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家园”绿荫藏真金
世界经济一体化--城市化提速的今天，人们于“家园”渐行渐远，“家园”逐渐逸出了人们的视野--这里说的“家园”，并不是指鸟笼式不乏树木花草的单家独院，而是指与田野阡陌山地河流民居打成一片，我们称之为乡村的一隅之地。对许多现代人来说家园成了记忆中的酣醇。然而，家园虽远去，我们不时能看见乡村姓氏宗祠修建的庆典，修葺一新的祠堂在绿色山乡静穆而安详，由宗祠而家园，我们仍感受到它的呼吸、它的热力、它默默却强劲的呼唤，以及现代国人寻根护根的努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族曾经由家园滋养，我们每一个人血液里有着乡村的基因，我们的情感深处仍倘徉家园之情。
这一炙烫动人的一幕我又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一切。2010年10月21日，我有幸参加了上犹县平富乡麻子坝的黄氏文炳公祠的重光庆典，传统的礼仪，现代的音响，晴空白云，青山流水，鞭炮长鸣，龙舞翩翩，数千人（许多已移居城镇的黄家人赶回来）欢聚，实乃乡间难得一见的家园洗礼。其实，类似这样的文化庆典，乃是我们客家人传统生活里是常演常新的“保留节目”。正是依凭这样的文化活动，族人村人凝聚人气和文气，磨砺精神，昂扬向上，浇铸团队精神，和衷共济，推动生活，也推动族群的更新。这就是家园情感和它的绵延。正如我们生活在空气中而不觉得空气的存在，厕身于家园生活的人也会对家园情感习焉不察，只有在离开后方能感觉那种沉甸甸的家园情怀，自然我们更无法精确地测算，家园情怀在人心灵中的重要位置。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家国情结起始于家园情怀。大诗人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其“爱土地”正是家园情怀。所以中国人无论在天涯海角，都梦萦故土，即使白发苍苍也要回乡一游，家园他心灵中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家园是他的人生地平线，家园情怀是他强劲的人生引擎。发端于20世纪的，经由血与火动荡中艰难现代转型中，每一个国人的生命旅程--心灵深处都与家园情怀相伴随行。
正缘于此，我终于与一个本色却强劲的心灵相遇--一个叫黄诚的长征英雄进入了我的视野。
黄氏宗祠重光庆典，在隆重的相关礼仪中同样有一项是宣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培育了诸多前贤后秀”的内容，于是我们知道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黄振棠、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黄诚等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向广阔的世界壮烈的人生。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维埃革命和红军长征的英雄是国宝，他们历经艰难困苦终于修成正果。一开始我把黄振棠黄诚都看作是“尽享荣誉和殊荣，体面和尊严”的顺达之士，接下来我听到的却是黄诚的后半生磕磕绊绊的人生黯淡，前半辈艰苦、后半辈惨淡的另一类长征英雄在我面前一闪。我的文学创作偏重于“被宏大的历史所淹没和遗漏的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让人惊奇而反思，于是黄诚引起了我的注意激起了我的思绪。更让我感佩的，是黄氏这次庆典并没有把全部光束集中在将军黄振棠身上，而是以同样的景仰之情介绍：九十年前，少年黄诚在这祠堂的小房间住过……黄诚16岁参加红军、数次返乡、终生望乡的遥远传说又一次在偏僻的家园响起。
家园情怀渗入了黄诚的血液，他奇特的一生都笼罩在家园的祥光之下，仍是生他养他的家园让他葆有最后的尊严。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中，家园情怀如火熊熊燃烧，因而他保持着由家园情怀所滋养的道德良知。毫无疑问，黄诚是铁骨铮铮的长征英雄，他所作所为--包括他的家园情怀无愧于这场红色革命，但是，也许他至死也没有全然明白，终身伴随并支撑他的家园情怀一度成为他沉重的人生包袱，因为繁复蕴藉的家园情怀在革命的时代里藏伏着令人畏悚的“反动与黑暗”--在崇尚彻底革命的年代，“家园情怀”也会让英雄无语人生无光。
正是凭藉参加这次家园盛典，我发现并感觉到了这块闪闪发亮，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金子”，失败亦英雄。但是，我并不是以其人的卓著功勋来印证这块“金子”（别人会这样做），而是以“家园情怀”来发现并定位这块“金子”，于是黄诚这位革命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像普通的乡人可感可触可亲可敬。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明白，葆有家园情怀与建立功勋是统一的，而不是像我们许多时候做的那样，把“功勋”圣洁化意识形态化非人化，人为地剪除“革命功勋”背后所谓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从现实意义上，我们民族的现代转型--自立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家园情怀”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鲜明特征，它依然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让我们遵循黄诚的足迹，再一次体验家园情怀所带来的人生激荡，做一次心灵的远征。
黄诚其人其家
黄诚本名义宽，其家原是个大家庭，新陈代谢，义字辈兄弟都谢世，年轻的一代纷纷移居城镇，如今的黄家成了与寂寥相伴，无人居住的“空壳屋子”。
黄诚在沈阳的儿子黄振建发来了原单位找来的，没作任何改动的《黄诚同志简历》--
黄诚同志原籍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乡麻子坝村，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一九三一年十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三团九连战士，红六军团十七师通讯员、班长，红六军团十八师排长、连长、营长，庆阳步兵学校学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三分校学员，延安军事学院学员。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任瞻榆县委副书记、县公安局长、兵站处长，东北物资管理局北安物资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建国后任国家储备物资管理局东北区局警卫团团长、国家储备物资管理局辽宁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正处级）。一九五七年一月主持辽宁储备物资管理局工作（代理局长）。一九五七年底，黄诚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一九五九年被下放到偏远地区任一般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但黄诚同志一直坚持党的原则，同错误路线做坚决的斗争。一九七九年二月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黄诚同志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调任辽宁储备物资管理局二三九处任顾问，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离职休养。
我们可以发现，黄诚解放（1949）前的“革命工作”履历较为翔实，解放后好长一段语焉不详，这里有着从部队到地方的鲜明落差。不过还记载了他1957年底被打右派、1979年获平反改正这一实事。自然，作为人事档案，舍弃了有关个人情感（包括家园情感）的任何记载。我们可以从这份简历，通过合理想象把黄诚塑造成一个符合一时政治需要，响当当的革命英雄，但作为英雄生命底色、精神源泉的家园情怀已被忽视了。上述履历只有出生地及其年月的寥寥数字，却隐没了“家园”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存在。当然，简历档案本身有其特定要求，包括解放后个人档案上的家庭出身个人出身栏目，是相当简化的，是出于以阶级划线进行管理（制约）的政治需要。
2011年4月22日我们奔赴沈阳，在黄诚夫人刘淑贤处得知黄诚自己多次填写的“参加革命前后履历”--
1931、9在江西省崇义县古亭峪酒店，担水。
1931、10-1932、4江西省上犹县营前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三团九连，战士。证明人黄裕生。
1932、5-1933、12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七连，班长。证明人黄裕生。
1934、1-1935、6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排长。证明人黄裕生。
1935、7-1936、9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二营六连，指导员。证明人黄裕生。
1936、91937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后在陕北庆阳步校，学员。证明人何远平。（上述证明人均为营前人氏--李注）
1937、1-1937、3在延安中央保卫训练班学习（三个月）。证明人邹恩桃。
1937、4-1939、2在延安中央保卫排，排长。证明人邹恩桃。
1939、3-1940、3在延安抗大三分校，学员。证明人邹恩桃。
1940、4-1943、7在延安保卫团一连，指导员。证明人邹恩桃。
1943、8-1945、9在延安军事学院干部队，学员。证明人何长功。
1945、10-1946、9瞻榆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证明人冯安国。
1946、10-1947、6本满军区白城子兵站部边治兵站处，处长。证明人林乙。
1947、7-1953黑龙江省北安物质管理处，处长。证明人刘生标。
1954、-1956、1东北区物质总局警卫团，团长。证明人刘生标。
1956、2东北物质总局干部学校（正处级），副校长。证明人刘生标。
1957辽宁储备物质管理局，代局长。证明人刘生标。
1958被错误划为右派。证明人苏民。
1959、9摘掉右派帽子。证明人苏民。
1959-1978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公社三三零处。证明人苏民。
1979、1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恢复工作，顾问。证明人苏民。
这里，“乡土情缘”有着不经意的显现，如“古亭酒店”，如几个证明人是营前人，对黄诚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刘生标是江西人（广义的老乡）。这里，他执意不填“家庭出身”。这里，展示了黄诚的人生抛物线，解放后即1950年代后他人生的“走麦城”，其人生轨迹是下滑的。当然，下面我还会写到，这些“证明人”身上还体现浓郁的、铁骨铮铮的战友情、革命情谊（有个别整黄诚的人后来最先提出为黄诚平反）。
