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关注如何通过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关注如何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三是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为鹄的，总结提升中国教育的丰富经验；深入教育实际，研究和破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把立德树人、培养时代新人作为教育研究的重点；研究数字化时代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中国教育学科；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教育源远流长，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学记》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研究著作。它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学校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师、学生和师生关系等。但对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我国起步比较晚，还是在清末民初的时代从西方传入的。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最初是通过日本辗转过来的。王国维翻译的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后来又从日本翻译了多本教育学论著，内容主要是介绍德国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派的理论。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又从美国引进了杜威现代教育学派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面倒向苏联学习，凯洛夫教育学曾在中国一统天下。从1958年开始，中国教育学术界才逐渐认识到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重新展开教育理论的研究。40多年来，中国教育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大批科研成果，为教育理论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方法论基础。它科学地解决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和教育的本质问题。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一次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1]。这就为我们认识教育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教育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存在而存在。因此，我们在讨论教育本质的时候，不能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空谈教育的本质。教育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和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但传承什么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总是会受到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并为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教育的本体性和功能性统一。教育作为促进人成长发展的工作，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儿童发育成长也有自己的规律。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儿童成长的规律，研究教育规律。但教育自身规律也总是会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活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把老一辈的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并培养他们健康成长，这就是教育。教育要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正如毛泽东讲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3] 所以，教育的本体性和功能性有如硬币的两面，是互相依存的，教育既促进个体的发展，又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个体得到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逐步消灭阶级差别的过程中，教育要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要坚持教育的本体性和功能性的统一。中国教育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4]把教育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生存的权利，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努力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仅在宏观上让我们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同时也指导着我们分析教育的主要矛盾、处理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矛盾、教与学的矛盾、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曾追求过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都没有能阐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发展的条件。只有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才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发展取决于生活方法、环境和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第一次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5]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片面发展越来越严重，到工厂手工业时代，个人的片面发展到了极点。但是，大工业机器生产却要求工人的全面发展。大工业机器生产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的产物，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大工业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唯一途径就是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体脑结合的新人。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中国教育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它的核心基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源泉。中国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中国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因此，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正确对待中国的教育传统。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如西方文化先进的说法；我们也不赞成民粹主义，不赞成认为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无需向别人学习，一切新鲜事物都是中国“古已有之”[6]。

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关注如何通过教育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把中国传统美德，如天人合一、自强不息、贵和尚中、矢志爱国、敬老爱幼、诚信待人、勤劳节俭、慎独自爱等，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关注如何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中国历来重视教育，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合乎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例如教育兴邦、尊师重教、德育为先、严谨治学、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而思考等。《论语》《学记》《师说》等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教育箴言，都属于典型的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要把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作为研究对象，推陈出新，把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为鹄的

扎根中国大地，把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作为鹄的。

第一，总结提升中国教育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用短短的20年时间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已经超越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工作者创造了新鲜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实践已经走在教育理论的前面，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去总结提升。

第二，深入教育实际，研究和破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许多矛盾和挑战。人民大众对教育的期盼与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始终存在。在一个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大国，如何处理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处理公平与效率、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把握社会变革的大形势、大趋势，加强教育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升教育政策和科学化水平；教育科研要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教育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教育实际，和第一线的老师相结合，总结鲜活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起到推广引领的作用。

第三，立德树人，把培养时代新人作为教育研究的重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也是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要研究如何加强学校的思政课程建设，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要研究如何实现“五育并举”，培养有理想信念、扎实学识、奉献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研究如何推进教育教学深化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师育人本领；要研究如何开展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遵循教育规律，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第四，要研究数字化时代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向，关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里的应用，并规避滥用技术的风险；探索如何融合运用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合理地使用互联网，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性、项目化、合作学习。

总之，教育发展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建设要以学术体系为基础，通过学术研究，才能加强学科体系的建设；通过学术研究，才能建立起中国教育话语体系。

注释：

[1]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2]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3]毛泽东著：《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页。

[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6]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4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研究”（VAA180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