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在网上看了电影《被解放的姜戈》，当看到莱昂纳多饰演的糖果农场主加尔文•坎迪在怡然自得地欣赏黑奴进行生死搏斗的镜头时，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这两个强壮的黑人中无论哪个，如果出手，一瞬间就能拧断主人的脖子。但他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行角斗，也不愿杀死主人或者逃离。原因不是他们对主人多么忠臣，而是当时的大系统（制度、法律、观念、道德、习俗共同铸就）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符合人的趋利避害的利害计算的——如果他们杀死主人或者选择逃离，自己也难逃一死；如果他们进行角斗，至少还有活下来的希望，于是便“两害相权择其轻”了。这也解释了糖果农场主加尔文•坎迪在后面镜头里的疑问：为什么黑奴不杀死他们？家里的黑奴老Ben过去50年里每周给他老爸剃胡须三次，是不缺行刺机会的。他说他要是老Ben的话，“我他妈就会割了我爸爸的喉咙，才不会当50年的奴隶”。我要说，加尔文•坎迪说这话时的心态是自由人的心态，没有真正换位思考，他要真是黑奴的话，未必会那么做。
我与村里的一位老人闲聊，他说他跟他儿子说起1959年大集体吃食堂的那段时间，干部不允许农民家开小灶，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烟，就会去他家舀水浇灭柴火，他儿子不屑一顾地说：“不晓得打啊？”他儿子不理解的是：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干部的做法太过分，打一下也不会有多大的事，可在当时的环境下，你为这事打干部的话，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不死也要掉层皮。
关于那时的浮夸风，我父亲说他有一次在大队里亲耳听到干部在接电话，上头在问亩产多少斤，干部说亩产2000斤，上头说怎么那么少，干部转口道：“你等一下，我看看册子。”过了一会儿说：“刚才忘了统计刚交上来的数据了，说错了，亩产是5000斤。”现在，我们可能说怎么可以昧着良心“放卫星”呢？当然，说谎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在解读那段历史的时候，要知道当时的系统就是鼓励说谎的，不说谎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当时他在浮肿院做赤脚医生。所谓浮肿，实际上都是饿出来的，当时饿死了不少人。有次他参加全县医务人员大会，会上要求大家上报所在村“病死”的人的数量。上报之后，领导装模作样地问：“怎么有那么多人病死？”没人敢说实话。有一个来自双坑大叶村浮肿院的叶医生比较隐晦地说：“双坑大叶村那地方的人一点都不讲卫生，出门就大便；那地方的人什么都敢吃，土鳖蛇、土蛤蟆没烧熟都敢吃，这样乱吃怎么不生病呢？”人都要死了，多走几步路的劲都没了，当然会出门就大便了；人都没吃的了，当然什么都敢吃。就是这样隐晦的发言，在当时还是最大胆的，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都在为他捏一把汗，也暗自佩服他的勇气。会后，领导找他单独谈话，批评了他。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镇反、土改、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不知有多少人因讲真话而人头落地，活着的人都吓怕了。
历史的后来者往往以“后见之明”轻易嘲笑历史上的那些荒唐事儿，对于人道主义灾难中的受害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当然具有鼓励当下人们勇敢抗争、承担历史责任的积极意义的一面，但要真正理解它们，还需要对系统问题有所认识。
系统一旦建立，便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与严密性。一台电视机是一个系统，它的一个零件坏了，只须换一个好的零件，照样能播放。一个帮会是一个系统，它的头领被刺杀死了，还会有一个新人顶上。一个政权也是一个系统，同治皇帝载淳得病死了，四岁的载湉接替当皇帝。朝鲜的金正日死了，还有金正恩。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死了，还有马杜罗。系统的性质和功能未有大变。
系统的顽固性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表现。
横向，地域也。
上次看一个电视节目，一位在中国留学的北朝鲜的姑娘怎么也理解不了中国姑娘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男朋友未婚同居，就像老不死的申纪兰怎么也理解不了网民可以比较自由地在网上发言而政府也不管管一样。虽然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有让我陷入逻辑漏洞的可能，因为申纪兰与她特指的网民来自同一个地域，不符合本段就不同地域说事的主题，但我实在不愿放弃揶揄她的机会，哪叫我对她是那么不待见呢？哪叫她的言论与此主题沾上了一点点边呢？
网上流传一个笑话：美国人对苏联人说，我们可以在白宫前骂总统，前苏联人说，我们也可以在克拉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谁说不是呢？朝鲜的脑残们大概从不敢想象也不能理解有一天民众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金三的画面。这就是系统的不同。
阿拉伯世界与美国、法国、中国等国的女子的性观念、婚恋观念肯定不同，至少后者没有石刑。
台湾地区的伊能静在台湾发微博议政是不用担心被请喝茶的，台湾人民上街轰马是不用担心被请到局子里的。这在蒋介石时代也是不可能的事，只因系统变了，同一举动带来的结果也就变了，导致现在的台湾与大陆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社会交通便利，从中国乘飞机到美国，十几个小时就能到。这十几个小时之前与之后，绝对是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里。若以时间衡量，保守地说，这两个系统的差距至少也有50年。穿梭系统易，改变系统难。
纵向，时间也。
清朝入关后实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引起汉人的巨大抗争，这是此前几千年的系统在起作用，可是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晚清，很多保守的汉人对剪辫子者或深恶痛绝，或不以为然，或看不习惯，甚至在民国时期，文人辜鸿铭和武人张勋还拖着大辫子，这是此前两百多年的系统在起作用。
我又想到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早年主张立宪，后来主张革命，为此他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还一起坐过牢。据说他老年的时候看见青年男女在车站拥抱接吻，觉得世风日下，认为这都是拜革命、解放所赐，而又找不到出路，便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果他能复活，在今天的世界活上几十年，我想他不会因为此点而影响到文化的选择的。可见一个人的学问再深，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系统对他的影响，都会打上很深的时代烙印。
明代、清代的女子很难想象今天的女子会穿着三点式在舞台上走秀而毫不害羞，甚至全裸拍电影也不在话下，两者观念的差别也是拜大系统所赐。
系统有它的顽固性，它是否会变呢？当然会变。从茹毛饮血到注重美味，从草叶裹身到衣冠楚楚，从马车代步到乘机飞行，从三从四德到男女平等，从叩头谢恩到握手言谢，从君主专制到民选总统，历史一直在变，系统也一直在变。