农耕时代的乡村，尤其是南方客家人，个人成长的精神动力来自于所处环境及其人事的激发，而不是什么阶级觉悟，所以日后具体人主导性的的性格和行为跟其幼年的家境、家园是分不开的。黄诚16岁因一个偶然小事而跟着当时在营前苏维埃红军扩军的彭德怀投身革命，少小离家，历经枪林弹雨而存活下来，他是感念“家园之神”庇佑的（比如上犹县油石乡的温氏1949年去了台湾，1980年代回来立即虔诚祭拜油石嶂的土地神）。对黄诚来说，他不告而别家里参加革命，随着年岁增长，思念亲人和家园的情感只会越来越强烈，他在家乡有过的一切在他心目中越来越亲切。因而“家园情怀”在他心中是圣洁的，于他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他在东北处境的不好，而他心中的家园已经定格，可以肯定，植于内心的家园情怀还是他挺过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吊诡的是，正是“家园情怀”（1950）让黄诚后半辈子负重前行；也正是“家园情怀”（2010）让大写的长征英雄黄诚浩然正气地回到我们身边。所以，60年轮回，对黄诚其家的追溯成了叙写黄诚有机的一环。
我们从1995年修的《上犹黄氏族谱》看到黄诚家族的一般概况（可惜黄氏女子未上谱）--
祠堂启承堂为清康熙二年（1663），由广东兴宁水口邹洞迁入平富麻子坝枫树嘴，土木结构，迄今三百多年，现有人口1800人。父亲黄伸邦（1874-1930）下有八子：义富（1898-1944）；义宦（过继1904-1949/10）；义石、义厦、义厥（皆幼殇）；义采（1913-1968）；义宽（即黄诚，1915-1985）；义椿（1920-2002）。现实中起作用的黄家兄弟是义富、义宦、黄诚、义采和义椿。这就是说，黄家有客家的背景，也就意味着客家人在平富--营前定居，从边缘而进入社会主流有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姓氏矛盾与争斗少不了，联合也少不了。在当地黄氏后来居上，主要从人口发展快、读书入仕（科举）者众、田产与置业扩展快体现，在生产生活资源紧张的环境下，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不可避免，这既是一种生存动力，也给双方或多方烙下心灵的创伤，属于惰力的“创伤”波及后代。（我在《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叙写过这种历史演变。）但对具体的黄伸邦一家，正处发家的创业阶段，再普通不过，还说不上进入了社会主流。此时黄家家境清苦，而黄姓进入了社会主流。
大圩镇营前包括五乡（五指峰、平富、金盆、水岩、双溪）一镇（营前），是赣南的名镇，它与平富麻子坝不过数华里，清末民国初年商贸有长足的发展，店铺林立，人气很旺，而且开办了峻林、西昌、新民三所私立小学。1912年3月改为“务实高等小学堂”，1916年2月改为“第五区公立西昌小学”。黄姓后来居上，像先前蔡姓陈姓朱姓一样，人多，在科考和店铺经营上大显身手，积田积土，通过读书出头，意味着进入社会的主流，意味着获得人生成功和家族成功，当然也意味着得到了祖先的庇荫。这是任何一个姓氏都梦寐以求的目标。黄伸邦自然为此而奋斗，家里由长子义富当家。“营前水酒”很有名气；黄家不在营前，而是在数十里外的崇义县古亭（族谱上写灵潭，而“黄诚履历”上写古亭）圩开了一个酒店（1950年代在东北出生的黄诚之子根据父亲的记忆说成家里办了“酒厂”）。这意味着黄家终于跻身商贾之林。要知道，民国--过往年代的圩镇酒店，全靠圩日做生意，能摆十来张八仙桌的“店容量”是必要的，这也是家族成功人生成功的一个标记，这在一个农村家庭是桩大事业。同村的黄振棠（后来成了共和国开国将军）在窑岗（峻林）小学读书。义富、义宦在家务农。黄诚混了一年私塾（对读书不感兴趣），像别的农家子弟一样，在家平时打虾鱼抓泥鳅，有时去古亭酒店逛逛。他不是读书种子，一介顽童，在古亭酒店里担水是为家里做事。义采也读了几年小学，后来考上第16期黄埔军校。义富的儿子振光40年代中期去赣州的省赣中读书。这是最为普通的农耕家庭的生活愿景。照当地习俗，家里还为小小的黄诚招了一个童养媳肖氏。应该说，到了黄诚一辈，黄家趋于平稳，显出几分旺气。这是典型的南方农耕之家。要是世道平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家子弟的生活几乎是上辈生活的重复，他们三百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这里还有个姓氏争斗的背景。同住麻子坝，邹姓先来，可从人、财、物，从考上秀才的人数，黄姓后来居上，邹姓头人不舒服不服气，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跟宿怨一连接，怨恨报复也就悄悄发酵。凡客家人发展史都贯穿一条姓氏争斗的粗线。因此家园情怀也有着姓氏矛盾争斗这一负面因素。
如同河流拐了一个弯，辛亥革命（1911）在营前-平富依然波澜不惊，但外面的新气息新生活逐渐传了进来，安之若素的家园生活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有的姓氏（如陈姓）送子弟留洋（如陈鸿钧陈鸿藻兄弟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以后本姓的黄建科考成绩出众，还通过了省级政法考试，做了县长，意味着进入民国的主流，也有的如黄学余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民国19年（1930）营前爆发了苏维埃革命（做苏维埃主席的是一个黄姓人），国共卷入了生死搏斗，情势剧变也也微妙起来，所蓄积的诸如姓氏、土地、资源、贫富争夺的矛盾浮出了水面，以一种阶级斗争的新理念相贯穿，一切明朗化仇恨化也简单化了。革命需要简单地处理问题，依靠谁打击谁--依靠被剥削即无钱无势者，打倒和消灭剥削者即有钱有势者，像手术刀一刀下去剜除毒瘤，多么简单痛快！作为策略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革命思想也自有价值，但它同样包含损害世道人心的负面因素，这等于昭示存在一条不用耕地和做工、不用读书、不用经商、作贱传统道德的另一条实现人生梦想的捷径（造反）。
这场革命怒涛在身边汹涌，然而，对黄家来说，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欢喜或忧愁，没有什么“命”可革的，黄家面临人口急增的压力，也可以说面对众多子嗣，生活的雄心和计划由此而来，生活轨道已经明朗，该去田里劳作就下田，该去料理酒店就去张罗，该去读书的就去上学，祠堂有事就前去，亲戚有红白喜事就照规矩应对。黄家无法想象，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即将在营前爆发，家里同样感受到跟别的姓氏的矛盾和争斗，不过黄家成了第一次土地革命的受益者。
毕竟世界进入了现代，就像偏僻的营前人能与留学东瀛相联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不会让偏僻乡村的寻常农家置之度外，何况这场称为“土地革命”的苏维埃革命与千千万万的农家有着直接的关系。紧接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同样牵连着这一普通农家。但事情存在偶然，其结果是黄伸邦家出了两个从武英雄，一个是革命英雄黄诚，一个黄埔军校的尉官黄义采。于是罩着黄家的既有时代的光亮，同时也有时代的黯淡。
已发生和将发生的这一切与家园情怀都有着或表或里的关系。家园情怀对于一个16岁远离家乡的黄诚，竟起到了荣辱相伴的催化剂。
让我们把焦距对准本文的主人公黄诚。
少年离家梦萦家园
黄诚命运的“飞跃”来自家晨的一次小小的惩罚。
1930年上犹营前爆发苏维埃革命，一个叫黄义贤的黄姓人做了苏维埃主席，黄诚家分到的耕地在离家五六里路的黄沙坝。黄诚参加了儿童团。虽然革命风暴短暂，黄家对革命的印象不错。1931年红军三军团彭德怀驻进营前，号召扩大红军。时年黄诚16岁，小名叫阿金。
此时黄家刚刚有过一场不幸，1930年1月，56岁的黄伸邦去世，少年黄诚失怙，与母亲邹氏相依为命。据《黄氏族谱》，黄家有8子虽人丁兴旺，但三子四子五子早殇，二子过继，排名第七的黄诚在家实际排名第三，而家里又是老大义富当家，老二义采读了小学接着读初中（离开了家），母亲对未成家的黄诚和老八（实际排名第四）义椿更是惺惺相惜。照乡村普遍的习俗，家里为黄诚接进了童养媳肖氏。男女人口众多，黄家是个大家庭。
黄诚早已弃学，在家帮衬。黄诚较义椿机灵，深得母亲疼爱。母亲与童养媳肖氏相依相偎。
1931年10月的一天，黄诚把在溪河里打的虾米（细虾）和泥鳅在营前圩卖了，买了一顶时新的礼帽，戴着礼帽笑嘻嘻回家。母亲皱眉，怪儿子不听话，骂了他几句。当家的大哥认为钱应该用在更要紧的事上，大声批评了几句，他一气又奔营前。那天红军三军团彭德怀正好在营前开大会，黄诚参加了红军，当天跟着彭德怀离开家乡奔赴吉安的永新（在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三团九连任战士），一别就是20年！其实他当时并没有多高的政治觉悟，红军和革命对他是新鲜的，富有刺激，给人以想象，甚至好玩的，比在家里强过一世界。正如一代伟人邓小平回答“进行长征有什么伟大的目标”时坦率地说，“跟着走，走到哪算哪”，许多人参加红军不过是找个人的出路，践行一种新的活法。可黄诚毕竟到了懂事--保守秘密的年纪（他改名就是表达对革命和组织的忠诚），又是国共对峙你死我活的严峻环境，他一直没跟家里通信息。
但是做娘的心里盛着儿子，见他一两天没个影儿，发慌了，四周寻找，找到营前圩上，有人告诉她：黄诚跟彭德怀的部队走了。娘自然懊悔，要是没骂，这个儿子仍在自己膝下，朝夕相见，过一两年可给他们圆房了。她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这场革命。儿子就这样跟她生离死别，她伤心欲绝。家里还是派人去永新找到了黄诚，他已改名。可他不愿回家。生活在继续，黄家要继续过日子，身边只有肖氏陪伴，做娘的无时不刻惦记着这个离家的儿子，离家的儿子也成了母亲活下去的信念，黄诚在母亲心里是不会消失的。黄诚长时间没有音信，成年的肖氏后来出嫁了。
名如其人，赤诚，诚恳，心诚，诚实，黄诚在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他先在吉安的永新，后参加长征，到达延安，他入团入党，由战士、通讯员而排长、连长……枪林弹雨中他一次次避过死神。按照流行的说法是革命锻造的结果，其实农村家庭--乡土情感是一种内在的基础。一九三二年五月在红军第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九连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到达湖南，参加永顺府的战斗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跟随毛泽东全程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延安，黄诚调入中央警卫团工作，任班长和排长，后来鼎鼎有名的龙飞虎是他的部下。他在履历表的“家庭出身”填贫农符合事实。
从上述档案，我们可以从小说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看到这样的“战斗中成长”，“战火中的青春”。但作为具体的革命经历，黄诚同样富有个人色彩。即使在延安，他没有结婚成家，是基于：一他考虑家里有老婆；二他在战斗的第一线，流动性大；三当时奔延安的知识女性都与他年纪相当或者更大几岁。而同村同姓同宗的黄振棠（中央机关工作）在延安成了家，不少红军干部都找了年纪小很多的知识女性（如毛泽东与江青，刘少奇与王光美）。（黄诚是在解放后1950年代才结婚的。）
1935年黄诚随红六军团长征，在云南宣威战斗中受到嘉奖。长征途中，黄诚因吃苦菜而脸浮肿，吃了战友的土方子治好了病。1937年在延安参加劳山战斗中受到嘉奖。1939年跟随王震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受到边区政府嘉奖。
毫无疑问，黄诚所受到的革命教育、理想教育和革命洗礼是他精神的强大动力，他斗志弥坚，愿意在第一线作战，而不愿留在机关，不愿呆在不是前线的地方，就是说打仗才过瘾，打仗立的功最令人自豪，最值价。这跟他文化少，更与他的性格有关。在革命阵营的他，向来以贫苦的农家子弟自居，并以此接受革命理论，这符合事实，也符合“因为贫穷才走上革命之路”的逻辑，说他是无产阶级也是对的。然而，他毕竟来自有亲和力的山乡和农家，家园情怀作为底色已天然地植在他心中了。平时他一定会时时记起母亲、亲人（包括那个肖氏）和那个叫麻子坝的故乡，特别是在别的战友津津有味地谈论自己的家乡，都会勾起他对家园的记忆。因为特定的战斗环境，少小离家的个人情境，他比别的年岁大的人更能记住他少年时代所经历和感受的乡情。在他身上，革命意气跟家园情怀并行不悖。
