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2012年12月31日），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方教授随后在新浪博客上发表《我没主张用道德教育来反腐! 》、《莫让误会占据你心》两文进行回应，口称误会。
鉴于鉴石先生已写有《是“制度反腐”优先还是“从正人心做起”优先？》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正面批驳，我在此不想重复，只想作些补充：
（一）不少网站在转载方教授的文章时擅自更换标题，确实不妥，在此，我向方教授表示同情，对相关网站的做法表示抗议。
（二）方教授说：“很多批评者未细读全文，未体会文意，仅据标题判断，只依直觉批评，体现了当下一些中国网民缺乏耐心、动辄情绪化的心态。” 是不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我细读了全文，体会了文意。
（三）方教授说：“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批评意见来源于这样一种误会，即认为我主张用道德手段反腐败，这真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此外，我主张‘治人’，未主张‘人治’，切勿混淆。”
方教授又说：“我在此重申：文章绝不是主张用道德教育方式反腐，相反，那是我多年来不遗余力挞伐的思路！文中已明言：所谓‘正人心’，是指社会风气。文章的主旨在于说明：当下流行的制度反腐之说，忽略了社会风气和人心糜烂问题；在社会风气已成为腐败巨大温床的情况下，一切制度设计都可能无济于事；制度建设当然重要，但若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就必须考虑制度存在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永远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
是不是“绝大多数批评意见来源于这样一种误会”，即认为他主张用道德手段反腐败？我不得而知。我想说的是：他用以指称“社会风气”的“正人心”难道不是“用道德教育方式反腐”吗？他说：“我丝毫没有通过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来反腐的意思。”“连贺卫方先生也误会了我的本意，故质问‘谁来正人心’。”似不敢承认他主张“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来反腐”。实际上，“进行道德教育来反腐”不仅可以对人民，也可以对官员，有必要遮遮掩掩吗？“正人心”如果不属于“道德教育方式”，那应该属于什么方式？他这个“正人心”一定是非常独特的吧！那就先将概念说清楚，免得读者“误会”。
我不知道他何以要对“道德教育方式反腐”进行不遗余力挞伐，如真是那样的话，他应该首先对他的《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进行挞伐。也就是说，他的不同文章前后矛盾，而且矛盾得让人不可思议，好比一个人前一秒说：“我主张要通过温和说教的方式防止孩子学坏”，后一秒说：“我刚才的讲话没有要通过温和说教的方式防止孩子学坏的意思，相反，这是我一直批评的观点。”我们若直接判断他后一秒所说的话为假，则对他有失公允，因为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由于他表达能力存在问题，在此前的文本中，他用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正好同他内心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正好相反。
其实，我们，准确地说是我个人，并不反对“用道德教育方式反腐”，也不反对“正人心”，我只是反对以此为借口贬低甚至抛弃“制度反腐”。我认为后者更加重要。有好的制度，“正人心”才有其依归、环境和“政治正确”（话语权），否则，谁来正人心？谁敢正人心？如果空谈“正人心”——实际上也谈了几千年——就真的能“正”好“人心”的话，那什么制度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大家都是好人嘛！实际上在没有好的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正人心”来反腐根本是空想，既不符合人性规律，又未被历史所证明。在不好的制度下，老百姓能给当官的“正人心”吗？说不定要面临封帖、跨省、被车祸、被自杀的命运；在好的制度下，“正人心”才能够大张旗鼓、痛快淋漓，因为有好的制度来保障“正人心”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四）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中，方教授说：“‘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这段文字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且不去管它，仅从作文和逻辑上去看，它就存在严重问题。第一句、第二句可视为论点。按道理，下面的以“首先”、“其次”开头的句子应是为论证论点服务的。但两者根本没有对应关系——论点是“制度反腐”不着边际，无从下手；以“首先”、“其次”开头的句子的意思是说：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的作用很大。这样的文字，不仅体现了方教授作文水平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居然能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也体现了该报某些编辑的鉴赏水平着实低劣，只能以作者“标签”去判断文章水平之高下。
