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也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华人，更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华人。无论如何，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盛名之下，人们对他的期望值也在增加。人们期待莫言成为公知，对各种社会话题发表看法，或者责怪莫言此前没有成为公知。依我看，这都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也是历史认识的惯性使然，其实，莫言不必是公知。
我在年少的时候，曾经幻想着有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迎来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各种论坛上口若悬河，大谈特谈，俨然是一位指点江山的公知甚至国师。我承认，我很虚荣。除了虚荣，我想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认识问题。
虽然易中天先生将XXX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四种类型——这当然说不上错，但类型边界的界定毕竟见仁见智，相当主观——但大而化之，将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统统称为文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否则，上文中的“XXX”又该如何称呼呢？文化人？读书人？如果这些称呼没问题的话，叫“文人”又有何妨呢？宋代同时期的司马光、程颐、苏轼三人为文治学的方向不同，称他们为文人，怕是他们地下有知，也不会生气的。毛时代，文人被称为“臭老九”，这里的文人可就没有作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的细分。当然，那个时代有很多没读过书或读书很少的人，读过书或读书较多的人就可以在其相应的圈子里被称为文人，这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文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基督教那样普遍和坚深的宗教信仰，文人便充当了传播道义的载体。文人，理所当然成为公知。在小说《白鹿原》里，白嘉轩是农民，却也是白鹿村的公知。只可惜，族长的身份淡化了他作为公知的形象。
公知，全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要关心公共事务，且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他必须懂得多，知识面广。不仅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大体如此。
综上，传统社会的文人=公知，有两大特点：充满道义；知识面广。可惜，这两大特点已不适合套用在今日的文人头上。
先看第一点“充满道义”。公知当然是需要充满道义的。今日的文人可以是公知，未必都是公知，也不必都是公知。无论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文人，还是学者、专家甚或思想家的文人，他完全可以扯开道义的枷锁，“双耳不闻公共事”，怡然自乐地耕他的一亩三分田。
再看第二点“知识面广”。今日的知识——领域广，更新速度快——这两者都决定了分工越来越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将越来越少。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否则，我们就要闹笑话。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获得博士学位较早，他说家乡的父老向他请教问题，他答不上来，他们就挺狐疑，因为在他们看来，博士是应该什么都知道的。
结合这两大点，我来分析莫言。
莫言充满道义吗？我不能笼统地回答“是”或“否”——笼统答“是”，那是对我自己不负责；笼统答“否”，那是对莫言不负责。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莫言很少直接对当下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是事实，也是他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赞美崇高，怒斥卑鄙，但我们不可以怒斥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中间情形。崇高是高线道德，不卑鄙是底线道德。一个人只要不触犯底线道德，他就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犯的话，也是他自我审查的结果，而非他人所判定。实际上，真正良心的代价是死亡。人的生命在广袤的宇宙中只是一粒微尘，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朵浪花，因此，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者让自己的小命活得更好一些，在不损人为恶的前提下，即便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还能有所成就的话，并不是坏事。清代的文字狱着实可恨，但由此催生出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乾嘉学派”的兴盛能说是坏事吗？因此，我赞美林昭、张志新，我同样敬佩钱钟书、徐中舒。
具有叛逆气质和批判精神的人适合做公知。通过面相和讲话，可以看出莫言是个厚道人，并不叛逆。这里涉及到性格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性格并不能决定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却能影响到思想的风格或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决绝与他性格的果决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别指望也别苛求莫言这个厚道人能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因为莫言不是公知，我们无从直接见识他的批判精神。但如果就此说莫言没有批判精神，则对他是有失公平的，他的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小说这种载体予以表现的。
当然，莫言也确有一些让人诟病的地方。2009年9月，莫言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引自爱思想网站文学专题）
这里，他用了“尊重世俗”四个字，我不敢苟同。不好的世俗，为什么要尊重呢？先知先觉者不就是要反抗世俗、解构世俗、引领世俗吗？我情愿把这看作是用词不当的表现，如果用“顺从世俗”四个字，那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是暂且容忍、以屈求伸的斗争策略的解读。
至于莫言抄写《讲话》，我暂时还没看到他的回应。如果他当时只是把《讲话》当作一种历史文献来抄写，而没有考虑到自己同不同意《讲话》的内容这个层面的话，则还是可以原谅的。
我情愿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
莫言知识面广吗？我还是不能笼统地回答“是”或“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莫言的知识面有他的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化人而已，并不是无所不晓的全人，这与当下公众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谈思想，他肯定谈不过李泽厚；如果谈历史，他肯定谈不过余英时；如果谈哲学，他肯定谈不过赵汀阳；如果谈宗教，他肯定谈不过刘小枫；如果谈新闻，他肯定谈不过白岩松；如果讲三国，他肯定讲不过易中天；如果比知行合一，他肯定比不过李敖。然而，他有他的长处。
莫言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他身上的道义感并不强烈，他的知识面并不大得惊人，他不是公知。我们可以期待他变成公知，但我们不可以责怪他不是公知或者不能变成公知，我们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
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