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营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新的年龄划分法：45-60（65）岁只算中年，60（65）-74只算年轻的老人或老年前期，75－89岁才为老年。这种年龄段的划分将人类的衰老期推迟了10年，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抗衰老意志产生了积极影响。按此标准，中国的许多退休人员尚处于中年或老年前期阶段。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生理和思维水平并未随着职位的退休而相应地退休。三国时的曹操在乐府诗《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说：“我愈老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廉颇老矣，尚善吃饭；黄忠虽老，勇冠三军；萧太后年逾半百，犹一身戎装，率军亲征；邓小平七十四岁，才摆脱束缚，掌舵领航。理论和事实、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老年人并非都是社会的负担，也可以是社会的宝贝；老龄化社会“危”中有“机”，关键看如何转化，转化得好，老年人照样可以发光发热，对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离退休的官员由于其社会地位较高、社会资源丰富，在退休人员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离退休官员同其他所有退休人员一样，若不甘寂寞，发挥余热，本无可厚非，但如何发挥，实有差别——正发挥，则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乱发挥，则给社会带来负能量。
当前中国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不少临近离退休或已离退休的领导干部与各类协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带头成立某种协会（旨在盈利）或学术研究（含文化交流）机构（协会、论坛），或担任这些组织的名誉主席或高级顾问，或担任已有的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或学术性较强的研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这里面，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些确实是在做好事，促进了社会进步，即便取财，也是取之有道。有些则老不正经，利用自己的余威和资源，或者借以进行不能见光的利益交易，或为官商勾结铺桥搭路；或者以学术研究（含文化交流）为幌子，向国家有关部门伸手要钱，行无聊扯淡、中饱私囊之实；或者附庸风雅，自欺欺人，满足那点讨人嫌的虚荣心。这些已经成为某种另类的较为隐蔽的权力腐败形式，不能不让人警惕。
（一）实为公司、旨在盈利的协会
华商、儒商、儒商领袖……在这些词的前面加上“中华”、“世界”……，后面再加上“协会”二字，你就自由排列组合吧，这些让人眼花缭乱误以为是同一家组织而实际互不统属的组织，明明是盈利性的公司——同一帮人另外成立公司为协会服务，即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实际是“换汤不换药”——却以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非盈利性协会的面貌面世。不少临近离退休或已离退休的高级领导心甘情愿担任这些协会的总主席、名誉主席或高级顾问，为其大小活动——大的活动如各类论坛，小的活动如乒乓球联谊赛——捧场不遗余力（有时不说话，只是亮一下相而已），不为别的，只为出场费及其后续潜在的“办事费”。在这些活动中，官商推杯换盏，勾肩搭背，合影留念，其乐融融，从而为进一步“合作”埋下伏笔。
可能有人说，明星参加某次活动的出场费动辄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这些高级领导拿点“小钱”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们的能力或文化水平比明星差？他们值这个价。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没有区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这些高级领导拿出场费说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或曾经的公权力带来的社会信誉在为自己牟私利；明星拿出场费则是一种利用私权力（个人知名度和影响力）谋私利的市场行为。两者的合法性、合理性与能力或文化水平的高低无关，而是由职业属性决定的，每个人都须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负责，有所得就必须有所舍。更何况，真要拿能力或文化水平的高低说事，全社会卧虎藏龙，高手如云，登台亮相拿出场费的好事未必都能落到这些高级领导和明星身上。目前的法律对高级领导登台亮相拿出场费并无明确的规定，它尚处于灰色地带，但确有腐败的嫌疑。
（二）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
2008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为促进行业协会改革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开展了自查自纠工作。当时，在51个全市性行业协会中，有54名政府部门科级以上干部辞去了协会领导职务。由此可知，领导干部喜欢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担任领导的现象相当普遍。
2010年８月９日和１０日，《温州日报》、《温州晚报》分别刊登半版和整版套红广告，庆祝温州高尔夫球协会成立。其中，温州市２０多名现职副厅级至副处级领导干部名单和职务赫然在目，并分别担任主席（会长）、名誉副主席、名誉副会长、副会长等职务，占据协会领导席位的“半壁江山”。该协会被网友戏称“史上最牛高尔夫球协会”。8月11日，温州市委要求凡是参加高尔夫球协会的党政干部，一律无条件退出。
中国还有大量书艺平平的在职领导干部担任所在省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也无非是有权好办事的逻辑在作怪。
