台湾书法家杨家麟按照要求，用棍棒铁丝缚以麻绳沾红土水所写，是在一定的八卦时辰内，当场挥毫直接写上去的。
看来，即便是聪明一世，生前既把台湾经济搞上去、使台湾变成了亚洲的小龙，也开放了党禁、报禁，还自由于了台湾人民的蒋经国，也有十分弱智与糊涂的时候。其本以为如上的举动能为自己老子留名和表功来，没想到，后来却成了人们攻击的靶子与焦点。2007年12月7日，在民主进步党政府的主导下，牌楼上欧阳询体的"大中至正"4字被卸下，次日，12月8日，换成了新铸的王羲之体的"自由广场"4字。此事，本人记得当时还允许其在大陆落地的香港凤凰台，在新闻节目中有过直播。
笔者独自一人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园区观光，徘徊流连于新挂上了自由广场4字的高大牌楼之下时，曾有过想要问询的动机与联想。想要问询的是，如今挂上了高大牌楼的自由广场4字，其中谴责台湾前领导人当年剥夺人民自由、实行戒严专制的内涵更大些呢，还是纪念21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高贵伟大的学生争自由的运动更大？联想的则是，与21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学生运动差不多同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也是在一个独裁者的寝陵边上，也有学生运动发生，所争取的目标与方式也差不多，就因为掌握着实权的个别人物为了继续控权，硬生生地给弹压下去了。记得当时并曾想到，如果当年北京那场学运不是那个结局的话，大陆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也就绝对不会是眼下不可收拾的这个样子了。
或许，不用问询，台湾人他们关于自由广场的寓意，本来就是为了纪念21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学生运动的。正是那场运动发生及其正确处置，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政治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来的话，今天的台北中正纪念堂园区已经是"鸠占鹊巢"，或者已经是一头夏日里海边常见的甲壳寄生蟹了。亦即，园区的"甲壳"虽然是蒋氏之名，但它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是普世的与追求自由的了。
1990年3月发生在这里的那场学生运动，台湾人称作"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运动从1990年3月16日至22日，历时1周。最多时，有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近6000名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他们提出了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
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同年3月13日，迁台40年以来从未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在阳明山中山楼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增额国大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此类事情，用台湾人自己的话讲来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 此事在当时被台湾社会讽刺为"中山传奇"。
按照台湾当时宪法的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权力，是台湾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之权力。因此，该进一步扩大其特权的临时条款修正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抗议。包括民进党党的主席在内，有人赴台湾当局府邸请愿，但遭到抬离与殴辱。
在此情况之下，台湾的大学生们挺身而出。3月16日，9名台湾大学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并拉出上面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色布幔，拉开了台湾三月学运的序幕。
开始时，运动的命运还是未知数。由于静坐学生所选的地点是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他们面临着被警方驱离的危险。就在当天，一些社运人士、学运人士及新闻记者等，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往支援，他们与静坐学生一起，在寒风中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当天，广场的学运指挥中心也成立起来。就这样，三月学运度过了它最危险的一夜。
至3月17日傍晚，进驻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达200余人，现场围观的群众突破2000人。当天，台湾大学的自由派学者们为声援静坐学生发起"柔性罢课"，并宣布自19日起一周内，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定名为"民主教育周"。同日，台湾各地方议会与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声讨国民大会的悖逆行径。
3月18日，中正纪念堂广场的大学生静坐行动迅速发展成了一场全台湾的学生串联活动。参与广场静坐示威的学生达到千人。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治理能力与理性素养。成立广场决策委员会，依共同讨论来形成决策共识，发表《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组织与管理有条理，并开展自我教育。在广场内，静坐的区域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实行了隔离，有绳索加以区分。决策委员会当时所坚持的四大原则是自主、隔离、和平与秩序。
当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以上所提及的四大诉求。其更详细内容为：一、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的国民大会制度；二、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三、召开国是会议，民众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四、制定民主改革的时间表，以呼应民意的潮流。
当天下午，成立时间不是甚长的民主进步党曾发起造势大会对学生的静坐进行进一步声援。动员了数万群众前来，并在广场大门旁边进行演说，主旨是声讨国大。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上静坐学生人数激增。上午10时，有10名学生发起绝食抗争。他们在绝食声明中要求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与"行政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静坐学生们的四大诉求。如有研究者所言，学生们的绝食抗争，从而将这场学生运动的道德张力推向了高峰。