其实，当时激烈斗争的革命理念跟家园情怀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因为前者强调敌我对立，后者更重亲情人情。对黄诚，革命理念压过家园情怀则是肯定的，后者只是蛰伏在心灵深处，若是他乡遇故知，这后者很快会溢于言表，情不自禁地舞之蹈之。
陕北的延安，那是跟温润南方不一样的北方。这年他20岁，年轻资格老。长征途中他与同姓营前老乡黄裕生相处。依然不能跟家里通信。他还是孤身一人。经过长征在陕北庆阳步校他碰到营前老乡何远平。这时上“抗大”他意外地碰上了正宗（同一个麻子坝宗祠，叔侄关系）老乡黄振棠。同乡同姓同宗，他喜出望外。黄振棠已有家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选”第3卷有介绍），在延安中央警卫团，而黄诚尚未成家，手头比较活络（部队发给1块零花钱），时间较为宽裕，常去“老侄”家走动，不时接济这个老侄。在文化上黄振棠（读了正式的窑岗小学）高出他许多。黄振棠要他留在中央机关工作，他不愿意，他说喜欢打仗立功，呆在机关立不了功。后来他任了专门护送首长的延安特务班排长。他还结识了湖南人、延安军法处长刘生标（解放后刘氏是国家物质储备总局局长，一度是他的顶头上司）。
那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任中央警卫团连指导员，在纺线比赛中他获奖。这是比耐心韧劲的比赛，是革命锤炼的结果，幼年在家乡的劳动锻炼，农家--家园所给予心灵性格的陶冶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成了全国大局，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一共同抗日的协议，红军收编为八路军。这时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黄诚在第三分校学习，黄振棠是教员。
黄诚与黄振棠、黄裕生、何远平这样的乡亲关系其实在延安很平常，这种地域性情谊是乡土情感的显现，早就成了中国绝大多数革命者的文化心理，渗透在血液中，不过，这样的观念不能登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齐来了”革命理念的大雅之堂，反而受到“反对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警示教育，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可在公开场合都强调“革命大家庭”。因此我们可以揣度，这类乡土亲谊关系总是在某种隐秘状态（毛泽东同样如此）。可是对单身汉黄诚来说，它暖人心扉，是他现实生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欧阳修诗云：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正是从乡友身上，他感觉到了家乡就在身边，思乡之情得到释放，他身上的家园情怀得以保持和延续。
钢铁战士与千里飞鸿
自然，家园情感也成了黄诚革命情怀革命精神的积极内涵，他不断地建立战功。
1937年4月25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同国民党代表会谈，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党中央考虑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路安全，从延安特务队抽调两个班的警卫战士（组成特务连）担任护送任务。黄诚担当了重任，警卫中的多数同志参加过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中共代表团乘坐的汽车（由延安而西安）沿着崂山北麓的坡路行驶时，突遭土匪袭击，战斗打的十分激烈，多有伤亡，在警卫战士们的猛烈反击和拼死掩护下，保障了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十多位战士，黄诚负伤。据说，当时警卫排护送周恩来平安到西安，周恩来感慨地说：“你们出生入死保护我，付出了极大牺牲，革命成功后要好好地进行嘉奖。”周恩来当场写下手令，黄诚保存了这份手令。
1937年黄诚任延安保卫排（警卫排）排长，7月份接到保安处处长周兴的指示，他带领一个排全副武装乘三辆汽车护送首长朱德由延安至西安。沿途经过国民党占领区洛川县、中浦县、北同关、耀县、三源县等地区，护送朱德安全地到达了西安永阳镇-红军前线总司令部。1937年8月红军在永阳镇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黄诚调往三五九旅任连长。不久东渡黄河杀上抗日战场，参加了平型关大战。
平型关战役黄诚与死神擦肩而过。战斗顺利，他随部队清理战场时，一个面对面装死的日本兵突然给了他一枪，致使他受了重伤。
黄诚服从组织，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毅不拔，总是冲在战斗的第一线。他负伤8次，身上有弹片，属三等甲级残废。看来，战事倥偬，“家园情怀”是多余的，或者说，他把家园情怀放进深深的内心。只是在战斗的空隙，母亲和肖氏在他心头常常涌现。
终于，在国共合作携手抗日的新形势下，正在读延安“抗大”的钢铁战士黄诚给远方的家乡寄出了一封信！要不是形势有所缓和，他不能把思家之情化作写信的行动；他思念家人和家乡之心多么迫切，他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情感内涵，写信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身边环境一有缓和他就握笔给家里写信了。他文化不多，字体大，不过几十个字，更多的话语和思念在文字之外
但他也把不准这封信能不能到达遥远的家乡，因而这封信更多的是他思乡之情的一种表达。
十多年了，肖氏改嫁，黄诚淡出了家人乡亲的念叨，他只是烙在母亲的记忆中。所幸这些年黄家家境尚可，家业有所拓展。仍是老大义富当家，义采读了初中考上第16期黄埔军校，任上尉，义富之子振光在营前西昌小学就读，后在赣州的省赣中读书，崇义县古亭那个酒店继续运营，全家省吃俭用置下了几块田土。据91岁老人黄枰邦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租黄家十多担田耕，因收成不好，倒是黄家想主意另写租契，把租契化整为零，依四舍五入免去了七八担租谷。1944，黄家做了新屋，房刚建好，可当家人义富却中年夭折，说受了建房的“冲撞”。这都是老人家园情怀的流露。
黄诚的信是写给“营前麻子坝黄义富”的，真是奇迹，信倒寄达了南方偏僻的营前，可麻子坝在营前这个大圩镇多么不起眼，也就辗转了一段时间。家乡乡情如故，信后来转到与黄家同屋的黄志芬手上，再转到黄家。真是晴天霹雳喜从天降，母亲喜极而泣，一家人欢喜雀跃。当然，大家首先为这个游子的健在而感叹而欢欣：“人在就好！”这封信只是最简单地告之黄诚健在的消息，不可能写别的什么，就像母亲不可能知道这个儿子身负重伤，家乡人也无从想象黄诚“做事的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他在一个叫八路军的部队。这封信如一颗定心丸，让有关黄诚“遭遇不测”的传言失去了效力，增强了母亲--全家人生活的信心和雄心。60多岁的母亲搂着这封信如同搂着阔别归来的儿子。自然他们又归于麻子坝黄家祠堂祖宗的庇护了。
照山里人的庸常说法，黄家一家出了两个武将，双喜临门。1945年抗战胜利，民国政府实行优待抗战军属政策，发给了黄家两块荣誉牌子，一块是黄诚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年红军），一块是义采的黄埔军校。按通俗的即意识形态说法一块红一块白，在山乡农家确实不多见。因而在不短的时间，黄家免受了别人欺侮，活得理直气壮。这是历史洪流在黄家结出的果实，而决不是所谓黄家“投机”或“脚踩两边船”，有哪一位母亲甘愿把儿子一个个送上凶多吉少的前线？当然也是特定情势下青年人寻找个人出路的一个选择。山里人比如黄家，不会知道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并不知道家门口挂着两块“光荣牌”之后会有种种变故。总之，这段时间黄家最为顺遂，自然也为本姓别姓一些人所妒忌。
黄诚家成了麻子坝一个响亮的存在。母亲依然惦记尚未成家的黄诚。抗战胜利，民国政府精减军队太开支，一次性发钱给黄埔军校的一些将官解甲归农（若干年前我从《瑞金县志》看到了一个钟姓黄埔中校把政府给的安置费用来办实业的记载，我把这一素材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黄诚二哥义采黄埔毕业任中上尉（排连长），回到家乡任过平富乡财保会主任，因见多识广，性格坦直豪爽，后到崇义县古亭圩接手经营家里酒店（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转为供销社），倒跟家乡联系不太紧密。家里这一切，跟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黄诚又有什么联系？其家境的好坏、家人的增减升迁沉浮跟黄诚毫无关系。但在当地人看来，黄诚给家里带来了福气，黄家赶上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好年头。
乡情如炽，不久黄家又迎来一次火热同时让人妒忌的邹氏（黄诚母亲）70岁生日庆典。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可是黄家重要的同时也是乡间寻常的一次喜庆。中国无处不乡村，它与黄诚无关，它冥冥中却与几年后归来的黄诚，及日后黄诚下滑的命运存在对应关系。
母亲七十寿庆：是赞歌亦是挽歌
黄家境况看好，为母亲邹氏70华诞庆典的事浮出了水面。
上犹客家人遵循“生日不请，做房娶亲有请”的习俗，是说建房和娶亲什么的，是人生一桩建功立业的大事，无可回避，一定要有亲戚朋友支持，通过“做酒”向外界宣告，并争取和答谢亲朋的支持，而“做生日”并不是非“做”不可，有钱可做，经济拮据可免做，再说“做”是子女的事，而不是老人所考虑的。面对黄家不时夭折男丁，“做生日”也有冲喜的作用。对于黄家，恰好具备了相关条件。
但缺乏一个能呼喝的头面人物。
“这人”跟母亲邹氏70寿辰则有直接的关系，跟黄家上升（人丁、血财、家运）的家境有关。如果从现状出发，由于老大义富去世，黄家没有出面筹划的合适人选，义富虽有儿子（振光）在赣州读省赣中，只是黄家“读书种子”的显示，但在人面上还是有所欠缺。叫义采出面？他在古亭经营酒店，也不一定应付过来，只有依靠宗祠宗族的力量最体面效果最好。所以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举办一定规模的喜庆一定跟姓氏宗族有关，跟操办者的身份地位有关，它同样是家园情怀的延绵。《黄氏族谱》将此当作一件要事但记录相当简单，只突出了前来恭贺者的县长身份--
邹氏，生1880年3月，殁于1960年6月。“七一寿庆蒙上犹县县长程乐炎、瑞金县县长黄学余、上犹县议长黄建题匾额云‘谖闱春永’”。
官本位是明显的，同时显示营前黄学余黄建是政界名流，当然也是黄姓名人。其间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肯定，作为有地位有资历有时间的黄姓头面人物，黄建起到了中轴的作用。
在营前，“黄建的写，张保林的打，黄仲椒的刁……”流传甚广，黄建称得上是当地知名人士。我在《王继春在上犹》一文介绍过黄建：1928年，黄建在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参加国民政府考试院主持的县长考试，所取十名中，考个第一。是年黄建任兴国县长。当时兴国“闹红”，1928年12月红军攻打兴国县城，黄建弃印仓皇出逃，回到家乡。黄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斥责，做出政治上“永不续用”的处置决定。他灰溜溜的；毕竟他做过县长，小有文才，擅长书法，在家乡营前依然是名士绅士派头。正好又遇上了到上犹做县长的同学王继春。在政治上黄建是失败者或失意者，可在协助王继春办学--创办县中，创办上犹简易师范，黄建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可称得上教育上的实干家，王继春只是个名誉上的校长，具体校务由训导主任黄建做。应该说，黄建对由传统而现代的上犹文化教育事业做过自己的贡献。40年代后期，他终于当上县参议长。王继春抓赌几次逮住他，批评他“有才无德”。可他不甘寂寞，头脑圆滑，喜抛头露面，由他运筹邹氏寿庆再合适不过。由他拉现任县长和拉本姓在瑞金做县长的黄学余，以壮黄家门风。当然黄家几个在家的兄弟也拜托黄建张罗这次寿庆。从这里也可看到黄建尽管势利，看重钱财，也有为人热情，肯为宗族效力的一面。自然，他这样的角色也成了“兄弟子叔情谊”--家园情怀的组成。
