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人生要从“读自然之书，读艺术之书”这两本厚厚的大书开始。我1963年出生在四川乐山五通桥，一个素有“小西湖”之称，山环水抱自然生态环境十分美丽的地方。成长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学校教育散乱与学习压力不大，歪打正着地使我在幼儿园、小学与中学有过充分的不受书本知识影响的自由玩耍教育与体能意志教育。我首先读的是“自然之书”——我们家在长江边，我从小在水中成长，捉迷藏、玩游戏、下象棋、打泥巴战、爬树、钓鱼、捉鱼虾、粘蝉、养鸡、养鸭、养狗、养鱼、养蚕、游泳、长跑、远足、爬山、打乒乓球、打篮球、踢足球，还参加了学校游泳队、田径运动队与排球运动队等等；其次读的是“艺术之书”——在母亲的教导下，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友谊地久天长》、《跑马溜溜的山上》等，又学习吹口琴与拉小提琴并参加学校合唱队，接触了许多中外的世界名曲；正是这些尽性而痛快的玩耍和这些优美的乐曲，使我的自然人格与审美人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奠定了我的审美鉴赏力与创造力的全部基础。由此，在我看来，心灵的自由是创造的根本，通向心灵的自由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由身体动作的自由内化为心灵的自由，另一条是由艺术想象力的自由内化为心灵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我相信贯彻教育始终的普遍教育法则是：“野蛮其肉体，文明其精神”【这一法则来自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中的见解】；在这一普遍法则的主导下，应把培养孩子独立而又高贵的人格品质放到首位，让独立而又高贵的“自我心象”从生命底生长出来并主导人的一生。万事开头最重要，在成长的初期，要让儿童的充满野性的“自然人格”与儿童的充满高贵的“审美人格”得到充分而尽性的发展，为一生的生存与发展打下精神的底子；也因此，我认为，人在十二岁之前所要做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尽性的自由玩耍，让身体得到和谐而健康的成长；另一就是充分感受艺术，让心灵得到和谐而健康的成长。其它逻辑色彩较浓的知识十二岁以后再学也不迟。总之，“读自然与艺术”这两本厚厚的大书，既阔大了我的心胸，放大了我对天地人的感情，也放大了我的人格、希望与梦想……
我的思想启蒙在八十年代。我于1982年考入了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专业。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八十年代是中国20世纪的第二个文艺复兴时代，被政治运动耽误了的中国终于又一次向世界敞开了她的胸怀，西方积累了一百多年的各种思想与方法，象雨后春笋般地突然涌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我象一个知识贫穷的乡巴佬，饥饿地在大学的校园里大口大口地吞食各种异域文化的营养，我的思想被深深地卷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三大思潮之中：
以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开阔了我的思考视野，使我思考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从而形成了我的“自由——选择——责任”的人生哲学；
以马斯洛、罗杰斯、弗罗姆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激发了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形成了我从需要、自我实现、价值观的角度来思考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分析框架，从而使我走上了探索潜能教育的道路；
以贝塔朗菲、申农、维纳、普里高津、哈肯、托姆为代表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而形成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思维，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三大原理与三大分析方法的思维方法——三大原理是整体原理、有序原理、反馈原理，三大分析方法是系统——要素 ——层次分析法，结构——功能——涨落分析法，状态——过程——转化分析法。这三大原理与三大分析方法非常有效地帮助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并奠定了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这一人生信念一直主导着我的大学生活。1985年，当时，作为重庆大学一名学习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和重庆大学音乐协会的会长，我当工程师、当政治家与当企业家的梦想破灭了，经过失败和内心痛苦的裂变后，我发现，对我个体来说当工程师与当企业家其生命价值比鸿毛都要轻，而我渴望自己的生命价值比泰山都还重，这两种工作都让我找不到生命的激情，满足不了我的內在需要，安顿不了我这颗狂野之心。旧的理想已成过去，新的理想尚待建立，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的人生处于没有目标的失重的、焦虑而又痛苦的状态，我未来的人生目标在哪里？我的工作兴趣在哪里？能让我的生命燃烧的点在哪里？这些问题让我焦躁不安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正象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要豁出命来不顾一切去全力寻找，因为只有找到我的人生目标，我才能安心，才能愉快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才能理直气壮地过好下半辈子。后来，我发现我有很好的走上讲台讲课的才能，我在大学作过【音乐欣赏】、【管理概论】、【心理分析】、【识谱训练】、【吉它训练】、【自由舞训练】的大型讲座，几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座满了人，我具有气势宏大的感染力和出奇不意的幽默感，听众笑声掌声不断，整个会场的思维都被我所左右，我找到了生命的激情与自我实现的感觉，受高尔基的名言“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发展得就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是真理”的影响以及拿破仑的名言“不愿意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激励，我就梦想要当一名教师，要么当一名大学教师，要么就下海自己办学，做一个世界级的教育家。