当日傍晚，参加广场静坐的大学生，突破了3000人。
当天晚间11时，学生校际会议上通过了将"野百合"作为这场运动精神象征的决议。因此，它又被人们称作"野百合学运"。
记得有学者讲过，搞政治与搞经济还不一样。搞政治需要一点人的道德崇高感与献身精神。甚是。将"野百合"作为这场运动精神的象征，进一步彰显了参加运动大学生们高尚的品格。在一份由广场学生文宣组所发出的《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他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自己精神象征，是这样解释的：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种，象征着自主性；野百合从高山到海边都看得到，象征着草根性；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盛开，在恶劣的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象征着生命力顽强；她的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在台湾原住民鲁凯族中，她更是人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5000人。同日，他们的决策委员会也进行了扩增，委员由原来的7人扩增为12人。
当时参加台湾三月学运的大学生是理性的。同样，作为当时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其在处理此事上也是理性的。这肯定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有直接关联。除了指他的两次留学美国（1952-1953，1965-1969）经历之外，我这里主要是指他的拥有基督教长老会信仰。
据有关资料，台湾三月学运期间的1990年3月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台湾镇暴警察出现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此事引来了抗议者的不满。时任"总统"的李登辉曾紧急下令召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
3月18日凌晨，当时的台湾"教育部长"毛高文，曾带李登辉的亲笔函到广场向学生"释出善意"，并下令警方，不得驱离广场静坐学生。
3月20日，台当局发出的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台当局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的首次正面回应。值得注意的是，3月20日这个日期，正好是广场上绝食学生要求其对他们的四大诉求给予答复的时间。
3月21日，甫当选台湾地区第八任领导人的李登辉，就决定于当日下午3时，在台当局官邸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通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了与李会面的四点要求共识：请李接受学生们追求民主宪政的决心情操，以及学生提出的四项严肃要求，并对民众公开发表。在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宣誓就职之前，国是会议必须由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公平组成，必须讨论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全体广场上的学生于李同意以上两项要求后，即结束静坐；学生将对国政大事的发展持续保持高度关切，若李不能对上述要求作出肯定的答复，将继续抗争。为了确保上述主张得以落实，学生们即刻组成校际联合组织，持续监督国是会议，必要时随时号召全岛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在台湾未完全彻底民主化之前，绝不停止奋斗。
这里说明一下，李登辉是在当日、即1990年3月21日上午的国民大会上当选为下一任"总统"的。这也是台湾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李此新一届"总统"的任期，是要到同年的5月才开始。
在当日下午的会见中，李答应了学生代表们的要求。学生代表回到广场，广场上学生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后，以分校讨论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去留。最后，校际会议上以22票比1的压倒性表决结果，决定于次日、即22日早上，全体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至此，台湾三月学运以学生的胜利而结束。
后来台湾政治发展的进程表明了，学生当年的这场争取行动，意义重大。同时，李也践行了他当时对学生的承诺。
在新的任期开始不久，李就于1990年6月28日在前述台北之圆山大饭店，举行了国是会议。类似于推动了当年波兰由专政向民主转轨的圆桌会议，台湾国是会议参加者中也有政治反对派。150名与会的各界代表中除了国民党当局的高级别官员外，还包括了美丽岛事件的受刑者、民主进步党领导人，以及海外的黑名单上人士。会上朝野所协商的议题包括了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大方面，最后达成了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等共识。正是落实国是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台湾最终完成了最高领导人的民主直选与国会的向准单一型过渡。
在新的"总统"任期内，李于1991年年底"迫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自动退职，并举行了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同年12月底，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正式选出。自第二届国民大会起，在李的主导下，经过多次修宪，国民大会的权力与职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第二届国大第四次会议1994年7月29日完成的第三次修宪中，规定总统不再由国大选举，改由公民直选，即"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选举。"在1997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国大第二次会议上进行第四次修宪，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十一条，核心内容是调整"中央政府体制"。建立起了类似于美国总统制加分权制衡的"中央政府"体制。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不须经立法院同意。司法院设立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任命，司法院正副院长由大法官兼任。在2000年4月召开的第三届国大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国大虚置化。从此之后，国大仅拥有复决立法院修宪案、弹劾正副总统与议决领土变更案等3项权力。其总额为300人，依政党比例产生。而立法院则除拥有立法权力之外，有司法、考试、监察三院人事同意权，以及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等权力。至此，台湾的议会最后完成了向准单一国会的过渡。