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对黄学余说上几句。黄学余，营前石溪人，1920年代是上犹第一拨共产党员，后被捕，家里用钱请黄建出马去吉安赎回，他又去读民国法政学校，成绩优，当上瑞金县法院推事（院长），释放过红军连长，后来他做广昌县长和瑞金县长，一生廉洁，务实为民，为实现和平土改奋斗，他内心看不起黄建（直接原因是黄建克扣了家里赎他出狱的银洋）。1949年8月瑞金面临解放，那个被他释放的红军已是解放军师长，写了亲笔信叫他别做县长，找家乡县委书记，回家乡教书，可他自信把字条弄丢失（我把这一素材写进了长篇小说《旷野黄花》）。他把瑞金县相关资料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解放军，拒绝去台湾，回到县里任县中副校长，后来抓捕风日炽，他被家乡人告发被捕入狱，后被处决。
--从这个角度，黄学余同意一道为邹氏庆寿，既有本姓精英自许和官本位的考虑，有官场应酬的考虑，更有感念黄家有黄诚在延安干革命的衷肠。可又有谁看得这么深呢？这一切，都化合成外在的家园情怀。
乡间有提前做生日的习惯，黄诚母亲邹氏七十寿庆，大概在她虚岁69即1947年前后两年。某种程度它成了小小麻子坝一个夺人耳目的公共事件。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所说：在一个充满变革或危机的时期，仪式有可能故意被维持原貌，同样的礼仪可能呈现出集体性的渴求昔日荣光特征，所以它既是赞歌也是挽歌。换句话说，只有把这样的乡间喜庆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并以传统文化心理进行阐述，方能逼近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还要从当时国共分裂相互忌恨内战爆发这一血与火动荡背景对黄家的不祥影响考察，此时黄家有人在延安（共产党军队）成了对立面予以加害的口实，黄家的寿庆有几位县长恭贺，也就能起到避祸消灾--自我保护的作用。
说到底，这还是乡间一场极为普通的喜庆，在有的姓氏看来，黄家此着有着摆显和挑衅的意味，怨尤埋在心头。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就在眼前，历史动荡所孕育的怨恨与简单化绝对化思维同样在弱势者心中扎根发芽，于是寻常农家的一次来自不易的生日寿庆竟产生遥远而强烈的回响。日后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来评价这次寿庆都能找到相当的理由。
一个送两个儿子为国捐躯的农家母亲的七十华诞应该受到祝贺。对此时此地的黄家来说，求得体面、求得荣宗耀祖、求得在麻子坝扬眉吐气之心是有的，也很正常。黄母，还是黄家其他人，并没有藉此获得政治资本的考虑，他们体会更多的，是家庭子叔--家园情怀的暖人心扉。于是，在日后、黄诚体面而气派地回家之后，他们怀着好意提到这些“家庭子叔”。他们--连年轻资格老的老革命黄诚，也不由自主地为宗亲族谊所感染，哪会知道它变成了令人可怕的政治陷阱！
这是一次冥冥中制约黄诚未来命运的一次生日庆典。后辈为前辈的寻常作为而久久负罪的一幕幕即将灿亮登场。
黄家的兴旺等待着黄诚归来冲向高潮这一时刻，挽歌已悄悄响起。
这样的时刻，对家里寿庆毫无感知的黄诚随部队从延安长途跋涉奔赴东北，这应该是一次隐秘的战略转移，随着日本投降，国共战火爆发，共产党军队由守势转为攻势，国民党政府已来日无多。东北许多地方已被解放。到满州里的大部队里有李富春、蔡畅、陶铸，还有江西老乡刘生标，刘生标是黄诚的顶头上司。黄诚开始进入地方工作，任瞻榆县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
一个南方人乍到紧靠内蒙冰天雪地的吉林省边界县，水土不服令人更想念温暖清润的南方家乡。应该说，黄诚个人的生活是没说的，供给制，烟是组织上发的，还有专门做饭的厨子，每餐四菜一汤，比在延安时强多了。可时局仍是动荡的。单身汉的他十大几年怀着思乡的种子，每一个遥远异乡的情境都膨胀着这颗种子，烙在他心中的是不变的乡情和亲情。当然，在日常工作中他面临与延安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剿匪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他把一个土匪大队改编成解放军的一个大队，胡子（头头）想入党，却被他拒绝，胡子恼怒准备杀他，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一个一同从延安来的战友悄悄给他透风，他立即骑马避祸。此时此刻，他想到了是家乡又一次庇佑了他！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他归乡的日期一天天迫近了。
也许，当年为着即将在全国打响的解放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扩大兵源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策略，像林彪在东北为增加兵力和提升战斗力而收编投降的日伪宪兵，黄诚收编土匪队伍的举措并未受到上头的指责，倘若从家园情怀角度，在他内心，肯定从众多土匪身上，感觉到了乡里乡亲（不是真正坏人）的影子，就是说，他心里有着理解和怜悯--传统农民憨厚的一面。可他不让胡子入党，又体现了他的革命原则性，或者说他的是非底线。这自然成了他的工作经验。可他不会知道，两三年后他回到家乡面对属于不同阵营的亲友，乡情亲情压过了某种政治原则的考虑。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家乡的“重复”做法却开启了后来20多年的人生惨淡。
20世纪40年代后期，黄家在麻子坝是个响亮的存在，好强的母亲终于得到了不菲的心理补偿。
“家园情怀”功罪是非的分野
上犹共有30名长征老红军，据1992年版《上犹县志》记载，他们是：钟元辉、黄裕生、何远平、周毅胜、黄振棠、刁飞、刘登远、康善珍、黄诚、胡彪、李晋吾、钟声善、胡广、刘国辉、何扬文、何家产、兰法、骆德山、肖家福、曾庆梅、廖昌金、叶河玉、邬发珍、邱发达、黄存衔、钟信、赖玉坤、何流忠、何流伦、陈琳。
解放后黄诚是第一个回家探亲的。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举。乡村搞减租减息，还没有“土改”。
这年4月的一天，由上犹江口（窑下）到营前的水岩十二排逶迤山路上，马蹄声声振荡着青山碧水，革命英雄黄诚经由韶关到县里，骑马回故乡。仅警卫员薛德柱相随。当时只有水路，旱路十分难走，足见黄诚回家心切。（插一句，同村同宗的黄振棠50年代回家由一个警卫排一路随同）。其时他是黑龙江省北安物质管理处处长。物质储备和物质管理在当时是个重要部门，部队编制，直属中央，他的顶头上司刘生标是国家物质储备总局局长（在延安曾是大权在握的军法处处长），从社会属性，这样的单位势必地方化。考虑到他是老红军荣归故里，地方好接待，他的单位在向上犹党政联系时有意提升了他的政治身份（西满[满州里]军区[东北三大军区之一]政治部主任）。在家乡，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比如赣南某县有的长征干部解放后回家遭敌顽杀害），县里接到上级（赣州）指示，对这位老红军归来相当重视，配了一个警卫排。从崇尚官本位的客家文化心理，家乡人（包括黄家）也愿归来者官位显赫。营前和平富打出红色横幅标语：热烈欢迎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黄诚同志返乡探亲！鞭炮轰鸣，故乡人夹道欢迎这位长征英雄的凯旋。
此时黄诚刚刚与在工厂做工人的东北姑娘刘淑贤结婚，对南方一无所知的刘淑贤开始走进他的生活，开始融入一个富有南方客家底蕴的家庭。
20年了！黄诚终于以一个共和国功臣的荣耀身份回到梦萦情牵的故乡，见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兄弟、家人和乡亲，圆了返乡梦。只有阔别者方能体察家乡及亲人的巨大变化，正如李双江在电影《梅花巾》主题曲所唱的：往事历历难回顾，波光水影恋旧家。家乡的一切在黄诚眼中变小了，但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家园是多么亲切。年老的母亲和家人向他倾诉一切。长兄义富（1944）和义宦（1949）已殁。三哥义采接弟弟义椿在古亭的酒店。老实巴交的义椿在家务农。守望多年、后来嫁人的童养媳肖氏也病故。黄家的人口减少多人。亲朋都来会这位革命英雄。他走进宗祠，见景生情，记起自己小时借住祠堂的时光。他把周恩来的那次手令给了母亲和家人看，为的抚慰家里，让家里知道他这么多年在外面建功立业，也表明他内心有着浓郁的家园意识，当然也表明他的自信。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道黄诚性格直率，大大咧咧。
可是他不知道，现在的家乡已不是以前的家乡，一股仇恨报复的凶焰在“革命”的名义下肆虐。正如我在《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2008）一文所说的，在营前，蛰居心灵深处的贫富对立思想很容易死灰复燃，报复和敌对总是痛快的，从社会精神这一层面，富有建设精神的家客精神受到阻遏，而向着仇恨斗争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思想两极化简单化。面对黄家又风光起来，背地里那种不服气、看不惯、妒忌甚至攻击报复的凶焰已在聚集发酵……
他的住所四周架了机枪守卫。身边的警卫人员帮助做一些农活。家庭子叔轮流宴请。这次他在家里平安住了成十天。黄家兴旺又跃上一个高峰。用麻子坝--营前一些姓氏的话说，还是黄姓当旺啊。值得一提的是，虽未同肖氏圆房，而且出嫁的肖氏已殁，但此时的黄诚还是诚心相待，请“岳父母”到家里住了几天，表明他和家里认可这门亲戚。家里人来人往的，可累坏了警卫人员。
从能宴请，既说明亲情，也说明宴请者起码是有着一定生活水平的中等人家，像黄建那样的黄家--当地有国民党背景的士绅家里更是热情有加。这就使热火的宴请--乡情中含有权谋和算计的意味。也许是向来行武，黄诚所接受的与国民党殊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没有很好很及时跟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加上前面提到的他整编土匪的经验，至少在平富麻子坝和营前，家乡家园的亲切感受压过了对敌斗争理念。人生活在历史中，其性格和人生命运为具体化的历史所诱使规范，黄诚同样如此，他对自己命运即将急转直下毫无感觉，在他这次在家的成十天里，家园情怀在他心中是沉甸甸存在，家乡是安全的，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与革命原则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而新的举国“大局”正在形成，毛泽东继续运筹帷幄，其结果，不讲阶级、和稀泥的“家园情怀”必定受到质疑与批判，因为它违背了阶级斗争思想理念。因而有必要简单叙述当时国内的两件大事即大环境--
