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刘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寅恪）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一日，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在路上，他正遇到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跑什么跑啊！”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问起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我认为刘文典瞧不起沈从文是一种文化偏见。他所说的“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没什么意义，苹果当然代替不了水果，但苹果也是水果的一种，正如文学创作的学问是学问的一种。他可能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文学创作的能力不代表研究的能力”，这点我同意。他瞧不起沈从文，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不科学的文化贡献的评价标准在作怪，这个标准就是研究能力高于一切。时至今日，这个标准在今日的学术界、文化界尚存遗风。更有甚者，觉得有引注的文章才有可能是好文章，其他免谈。

我想持这种看法的人，忽略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即创造性。所谓创造性，就是新的且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作品都是新东西，即此前未有，但不一定都有价值，有些可能是垃圾，有些可能价值一般，有些可能价值很大。研究东西的作品，特别是研究文本的作品，在“新”的“量”上是不如文学作品的，但也不能说它里面没有创造性，其作品同文学作品一样，有些可能是垃圾，有些可能价值一般，有些可能价值很大。研究成果的价值不受研究对象价值（或曰美学或智慧含金量）的影响，比如，研究凤姐，研究扒窃现象，研究荒诞的迷信现象，研究落后原始部落的生活习性，研究日本人侵华时对中国人的暴行，其成果也可以价值非凡。所以，笼统地问研究性作品与文学作品谁更有价值，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一般来说，研究性作品所研究的对象若是价值（或曰美学或智慧含金量）极大的某个人的文本，则该研究性作品的价值在我看来很难超过其所研究的文本的价值，比如，研究《红楼梦》的作品的价值就很难超过《红楼梦》本身的价值，研究《庄子》的作品的价值就很难超过《庄子》本身的价值，研究李白诗歌的作品的价值就很难超过李白诗歌本身的价值，研究鲁迅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就很难超过鲁迅作品本身的价值。如果研究性作品所研究的文本不是某个人的作品，而是一系列人的作品，则另当别论，如哲学史、思想史、同一时期的文化现象、学派之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胡适的文化贡献要大于陈寅恪，虽然现在很多人将后者奉为神明。不错，就学术研究能力而言，后者确实很牛甚至更牛，但他留下来的他自己创作的新的东西不多。胡适的价值也决不是什么研究《水经注》和神会和尚之类，因为他研究得再透，所研究的文本的价值已经在那了。胡适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写了许多体现他自己对于时代、文学、政治、历史、社会新的思想和见解的文章，次之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日记，再次之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鲁迅的主要价值亦如此，没有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还是鲁迅，但没有写白话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现在的学界，某些教授有怪毛病，他们自己靠研究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当了教授，但对同时代的不加引注的文章皆嗤之以鼻。

今年10月份，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来华，并接受了中国记者的访问，他说：“当时沈从文已经入围，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去世，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去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引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2/1024/c22219-19368280.html）“诺贝尔文学奖只能颁给依然在世的当代作家。事实上，沈从文已经非常接近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沈从文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已经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5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有足够多的信息和证据表明，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引自http://news.qq.com/a/20121023/002372.htm）

这么说，沈从文获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水平，哪怕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水平较低者的水平。鲁迅曾认为当时的中国作家“配不上诺贝尔奖”。从理论上说，具有获得鲁迅都特别看重的奖项的实力的人，刘文典也可以照样瞧不起，因为他也可以照样瞧不起鲁迅，或者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但那个年代的人，我敢说和这个年代的人会大不同，视野不同，心态不同，如果沈从文在3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想授予他奖项的时间是1988年，他开始创作《边城》的时间是1933年，说明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已具备诺奖得主的水平——他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分量绝对大于莫言在今天中国人心中的分量。如果那样的话，刘文典面对沈从文，可能照样不服气，但我想，无论如何，他应该会耐心地读一读沈从文的著作的，不至于那么瞧不起。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其实，它就是，这是正史无法做到的，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呈现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因此，优秀的学者又有什么理由瞧不起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呢？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