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因师范教育的需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1901年我国编译了第一本《教育学》，并开始在大学讲授教育学，由此算来，我国教育学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在百余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国教育学多次出现“整体式转向”或“推倒（或抛弃）重来式”的“发展”，这是造成中国教育学学术积淀薄弱、原创力匮乏的重要原因。这种中断或断裂也是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决绝方式对抗西方化和全球化冲击的无奈之举，几代教育学人在本土化实践中艰难赓续中国教育学的文化血脉，并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教育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当代中国教育学的知识脉络中。
百余年来，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学知识范式相互交织的“中体、西用、马魂”格局。在知识生产体系上，由学科、学会、学派、学刊组成的知识生产和规训制度形塑着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形态。在知识应用体系上，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专业与大众的相互转化激活了教育学知识发展的动力。学科自觉、学术自律和文化自信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得以“自主”的内在逻辑。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中，学科体系是“基座”，学术体系是“动力”，话语体系是“形态”，教材体系是“载体”，治理体系是“保障”，中国特色是“灵魂”。
教育学知识结构是学科知识聚合和关联的状态，体现了学科传承和发展的知识谱系，其专业化、系统化程度是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围绕教育活动的本质构建起来的，教育的本质可概括为提高生命质量和提高生命的价值，生命质量体现了人心人格在“人成为人”过程中的发展，生命价值体现了人才人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人—教育—社会”的认识逻辑是教育学知识逻辑的核心架构。
教育学知识自主性的确立，建立在学科意识、学科立场和学科视角的实践反思基础之上。教育学者把握研究对象的方式，选用研究方法的水平，进行多学科对话的心态，以及跨学科知识整合方式，深刻影响着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为了避免教育学陷入赫尔巴特所说的“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的境地，中国教育学需要增强学科自觉，对作为“西学东渐”产物的教育学及其学科范式进行批判性反思，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发掘被遮蔽的“异托邦”，坚守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拓展教育学的合理边界，清理“非教育学”职能，构筑教育学的核心知识。
建构中国自主的教育学知识体系，需要突出中国特色这一“灵魂”，坚持“两个结合”，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五大体系”，统筹“六类主体”，协同推进政府的规划引导、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科研机构的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学会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刊物的学术传播交流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应用，建设中国教育学术生态系统。
第一，夯实学科体系的“基座”。一是学科结构的优化。综观国际经验，一流教育学科通常都形成了合理的学科布局。由于对师资培训和决策服务的双重需求，世界一流教育学科通常重视学习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性学科，突出重点学科，同时积极推进脑科学、人类行为、健康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新兴前沿学科与教育学科的交叉，并将教育艺术和人文等“无用”学科作为基础性布局，实现了基础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的合理布局。二是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方向的确立体现了学术领袖或学术企业家的战略谋划能力。从我国的重点学科制度到“双一流”建设，学科的特色和方向一直是学科能够获得认可和资源的关键因素。三是学科队伍的稳定。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教育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在类型和层次上不断拓展。对于新兴的教育市场需求，高校要及时对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角色进行更新，除了传统的师资培训，还要培养新兴教育市场从业者以及跨学科的教育研究后备军。只有依据社会需求改造教育学专业，学科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激发学术体系的原创力。一方面，加强对研究问题的识别与转化。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空泛或口号性的“话题”上，要基于学科知识作出学术性的转化，把话题转变为可研究的“议题”，进而找到现实困惑引发的“难题”，并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疑问”，最后经过思维和学术语言把问题科学地表述为研究的“题目”，这样才能使研究问题逐步明晰。只有遵循问题生成的逻辑，提出原发性、结构性和前沿性问题，才会有教育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加强对研究范式的选择与运用。教育研究对教育规律的探求体现在学习、教学和社会发展等不同层次上，教育规律的研究是理性思维、思想洞察和实证研究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结果。当下的教育问题极其复杂，特别需要运用多种学科和多种方法进行“会诊”。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会聚”不断拓展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不断催生教育学知识的创新。
第三，发挥治理体系的引导力。首先，科研资助体系要以稳定的经费投入支持长期的研究，坚持质量、创新和成果导向，为原创性、突破性和“掘井”式研究创造空间。其次，学术评价以促进知识创新为目的，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承认是一种“分配正义”原则，也是维护良好学术生态的根本。学术评价可从纵向的重复性评价、横向的水平评价和现实性的贡献评价三个维度展开。脱离这三个维度简单地进行量化评价，并不能保证给予学术创新应得的承认，相反会出现“失去灵活的卓越”。
第四，增强教材知识体系的自洽性。从教育学知识生产的历史来看，教育研究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累积性的，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在老问题上不断开辟新路，形成平行发展的知识结构。教育学知识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学话语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教育学知识的积累既有心理学、脑科学和实证社会科学的贡献，又有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贡献。中国教育学话语的表达方式滞后于教育理论的发展，而教育理论的发展又滞后于教育实践，这就使得话语表达不仅存在“词不达意”的问题，也存在“无话可说”的窘境。中国教育学要强化教育实践的学理表达，提供更多的话语表达“工具箱”，以明晰的和富有思想性的学术语言，阐释和规范中国教育实践；总结提炼标识性概念、标识性命题和标识性理论，以此构建教材体系的知识内核。构建中国教育学理论，还需要强化学术表达策略，实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相互转化，增强教材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性。
第五，体现教育学的中国特色。首先，从“中国视角”与“学科视角”提升议题设置能力。中国特色教育学的议题设置，既要聚焦中国现实的教育问题，又要善于对问题进行学术表达，提高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国教育研究必须基于中国教育实践提出“真问题”“好问题”，只有在“中国视角”和“教育学视角”的观照下，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才能显现出来，并引导中国教育学乃至世界教育学的研究方向。其次，抢占阐释中国教育经验的话语先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需要的“双优先”模式实现了中国教育的超常规发展，这背后的成功经验值得深究。提炼中国教育经验不能停留在碎片化的问题研究上，而是要将各种知识和经验进行整合，形成自洽而全面的理论。当前发展中国教育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发现实践逻辑，增长教育学本土知识。最后，重视教育学话语的本土阐释和国家策略。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学术表达，需要形成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并最终会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只有做到“中国经验，国际表达”，才可能让教育学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话语。这就要求中国教育学研究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和表述逻辑，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能够满足世界需要和解决国际问题，能够基于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的学术范式，提出中国的学术主张。同时，要重视国家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的策略，发挥各类智库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国际媒体和国际论坛的传播力、影响力，促进中外教育思想的交锋、交流、交融。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题《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P9—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