一是与苏联结成同盟，准备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这是共和国成立后又一个较大的战事（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赴朝作战）。二是全国“宁左勿右”导致对敌情过分估计的相关政治运动的展开。据李维民《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毛泽东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又说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在政治运动中作计划、定指标，并非从肃反运动开始，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中，就有限定在多少时间内杀多少人的计划指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更有打“老虎”指标。1952年1月24日毛泽东就指示过：“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把这种抓数量定指标的方法用于和平时期抓反革命、打“老虎”，缺乏科学性。（《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黄诚所在的物质管理处军事化管理同样会有“三反”指标，给本单位有着权力欲望想向上爬的人提供了立功的机会。在这种“上有好焉下必趋焉”的情势下，黄诚同样被包括单位副职（如杜某）在内的“同志”虎视眈眈了。可黄诚对此毫无警觉，他也觉得无须警觉。对他来说这场政治运动是雷公打石壁--差天远，与他八杆子不着边。
历史学家高华说，“1951年，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数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革命年代·小人物大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客观地说，已是基层干部的黄诚是不可能知道这一高层动向的，更不知道诸多宴请他的人中有一些即将划为地主富农，自己将落下“阶级立场不稳”的口实。
说得更细化些。黄诚回来所直面的家园是此家园而不是彼家园，20年来营前一度成为敌我两个阵营拉锯式激烈斗争的漩涡，给不由自主卷主其中的人留下深深的精神创伤，决绝报复就是一种精神创伤的反射。当然他在自己家里、宗祠里感觉不到这种异样，可在村里，明显是别姓人（如邹姓）在麻子坝主事，有人说：“解放前是你们黄姓人当头，现在是我们主事了。”对这样的慨叹，可做一般性理解，也能悟出其中翻身报复的意味。姓氏争斗由来已久，积下了影响团结和进步的恩恩怨怨，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会显露出来。作深层分析，家园情怀其实同样包含“怨毒”这一消极因素。一种怨恨和怨毒的情绪披着“革命”的外衣汩汩流淌，换言之，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倒使如此怨恨和怨毒通行无阻。
如今，原有的姓氏家族矛盾以一种新脸孔出现，一些根子正而胸怀怨毒的人就有名正言顺打击别人扶正自己的大好机会。当然这样的人会说从革命原则出发，人心险恶也就披上了光明正大的革命外衣。能报复者就报复，不能报复者就冷漠。（应该说，当下不讲诚信、一味拜金、功利的世道渥浊可以反省到这一层面。）可以说，它与短暂回家探亲的黄诚无关又有关，如前所述，家园情怀已经化作了他的心理结构，他从小就有这样的心理积淀。要是他只在家里呆三两天，至多一声叹息，一些不利他仕途和工作的事情就会跟他擦身而过。
作为小环境，1949年9月24日（上犹于该年8月18日解放），营前刚发生“万寿宫事件”，营前区书记孙桂山设“鸿门宴”镇压了“赣南人民自救第八团”，当场击毙“匪首”黄飞，消灭和逮捕了第八团一些骨干成员。黄飞正是营前黄姓人，进步大学生，为支持这场革命，解放前夕他潜回家乡组织“第八团”，上犹因而和平解放，避免了重大的流血，减少了动荡和损失。黄飞起事也是利用了家族宗祠这一情感基础。跟上述全国斗争大局的转向，他为取得反对国民党的“起义”的成功，拉拢一些不三不四有政治劣迹的人，正好成了自己灭亡的陷阱。这次事件使营前地区风声鹤泪，人人自危，掀起一次在全国各地同样有过的乱捕滥杀风潮（我把这个事件写进了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做过国民党县长的黄建和黄学余也先后被捕。一些人的“政治嗅觉”磨得十分锋利，人们自然明白“家园宗祠”成了危险之渊薮。从文化乡土--姓氏的角度，这都是黄姓人的重大挫折。
所以，当时营前阶级斗争--极左思潮又一次泛滥，特别是营前区政府工作人员，头脑里绷紧了“敌我对立”这根弦，以区委孙桂山好恶为标准打量周围世界，也打量黄诚会见三亲六故的行踪。作为黄诚身边的小环境，1950年还没有土改划阶级成份，乡村还是以家人、姓氏和血缘亲戚为活动圈子，亲友都庆幸和认可他成为新朝代的革命英雄，他并没有感觉到在革命口号之下人心已险恶化了。正是这样的时候黄诚在家乡逗留好几天。
当然他不是尽会“家庭子叔”，还会当年做过红军的伙伴，还不时受邀请到小学（如新民小学）、万寿宫等一些场所做革命形势报告，大家都希望听这个“长征老革命”的英雄事迹。在营前一个圩日，黄诚受邀到新民小学做报告，以亲身经历讲长征的艰苦，来听的有几千人，四周警卫严密。以他坦率性格，他在报告中肯定吐露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尽一致的家乡情结。这对黄家来说显然很有面子，为黄家增光。对黄姓等一些人看来，在黄家宗族遭遇挫折时黄诚回家正合时宜，能够为黄氏增加相当的脸面，出于感谢，或者出于友好，或者出于某种功利考虑，黄氏人争相宴请黄诚。能宴请者家境是过得去的，于是黄诚更为小圈子“家园情怀”所包围。鉴于人之常情，既然母亲70寿庆众多家庭子叔前来祝贺，平时家里也得到大家的照应，现在他同样不能把本姓人的宴请和聚谈拒之门外。席间诌媚、巴结和叙旧是少不了的，自然会情绪化地引发姓氏矛盾争斗这一常讲常新的话题，会扯到本姓名人黄建、黄学余等人的被捕。历史上“家族手段”总是重复地应用；正如当年共产党员黄学余被捕，家里拜托本姓如黄建出面营救，现在黄氏也想请黄诚出面为营救黄建等人尽一把力量，自然突出了黄建做了好事、没有血债能够得到宽恕的一面。（上面我写的“寿庆”一节就是伏笔。）黄诚自然心有所动，他也不是没顾及革命原则，他考虑上犹实现和平解放，一些没有血债且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得到宽待。
当时民国的县参议长黄建被人民政府收押在监（口碑比黄建好得多的黄学余此时大概被押回了瑞金县）。其时包括区政府孙桂山，不少人对黄诚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吃请应酬已在腹诽了。孙桂山坚信自己的革命行动绝对正确而且有必要，但对“大官”黄诚却不愿或不敢当面言说，只是对黄诚的警卫员薛德柱表露了担忧和不满。薛德柱是个忠厚人，是黄诚信得过的，可他根本不能理解客家人重镇营前的“家园情怀”的历史文化内涵，它的复杂况味--长处和局限，他耳朵听的眼睛看的也同样受当时意识形态所左右，可他没有把听到的种种非议及时转告黄诚。
黄诚对黄建有好感是肯定的，他去县里班房看望了求生心切的黄建，随手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黄建没有血债，且办学有功，还对上犹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事情，请县里放了黄建。显然，他是基于朴素的家园情怀，而触犯了“革命原则”--最高当局定下的大忌。不过县委书记认为他说的在理，遵照了他的意见，很快释放了黄建。（在土改反霸中又抓捕了黄建，后来黄建自杀。）县里领导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尊重上级尊重长征老干部的考虑，同时认为黄诚的建议有可取的内容。
这里我插叙当时上犹另一段史实：1950年青年人方业璜（社溪区的严湖人）中正大学毕业。许多人鉴于他出身地主家庭，叫他别回，他出于家园情怀，执意回来。他怀揣赣南行署的介绍信回到上犹，被安排在县委工作，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他对革命理解很差，也是出于家园情感，写了一张条子给一个背景不好的亲戚外逃，他被揭发，县里领导（董行武）要社溪区委（诸云海）某天下午枪毙此人，而诸云海认为方业璜太年轻，大学刚毕业，能否放他一条生命，于是没有执行，董行武不同意，以群众“强烈要求”（联名告状）为由，于第二天坚决把他枪毙了。在群众（民粹主义）的“怒潮”之下，居以少数的正确意见（哪怕是主要领导）往往被否定，还祸及自身。于是打着革命脸孔，实际上被少许人操纵的“群众意见”横冲直撞，理性的意见无人听。
黄建被释放使营前大受震动，由对黄建--国民党的不满扩展为对黄姓人、有“右倾思想”人的不满，黄建不但要抓而且要枪毙的呼声很高。营前区政府孙桂山来自中国北方，以“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两分法指导工作，不理解客家人家园情怀的长期性复杂性，知道他的任何松动都会导致对镇压黄飞“第八团”的质疑，何况左就是革命，越左就越革命，政治空气推着他们向极左滑行。他们一面对黄诚的警卫员发泄对黄诚的抱怨，一面以区政府领导（如孙桂山）出面联名具状向黄诚所在的单位投信反映，说黄诚在家乡“和反动阶级混在一起，为反动阶级说话”，“丧失阶级立场，与敌人吃喝拉扯，替他们鸣冤叫屈，完全失去了一个长征干部的本色。”有的给黄诚加了更危人耸听的“投机分子”等大罪名。（进入新千年，上犹县曾邀请建国初年在县里做领导的老干部回来看看，这些老人中就有人为自己当年“太左”，伤害了许多好人而内疚。孙桂山先生反省了没有？）
只有革命原则而没有家园情怀，或者说“家园情怀”没有了立足之地，其实，千百年来形成的家园情怀怎么可能被几次革命风暴荡涤以尽呢？它以一种更加幽秘而扭曲的方式蛰伏在人们心底，它向着极端化扭曲化--人心粗鄙化污染化方向发展。对黄诚来说，他有不了解家乡的一面，有屈服于乡土感情的一面，他的这一表现有违于当时党的政策，也就是说有错误，但决不是像告状者说的那么罪孽深重。何况，他身上的朴素家园情怀--他的生命底色有着真诚感人的一面，革命烽火时代动荡都没把他身上的家园情怀连根拔掉，这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在当时，谁能公正的理解和对待？于是，黄诚的人生由于这次返乡而逆转，悲剧开始了。他的悲剧岁月也是二十多年！
不管怎么说，家园情怀开始让黄诚负轭前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黄家一下子坠入了不幸之海。
回乡之旅开启人生厄运
对黄诚政治惩罚接踵而来。1950年回家留给黄诚的是让人心有余悸的不堪回忆。
黄诚回到单位后，家乡的联名举报信也就寄到了单位。北安物质管理处副处长杜某心术不正，喜欢整人，处心积虑想谋个正职，他看到形势对自己很有利，以“组织”出面要薛德柱汇报，根本不懂南方客家人情世故的小薛说出了“基本事实”，正好坐实了营前一些人的“联名告状”。
如前所述，基于全国如此情势，单位未敢掉以轻心，赶紧上报，中央军委责成上犹县委调查。1951年刚好划阶级成份，敌我阵营更加明朗化了。（其实在营前因镇压黄飞的第八团，敌我阵营早就明朗化。）据当时在县委工作的黄锦昆先生回忆，那次邓烈书记把他从寺下（下乡）叫回，要他到营前检查春耕生产，到水岩的十二排因马失足负伤，邓烈才告诉要他调查黄诚回家会见了哪些人，与哪些人在一起。他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奉命进行调查。当时区政府孙桂山早有准备，主导了营前“民意”一边倒，区里（营前）乡里（平富）非黄姓的“革命群众”代表都证明“实有其事”。不可能有全面客观的调查，而调查也不可能从文化--人之常情角度，从黄诚少小离家，进行中肯分析，套用当时的政治用语既简单又省事，何况黄诚还为反革命的黄建写了恳情信。
在这次回家探亲之前，黄诚得知要抗美援朝，他就喜欢打仗立功，立即报名赴朝参战。单位很快草率地上报（可见本单位有股排挤黄诚的极左势力）。刘生标考虑他是二万五长征老干部，多次挂彩，又刚刚结婚，对他说：“那是战争，你别把命送在朝鲜，别去。”也就划掉了他的名字。
黄诚作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这次“打老虎”的一个典型。他连降三级，被降任东北物资管理局北安物资管理处副处长。他的上级兼战友刘生标也爱莫能助。在崇尚阶级斗争的年代，没有哪个人是安全的，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倒霉只在瞬间。刘生标能仗义从志愿报名抗美援朝名单划掉黄诚的名字，却帮助不了他不受处分。真正揣摩，毕竟是“二万五”患难与共的战友兼大老乡，在“处分”事上刘生标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黄诚的落局还不是最惨的。
