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作为77级学生入学的40周年，实际上我对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从入学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兴趣了，也大概跟踪研究了这40年。这40年期间，知识分子的命运、位置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2001年，我已经提出来一个命题叫“知识分子死亡了吗？”这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里面第一篇文章，当时说知识分子的死亡，比较多从思想、文化角度观察，因为从九十年代以后出现后现代话语对启蒙的挑战，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是社会的普遍正义和良知，但是后现代要挑战的就是这些宏大叙事，在那个意义上思考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思想基础是否已经崩溃，这是我在2000年时提的问题。
今天我们再重新省视知识分子，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今天网络时代的崛起，是否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新的挑战？现在我们谈知识分子，还是原来传统的知识分子吗？因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会带来知识分子自我生存的一种新的挑战和方式。
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本来知识分子就承担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知识的传承和创造，另外一个是社会的公共责任。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到了学院里边成为了专家，某个领域的专家。另外一些就是到了媒体里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分化。到今天，这个分化不仅是分化了而且更严重，无论是在学院里面的专家还是在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遇上了新的挑战。
实际上，这些新的挑战很难说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还是来自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整个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变化非常快，我发现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阶段，那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所生存的公共平台主要是印刷媒体。比如《读书》杂志。到了21世纪初出现了BBS，在BBS上活跃的，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博客和微博的出现。博客的出现诞生了一批专业的网络自由撰稿人，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然后，微博的出现，又出现了一批网络大V、意见领袖，他们的风头远远盖过传统的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差不多是这四五年，自媒体的崛起，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崛起以后，今天已经进入了一种网红时代。
这三个阶段主要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挑战，在公共领域究竟谁在领风骚？这三个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人。
先看第一阶段，公共知识分子担当领袖的时代。这几年我反复谈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公共知识分子不等同于“公知”。“公知”是被污名化的一个说法，似乎与体制对着干的知识分子就叫“公知”。但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公知”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按照严格学术定义，指的是在社会公共空间里边活跃的那批人，相对于学院专家而言。本来在八十年代没这个说法，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为什么？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进入了学院，成为专家了。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公共空间活跃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三个特征，一个是面向公共发言，第二个讨论的是公共问题，第三个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持不同的价值立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还是儒家，只要是你符合这三个特征的都能算公共知识分子。我一直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政治立场，只是指的是一种类型，一种在公共空间活动的知识分子类型。
八九十年代基本上是公共知识分子领风骚的时代，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刚刚出现的BBS。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21世纪初，出现了专业媒体人。专业媒体人一方面来自于都市媒体的崛起，出现了评论版。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媒体，需要大量的电视评论员，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批媒体知识分子，这些媒体知识分子在这些公共媒体上就像台湾的名嘴一样，对什么问题都能发表意见，他们是专业发表意见的人士，所以当时有个词叫做“知道分子”，他们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有观点，这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学院的知识分子是叫“知识太多、公共太少”的话，这批知道分子是属于波斯纳所批评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缺乏专业背景。
继公共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后，第三代在公共空间领风骚的是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所借助的技术平台，是微博。微博的活跃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以后，微博占据了中国公共空间的主流位置。微博有个特点，它有字数的限制，只有140个字，140个字是说不清楚理由的，只能有一个态度、一个立场。微博这样一种技术方式，就使得那些说理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处于弱势。反过来，那些态度比较激进，不管你是什么立场，只要你激进，表达明确，立场坚定的人，在微博上反而会形成巨大的影响，吸引各自的粉丝。于是在微博上，大V和意见领袖拼的不是说理，而是谁说的更刺激、立场更坚定，这就不是知识分子的特长了。
真正有影响的大V，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演艺圈人士、商界人士，他们成为最有影响的网络意见领袖。所诉诸的不再是知识分子所借助的理，而是诉诸常识感：这个问题很简单，常识就可以判断。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微博形成了一个个山头，中国思想的分裂到了微博时代形成了加剧化的趋势。