总之，台湾政治观察家胡忠信在《超越悲剧与绝望》一文中，暗指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是将台湾带向民主政治之地的摩西，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体制转轨后的台湾人民
了解那里的人民一直是我的 "愿想"之一， 如果用台湾习惯用语讲来的话。故而十分留心、"亲密接触"、具体了解那里的人民，就成了本人此次赴台"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构成。
我知道，此前的台湾，尤其是老蒋时代，台湾的民风是不怎么样的。殷海光先生的文章中对此有过揭露。大体上，当时的台湾与我们现在社会的情况极相似。缺乏正确健康的活力动力，相反，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却在畸形繁荣，包括酒家营业鼎盛，大街小巷的麻将声不绝于耳，钻营竟奔之徒充塞道路，"太保太妹"（官员）的预备队逐年增加；人的道德素质大面积滑坡，等等。
殷海光当年在文章中对于此"局面"的形成，也有过具体分析："现在台湾社会社会是个什么光景呢？一般说来，缺乏积极活跃的生之动力。老年人冬眠，中年状态消沉，或蝇营狗苟，或耽于逸乐，打发无聊的岁月；青少年正常发展的道路大部分被堵死了，因之只有日渐向歪路上走。一切较远大的计划都在被官方疑忌之列；只有吃、喝、玩、乐，网开一面。这样的社会，酒家营业如何不鼎盛？大街小巷的麻将声如何不响？钻营竟奔之徒如何不充塞之途？太保太妹的预备队如何不年有增加？像道不拾遗，扶助老人，这等事在文明的西方社会里老早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平常，没有人拿着当话题了，而在我们这里居然有新闻价值，这可以反衬出我们社会已经颓败到什么程度！" 殷海光这里讲人民的素质与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使然，责任在统治者，甚是。
但是，本人赴台之前从大陆媒体上所看到的，却是转轨后的台湾，那里的人民仍然素质没有提高。我们的媒体上，经常讲的仍是他们的负面多多，包括讲参加街头"闹事"的人多了，那里的诈骗与凶杀犯罪多了，大学生如何不学习了，人与人之间无亲情了，不一而足。
去台之后发现，这完全是一种歪曲。由此，记得当时曾联想到了1955年1月殷海光赴美经过日本时的一幕。殷海光后来在《西行漫记》一书的《东京印象》中写道，原来在台湾时，打开报纸，对于日本的报道，不是美军占领如何如何，便是日本的政局如何动荡，其他方面，则几乎一字不提。没想到，骤然飞临日本东京时，恍如置身了另一世界。最惹他注意的是东京的摩天大楼和汽车。一座座的高楼耸立天际，无数的汽车在马路上飞驰。殷当时想到，这东西许多都是战后的产物，也是美国化的标记，说也奇怪，这股新气象和新力量，竟是由战败得来；这与法国学者德贝吾（De Beus）所描写的西欧之情形正同，如果东西世界的民主地区都朝着这条路走，而不是偶然的，那就很值得注意。
与殷海光当年的飞临东京相近似，本人骤然飞临台湾时，也是恍如置身于了另一世界。我这里，主要不是指他们拥有在硬件与软件（管理）上都堪与美国现代化机场相媲美的大型国际机场，密集而弯道与坡度舒缓、标示牌设置得体指示到位的高速公路，以及城市中大方美丽的公共建筑和错落有致的居民楼群，而是指他们人民的纯朴品格、诚信与敬业精神、学习精神、自主性与热心于公益事业。还有那里人们的尊老爱幼、讲究礼貌修养等。友人杜杰德讲，济南一位"老革命"的遗孀以前对台湾成见可深了，尽是骂，去了一趟之后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赞不绝口，主要是赞扬那里人的讲究尊老爱幼。此事当是真。
台湾桃园机场一下飞机，本人就对台湾人民中的纯朴品格、诚信与敬业精神有了切身体验。
前已提及，当时来接机场的人并未能接到我，而是后来，由台北市"鸿泰来来"小客车租赁有限公司、即其公司的总经理赖炫琳，亲自来接我的。他来接时，虽然就我一人，但用的却是一辆日产中巴。
记得很清楚，见面后，他穿一身洗的有些发白了的蓝色工装，完全不像总经理的样子。整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大陆即将退休的老工人。其的经理身份，是我返回时从其公司送我到机场的司机王怡翔处知道的。王当时行车中给了我两张名片，说另一张是他们公司经理的。一看，上面是赖炫琳的名字，才知道赖是他们公司的经理。
赖去接我时对耽误了我十几分钟的时间表示歉意，接着就敏捷地领起我装满书籍的沉重拉杆箱，直奔他远处停车的位置。
车子出机场上了高速公路之后，赖便礼貌性地主动与我搭话，我也与他无拘束地交谈起来。原来，他祖籍广东梅州，1950年出生，按中国人的纪年法去年已经62岁。有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到新店中信商务会馆时天下着雨，其带我走的是宝安街26号，中间到进会馆的门还有一段距离。我在车上已经向他问清楚了去会馆的具体走法，让他离去时，他怎么也不肯。知道他年龄比我大，不让他拿行李，也不让。一直冒雨送我进会馆门口。台湾为人服务要收小费的，进会馆后我曾拿出100元人民币给他，他说太多了，也没收。
后来回想起赖来，我曾将其与十几年前在美国见到的一位三角洲航空公司副总作比较。比较的是他的敏捷地领起我装满书籍的沉重拉杆箱往车上装。
1993年11月底去美国时，夜里到了美国密苏里州东部的圣路易斯机场。下飞机后到传送行李的运输机边等候取行李。旁边一位看上去已有60岁了的美国高大老者，在我确认了是自己的行李后，立马就帮我把沉重的行李取了下来。接着，他又连续地为别人拿。中美间航班行李重量的最高限额是42公斤，一般旅美人都会装满。那时我才不到40岁，我搬起40公斤重的行李来都费劲，而他拿起来却看上去并不费力。有点奇怪。当时，当我对进机场接我的弟弟称赞美国人strong时，弟弟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弟弟说：已经聊过了，他是整个三角洲航空公司的副总。原来，美国大的公司一般都有规定，高管们要每年定期下基层工作。记得，弟弟当时还说过美国人都strong的话。由台湾的赖经理我想到，台湾人不也公司高管不像高管，与今天的大陆不同，他们不也都strong吗！
另外，近来在去北京的高铁列车上翻杂志，看到一文章中讲现在中国企业并购欧美国家的企业，失败率在50%至70%，以及讲中国企业"在海外整合过程中经验和技巧十分缺乏，要么是不善于管理，要么文化隔阂，难以和被并购企业形成合力，更奢谈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甚至恰恰相反，部分中国企业习惯在各种不规则的市场环境中'如鱼得水'，一旦进入真正市场经济环境却不能够适应，最终只能是被拍到岸边，活活'渴死'"时， 本人还想起过台湾小客车租赁公司经理赖与前述美国三角洲航空公司那位帮我拿沉重行李的年长副总。是体制使然。
与前引殷海光先生文中讲的老蒋时代的"老年人冬眠，中年状态消沉，或蝇营狗苟，或耽于逸乐，打发无聊的岁月"炯然不同，台湾人现在已相当的有生气与西方化了。
如今在台湾，不管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中年人，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有差别，但都十分讲究"做事"、"打拼"、"志工"、"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人生存在价值。此方面，除了本文以上提到的南部里长蔡坤龙、总经理赖炫琳外，本人在台时接触的还有。