紧接着单位开展了声势凌厉的“三反五反”，形势继续有利于杜某，这些人结成帮派，对黄诚的整肃升级。黄诚和家里每况况愈下。整他的苏民抗战出身，时任物质储备处副局长。据黄诚夫人刘淑贤回忆，“三反五反”黄诚被审查，被命令脱下衣服“睡冰”。家里也被查。这种野蛮暴力倾向人身摧残和精神摧残的整肃秉承于延安康生主导的严酷整风传统，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派上用场，而且越来越趋于极端。刘生标得知信息，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打电话对苏民说：“黄诚16岁参加革命，出了什么事，我找你们算帐！”接着刘生标从东北物质总局赶到北安，一下车他直奔黄诚家里而后到单位（后来他到北安都是先去黄诚家）。他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对黄诚的理解和支持，表明他同黄诚的革命情谊不会改变。在开会时他叫苏民站起来、站好，狠狠地训了苏民一顿。官大一级压死人，苏民心里不服也只有乖乖听从。这何尝不是一种乡土情的流露呢？成和败、悲与喜都缘自乡土之情，这又是黄诚不幸中之大幸。
因回家探亲而招罪心存恐惧的非黄诚一人，这里有必要扼要说一下黄振棠将军的回家。黄振棠与黄诚同村同宗，比黄诚后一些时候回老家，自然得知黄诚回家会亲而“受到严厉的处罚”，他接受教训，回家哪里也不去，除几个官方人士，他也不会见什么人，自行隔离，仿佛成了六亲不认的人。所以他平安没事，拿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说是“立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觉悟高”。这方面他的政治谨慎可以说保持终生。有一个“30位上犹籍长征干部中黄振棠最没有为家乡做事”的说法（如刘登远为上犹弄回一台当时在赣南18个县所没有的X光机，钟远辉为县里弄回第一部供县领导使用的天津吉普车），也多少能说明问题，他不是不念家乡，而是他无法估量家乡，说到底就是他对变化莫测的阶级斗争形势无从把握而产生的一种内怕。所以，他自己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夫人出面接待家乡人。1976年唐山地震，时局更是动荡，黄夫人明快地对来找他的家乡人说：“你们都回去！”他这种态度久而久之也造成家人对老家的淡漠。再举一个事例，70年代他的远房侄子黄英亿在北京当兵，他一直不见他，直到英亿快退伍时，他去北京军区某师视察工作，不经意说了一句“我有个侄子在你们某团某营某连当兵”，这师长出于对上级的尊重和领悟，把英亿调到师部。此例可说明，其实黄振棠心里一直盛有家乡的（后面我还会提到）。
1950年夏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改”即划家庭成份。大概其时黄诚的处分尚未正式下达，黄家罩有“革命家庭”的光环，也是从实际（他家人口由多向少过渡）出发，他家初评为贫农。1952年黄诚已“出事”了--“黄诚有大问题”的传言早在黄诚离开家乡就传开了，墙倒众人推，人口减少家业却没少，土改复查却定为富农（符合相关政策呢）。谁来秉持公正？像讲真话需要环境，秉持公正也需要环境，此时联名具状要扳倒黄诚的人（所谓革命群众）自以为公正（有事实），恰恰是不公正（建立在把人妖魔化基础上的所谓事实）。其时村里主事的是别姓，这下让一些人大快颐朵，出了一口姓氏争斗的鸟气。家里几十年惨淡经营，艰苦朴素，胼手胝足，却成了一个被打倒的阶级，老母成了富农婆。据说，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麻子坝的生产队队长都无缘黄姓，黄姓至多配做记分员，绝对不能做正职。所以，谁能说“乡土”或“家园”意识都被革命改造而成“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了？已经狭隘化情绪化报复化的家园意识更是通行无阻。先后把两个儿子贡献给国家和革命的母亲，家里还不是情景凄凉？家里有过的喜庆化作了难以挣脱的阴影。幸好头脑较机灵，见过一些世面并有一定个性的黄义采在邻县古亭酒店做经营，后来公私合营转为供销社职工，他感叹：“幸好我不在家里，否则早被他们打死了！”没吃大苦头，而老实木纳的义椿在家务农却受尽了羞辱，黄家的振字辈只能灰溜溜做人。其实，除了极少的权势者，大多数贫下中农同样滑入饥馑之海，终生在温饱线上挣扎。
黄诚这位8次挂彩、身上留有弹片的长征铁汉，后半生竟为“家庭成份”搅得不得安宁。后退一步几步说，他家就是被划了富农什么的，跟他这个16岁就投身革命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再说他参加红军时家里正是贫农（才能分到田），填贫农符合事实。难道出生入死的长征--革命经历还抵不上后来才划的家庭成份的威力？黄诚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在填表时仍填贫农，单位（他的对头得势）就说他隐瞒成份。他多次去信到乡里，要搞清成份，回复都是富农成份。真是战场难不到英雄，一纸人为的家庭成份就压得人（连同后代）抬头不起。有人于是幸灾乐祸。这成了黄诚难以释怀的心结，其阴影也罩在东北出生成长的后代身上！他记忆中印象中的美好家园哪里去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家园情怀的顽强体现！
所幸黄诚还保留了老红军及伤残待遇，所幸了解他的刘生标仍是他的顶头上司。1956年黄诚在东北物质总局辽宁分局干部学校工作（副校长，正处级），工作扎实，成绩显著，受到沈阳市南市区人民委员会嘉奖。
1957年正赶上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他的同事认为他遭如此处理实在冤，建议他去申诉，他也觉得应该申诉，单位派人来营前平富调查，当地仍是某姓人主事，再说他家划富农成份是张榜公布了的，土改复查的人正居权位，来调查的当然是现在的成份，这就是“事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事实”或叫现实，就是“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成了基层掌权者的心理定势，他们担心受报复，只能维持原结论。一心想谋局长之职的杜某当时中断疗养回到单位揭发黄诚。一次会议黄诚说：“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杜某断章取义，积极向上级报告黄诚“恶毒攻击”，要置于他死地。这时刘生标调离，由苏民做顶头上司，如此个人性申诉带来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又加了一个“隐瞒成份”的罪状，1958年初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和工作，自然谈不上任何行政级别，随即下放到偏远地区--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公社三三零处（国家物质储备）任一般干部。1959年9月虽摘去右派帽子，也恢复了一定的工资和待遇，他精神的郁闷、心里的苍凉可想而知。一个尚武的、文化不高的、屡屡战场立功的长征战士，一个刚刚受到政府嘉奖的优秀干部，竟被划上只与知识分子有缘的“右派分子”，说明当时大环境小环境多么不正常--多么恶劣！
然而，黄诚“二万五”的革命历史，正如他“老红军证”和随身携带的革命军人残废证一样，是无可抹杀的，是不容否定的。1950年回家成了他的心疼和心病，不由自主视回家为畏途，他虽低调却是坦荡地工作着生活着。他再也不敢轻言回家了。可在心灵深处，他仍盛着远方的故乡，眺望着年迈的母亲和家人，想念着麻子坝这块生他养他的故乡。
1960年正是大饥荒，6月母亲去世，黄诚没有回家，可他对母亲对家乡的怀念并没有减退！家园是他亲近却遥远的梦。他享受“特供”（如小米）。他的3个儿子（振建、振彬、黄凯）1个女儿（雅丽）还是按照麻子坝家里的辈份取名。任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他的家园情怀！
共和国的命运颠簸着，他和他小家大家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行。
东北铁岭来了个老红军
1958--1977黄诚和他一家下放在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公社三三零处。他1931年参加革命20年，因回家而犯错，再获罪而在东北的乡下又是20年。
笔者于2011年4月22日随同他老家一个堂叔黄义福飞抵沈阳，由他长子振建、次子振彬陪同驱车前往铁岭的国储三三零处。该处几位领导相当热情，组织了好几个七八十岁与黄诚共过事的老同志进行座谈，他们为我们千里奔波探寻黄诚的事迹而感动，为我们--家乡不菲薄黄诚而激动感慨。他们回忆起当年黄诚的许多生活细节，都说他是憨厚老实低调的人，工作勤勉踏实的人，关心职工、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他们也扯起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过与别的受难者相比，他的境况不算太差。黄诚在铁岭居住的时间竟比在老家生活的时间还长，如今他一家已离开此地。虽屋顶竖着“国储”的金色大字，院内接通铁路干线的的铁轨仍在，几排大仓库刚刚翻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辉煌不再，气温低，风大，倒现几分落寞，乡土味明显。我们在黄诚旧宅（低矮的红砖平房）前面合影。东北平原是辽阔的，笔者默默寻思着这个南方老红军的身影。
接着我们又从铁岭赶到沈阳黄诚的家，采访了77岁的黄夫人刘淑贤。
黄诚初下来，引起轰动的倒不是他头上的罪名，有关领导并没有宣示他的罪错，而是他货真价实的老红军身份。在铁岭人看来，像他这样老资格的二万五老红军，应该在中央大机关做领导，享福，包括家属都被人伺候得好好的，而他竟发配在东北的乡下，既无职更无权，于是大家猜想他一定犯了什么大错。这个属于国家的物储仓库其实也是个大农场，不过职工多是退伍军人，说明它还是个像样的有一定级别的单位。黄诚的待遇也不像别的右派那样凄惨，仍有一定的工资，凭着军人残废证可以领到一些特供商品。他夫妻带着四个子女，还长期坚持支援家里亲人，生活是艰辛的。他行事低调，很少说话，从不摆革命老资格，以一个平常职工的身份出现。
一些职工也是从物质储备处转编的，早就认识黄诚，他们仍清晰地记得，1953年成立储备处，他是警卫团团长，后来当干校长校长，对工作认真负责，1962年后他没官了，跟大家一道干活，平易近人，不打官腔。一次从北京开会回来，他没直接回家，而是去果园看望职工。老伴问他“怎么不先回家”，他说：“一线的职工辛苦”。
一个老人回忆：“我从1964年10月调到这里，听到有一个老红军。我当保管员，离家6公里，都是当天来回。一次卸车晚了，黄诚对我说：‘你新来，不熟，有事情，给我说。’第二天我一个早赶来上班，他一见我就说‘你辛苦。’”一个老人说：“我1962年来单位，黄诚本份，憨厚，诚实，不爱说话。大家纳闷，这个老红军怎不上大机关？”几个老人回忆说：“1953年建三三零，是重点工程，刘生标是领导，是7级干部（后来提为5级），他到单位先去黄诚家，还对职工介绍黄诚的革命经历。”大家说：1960年以后，非常艰苦，当时不管什么干部都喜欢到林场（李注：大兴安林场资源丰富，工资待遇好），三三零正是最艰苦的时候，干部和工人没什么区别，黄诚即使当局长，也没享过福。一次在澡塘洗澡，大家看他屁股上有几处枪眼，问他怎么一回事，他笑着说是狗咬的。大家叹息：黄诚可没享过福啊！
黄诚重面子，持守个人的尊严，不埋怨，不向人诉苦。1964年已是国家物质储备总局局长的刘生标到辽宁，直奔他家，他终于向刘说了自己的遭遇。刘生标诧异地说：“你怎么可以签字做右派？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你把材料给我！”刘生标把材料带回北京，不久感觉到时局面临大变化（文革风暴即将降临），便把材料压下了。