（五）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中，方教授说：“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
方教授的逻辑很有意思，大概他有政府管理强迫症吧？！按他的逻辑，我请问，如果政府腐败怎么办？如果他聪明点的话，他可能会说，党管啊，我又要问，党腐败怎么办？他可能会说，人民管啊，我又要问，人民腐败怎么办？他可能会说，政府管啊。如此循环，到底谁管谁啊？互相管？实际上，稍微有点脑力的人都不会提出这样弱智的问题，即便不用逻辑去考虑这个问题，看看事实（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的情形）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六）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中，方教授说：“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在《我没主张用道德教育来反腐! 》一文中，方教授说：“在社会风气已成为腐败巨大温床的情况下，一切制度设计都可能无济于事；制度建设当然重要，但若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就必须考虑制度存在的根基和文化土壤。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永远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因此，若不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社会的规律，盲目崇洋，空谈法治，就有可能画饼充饥、一事无成。”
一方面方教授对中国文化土壤及中国文化本身似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要“考虑制度存在的根基和文化土壤”，但他欲言又止，没有说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他是觉得现在的中国人素质不高，不适合建立宪政制度，只适合建立威权政治或国家主义的制度吗？直接明说并无不可，否则，读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想要说什么。他是认为中国文化（静止的）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土壤永远会这样，所以不可“成天躺在几个西洋概念里睡大觉”？他还是觉得“人心”还没“正”好，等有一天“人心”“正”好了才能实行宪政制度？（此观点的前提是他承认“正人心”的内容可以与时俱进，加入与宪政制度配套的观念，但他未必认同。）
他的这段话“制度决定论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习性，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永远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还具有刻舟求剑的意味——难道中国人的习性不能变，不会变？难道外国文化中，就不存在“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问题？难道外国人都是制度决定论下的僵尸，没有自己的习性和价值观？
（七）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中，方教授说：“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实际上，大家只是觉得有好制度更有利于反腐，没有人“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这只是方教授一个人的意淫，好树立一个虚拟的靶子，从而有的放矢。
（八）在一个没有好制度的国家里，提“正人心”本没有错，但以“正人心”来贬低“制度反腐”，相当于一个阳痿患者说：“将美好的性生活完全寄托于前列腺的勃起是天真的，美好的性生活还需要男女双方关系的融洽、调情的到位。”是的，光有前列腺的勃起，并不足以导致美好的性生活，但它是最重要的前提。
（九）有误会吗？细读全文，也没觉得读者误会了他，只怕他误会了他自己。
（十）自我表扬一下：百度查看了一下方朝晖教授的简历，得知方教授写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在他擅长的领域，在知识层次上，我肯定不如他，还得向他学习。如果我想读他的博士生，那必须在他面前谦虚一点，这是世俗的规则。但我是不会读他的博士的，至少我会找一个在思维层次上还过得去的学者。有的人学习力强，创新力弱；有的人有知识，没智慧；有的人搜集材料的能力强，分析材料的能力弱。方教授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上自有其长处，不然他也成不了教授，但逻辑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确不是他的长项。我对自己的长短了然于胸，我的创新力强于学习力，判断力强于记忆力，思维水平强于阅读水平。长期以来，我确有一种脑力优越感，我自信在此点上，我比清华的方朝晖要高出不少，虽然我只是一名“丧家狗”（北大中文系李零的定义）。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说明：本文成稿于2013年1月10日，因我一直未能进入发文状态，拖至今日（2013年3月10日）才决定发表，为怕误解方朝晖教授起见，便又打开他的博客看了，看他有没有新的说法，以便决定要不要对本文进行修正。看了他2013年1月25日以后（含当天）至今的全部博文，其中《中国学术体制何时能回到正轨?》（2013年1月25日）一文值得尊敬。又看了《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一文的全文（6000字，改名为《正人心而后正天下：儒家反腐观》），觉得他的要义未变，本文无须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