住新店中信商务会馆时，曾几次就近到宝安街一家面馆吃面。面的价位不高，一碗就新台币40至60元，服务却诚恳热情。聊起来，女老板姓张，大学专科学历，原来是政府职员，已退休。与赖炫琳一样，去年也已62岁。整个店就她一个人经营，但却干的有滋有味。店内卫生整洁，设备先进，操作规范。她并且还热爱生活，经常外出旅游。她讲，美国、欧洲多数国家、新西兰等国她都去过，大陆的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昆明等地，她也来过。
住进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后，有几次又就近到研究院路二段一家叫"孙妈妈牛肉面馆"的店中吃过面。这家店面的价位也不高。店的门面也不大。为一中年夫妇开的，整个店就其二人。服务也同样诚恳热情。聊起来，女的父辈来自大陆青岛，是在眷村中长大。他们二人也认真经营。虽说是面馆，但店中也有炒菜、水饺及各种汤类。仔细看，在其给的名片背后，光载的面的种类就有红烧牛肉面、阳春面等13种之多。另有牛肉汤、酸辣汤等6种，牛肉汤饺、韭菜水饺等5种。
与以上所述内容有关，本人在台时有相关的日记两处。一处是18日记的，另一处是20日记的。本人在18日的日记中记道："台湾人比大陆敬业。民风好，水平高的多。'社会建设'成熟得多。"在20日日记中记道："台北，计程车（出租车）中等的路程要250元新台币，合人民币50元，大陆只20元即可。一般的书籍，要350元以上新台币，合人民币80元，大陆只30元即可。由于物价高，工作难找，人生活不易，所以在此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人特勤、敬。大陆，北京等地，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现在汽车已多得不得了了，但眼下台北的汽车还没有北京的多。且车也不如北京的好。日系便宜车多。我说我在大陆的车是德系的帕萨特时，建守还感到'豪华'。他们上班，一般的都是摩托车。看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一带，各停车场内，一片一片的都是摩托车。人民分成不同阶层、不同业群了。下层人不多知、也不管其他的事，对社会有好的一面。这点，有点像孔子所讲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美国人也'分等'、人的社会地位也有别。"对于以上所记内容，我当时加的注释是："本人肯定与强调他们的社会'分等'、专业分工，但绝对反对思想文化专制与思想上愚民。认为，社会中的中上阶层，人要思想多元、要自由开放。另外，应有必要的社会救济与保障机制。"
前已提及，去台之前大陆媒体报道过如今台湾大学里学生不怎么读书学习，说台湾大学中学生的文化素质大不如前了。因此，去台后，对此方面的事情特别留心。
但从我接触到的人看，相比之下，他们大学中学生的质量要高于大陆大学的学生。
比如，前已提及的开车陪本人参观台北市政府、台湾大学等处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候选人陈建守，其就是一功底扎实、知识面宽广，并有广阔当代国际视野的学生。细谈起来，他准备做的博士论文属于中国近代史范畴，题目是启蒙概念在中国的变化与变异。但其其他方面的知识也相当丰富。并且，其对当前大陆学界的一些事情与人物也相当了解，包括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揭汪晖抄袭事件，与大陆学人王小波、刘军宁、秦晖等。
再就是我已忘记其名字了的胡适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一位学生志愿者。忘记在身体什么部位了，其有点轻微残障。他也是位博士候选人。
以前在会上，他负责掌握会议发言者的时间，相当的铁面无私。我当时曾内心好笑：光哲老弟真会用人啊，读书多了的人就狡猾、怕得罪人，所以找了这样一位"吹哨叫停"的残障无脑人来约束我们。
没想到，18日上午我们大陆与会者一行人到林语堂故居参观时，大家全被他有关林语堂的渊博知识、熟稔程度与精辟入里的解释和分析惊呆了。
林语堂故居当时处于重装修中，未对外开放，专职的讲解人员不在，因此，光哲情急之下就拉了这位不是专门研究林语堂，但是是"林迷"的志愿者来为大家讲解。
以前，关于林语堂的生平、林语堂的奇闻轶事、林语堂的思想与社会主张、林语堂的文学创作、林语堂的翻译成就、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时作出的贡献，以及林语堂与鲁迅、胡适等人关系等，笔者也略知一二。没想到，提问时，他逢问必答，并且有个人见解。原来，他还是位不可多得的业余林语堂研究专家哩。
对于该博士候选人当天的出色"表现"，记得当时与一大陆来的同行交换看法时，同行也认为，大陆的博士生一般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还记得，我当时曾对这一大陆同行说过如下的话：现在大陆的博士生、硕士生都太"精"（小聪明之意）了，谁还涉猎与自己学位论文关系不大的其他领域？谁还像他这样全身心地读书钻研学问到这种程度？这位同行也表示了赞同。
在台期间看到的台湾志工（又称义工），也给本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台湾城市中各社区各里，他们组织义工。前已提及，新北市板桥区广福里新当选里长沈美妙，当选致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照其前任、丈夫陈松枝的办法，继续举办里环保义工。
除了社区之外，台湾一些团体也组织义工，有团体义工队。在台期间翻看他们的刊物时，能经常看到。比如，台北市文化局刊物《文化快递》2012年第12期上，就有台北市立美术馆义工大队，在湖光基督教会、天母国小等地开展典藏作品赏析活动的预告。
本人在台时了解到，除了环保义工、文化事业义工之外，他们还有交通秩序维护义工、宗教义工、公共事业部门义工、救灾与慈济事业义工等等。
与在大陆时一样，经常看到台湾城市的重要路口，有佩戴标识的上了年纪的男女在维护交通秩序。但不同的是，他们都不是领取报酬的人。他们都是附近里或邻的人自发组织的，为义工。
前已提及，本人到台后一开始时住宿的新店中信商务会馆，是一家属于教会的宾馆，在地段上与附近的一座教堂相连。几次看到，信众义工们在清扫宾馆的大厅与宾馆院落。
相比之下，台湾基督教的势力还是小的。台湾佛教的势力更大，他们所使用的义工更多，其的志工组织水平也更高。
笔者在台时近距离接触的是台湾公共事业部门的义工。是长期义工。
21日上午瞻仰胡适纪念馆后，回来路过写有胡适"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语录的标牌，又北去参观了中央研究院的文物陈列馆。该文物馆规模较大，其中有大汶口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出土地点是山东章丘市城子崖与日照市两城镇。另有部分内蒙古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
本人对于汉简实物感兴趣，正在识读上面的文字时，有人主动前来与我说话。原来是这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管理人员。曹姓，1941年出生，按传统纪年方法计算当时已经71岁。又一位山东青岛人。父亲是军人，也是从小在眷村中长大。父辈的原籍是山东桓台。他讲，自己是这里的长期志工，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坐公交车来上班，下午才做公交车回，中午自带午餐。与这位曹姓老乡同楼层，另有两位上了年纪的管理人员，一男一女，他们也是这里的长期志工。他们的祖籍分别是广东汕头与梅州。他们讲，在台湾，长期志工也很多。问他们如此不辞辛劳做长期志工原因时，他们讲：主要是喜欢文物。看来，他们都还很有文化品位呢！