一个老人回忆，文革浪潮同样席卷三三零，分成对立的两派，“右派”黄诚被揪，他很不理解，琢磨“老红军怎能是右派？”有一派要游斗黄诚，他就对那个头头说：他是老红军，现在又找不到错，别弄去游斗。一些人对两派战斗团为黄诚说情，黄诚也就未受大苦。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文革中黄诚受到很大的冲击，百分之百的老革命竟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他虽没押去游斗，却被勒令中午挂着黑牌在单位大院晒太阳，弯腰向毛主席像请罪，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家属看着黑牌铁丝勒进他的脖子，心疼得不行。中午儿子振建和振彬偷偷爬墙去送饭。因父亲遭罪，子女没沾上“老子革命儿好汉”的骄横习气，他们未沾“革命老子红得发紫”的光焰，不但不能当兵，连做红卫兵的资格也没有。平民化的生活加上父亲平时的言传身教，他们在底层中得到了磨练，守住了一般“红五类”没能守住的道德底线，他们珍爱父亲和母亲，而不像有的老革命子女决绝地揭露老子（比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就揭批并声明与父亲划清界线），他们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在社会上争得生活的位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家属和子女良好的精神素质道德情操显然得之于他表里如一的同情心责任感和正义感。
长期身处逆境，黄诚不暴不弃不怨不恨，在单位扎实做事，在家是个高尚而合格的家长，守护着山里人那种质朴善良，继续受全家人的尊敬。当年，与黄诚结婚，刘淑贤还是工厂的工人，怀孕后她打算辞去工作料理家里，那时他是团级干部，他却不同意，说：“你还得有一份工作，万一我死了，你以后才能自立”。可见他对可能出现的艰危有心理准备。一次他来到她所在的工厂，得知他单位一个职工半夜胃穿孔要开刀，他马上去医院看望。
在家里，几十年如一日，黄诚不动声色地把源自于黄家--为人处世的风范传导给了家属子女。
铁岭老红军家的静水深流
黄诚不在乎身体受罪受累，可他无法排遣精神苦闷。他没在子女面前吐露，却经常对家属说：“我不想做官。对老家的亲情没有错啊，怎么就成了反动的东西？”在心底，他没有把老家“富农”成份当回事，解放后每月为老母亲寄钱（直到母亲去世），同时，长期给二哥义宦的在外读书的儿子振先（1930年生）寄钱（每月20元），他特别怜爱这个侄子。要知道，振先先后读了8所中专，因没上正规大学，在职称上只能是高级讲师，可这个叔叔支持他毫不皱眉。显然，黄诚不希望政治运动把黄家子弟即希望窒息掉，而是希望黄家人训练有素有所成就，从而延续家风，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刘淑贤说：“当时我的月工资40元。每月发了工资，我就按他的吩咐，把要寄的钱一一汇去。”这也说明这个东北女子也理解和认同他的家乡观念，融入了黄家。
长期逆境没能离散黄诚的家，但政治高压让一颗颗善良的心灵颤抖，社会的“白眼”并不能摧毁他们夫妇，他唯一的女儿却得了忧郁症，患了肝病，在28岁时永远离开了人世。在枪林弹雨中他能存活下来，而年轻女儿却在心灵煎熬中黯然萎谢，他能不悲伤！他说：“我个人的一切困苦，我可以忍受，可看到子女受到连累，他们失去希望的拂照，我感到沉重和不解。”他为子女不定的前途而焦虑。
这里，笔者借用文艺报（2011年4月15日）《孙犁的精神特征》一文：土改开始后孙犁（经典作家）与“剥削阶级”家庭并不划清界限，还对别人好心的提醒不屑一顾，他因“朋友交情”而“忘”了对方的阶级成分，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他怀着愧疚想为土改中去世的父亲立碑。可见当时全国弥漫一股只讲阶级不讲亲情的极左思潮。“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经常上演的那些为表现政治忠诚而‘划清界线’的夫妻离异、子女反叛、朋友出卖、情人反目的种种悲喜剧，就会感受到孙犁这种对感情的珍惜，实在弥足珍贵。”黄诚不也是这样吗？更为可贵的他是长期握枪杆子的革命军人，他守住了自己的良心底线。
虽那次回家给他带来厄运，他依然深情的惦记老家和亲人，对亲人坚持道德原则。上世纪50年代从山里外出工作的人纷纷抛弃原妻换新妻，振先同样有这样的机会，可黄诚严肃告诫他不能这样做，他听了叔叔的话没有休妻，几十年过后，他笑着对妻子说：“我是听我叔叔的话啊！”他和妻子感到幸福。他对这个叔叔十分爱戴，几次黄诚生病，他都立即从外地赶来。黄诚从这个侄子身上感受家乡和亲人。
一次老战友老乡亲黄裕生从湖南到铁岭看望黄诚，得知他几个儿子被当地受压制无法抬头，十分仗义答应要他把几个儿子户口转到湖南，都让他们当兵（当时个人最好的出路）。黄诚夫妇舍不得孩子远离，也就放弃了。大子振建考虑到下放黑龙江能保住商品粮户口，毅然去了黑龙江。也许他们还考虑能远离这压抑的铁岭。不管怎样，家里仍有着巨大的向心力的凝聚力。
4月22日下午，振建振彬把我们领到了他们家，刘淑贤老人已在家中等候（她与振彬住在一起，这阵她身体不适住院）。单元房窗明几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振彬媳妇也回来了。他们家庭十分和睦。笔者注意到，在外地而未到场的黄凯房间的书橱里，笔者看到了像《鲁迅全集》、柏杨《中国人史纲》（80年代还属禁书）、徐志摩的诗集、当代长篇小说等富有人文精神的书籍，既惊讶又欣慰。说明黄家子弟们在脚踏实地奋斗，同时也在思考，他们以父亲母亲的经历，以他们自己底层经历，感受和思考这个动荡的世纪和年代，父亲给他们他们播下的家园情感、同情心责任感是一笔绵厚的精神财富。
老人神采奕奕，没丝毫官气官腔，完全一副寻常退休职工的神态。她兴致高涨，记忆清晰，给我们说了许多黄诚的日常小事，说：“这个人特别能吃苦。1960年我浮肿，他更瘦，他用他的残废证去买小米……”她没有间断对丈夫的思念和回忆。
她说起，1950年随老黄回老家的那个警卫员叫薛德柱，是老黄信得过的人，可单位有个姓杜的是笑面虎，为争个局长当，整过很多人（可以推断杜某一定做了这个警卫员不少“反戈一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拨乱反正，原先整老黄的单位第一把手苏民第一个提出要为他平反。20年里他了解、体察并理解了黄诚，也可以说，黄诚的生命本色唤起了这个抗战出身的“领导”的良知。不过，也有必要指出，1978年为黄诚落实政策，仍遭到杜某几个人的从中作梗。长期的极左思潮僵化了一批人一代人的思维和思想，他们对抛弃阶级斗争思想即整人惯伎很不习惯很不满意，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趁机发难。
老人满意地说：“儿子、媳妇对我很孝心，对工作认真，都有事业心。我们家没‘包二奶’的。我两千块退休金也算可以了。”
振建说，1985年三三零几个极左的领导仍在位，父亲病危期间曾对来看望的他们提出“把振彬调回来”的要求，他们满口答应，但父亲病殁尸骨未寒，他们就拖拉作梗。由此可见，铁岭三三零跟全国各地一样，极左思潮不会因“三中全会”开启的思想解放浪潮冲击而销声匿迹，其既得利益者仍在其位，在心里一直对黄诚持一种冷漠和拒绝态度，反过来又可说明黄诚不亢不卑，活得踏实而坦荡。这时振建挺身而出，运用智慧（在父亲火化一事上让他们难堪），让弟弟调进三三零，实现了父亲的的遗愿。
家园情怀不是老实木纳、任人欺踩的代名词，它同样蕴藏着南方客家人的血性的胆识！
老人虽然同丈夫回过一次麻子坝老家（1984），20多年了，可她仍准确地说起那次回老家的许多细节，她比划着对同行的义福说：我见过你，你家的房子不大。她还说起老家另外几个娘娘的名字，老家山青水秀的。她对见过面的家里亲人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振建说，那时父亲每月给奶奶寄钱，还给我们讲奶奶的故事，从而让我知道奶奶在老家是个能独挡一面的强女人。家园情怀一直是家里蕴藉的存在，政治运动的烈焰并未消弥它，而且成了全家面对艰难的精神支柱，成了极为可贵的“磁场”。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一书中写道：如同任何一个集体构造物一样，家庭也有自己的记忆，家庭回忆的内容还包括一种集体的家庭观念。“家庭记忆的框架不太是由面孔和画面构成的，而更多地是由观念构成的，这是一些关于许多个人和许多事实的观念。”黄诚做表率，一直重视“家园”的价值，这些价值也就成了家庭凝聚力的基础。因黄诚，家庭内那种不同于流行意识形态的家园观念得以延续，也就保存了一部真实完整的家庭史。
“一部家庭史的完整性……并不寓于一部完整的历史之中，而是寓于家庭成员共同进行回忆的机会和行为的连续性之中。”“联系过去的事件，不单单是一种把它们当作过去的东西而共同加以回忆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证实这个家庭历来坚持的那种对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的态度的行为。通过仪式形式的重复……指明了它在同一行为中所申明的那种家庭自我理解的连续性。”（《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由此可见，作为家长，黄诚在外受罪，可他从来没放松跟家人的心灵沟通，他光明磊落而不是别别扭扭地播洒着家园情怀。正如《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一文说的：“任何个人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它处于从一个较大的事情和意义领域到另一个已是在行为中不再可及的生活领域的活动状态之中……无论是口头流传还是文字流传，无论是雕塑的还是建筑的表现，无论是绘画还是图片形成的回忆，都比不上人们的交往沟通这种媒体最为关键。”“若不是持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那么家庭就不能保障自己当前的可靠形式。”（《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黄诚从未动摇对老家及亲人的尊敬和理解，而且把这种浓浓的家园情怀作为一家人的情感基础，不断地与家人沟通，这在阶级斗争思想长期肆虐而导致人心诡异的中国，多么难能可贵！在这位“老长征”身上始终保持着民间的良知和热力。
黄诚以自己的卓绝努力，保持并延续了自己的小家，同时又是麻子坝大家（黄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在新的世纪更加发出动人的光彩。
不倦的家园回望
我们继续把焦距对准黄诚。
文革中黄诚身处逆境，但仗义之心丝毫未减。1970年代前期，黄诚的老上司老战友刘生标到铁岭看望黄诚。交谈中黄诚得知，刘生标一个女儿在唐山，而女婿在部队，两地分居，一位高级干部也为女儿调北京犯愁，他要为一贯理解和帮助自己的大老乡助一臂之力，决定赴京找黄振棠（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其实此行能否成功，是个未知数，那可是多事之秋人心叵测的时代啊。黄诚是基于家园情怀--对乡情的判断，相信身置显位的老乡黄振棠处事谨慎，却不会对他拒之门外，而且能从这位老乡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感受家乡。他果决地上路了。
这时黄振棠在北京卫戍区任副政委，是一位不容易会面的现任高级干部，黄诚土头土脑，穿着极为朴素，可以说是贫寒，可他的底气十足，坦然前往北京卫戍区。他被警卫人员挡住了，被盘问。他说：“我是黄振棠的阿叔，我有事找他。”警卫员质问说：“黄政委比你还老，你肯定是假冒！”他被关起来。当警卫员仔细看过他的“老红军证”和革命军人残废证，吃了一惊，连忙打电话告之公安局。经与黄振棠联系，公安局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叔侄关系，用车把他送到黄振棠处。黄振棠走出门外迎接。自然两人畅叙了一番家乡情愫。黄振棠爽快地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刘生标的女儿调进了北京。黄诚此行具有另一层意味，就是他从心里确认这位京城部队高官的老侄，并没有嫌弃自己。他们继续保持着联系，他的一些如回家的想法也会说给黄振棠听。亲不亲家乡人，何况同宗同族，两人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