系统是怎么变的呢？分渐变和突变两种。
从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渐变”含必然性较多，质变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突变含偶然性较多，质变通常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这里的“突”是突然的意思。
从变的过程而言，渐变（质变之前的小变）积累了量变，突变等同于质变，这里的 “突”是突破的意思。说“没有渐变就不可能有突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意思同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变达到质变”的意思差不多。
从变的方式而言，渐变、突变往往与手段激烈程度、社会动荡程度相关，按我们通常的语言习惯，人们往往将通过血腥暴力手段达成的质变视作突变，将通过兵不血刃手段达成的质变视作渐变。这里，“渐变”的“渐”暗含平和、平稳的意思。
厘清这三个角度的区别有助于准确理解渐变、突变在具体语境中真实含义，对于探讨问题意义重大。
同一件事既可能被说成是渐变，也可能被说成是突变，暴力事件不一定就是突变，非暴力事件不一定就是渐变，具体要看从哪个角度说。对于同一个角度，分支角度不同，结论又不一样。比如：
三年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就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我个人认为结果不算出人意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可算作渐变；就变的过程而言，它改变了大陆的系统，可算作突变；就变的方式而言，也可算作突变。
赵匡胤黄袍加身，有点出乎他本人和老百姓的意料，就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可算作突变。就变的过程而言，从改朝换代角度，可算作突变；从国体、政体变化角度，它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只能算作渐变。就变的方式而言，这一过程没有产生流血事件，属于和平过渡，应算作渐变。
朱元璋战胜群雄，一统天下，就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基于朱与其他豪强的性格、能力比较），应算作渐变，当然若将结果与他当初放牛、乞讨、做和尚的经历相比，这具有偶然性，绝对是突变。但朱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充满血腥，就变的方式而言，应算作突变。
武昌起义出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导人的预料，就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可算作突变，但从晚清大环境和革命进程来说，它又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众多起义中较为成功的一次而已，可算作渐变。
台湾开放党禁，成功实现政党轮替，就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言，从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和实际做法的角度来看，执政的国民党始终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从来就不曾否定民主目标，只是将实行民主的第二个步骤训政的时间拖得太长，这过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民主选举，民进党又在外部施压，真正民主时代的到来是题中应有之意，可算作渐变；从民主到来得有点让人始料不及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蒋经国凭借他的权威力排众议，开放党禁，国民党的凭借它的余威，再搞个20年的一党专政应该问题不大，可算作突变。就变的方式而言，她是和平转型，可算作渐变。就变的过程而言，它改变了系统，可算作突变。
这是概念和逻辑上的复杂问题，我没有讲清楚，或者你没有看懂，都不要紧，总之记住一个字“变”，系统在变，也应该变，应该往好的方向变。好的方向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利于保障发展成果得到公平公正地分配，有利于保障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幸福和创造力。
前几年看新闻，说阿拉伯世界的某国家搞总统选举，某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开始摘下面巾，在大庭广众下之下抛头露面，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与接轨。我始终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文明、尊严、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的本性，是不分地域的，是不可以用特色来作挡箭牌的，是不可以以文化多样性为借口来墨守成规的，因为文化多样性是fact，而不是opinion，不好的文化当然要摒弃，好的文化当然要“拿来”。某些地方在特定时期存在的活人陪葬文化算不算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肯定算，今天的人怎么不去发扬光大啊？这是从地域上说，世界上确有普世价值，当渐变或突变使得普世价值在全世界生根的那一天，就是世界一体化的那一天。换言之，世界一体化就是普世价值世界化。世界一体化不是世界完全相同化，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强行那样做，所以，用世界完全相同化的荒谬作借口来攻击普世价值的人趁早闭嘴。
在清朝末期，剪辫子已处于半合法的状态，清朝灭亡后，则完全合法。有清一代，大户人家的女儿几乎都要从小裹小脚，晚清时候，开明人士如康有为等觉得这是陋习，已放弃这种做法，但在民国时期仍有许多人坚持这样做，就连80后的我都亲眼见过裹小脚的老太太。到了今天，据我所知，全中国已没有女子裹小脚了。这就是渐变的力量。今天的美国，黑人都当上了总统，这在姜戈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它的发生依赖于各种渐变与突变的力量，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的力量。这是从时间上说，当渐变或突变使得普世价值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会在普世价值的阳光普照下茁壮成长，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一体化，也可以叫普世价值历史化。同样，历史一体化不是历史完全等同化，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强行那样做，所以，用历史完全等同化的荒谬作借口来攻击普世价值的人趁早闭嘴。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千百万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我们“从我做起”，本着良知，鼓起勇气，运用智慧，贡献一点“变”的力量，就必然能影响系统，改善系统，推动系统的成功转型。贡献这种“变”其实并不难，可以是写一篇文章，发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转载一篇文章，转发一条微博……
2013年4月14-15日，星期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