研究发现，虽然今天台湾的志工事业已经十分发达，但兴起的时间却并不算长。它是随着台湾政治体制转型而发展起来的，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还有，它也与台湾政治人士不保守，具有先进意识，善于学习当代西方先进政治理念有关。
前面已提及，在1990年的台湾三月学运中，静坐学生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自主性。同年6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召开的国是会议上，执政党国民党与在野的民主进步党等台湾各界人民，通过朝野协商，包括国会改革在内的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台湾人民的自主性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人们感到社会真正是个大家有份的公司，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说不上话、操不上心、当不了家了。正是在此基础上，作为主人公意识体现的台湾志工事业发展起来。加上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地震，大灾面前万众一心抗拒灾难，使人们的主人翁自主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以上所述的某些方面，在台湾知名媒体政治评论人胡忠信执笔的陈水扁《台湾之子》一书中，也有涉及。其中讲到：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在在显示了台湾已是一个有法律与秩序的地方。更令人动容的是，无数志工团体或以组织化、或以小团体或以个人的形式投入救灾，其中以宗教、公益团体表现得最为突出并充满效益，这证明台湾是一个有公义与慈悲的社会"；比起1895年的《马关条约》、1948年的"二二八事件"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来，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震撼力更大，持续性更久，对台湾人民的心灵尤其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祸福与共、生死相依的'台湾新家庭'也已然诞生……台湾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前，是一个'我'的时代；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后，是一个'我们' 的新时代，台湾已由'自我利益'走向'群体利益'的新方向。这是一个'志工台湾'可以发挥的大时代"；"在深入解释我所提出的'志工台湾'的理念以前，我想先介绍两位影响我的思想家：一位是美国社会思想家法兰西斯·福山，另一位是美国企业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当英国首相布莱尔进行工党的转型工程时，曾提出一个口号：'工党不但是个人的党，也是社区的党。'布莱尔在其著作中，再三提及福山所提出的'信任'（trust）观念。依据福山的分析，任何想要在二十一世纪突出的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唯有具备年轻且活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除了具有法律、契约、经济理性的'硬体'以外，人际之间的相互关怀与信任、道德义务、社会责任等'软体'也不可或缺"；杜拉克则曾力言，二十一世纪的国家领袖应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停止并扭转传统'福利国家'政策，政府应与企业、民间志工力量共同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杜拉克的主张早已引起美国、英国等领袖的高度重视……而我在台北市长任内，同样也以降低赤字与负债作为重要施政目标，配合民间认养、志工参与，来解决社会问题"；"杜拉克特别推崇美国政府在九十年代的做法，由总统出面鼓励人民参与志工运动，并将政府预算移拨民间作为推动社会福利的措施。经过九十年代的志工运动风潮，目前有九千万美国成人（全国成年人口之一半）参与志工，每位志工平均每周奉献三小时，全美有九十万个志工团体，其工作绩效比政府高出一倍。不但强化了社会福利措施，也成功的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因此视志工为生活的一环，并在其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台湾的媒体与高校
讲台湾体制的转轨，无法避开台湾的媒体与高校。因为，言论自由开放的程度与学术自由自主的水平，是一地区或国家民主与否自由与否最重要的指标与体现。
实事求是讲来，台湾在体制转轨之前，他们言论自由开放的程度与学术自由自主的水平，也与大陆相比要高甚多。胡适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由在台湾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大陆则是有与无的问题。甚是。正是自由在台湾是多与少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他们转轨时的苦难与阻力，就与大陆相比要小。记得王凡森先生2004年来大陆笔者陪他登泰山时，他说过这样的话：当年三大报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体制转轨前，官方的主要报纸是《中央日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和《新生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常会的喉舌。《青年日报》以前叫《青年战士报》，和在台中出版的《台湾日报》一起，隶属国防部。《新生报》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报纸。
王凡森先生所说的三大报，则是指台湾当年的私人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与《自立晚报》。其中，前两份报纸的所有人是国民党员。它们均在台北出版。
《联合报》的所有人是王惕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其在台湾还有另外的两张日报《经济日报》和《民生报》。另外有英文中国经济新闻社、书籍出版公司、一个学术性的双月刊《联合评论》，以及两张在外国为华侨出版的报纸，在纽约出版的《世界日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日报》。
《中国时报》的所有人是余纪忠。余纪忠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这家报纸另外拥有一张日报《工商时报》、一本商业性月刊、两本一般兴趣刊物、两家出版公司、一家运输行，以及在美国纽约出版《中国时报周刊》美国版。
《自立晚报》的出版者是以前从政的台湾本土人士吴三连。曾任台湾省议员，台北市市长。台湾作者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笑话，讲蒋介石死后在天堂见到孙中山，不说实话，回答孙中山问话"台湾行宪与否"时，蒋用的搪塞话语是人名"吴三连"（吾三次连任），即是此人。 据有关资料，当时台湾有日报13家，其中半数以上在岛上的小城镇出版，总销量约350万份，以上三家就占了220万至260万份。