或许黄诚早已知道，或许这次与黄振棠相会扯到了营前老乡何远平50年代连续把一儿一女送回老家抚养的事。何远平长征后在延安结婚组成新的家庭（妻子是河南知识女性），解放初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50年代初回了趟老家，得知原妻曾梅英（小他4岁的童养媳）仍守在何家，这个坚强的女人是何家的顶梁柱，几十年如一日担负起劳动、生活的重担，还送何家三个老人（阿婆、公公、婆婆）还山，骨子里浸透了家园情怀。何远平能不感动？他劝她改嫁，可她矢志不走，这样他把北方出生的何西民何玉民一对兄妹送回给她抚养，她把两个孩子视为己出，抚养他们长大、读书和成家（见本书《圣洁的允诺》一文）。总之，事关家乡的一切都激起了黄诚的乡愁，再大的打击也摧毁不了他对家乡的思念！
历史终于转折，改变了航道。1976年华国锋领导打倒了“四人帮”，国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黄诚的境况转好。此时他仍未获正式平反，全家仍在铁岭三三零处。回家的念头又一次膨胀了！
1977年4月，他出差到广东韶关，行前告诉黄振棠想回家一趟。黄振棠说打电话给上犹政府，请当地政府安排一下。（这里插一句，也是对上文提到黄振棠的一个回应：因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全国陷入了大饥荒，据说南康籍的罗贵波将军回家得知南康饿毙数万人，赶紧想法调入粮食，因而挽救了许多农民的性命，黄振棠对家乡和赣南的情形肯定有所知--从全国的农村形势可以推断上犹的大概情况，1961年1月，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当时黄振棠在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团，他在大会上挂出牌子找“江西上犹县委书记罗敏”，这是少有的，说明他关注家乡，与家乡有联系。他肯定问了上犹的粮食情况。）黄诚坦率地说：“不用，我上次回家就搞衰了。”这年他62岁了！黄振棠还是与上犹县委联系，告诉了黄诚欲回家一趟。
妻子刘淑贤要儿子陪他回来，为保持低调，他说不要（内心考虑别让儿子因回家而蒙上新的阴影），他一人回去看看。
他一身朴素，凭着革命军人残废证买到了卧铺票，随着火车咣当当驶向南方，家乡离他越来越近，他思绪翩翩，感慨万分。家园、亲人的一切不会在他心中褪色，他深情地眷念生他养他的家乡。可他不是文人，万千情感只在无言之中。近乡情更怯，这“怯”于他无限沧桑！
那时赣州在韶关设有转运站，由公路运输物质。在韶关下车，黄诚却意外地碰见家乡县的领导（据说是孙福仁）。1950年孙福仁接待过黄诚；孙福仁受县里之命还是意外与黄诚相遇？这已不重要；他邀黄诚回家看看。黄诚感叹地说：“上次夹道欢迎把人弄怕了。还是简单好。”孙福仁说：“现在不比那时啦，决不会再这样对待你。”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会反思一些问题。这样黄诚由县里唯一的吉普车从韶关接回上犹。
离上次回家眨眼将近30年！
踏遍青山人未老
这次是黄诚参加革命第二次回家。县里接待了他这位花甲老革命，由民政局干部邹启元全程陪同。这次他纯粹看望他的兄弟姐妹。他纯粹是寻常的人之子，农民之子，百姓之子，矮个头，胖胖的，一身灰白中同装，蓝面白带破了边的球鞋，一个着了补巴的提包。他喜欢吃扣肉。月工资180元。邹先生回忆说：黄诚直爽，人很好，朴素，写的字很大。朴素的人与朴素的家园情怀在黄诚身上融为一体。他告诉邹，当年是他身边的人揭发了他，可他没说出家乡一些人也参与了举报，也说明他不会设防，对人心的扭曲和阴暗毫无感知。这么多年，他根据乡土经验和政治经验，已经知道山里情仇由来已久，只不过戴了不同的面具。一切都过去了，而他的亲情没有、也不会改变！
当时县城到营前的公路经社溪、寺下、太乙。黄诚与在寺下公社工作的侄子黄振光（义富之子）会合，一同坐车到营前。他才知道母亲已过世，兄弟义宦义椿在家。他和振光由营前走路回平富麻子坝，在家里吃了顿午饭。家里一贫如洗，为接待他，特地到乡里打证明买猪肉（当时肉类凭票供用）。他已经知道乡村的普遍贫困，更知道一个富农成份对家人（包括后代）意味着什么，他仍然感到家里的温暖和温情，仍然对家里依依不舍，家里亲人都是克勤克俭终生劳苦，自己为家里尽了什么，未尽什么，又不可能尽什么，爱莫能助啊。麻子坝清冷多了。此时此刻他只是黄家一个平常成员，而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亲情倒显得纯粹了。我借用一首《漠漠生烟的时光》的诗来抒写当时的情境：
稻叶笛总在故园脆脆地响
只听得那夕阳沉没明月升起
飞鸟衔尽最后的谷穗
母亲从荒凉的屋后走到啼血的山头
那一夜，小河奔流入海不复返
少年人沉默着早生华发
青壮年单臂划桨偷偷拭泪
老年人手柱拐杖走到清明
稻叶笛总在异乡呜呜地响
河流凝固成街道已不止一条
倾盆流星雨化作满城灯火
高梁路飞驰簌簌子弹载我
这一夜，涛声依旧不问离愁
少年人走着走着驼了背
青壮年眼已昏花需走近了细瞧
老年人在清明接受另一茬祭拜
家里零乱、紧窄而拮据无法安排住宿，黄诚返身到营前圩的供销社饭店住下。几个姐妹和亲人闻讯赶来。嫂子（义富遗孀、振光后娘）为他换洗衣服，见了他身上的弹痕伤痕。长嫂当娘，仍视他为家里的一个孩子，这一幕不正是可歌可泣的家园至情么？
一个外甥女背着小孩拜见这个不同凡响的舅舅，说家里苦呀，他给了20元。他给亲人散了一些钱。
第二天下雨。由振光和工作人员陪同，黄诚买了礼物，走30里山路到鹅子岭（蕉坑）看望70多岁的大姐。大姐煮了鸡蛋招待，属于最亲热最高级的招待了。要赶路来不及吃午饭（这餐饭得有三四个钟头），来去匆匆，千里万里为一见，兄弟姐妹情尽在这深情的一瞬中。他重走山路，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虽有三两个伴陪同，交谈，谁又能感觉他心中的波涛呢？四十多年前他正是跟着红军沿着山间小道离开了家乡，如今他老了，却要踏着山路看望年迈的姐姐，姐姐的子女也成人成家。山里人亲情永远是亲情，不会因遭冲击和受厄运而却步，而成为路人。
其实，黄诚家境（四个子女）并不宽裕，在一般人面前，在山里亲人面前，就像不吐露他受到不公正对待一样，他决不吐露“囊中羞涩”，可毕竟回到家乡，这次县里待他不错，他的心宽多了，在县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一路陪同，他与邹启元熟了，他托老邹给家属买了只120元手表（那时买手表单车要百货公司经理批条子），原来他家属没有手表。他说：“不是合适的人我也不便提要求。”他还请老邹给他落实两只大樟木箱（县里后来从邮局寄出）。也是考虑出公差能报销路费，他在县里采购了一千斤茶叶，以解决单位职工的福利。北方不产樟树和茶叶；从另一角度，这不是他家乡情怀的充分显露么？他在家乡并不孤独，家乡比他的想象要好，他要让北方单位的同志借喝茶品尝浓浓的家乡情。
大概亲人都知道黄诚不顺，也就没出现80年代台湾“游子”回故乡探亲时常有的一幕幕：盯着归客口袋里的钱而争相接待，一旦得知钱不多或红包发得不均，怨恨就溢于言表；这正好延续着纯正的家园情。几天后县里派车，侄子黄振光送黄诚到韶关。黄诚凭革命军人残废证买到卧铺票。叔侄俩在韶关住了一个晚上。人，特别是中国人，无论走得多远，都在与家乡逡巡，用行动或者用心灵。
晚霞中的圆梦之旅
1979年黄诚得到正式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行政级别（正厅级待遇）、恢复工作，1981年离休。他含冤受屈，不但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还严重影响了子女的参军入学，子女们成了平淡一族，老家的人也受到牵连。黄诚的革命资历没给自己家庭（他成家很晚），也没给老家带来实质性利益，倒是他遭罪使得“小家”和老家蒙受黯淡。尤其在家乡，置身其中的人（包括黄姓和别姓）都能感觉到延绵已久的，在新的年代以新的面孔出现的报复凶焰。不正常年代造就了人们的心理歧见，人一出罪错（或者不是什么罪错）就被全部否定，还株连家人。某些人（族群）骨子里的怨恨转化成报复，或者说寻找报复的时机。从生存层面思考，不过是生产生活资源紧缺，一些人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另一些人，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者，于是在漂亮辞藻下，非正义和不公正--“伪币驱逐良币”横行无忌。其实在每况愈下的情境，“报复的一方”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好心肠好生活。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从而结束了这种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蔓延。
人老怀土，是说人老了更加思念乡土故园，也就是落叶归根。几十年革命理论的灌输和人生挫折并没有挤掉黄诚的家园情怀，去掉政治包袱，正值步入老境，他的身体状况又不怎么好，他可以公开实施自己的“怀土”之思了。
1983年农历四月，他又一次回上犹，回平富麻子坝。这次他和妻子成行。在毛泽东纪念堂工作的乡亲黄英亿与县里联系，县里派车到韶关迎接。虽算不上隆重，家乡却出示热情，给予了对一个革命老人应有的尊重，在出行和住宿等方面给予了诸多便利。但在乡间还是交通不便，得迈开双腿。在营前他又高兴地看见了1977年全程陪同他的邹启元。这年他68岁，他内在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某种不祥的征兆（长了一颗瘤子）。他看望了亲人，还分别看了父母和大哥的坟，为葬于两个地方的父母修坟。新陈代谢，二哥义宦--家里又一个兄弟已辞世（1978）。
这一夜，黄诚住在老家厢房，离50年那次眨眼33年！他又一次感觉生他养他的家，触景生情他油然联想有关家里、麻子坝和童年的一切。这样的时刻，身外之物如荣辱、名誉、地位、革命理论等，都让位于浓浓的乡情--家园之情，父母及兄弟姐妹一一地涌现，仿佛还在身边，他同他们屈膝交谈。他仿佛看见，多少个春晨冬暮，母亲从屋里走到外面，走到他小时经常游玩的地方，怔怔地盼他归来，她为他平安喜悦，为他立功高兴，为他遭受冤屈而暗自吞泣，为他成家传出后人而由衷欢欣……家园才是他永远的信念。
他还到一个叫蛇头嘴的村子打听一个长征战友，得知那战友家里没人了，他怅然若失。他越往山里走，家园之情就越浓烈，亲人，战友，乡友，他们背后不正流淌着一条不会枯竭的家园之河么！人不在，家园在。家人叫他这次多住一段，他说：“我不走了。”这是他廖廖几次回老家，对家乡特有的亲近之感，自然他未能寻思，他“50年代遭际”正是农村和国家不断受挫的某种标记，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倘若把他的遭遇当作偶然的特例--假如他没出现1950年那次跌宕之旅，他能够顺畅地频频回家，他对人民公社时代的乡村持续贫困（包括物质和精神贫困），会不会产生像彭德怀拍案而起的想法呢？
他同妻子（东北人）坐小四轮去蕉坑看望大姐。路道变宽，生活在变化，乡情依旧。
当时政策，老革命回家建房可获5万元补助，他想在上犹建房。妻子因水土不服，皮肤过敏，眼起赤丝，她笑着说：“我一个人走，留你一人住老家。”
分别时，家人要他们“下次回来看看。”黄诚说：“不可能了，只有骨灰回来。”1985年黄诚在辽宁沈阳病逝，享年70。
他在战场上躲过了死神，在工作中挺过了挫折，在生活中挑战病魔，正是家园情怀让黄诚心有所系，在家乡也就留下了他深深的痕迹，激起了本文开头说的，在家族庆典上响亮地念叨他的名字和他一生的事迹。铅华落尽方显本色，家园情怀玉成了他的生命本色，因此，他本色的生命--家园情怀也就能穿过时代，经受时间的淘洗，抚慰并唤起现代人的心灵。家园情怀属于一种传统精神，正如当今学者所说，“传统理念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未来数年里，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扭转这一趋势。”（阎学通《中国行为的根源》）长征英雄黄诚以他的生命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珍贵的启示。
家园情怀铸就了本色生命；今天，黄诚的本色生命成了平富麻子坝家园的一个强劲的音符，在青山绿水中，它回响着也复活着。