拒绝国家分配，抛开社会为我们每个人设计的枷锁与条条框框，我要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成了我的内心信念。理想的“心象”在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升起，让我感到生命从未有过的轻松、快乐、开心，让我如痴如醉。在这里，许多人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都归咎于环境，我并不轻视环境，但是，我想，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总是奋力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如果这种环境在现实中没有找到，他也会千方百计地去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不顾一切冒险地设计了自己的未来，我相信，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的人，世界也会让出一条路来，任由你去；成功的秘诀是：设计好一个角色，然后全神惯注去塑造他。我找到了支撑我生命的事业的根基，充实生活的源泉，向人类的未知领域挑战，展开了想像力的翅膀飞升到了遥远的地方，追求绝对和永恒。。。。。。1988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后，我就带着这种梦想和狂野的激情去了重庆师范学院跟随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唐自杰教授学习心理学，从事向人类未知领域挑战的研究工作，并渐渐形成了我自己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的思想。我构想要写一本《潜能教育学》的教育专著，我把这本书分为教育论、教学论、学习论三个部分。从1985年到1989年我侧重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学习论，形成了“整体——部分——整体”三段式的学习论思想；从1989年到1991年，我在重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的帮助下，创办了重庆市学习潜能研究中心，在重庆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唐自杰的指导下研习潘菽的心理学思想并从事教学培训工作，我侧重从人本主义、结构主义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教学论，形成了“整体——部分——整体”三段式的教学论思想；1992到1994我去了中国西南部的成都担任四川爱达经理学院的教务长，我们的教师大多是世界各国著名的商学院毕业的MBA，与他们配合，在我心·脑·手合一教育理念的主导下，我按东西方文化学，系统科学，心理学的规律设计了一套培养MBA的教学计划，我同时也上【成功哲学】，【管理模式】，【市场营销】这三门课程，我十分享受我的工作，开始了由教育思想向教学实践的全面转化，三段式的学习论与三段式的教学论思想得到全面的应用，并在教育实践中成功地验证与进一步的完善，可是，我的教育论思想仍然没有形成整体的结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科学而系统地构建教育论体系在我的头脑中以问题的方式思考着，直到我1994年进入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后才有所突破。
我的思想深刻转变是在九十年代。当我1988年从重庆大学毕业，又到重庆师范学院花了三年的时间旁听与选学了心理学、教育学、教学论、美学、西方文学等课程，以及出任四川爱达经理学院教务长之后，于1994年10月8日，我又再一次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所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全心全意地系统学习中医的针灸推拿与骨伤科专业。以前我系统学习的音乐、电气工程、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心理学与教育学都是属于西方文化，这次我学习的是具有东方哲学神韵、美学神韵与科学神韵的中医文化。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否能学好中医学，抱着尝试一种新文化与新方法的积极的心态开始了中医学的学习。中医是一门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与医疗体系，是一门教人如何“内视”的静穆的学问，是养身与康复的核心途径。很快我就为中医的充满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精神所倾倒，为五藏六腑气血经络的世界所陶醉，我感到惊讶！为什么一个曾经学习过西方高雅音乐与学习过西方工程技术及其西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人会如此为中国的“元气、阴阳、五行、八卦”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精神所倾倒，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气世界、天人合一、大道本体、逍遥人生、太极宇宙、心性修炼、内圣外王”所激动，我陷入了深刻的沉思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后，我终于悟出三个道理：
第一，全世界的文化在高雅的层次上其审美品位是一致的，热爱西方的高雅文化就必然热爱东方的高雅文化，要共鸣才能彼此欣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先学习西方的高雅文化，形成审美价值判断与科学思维方式，再转向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就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从土、俗、雅的熔炉里提取出来，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而形成世界文化。我深深的认识到：只有民族高雅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真理。