它们三报中，虽然如上所言有的是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办，但其私营所具有的自主性与商业化特点，还是在关键时刻起了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比如，是《中国时报》在1984年底1985年初发表龙应台的第一批"野火"文章，最先撕开了台湾原来保守腐败落后社会的胸膛。龙最有打击度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载于1984年11月2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生气，没有用吗？》，载于1984年12月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生了梅毒的母亲》，载于1985年1月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难局》，载于1985年2月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这些文章对推动台湾社会转型，起了不小作用。
另外，《自立晚报》出版人吴三连，一直秉持独立、公正的办报原则，它的社论最富有独立与批评精神。
体制转轨之后，台湾纸质媒体的限制完全被打破。1988年报纸解禁之后，一段时间内，台湾的报社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过沉淀，台湾目前大约有1260家通讯社，有2273家报纸。它们中几乎全部是私营。台湾目前只有《青年日报》和《马祖日报》属于公营。《青年日报》属于国防部，《马祖日报》属于连江县政府。
另据有关资料，大陆目前实际出版的报纸大约为720家，全部为官办。以目前台湾的实有人口2328万计，则他们报纸与人口的比例是1比1.1万人弱，大陆则是1比182万。台湾目前的报纸资讯事业甚是发达，涵盖了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观点，人们的阅读选择面宽广。
杂志与期刊。截止2007年，台湾共有杂志5349种，平均每万人拥有4.4种。
另据有关资料，大陆2007年时出版期刊9468种，平均每万人拥有0.14种。相比之下，大陆人民目前拥有杂志与期刊的种类也低甚多。
体制转轨前的1980年代初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3家：台湾电视台、中国电视台和中华电视台。 皆为官办。分别为台湾省政府、国民党与台湾军方所拥有。
体制转轨后，与通讯社、报纸一样，台湾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也绝大部分转成了民营。到2004年为止，台湾约有60家电视台，提供大约135个节目频道，大约一套频道覆盖17万人。到2007年为止，台湾有178家广播电台。
本人在台湾时看到，他们的电视台有的有新闻频道，有的则没有。有些是专门播放某一领域录像的专门电视台。比如，有的电视台一直播放英语电影与英文电视连续剧，有的一直播放中国传统戏曲或文物的录像，有的则是宗教性质的，在解经布道。
在台湾时发现，年代、民视、东森、华视、三立、卫视、纬来、非凡等电视台的新闻频道较多。它们一般都有自己"绿营"或"蓝营"的政治倾向。其中，三立、民视等电视台，与绿营、即民主进步党的政治观点一致。
但是，不管是绿营的还是蓝营的，台湾目前的电视台一律对北朝鲜与大陆的一些做法持抨击批判态度。以持蓝营观点的台湾东森电视台为例。本人去年在台期间，恰好有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2011年12月17日）、朝鲜全国举行悼念，和大陆乌坎村村民"闹事"、动用了老人孩子保卫村庄。有画面显示，乌坎村村民们将全副武装的武警阻挡在了村口。台湾东森电视台当时除新闻节目"片面"转播平壤悼念金正日，人们"磕头顿足痛苦哀悼"的画面外，还曾以新闻回放的形式，反复播放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早先一些 "反人类的罪行"。关于大陆乌坎村事件，东森电视台则在去年12月19日的一则新闻报道中称，第二个"天安门屠杀事件"，将要在大陆广东乌坎村发生。
但是，也不要认为，他们的电视节目可以无限制地随便做。他们也有行规。也讲就新闻的严肃性。只是，这样的行规执法者不再是政府了，而是同业公会。
比如，本人在台湾时就有过一件事情发生。此事为本人所亲见。是这样，朝鲜国家电视台女主播李春姬表情丰富，说话声音粗犷洪亮，虽是难得的电视节目播报人才，但因在朝鲜死命为金氏父子服务，其在自由民主的台湾，就成了人所共知与憎恶的反动派人物。记得清楚，看到，台湾有电视台在转播李春姬播报时因处在金正日的治丧期间，已经四五十岁了的她，几天来一直穿的是黑色朝鲜连襟肥裙。
19日，台湾华视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身穿粉红色朝鲜连襟肥裙的女主播，播报新闻的口气也在有益模仿朝鲜李春姬。乍看，在长相上与朝鲜女主播李春姬也十分像。但仔细看去，其不是李，而是台湾华视电视台自己的女主播梁某。所播报内容也与朝鲜无关，而是报道的台湾选举的内容。闹"恶作剧"，让人感到新奇好笑，华视电视台的此举一时间很吸引人的眼球。
但是只一天，这位身穿肥大粉红色朝鲜连襟裙的梁女主播，就在华视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消失了。原来，该电视台第二天就遭到了台湾电视专业委员会的批评与处罚。据其它台湾电视台的隔日新闻报道中讲，此事是台湾社会人士举报的，说华视视台电女播报人梁某穿上朝鲜女主播李春姬式样的衣服，学着李的腔调播报台湾选举的内容，违背了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严肃性。结果，华视电视台被迫向专业委员会道歉，台的新闻主管被迫请辞。华视台的女主播梁某，也被迫暂时转了其他工作。
台湾的高等学校。
体制转轨之后，台湾的高校与以前相比也有了甚大不同。我这里，主要是指的他们私立高等学校的数量、私立高校所占的比例，台湾各高校实力，包括学术、师资、图书、资产等的增强与积累，以及他们办学指导思想的端正等等。
体制转轨前，台湾共有大专院校104所，其中一般正规大学16所，正规独立学院11所，高等专科学校77所。在27所正规大学及正规独立学院中，国立或省立的官办大学占了14所，私立的才13所。 私立正规高校当时占不到台湾正规高校总数的一半。
体制转轨之后，台湾的高等教育事业有大的发展，我这里主要指它的私立高等教育。目前，台湾共有大专院校162所，原来一些高等专科学校，现在已许多升格成了大学。其中，有109所是私立高校，占台湾高校总数的67%强。按人口计算，台湾目前14.3万人拥有一所大学。
另据有关资料，截止2005年5月底，大陆有高校1794所。现在大陆的高校数量有所减少，1500所左右。大陆现在像样的高校几乎全部是官办。以前有些比较像样点的民办高校，这几年也在全国"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之下，大部转成官办或半官办的了。大陆现在剩下的民办高校，一律的是"老弱残疾"，处在苟延残喘或畸形存活之中。大陆现在平均每90万人才拥有一所大学。
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大学在实力的增强与积累上，有着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与优越性。比如，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在美国一提公立的大学，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二三流大学。台湾的私立高校现在也在体制转轨的大环境下，逐渐发挥出它们无可比拟的优势来。同时，它们的发展壮大，也在为台湾民主宪政体制的巩固，提供有力支撑。