到了近五年来，微博也衰落了，进入了以微信为平台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诞生了第四代网红。
网红是什么？可以说是网络红人，但网络红人不一定是网红，网红是指擅长将网络上的影响力，转化为现金流的那些网络红人。带有极大的商业性。自媒体出现以后，今天真正有影响的恰恰是那些所谓的网红。
今天的微博也转型了，意见领袖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微博比过去更活跃了，那些各种各样的网红影响力更大了，只是我们不去关注它而已。他们的很多声音虽然我们不关注，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亚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因为他们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或许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想，就让网红占领公共空间好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岗位本身就在学院，知识分子只在知识领域行不行？当然这不错，但是这几年发生一个变化，我们过去总以为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唱主角，但是现在由于网络的出现，今天出现了另一个知识空间，这是过去没有的。
比如说豆瓣、知乎、得到和喜马拉雅，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知识平台出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比如看理想，还有在北上广深非常活跃的企业家读书会，混沌大学、吴晓波的思想食堂等等，在学院体制外面，形成了一个民间的知识空间。
这些民间知识空间的学生是什么人？有一些是非常细分市场的知识爱好者，知乎和豆瓣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平台。其次是迫切需要继续教育的职场人士。继续教育就是这样，经济好的时候很繁荣，经济不好了更繁荣，人人都想加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在知识的领域，有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是生产，第二个是传播。学院人士通常觉得自己是负责知识生产的，然后由媒体和基础教育的老师去传播吧。在这个领域，有不少大佬都是新闻传播专业出身，吴晓波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罗振宇是学传播的。他们对知识如何传播非常有经验，有一套独特的模式。罗振宇说，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你不是时间有限吗？我来替你读书。十分钟的时间，将一本名著中最精彩的观点提炼出去，用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告诉你。
但是，假如你认为他们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知识的叙述和传播倒过来会决定知识生产本身，一种新的知识叙述方式，倒过来也会重新建构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虽然这种知识的叙述和建构方式对学院派来说，颇为不屑，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今天真正能影响社会精英人士的，不是学院里面的专家，大学教授只是对学院里面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影响，一旦他们离开了大学进入了社会，学院的象牙塔性质，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大学里面的所谓继续教育，依然是学院的一套固化模式，完全不是混沌大学、得到和知乎的对手。你看，即使在知识分子最擅长的知识领域，也已经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如今出现了新的知识平台，在这些平台上，冒出了一批新知识分子，新的知识讲述者，最典型的是薛兆丰，这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屑的经济学专家，借助得到的只是付费平台，收获了34万学生，成为几千万的富翁且不说，还开创了一个独特的薛兆丰经济学课程，对职场人士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学院的经济学家，还当选为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魅力人物。
最后，谈一谈知识分子的启蒙职能。启蒙包括知识的启蒙，也包括思想的启蒙，我想问的是：今天谁在启蒙？谁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启蒙者？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说，不要以为自己还在舞台的中心，还有一种自我的幻觉、假如走出学院，到社会去看，传统知识分子早就被边缘化了。
我发现，如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自以为代表社会正义和普遍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是另外一些人。比如《百家讲坛》和《诗词大会》的主讲人。他们对中年人影响很大。因为中年人接触的媒体，主要是电视。只要你在《百家讲坛》和《诗词大会》上露过面，就成为了大红人。许多中年人对他们迷得不得了。
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年轻人不看电视，只看手机。影响他们的，是以手机为平台的节目：抖音、快手、B站、奇葩说、十三邀等等。这些对于传统知识分子非常隔膜的节目，在90后、00后那里，具有压倒性影响，我们与他们，无论从知识形态、还是内心关怀上，完全是两代人，有时候，甚至是三代人，爷爷与孙子的隔阂。虽然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得不承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知识上谁胜谁负，最后还是靠大自然对一代又一代人肉体的淘洗。
那么，是不是社会开放以后，传统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但是，你看看台湾，当民主化实现之后，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的事儿了。过去七八十年代威权时期，最红的是李敖、柏杨、殷海光、林毓生这些传统知识分子。如今，替代他们的，是电视上的名嘴，还有小电台的主持人。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未来的空间在哪里？到底是固守我们的学术体制、固守我们原来的话语，还是在这个无法扭转的大趋势下走进新的空间，无论是新的公共空间还是新的知识空间？是我们改造90后、还是贴近90后？
你不要以为进入新的公共空间或至上空间之后，是你去改造他们。一旦你进入之后，就不得不与新空间的技术方式、话语方式达到某种妥协与和解，无论你是否愿意。这个妥协与和解，最后究竟是你改造了他们，还是你被他们改造，很难说。
今天我将这些“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提出来，我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固守是死，适应也是死。传统知识分子真的死亡了吗？希望大家一起探讨，知识分子未来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本文是作者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将正式发表于《京师文化评论》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