第二，东西方文化就象太极图一样，是一个互补的结构，东方文化“阴盛阳衰”，西方文化“阳盛阴衰”，因此，东西方文化都需要在美、真、善、爱的价值结构内，在系统生态的“自然中心主义”的主导下，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而形成阴阳平衡的世界文化。这种“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吸收了东西方智慧精华的世界文化是是感性主义、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统一;是生态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统一；是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最终走向“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和谐统一的世界文化将促进人类在“团结互助、共创未来”的崇高精神信念的指引下，充满自信地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走上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这正是21世纪全球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主题。
第三，当代世界的主导型的思维方式是“笛卡尔—牛顿机械论时空观”的思维方式，必须要被东西方智慧结合的“系统生态论时空观”的思维方式所代替（见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地球的生态危机与国家的无灵魂的教育危机及其个人的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的精神危机。
以上的思想转变，激活了我的创造热情，促使我要走东西方文化综合创新的道路。
机遇是赋予有准备的头脑。由于我一直在内心深处尝试着去创造性地写一本教育学的书，并且担任过经理学院的教务长，我具有从宏观思考教育问题与反思教育问题的能力。在读成都中医药大学期间，1995年12月8日的这一天，我突然生发出了一种感觉，我认为中国没有大学，由于中国的大学缺少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底蕴，实际上已沦落成了一个职业的培训机构，完成的是高等技工学校的功能。这个问题强烈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思考中国教育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让中国的教育摆脱困境。我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预感到我可能会产生一些深刻的思想，因为创新往往是从批判开始的，批判和创新呈正比。
1996年1月1日的这一天，我受美国普渡大学的《制图基础》这本教科书的启发，发明了一个普遍的学科公式：学科=学科精神+学科理论+学科技能。中国的中小学与大学教育基本上没有学科精神，没有学科的哲学精神、美学精神与科学精神，我们的教材与教师教授的主要就是一些条条框框的学科理论与学科技能，按部就般的一点一点的机械的讲课，缺少生命体验、缺少历史观、缺少一种活的灵魂与整体思想，缺少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当然，也就必然缺少一种激情与创造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
1997年1月6日的这天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正作为一名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在医院实习，我早晨骑车到医院上班，7：15分在成都锦江大桥上灵感突发，由于对长久盘旋在我头脑中的几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以及我自己的素质与周围的人的素质的比较问题，使我直觉地发现了“美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内容的五育结构应该是美、德、智、体、劳的有序结构才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欣喜若狂地跳下自行车站在锦江大桥的桥头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一重大发现并简要地写下了教育论的提纲：
教育论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培养美的鉴赏力
主要通过自然教育与艺术教育来培养美的鉴赏力
二、塑造独立而又高贵的人格
（一）通过自由选择来塑造独立的人格
（二）通过高雅艺术来塑造高贵的人格
三、形成良好习惯
（一）态度的良好习惯
（二）认知与行为的良好习惯
（三）彻底行动的良好习惯
这样整整思考了12年的教育论终于因为悟到了“美是教育的本质”而形成了一个由点、面、体构成的操作结构，我带着狂喜、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又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潜能教育学》一书的写作之中，专注于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满怀激情，心无旁骛地投入，直觉发现的结论需要经过逻辑论证才能让人们心服口服的接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98年1月14日我撰写了《教育本质的新视角》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终于以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式，证明了“美是教育的本质”，在进一步理性论证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人的本质与教育的本质及其人类文化的本质具有同构关系，也就是说，美是人的本质与教育的本质及其人类文化的本质，从而有可能永久性地解决了这三大困扰了人类许多年的世界性的学术难题。我把论文投向了中国教育研究的最高学术刊物——《教育研究》杂志，受到了编辑部与中央教科所的专家们的好评。这给了我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经过曲折的历程，我写的《教育本质的新视角》的论文终于发表在四川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教师之友》2001年2、3两期上，我的研究成果，独特的思想以及语惊四座的发言，已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成都我接受了好几家报社记者的专题采访和整版报道，我上了《读者报》、《四川青年报》、《天府早报》、《四川画报》与四川电视台1台和电视2台，最大的一次是教育部的《中国教师报》，2003年10月15日、23日两次以《我为教育狂》为题目连续采访整版报道我，一时在中国的教育界就成了名人。有许多人给我写信和写了评论的文章……
2012年5月27日于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