举例，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的私立文化大学，目前是台湾地区高校中藏书首屈一指的大学。实践大学是一所台湾地区发展较快的私立大学。校区分设于台北市中山区、高雄县内门乡两地。前身为1958年3月由台湾省议会副议长谢东闵创立的实践家政专科学校。 1997年8月正式升格为实践大学。该校以建筑、产品、服装等设计相关科系著称。其的台北市校区邻近台北捷运（台湾人这样称地铁）文山内湖线大直站。该校设计学院已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评为60所世界首选设计学校之一。
在台湾发现，不管是公办的还是私立的，他们的大学都非常注意吸纳社会上各方面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服务于学校的教学，极度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服务社会的真本领，真正注意学校实力的保有、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而不像大陆的高校，虽然口头上也讲可持续性发展、讲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但实际上是形式主义作祟的"二官衙门"，在速度上则是无章法的忽快忽慢的"扭秧歌"。大陆高校目前的这种状况全是体制问题，是如有人所言 "管什么的破坏什么"之过。
由于政治上的多元，管理体制上不是完全的行政主导，大学不再是"二官衙门"，以及高校之间有较强的自主竞争了，台湾各高校十分注意吸纳社会上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教学与研究。以本人的所学专业为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陈永发，是台湾地区的知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聘他作了兼职教授，为他在台大设立了办公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是台湾地区的胡适研究专家，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聘他作了博士生导师。另外，在台湾时听说，知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现正在台湾南部地区一高校受聘做教授。
20日下午到台湾大学参观时看到，位于台北市罗斯福路的台湾大学主校区，主体建筑仍保持了日治时代的原貌与风格。与本人在美国时所看到的美国的一些大学相同，给人以厚重的文化与历史感。它完全不像目前大陆的高校。人所共知，目前大陆任何一所高校内，已经没有一处看不到高大当代水泥与钢铁怪物的净土了。台湾大学主校区内椰林大道两旁不高的日治时代的建筑，大道两旁自然和谐的自然风光，正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
台湾大学主校区椰林大道旁边草地内的小巧傅钟，也给人以古朴之感。陪人告知，至今该钟还在使用。记得，当时本人马上联想到的是我读博士时母校南开大学校园内路边的巨型生铁铸钟。还记得，本人当时还曾进一步想到了傅钟"主人"傅斯年，当年在延安讽刺毛时，用过的话语"堂哉皇哉"。母校南开大学路旁的巨型生铁铸钟，不就表面上"堂哉皇哉"吗！但又有什么意义呢？母校校园中的庞然大物，本人多次从其身边走过，它给人的感觉是，其身上不仅没有文化和美，而且是丑。
本人另外在台湾大学参观时了解到，台大与目前大陆所有大学都不一样，没有大规模的招生扩张与新校区扩张。以历史专业为例，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每年只招收本科生80人，招收博士生6人。附近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每年招收的学生更少，只本科生40至50人。为培养学生服务人民与社会的真才实学与方便学生就近实践，台湾大学的医学院与法学院不设在台湾大学主校区，而是分别设在台湾大学医院附近和台湾高等法院附近。
这里补充说明的是，我对自己的母校南开大学，还是无与伦比地热爱着的。我一直认为，在目前大陆所有的大学中，相比较而言母校南开大学是最好的之一。尽管被无情地国办与行政格式化了，但有以前私立大学的一些办学传统在，她在对学生培养的用心上、在细心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着想上，以及在不盲目扩招学生与扩张校园上，都有令人感动之处。热切希望她获得解放、越办越好。
两种文化在台湾的共处
这里的两种文化，是指台湾的"绿营"与"蓝营"。
赴台之前，大陆媒体上一段时间里出现过这样的说法：台湾的族群已被"撕裂"。去台湾后发现，用大陆浙江人的话讲来，这完全是煞有介事。除了以上所引台湾人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讲的，只选举时有争执，过后他们一切都一样之外，笔者所亲见的一下几个事情，同样能给该观点以有力回击。
一个事情是，目前台湾不管是蓝营的人还是绿营的人，都对他们曾经的自由民主精神领袖胡适，悼念和崇敬有加。比如，彭明敏是台湾地区研究国际公法的国际知名学者，同时也是所谓的"台独教父"，但17日晨我们去胡适先生墓前举行悼念仪式时，他已将悼念胡先生的花篮早早摆在了那里。对于当年化装逃出了蒋家牢笼的传奇人物彭明敏，本人早有了解。问他现在居住何处时，人讲他现住台南，不在台北。专门叫人前来为胡先生墓献上鲜花，由此可以看出彭对胡先生崇敬程度之一般。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研究群召集人陈仪深，是台湾铁杆的绿营人物。我在台时，曾几次看到他在绿营电视台的有关频道上出现，口若悬河地抨击台湾现领导人马。但我们在纪念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是会友，互相之间礼貌有加。另外，听光哲讲，他们在近代史研究所内互相之间处得相当融洽。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是台湾蓝营政府对待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新北市新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在台参观它时我曾想到，如果大陆当局有"雅量"、有这点认识水平就好了。就不至于连文革的事情也不许人提，更别说允许人建文革博物馆了。
本人是到台湾的当天、15日下午，雨中参观新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离本人下榻的中信商务会馆不远，宝安路前行左拐，再沿复兴路直走就到。该文化园区是目前北台湾地区重要的景点，免费开放，前来参观者不少。关于它的信息，是来自会馆中的一份台湾文建会编印的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宣传材料。文建会即现在台湾文化部（2012年6月之后为此称谓）的前身。
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内的建筑，原来在台湾戒严时代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之所在。是台湾当时羁押政治犯和其他重刑犯的地方。1979年台湾重要政治事件美丽岛案发生后，这里又曾设立警总军法处审判法庭，于1980年3月对美丽岛事件中诸台湾民主运动领袖人物，进行了九天的军法大审。