这种官(寻租方)；商（争租方)；协会（中介组织）三元主体的腐败路径，给腐败披上了一层光鲜的外衣，其花样更复杂，其隐蔽性更强，使得反腐更具难度。
（三）以扯淡为生的学术研究（含文化交流）机构（协会、论坛）
不少临近离退休或已离退休的高级领导乐于组建所谓半官方的学术研究（含文化交流）机构（协会、论坛），如果名副其实，倒也可喜可贺，可有的名不副实，故弄玄虚而已。他们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行事，虽与商业的结合不甚紧密，但动辄向国家有关部门“化缘”要经费，这些经费说到底还是纳税人的辛苦钱。与那些自负盈亏的以盈利为目的假协会（真公司）相比，它们更加懒惰，更具官僚气，更加一本万利，一天到晚基本不干什么正事，除了扯淡还是扯淡。
美国哲学教授哈里•G•法兰克福写有《论扯淡》一书，他认为有些人的陈述并不是基于相信某事为真，也不是相信某事为假——相信某事为假是谎言的必要条件；这种缺乏在乎事实的关切的陈述，这种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 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赵汀阳在为之作序的《扯谈与无稽之谈》一文中对此作了阐释，他认为作者发现了扯淡与说谎虽然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并无相同的本质——谎言是真理的对立面，谎言虽然拒绝真理的权威，反对真理，但毕竟承认存在着真理，它只是试图掩盖真理，谎言在反对真理时是严肃的，而扯淡根本无视真理，根本不在意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因此，扯淡对真理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它不在乎真理是什么东西，甚至不承认存在真理；他引用法兰克福的话“就影响效力而言，扯淡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来说明扯淡的危害在于“反真相”的信条，这种信条会渐渐蚕食人们的信心，让人们不再相信可以通过正直的努力来判断真假，甚至无法理解“客观探索”的概念。
这类机构（协会、论坛）扯起淡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因为文化存在多样性，所以中国现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需要变革；看，连西方的某些学者都赞美了中国模式，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模式的先进性，因此，中国不必向西方学习，西方应向我学习才对；西方国家拿普世价值说事是针对中国的阴谋，因此，我们要永远特色下去，以免上当；因为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让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所以中国国家政权不能让中国人不做强国奴，并且要理直气壮；我们不是有“桥”不过非要“摸石头”，实在是在找规律哟；瞧，美国还在路口，我们中国已经在路上了哦。这种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堂而皇之地进行扯淡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腐败，着实可耻。何况，他们在扯淡之余，还存在顺便捞一把的经济腐败。
（四）学术性较强的研究协会
相较于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临近离退休或已离退休的高级领导或许是因为有自知之明，或许是因为觉得没啥“油水”，对学术性较强的研究协会染指的热情要小一些，但绝对数量依然不少，这对那些真正在此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构成不公。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女士兼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长，其实，她懂哪门子辛亥革命，中国起码有一百位学者比她更能胜任此职。
还有一些高级领导虽也是学术界中人，但学官、学霸的色彩更浓。在“常艳门”事件中大出风头的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虽是教授，但“术业有专攻”，他只是一名御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兼任着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人学学会等他并不擅长的学科领域的协会的高级领导职务，这难道都是凭实力得来的？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现由张姓学者担任，其实，他的学术水平并非一流，在学界并不享有盛誉。
以上所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好像中国的官员天生就命好，一辈子都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官帽与钞票齐飞，在职与退休一色，生老病死都要高人一等，离了退了还要继续苟且。他们不仅领导能力最强，而且学识最高，不仅代表权力，而且代表真理。察其缘由，体制、官本位思想、裙带观念、人情观念、“政治正确”观念、虚荣心都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就结果而言，此类现象危害很大，即便没有涉及经济腐败、语言腐败，它们也伤害了行业性、学术性社会团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想到以上这些，怎么不叫人感到遗憾甚至愤怒呢？权且用一首打油诗来结束本文吧，“山寨协会满天飞，余热不可乱发挥。偷奸耍滑崖上舞，老实做人心无愧。”
注释：1.参见哈里•G•法兰克福（美国）著：《论扯淡》，南方朔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46-47页。
2.参见赵汀阳的“序”《扯谈与无稽之谈》，文本同上，3-4页。
初创于2013年1月4日
修改于2013年3月10日
说明：本文应《清风》杂志编辑约稿而作，系“命题作文”。 2013年1月9日编辑回复：“江兄，你的余热不可乱发挥，这篇文章没有过审！！总编的意见是说绕来绕去，没有把‘权力的后续作用’以及‘权力的余热’说清楚！！” 未能发表在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