参观中看到，除了1980年3月对黄信介等台湾著名民运人物进行军法大审的军事法庭仍保持了原样之外，当年"押区"关押政治犯的押房，犯人"放封"的场所，"外役区"对犯人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坊、工厂，以及犯人与家属会面的"接见室"等，也都是原来的格局。在押区看到，当年关押政治犯的押房有独居室、小押房与大押房。小押房住在押犯人3至5人，大押房住6至10人。不管是独居室、小押房、大押房，各类押房都光线昏暗、空间狭小，上厕所之处均与整个房间相连，只有矮墙一段与人犯居住的地方象征性隔开。在"外役区"看到，虽然这里的人犯有些许的人身自由了，但也是四面楼房的顶部高耸着岗楼与密集的铁丝网。
从展出的图片与有关实物中得知，这里除关押过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待审中的台湾著名政治人物吕秀莲、陈菊、黄信介、施明德等之外，还关押过有台湾"广播天后"之誉的广播剧导演及女主角崔小萍、台湾知名山水人物画家刘震旦，台湾知名书籍装帧画家吴耀忠，以及散文家陈列等。其中，画家刘震旦当年是在这里的外役区手工艺工厂中绘制石膏浮雕山水，原来是李敖的狱友，在狱中绘有《李敖放风图》。当时，《李敖放风图》也正在展出，为一毛笔简笔画。画中的李敖头戴高帽，身披斗篷。据说明文字，画中李敖的头上高帽是刘震旦所送。李敖平时怕风，刘就把自己爱妻织绣的帽子送了他。画家吴耀忠则为台湾知名作家陈映真的作品《夜行货车》、《第一件差事》等，绘制过封面。
实事求是讲来，在很大程度上，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设立是陈水扁执政时期现实政治考量的产物。2002年7月，"总统府人权咨询小组"决定，景美"园区现状妥为保存"。同年8月，决定筹设景美军事看守所为"动员戡乱时期军事法审判纪念园区"。2005年6月，陈水扁主政下的台湾"行政院"，将园区名称定为"动员戡乱时期军事法审判纪念园区"。2007年12月10日，园区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2月，"动员戡乱时期军事法审判纪念园区"更名为"台湾人权景美园区"。
按照大陆毛在世时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话，台湾应是马英九上台之后，作为对国民党"抹黑"的景美纪念园区，是要必欲祛除而后快的。然而，马2008年5月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经过暂短的内部修整充实、重新开放之后，它的人权与反专制色彩更加浓厚了。2009年5月，园区最后定名为"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具体的修整充实工作是由台湾文建会负责的。其重新对外开放的时间是2009年12月10日，正好是美丽岛事件30周年纪念日。有人告知，开放当天，图画展厅中的导语是鲜花簇拥中如下的几个显赫大字：民主花开美丽岛。
不用说，民主花开美丽岛一语中有着多重的含义。其中不乏对整个当今台湾政治体制的肯定。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主要是马政府对他们前任政府主要政治支撑力量对催生台湾民主所作贡献的肯定。更进一步，这也是马政府出于建立有政治伙伴存在的健康生态政治社会的考量。联想起来，英国、美国等西方政治文明国家，他们的执政者们不也是照此去处理此类问题的吗？比如英国的工党，由被极力镇压的一帮变成了他们国家的执政"大户"，美国的大闹事者、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金，死后进入美国国会大厅，成了被美国人供奉的与华盛顿一个级别的英雄。
多余的话语
也许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爱民族爱国家"崇高心"在作祟吧，在自台湾回来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一直有写下以上"访台观感"的想法，但就是下不了"狠心"。主要是怕写作太过投入了时，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另外，也还有一点其他原因。
下面是本人写下如上文字时，中间记下的几段文字："2012年11月1日：每写文章、书稿写得太苦时，会止不住落泪。今天写访台观感，写至晚8点半时还未吃晚饭，又落泪了。心悲催、戚苦甚"；"11月11日：又写访台观感，一直写到晚9点半吃晚饭。戚苦甚"；"11月13日：又写访台观感，一直写到晚10点多吃晚饭。戚苦甚"；"11月14日：没课，从早8点开始写访台观感，中午不吃饭、不休息，一直写到晚9点，然后吃饭。戚苦甚"。这里要说明的是，其中的"苦"、"落泪"、" 心悲催、戚苦甚"与只是"戚苦甚"等，主要不是关乎笔者本人，而是他者。比如本文中关于殷海光、傅正等的个人遭际了，由台湾三月学运所产生的联想了，以及我们当今整个在大陆上生活人的处境与精神状态了，等等。而日记中所反映出的个人每天书写时间甚长，主要动力是来自于我的所记、我的所想，或许日后会对我人民与国家有用的考量，以及对处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人民的崇高敬意。我就想，有人曾讲过，文化可以使一个小的国家变得伟大，台湾即是一个实例。还有，波兰也是。
已经写出的所有个人访台观感，可以进一步精炼成一句话，对于还不够正常的社会而言，赶快实行体制转轨，真正实行民主宪政，是打开一切社会死结的根本一着。不明白此点，暗于这一简单道理的其他一切所谓的"创新"，都是在浪费历史、浪费资源，浪费人民的生命，是在使我们民族自我矮化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此点，以上所述我们同源、同族、同文化、同历史的台湾同胞们成功的实践，是最有力的说明。
在台湾时看过一本叫《远见》的杂志，是别人推荐的。其的2011年5月号上载有法学博士、原来是中共干部的大陆知名企业家冯仑大意如下的话：目前的台湾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甚是。不过，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补充。亦即，今天的台湾人民不但幸福，他们素质亦高。台湾人民独立自主性强，也具备忧患意识。台湾整个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抗风浪能力亦强。这全是民主宪政之赐。
结束本观感写作时，本人还想到了我已经去世几年的母亲。她年轻时在家门口看了来村里给人算卦的邻村盲人后，有感而发，给我们讲过如下的故事：一个自称半仙的盲者不小心掉进了路边并不甚深的枯井。该盲者未触底前，下意识地抓住了井壁上的几根芦草，然后大喊来人救命。恰在此时有人路过。过路人当看到脚离枯井井底已经只有几寸之遥了的盲者大喊时，觉得好笑，也不管他，任其狂叫。过些时间，枯井壁上的芦草被折断了，盲者的脚触井底了，他也不再叫喊，而是自语道：我算着这井也深不到哪里去。对于盲者的如此一番表演，过路观者大笑不止。由此我就在想，我们中那些主政而不搞体制转轨、惧怕体制转轨的人，是不是很像这位不小心掉进了路边并不甚深枯井中的盲者。
另外，提醒我们的此类主政者们，你们的前任中已经有过这样的假高明了，比如，有至死都怕"资本主义复辟"了之后中国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毛。希望你们不要再重蹈毛那令人忍俊不禁的覆辙。
2012年11月16日晚8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